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来之际最火爆的文化现象是什么？恐怕非《论语》和孔子的走红莫属。在引爆孔子流行的始作俑者看来，孔子之所以在中国被尊为圣人，是因为他“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的”，他微言大义，说出了“为人处世最基本的真理”，可使人感到“朴素而温暖”，获得“内心的安宁”。
　　倘若真是这样，那孔子应该生前就广受推崇才对。但事实上，孔子生前倒霉，身后寂寥:周游列国却没有任何一国对他那一套感兴趣，还差点饿死在路上;死后地位也不过就是诸子中的一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他的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后还一度濒临失传，幸亏汉景帝年间被偶然从一座年久失修旧宅的墙壁里挖了出来。
　　然而在孔子死后三百多年的汉武帝时期，儒家却突然压倒百家，获得独尊地位，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因为孔子“朴素而温暖”的“真理”？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儒家成为独尊，吃到贡品却不是孔子，而是周公。
　　又过了一百多年后，到了公元元年，孔子才得到他的第一个光荣封号:褒成宣尼公。但是授予他这个封号的人恐怕就不那么光荣了，因为此人叫做王莽，后世历代史家都将其写成人人可得而诛之的窃国大盗！孔子第一个封号为什么会来自这样一个窃国大盗呢？
　　至于今天有人把孔子当成“头号圣人”，其实来自他的最高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然而授予他这顶“高帽子”的人，恐怕是不会认为《论语》中包含“基本真理”的。说来也有点匪夷所思，孔子的最高封号，竟然得自对儒家毫无兴趣的元武宗海山。元武宗海山是从漠北草原率领大军杀入大都（今北京）武力夺位的，此人斗大的汉字未必认识一筐，并且是个喇嘛教的狂热分子，恐怕不可能对《论语》有任何心得，那他为什么要给孔子戴上最高的帽子呢？
　　这一串串看似“不合逻辑”的史实，其实可能最合逻辑，因为这些现象在昭示，把孔子一步步推上圣坛的力量，绝非什么“朴素真理”在“感召人们心灵”的力量，而是真实权力运行的力量。
　　也许，孔子走上圣坛的历史过程，远比《论语》的文字更能揭示什么才是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然生长脱胎出来的”。
　　孔子得到尊崇，有没有其理论的内在力量呢？固然是有的，不过不是什么“关爱他人”的“仁爱精神”，而是“礼治”的主张切合中国这个以农为本的天下的实际。那什么是“礼治”呢？就是“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序”，也就是严格的等级秩序。这套礼治的思路主张人们各安本分，比较对统治者的胃口。但这并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蕴藏在统治秩序运行的奥秘之中。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已经被各类电视评书讲得满嘴白沫了，但他们无一例外是这样阐述故事的:学识渊博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请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英明领袖汉武帝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政策建议，实行了关于一切学术研究必须以孔子传播的儒家学说为指导原则的政策。伟大领袖以历史性的目光和开明的胸襟采纳了一位进步知识分子的建议，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多么美好的故事！
　　然而，这美好的故事不过是后世的编造而已，事实上，在汉武帝继位第一年的那次著名的招贤纳士名单中，并没有董仲舒的名字，因此所谓董仲舒在那时以“直言敢谏”打动汉武帝，纯属子虚乌有。在独尊儒术的真实历史舞台上，主要角色并没有董仲舒。
　　汉武帝继位之初，名为天子，实际上却等同傀儡，因为实权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手中。自从开国皇帝刘邦的老婆吕后开始，西汉的母后干政便成为“传统”。
　　窦老太太能够掌控朝廷的最高权力，凭的是她丈夫汉文帝的幽灵。汉文帝统治时期，正是汉家天下立国之初的艰苦岁月，秦末天下混战和楚汉相争的兵燹之后，苦难深重的大地需要修养生息。因此，主张无为而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黄老之术就成了汉文帝的选择。当汉文帝去世，窦老太太晋位皇太后之后，“黄老”就成了窦老太太的政治招牌。她打着这一招牌一直主导着儿子汉景帝时期的政局，“自由主义”的政策造就了被后世溢美为“文景之治”的繁荣时代。
　　当窦老太太的孙子刘彻（汉武帝）继位为皇帝的时候，老太太就成为太皇太后了。“皇太后”的称号便送给了一个新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人物——皇帝之母王氏。
　　当时，身居各路要职的有两派主要势力:一派是先君汉景帝时期的旧臣，也就是窦氏家族的诸位高官，简称诸窦。另一派则是以太后王氏的同母异父弟弟田为代表的新进政治势力。显然，田只有扳倒诸窦，才能独揽大权。于是，田、窦之间的权争就在学术理论斗争的幌子下展开了。
　　田迫不及待，在刘彻登基后第一个元旦便出招儿，让新皇帝下了普招贤良的诏书。在“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大题目底下，隐含着田的个人用意分,提拔两个人登台，就是做过刘彻老师的王臧及其同学赵绾，这两人碰巧是当时儒家最大符号,申公的门生。申公是汉高祖刘邦在孔子故里接见过的学者中当时唯一在世者，当时已年近百岁，资历在所有学派中恐怕都是最老，用来拉大旗做虎皮再合适不过。当然，既是普招贤良，就不能只招儒家的弟子，也得给其他各家学说的代表留出一定的名额。等到录取工作结束，儒、法、黄老，乃至搞挑拨离间研究的纵横家代表纷纷榜上有名的时候，田却指使人出来挑刺，说:“法家主张严刑，纵横家研究的是诡计，应该都取消掉”。只指责法家和纵横家，不指责黄老。以此来试探窦老太太的反应。也不知窦老太太是装糊涂还是真的一时糊涂，就批准了罢黜法家和纵横家的奏折。
　　于是王臧和赵绾顺利进入四人组成的核心决策层。田当了帝国第二大的官儿御史大夫，为了搞政治平衡，最大的官儿丞相给了窦老太太的侄子、热衷儒术的窦婴。至此，帝国的核心决策层已经全部更换为儒家人物。
　　然而次年，正当这些新晋官僚使出第二招儿，请皇帝批准关于“日常性事务不需报请老太太批准，皇帝可以拿主意”的奏章的时候，被窦老太太事先察觉，免掉了四人的官职。王臧、赵绾在狱中自杀，田、窦婴只好回家歇着去了。这说明，儒家学说是不是最适合统治者的胃口，不是最重要的，权力力量的对比，才是决定性的。
　　直到六年后窦老太太死去，田才得以重新出山。重新掌权的田自然少不了要打击政治对手，而此番打击，明确提出“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用意昭然若揭，就是为了以“罢黜黄老”的名义清除诸窦势力。
　　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据历史学家考证，实际发生在窦老太太逝世前后，已无法控制大局，汉武帝逐步接掌权力之时。所以，罢黜百家，实际是罢黜黄老一家之权，独尊儒术，实际是援引儒生为官，这两件事情并没有董仲舒什么功劳。但董仲舒却也有一项重大历史贡献，就是建立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传授学生。这就把儒家学说放到了唯一官学的位置上，并由国家权力为后盾推行。所以此后儒家成了事实上唯一存在的学派，无所谓“尊”与“不尊”，反正别的学派也消失了。因此，后世的权力斗争，就不会表现为儒家和别的“家”斗争了，只能是儒家的不同派别之争。派别之争也构成了孔子获得第一个封号的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虽然把儒家立为官学，但尊崇的圣人却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周公被认为是儒家提倡的礼治秩序的创立者，而孔子只是一个阐发、宣传者，因此学官之中只有五经，没有《论语》。而正是对五经的不同解读，在西汉末期诱发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从而把孔子推上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