对于喜欢藏书、爱写书话的人来说，唐弢（音同涛）先生是一个高高的标杆。他1913年生于浙江省镇海县，1992年去世。一生藏书4万余册，其中绝大部分是现代文学书籍，更有不少珍稀本和签名本。他写有自述诗：“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诉衷曲。”
　　唐弢有目的地买书，始于1942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唐弢生前回忆道。
　　唐弢去世后，巴金先生希望将他的藏书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馆，最终如愿以偿。巴金评价说：“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2003年，现代文学馆举办“为书籍的一生——唐弢生平与藏书精品展”，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为了配合这次展览，现代文学馆还编印了《唐弢藏书目录》。我有幸得到两本，遂寄赠其中一本给朋友。在扉页上，我写道：“唐先生藏书与（写作）书话的成就与意义，我认为远超过他的鲁迅传写作。可惜晚年他仍想续写传记，而未将主要精力放在所藏图书上。不然，现代版本学必将有一辉煌巨著，对文化的贡献也必将更引人注目。”
　　书话讲的大体是书的知识和品书心得。作为现代书话的发轫者，唐弢认为，书话要有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他的《晦庵书话》影响深远，1980年首印5万册，3年后二印是1.1万册，放在现在该是畅销书了。我在大学就爱读这本书，后来写《人地书》书话，也是受他的启发。
　　我现在依然认为，如果唐先生晚年多写些类似《晦庵书话》的作品，进而写一本详述现代文学版本演变史的专著，该多好。那才是他最值得做的、别人也无法取代的工作。可惜，他没有做。
　　我结识唐弢时，他正在写《鲁迅传》。唐弢与鲁迅相识，上世纪30年代即参与《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后来又长期从事鲁迅佚文的补遗工作，是鲁迅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1984年4月，我走进位于北京永安里的中国社科院宿舍，采访唐弢。1个月后，发表了题为《晚年立下“军令状”，倾力写出〈鲁迅传〉》的报道。但立下的“军令状”，最终没有完成。1985年《鲁迅传》上部出版，直到我1990年左右最后一次见他时，下部还没有写完。他说还想写，但或许已预感到不可能完成了。可以说，为鲁迅写一本完整的传记，成了晚年唐弢难解的心结。
　　那次采访时，他知道我喜欢书，就拿出3本，签上名送给了我，一本是《文章修养》，另两本是毛边本（书装订好后不切边，书边不齐）的《晦庵书话》。在他看来，不是任何类型的书都适合做成毛边本，而书话这类特殊文体，最为适合。
　　也是1984年，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办，李宁连夺3枚金牌，中国女排也实现了“三连冠”。唐弢兴奋不已，给我寄来赠李宁和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打油诗”《奥运会两题》，并附信一封：
　　诗发与否没有关系，请勿勉强。因为有时间性，所以前次给你电话。我与袁伟民在全国人大时同一小组，较熟。李宁则不相识。病中看电视，颇有感触，以为有些宣传过份，反而起副作用。这两位是经得起胜负考验的人，故而加勉。至于旧诗，我虽打油也严守规则，不愿学时下滥调也。一笑！
　　我做副刊编辑时，一直约唐弢赐稿，他终于寄来一篇《言派传人》。 他们那一代人，喜欢戏曲的不少，经我手发表的卞之琳、吴晓玲、端木蕻良等人的文章，都写过戏曲。从文章看，唐弢绝对是京剧行家，虽然他自谦“所知甚少，浅薄得很”。文章最后，唐弢谈了自己对京剧变革的想法，三十几年过去，他的说法仍有一定道理：
　　还有一点，现在常有人说京剧的节奏太慢，不符合今天的生活规律……我以为笼统地说节奏慢是不对的。唱腔和演技都是艺术，有的节奏可以加快：疾风迅雷，奔流怒潮。有的却不能：细语微笑，浅斟低唱。这些地方必须放慢节奏，让人细细咀嚼，缓缓领略，才能辨出个中的韵味来。怎么能够说这是艺术的弊病呢？跌宕有致，从容不迫是“言派”唱腔的特点，节奏较慢，改变或者削弱它们，那么也就失掉了“言派”了。
　　1986年4月，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第一届书展，全国几百家出版社，3万余种图书参展。巧的是，在展厅一角，我碰到了唐弢和萧乾两位老先生。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时，最早研究书评，1935年从燕京大学毕业时，论文《书评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唐弢和萧乾神态差不多，都十分慈祥，当他们笑眯眯地和我讲话时，我觉得面前仿佛站着两个号型不一，但表情相似的弥勒佛，于是赶紧拍下一张他们的合影。
　　1988年秋天，我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文发表于《百花洲》杂志上。唐弢读后，写信给我，反省自己当年参与批判胡风：
　　我是春节前三天回家的，得读手书，但《百花洲》于春节次日始收到，即拜读。其间人来客往，不免断断续续，但我以为气势很盛，直至昨日，方全部读完。有此总结性文章，虽然是客观叙述，还是有倾向性的，极为必要。我写完《不准胡风歪曲鲁迅》（这是潘汉年要我写的，题目也是他定的，王元化以为极好，话虽尖刻，但始终从文艺思想问题着眼），即去苏联，记得是四月底，回来已是六月初，三批材料发表，已成“反革命”问题，目瞪口呆，但还是奉“命”作文，欠了许多债，内疚得很。当时所听“传达”，与大作完全不同，令人叹息。不过问题还在自己。
　　數月后，我去看望唐弢。他告诉我，一家杂志约他写一篇批评“重写文学史”的文章，他答应了，正在看校样。“重写文学史”旨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质疑和新的阐释。我委婉劝他，您这样的年纪不必写这种文章了。我还半开玩笑地说，提出这一主张的几个人，有的是我的朋友。他很注意地听，眼睛紧紧盯住我，随后，有些无奈地叹口气：“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怎么办？”我说：“要不，把一些言辞激烈的话删去？”他同意了。
　　命题作文，许多年里一直是唐弢无法摆脱的苦恼。他过于和善而显得懦弱，注定做不了拍案而起的斗士；他虽以杂文著称，但骨子里却缺少鲁迅的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状态与性格，很难独立把鲁迅的一生全面而准确地加以描述。我想，这也许才是他晚年无法完成《鲁迅传》的真正苦恼所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搜集到一份唐弢1968年7月19日“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题为《我所知道的有关徐懋庸、周扬在两个口号问题上攻击鲁迅的材料》。材料封面上，有专案组对交代内容所做的归纳：
　　1.鲁迅答徐懋庸的信公开后，徐碰到唐，向唐散布说给鲁迅的信是“私信”，攻击鲁迅，并声称要公开答复。唐说鲁迅病重，劝他不要发表，徐执意不从。
　　2.鲁迅病逝后，徐懋庸写挽联“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含有幸灾乐祸意思。
　　这份材料系圆珠笔复写件，正文共6页，但缺首页。其中唐弢写到不少亲历故事。虽是荒唐时代于窘状中被迫所写，却也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不妨把这种尴尬视为历史的另一种留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