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预嘱免除了家人对垂死病人抢救与否做决定的为难，也保证了患者本人临终尚能把握个人生死的决定权，贯彻自己的意志。在美国，签署生前预嘱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
　　友人小红的伯父入住ICU多日，医生坦言已无生还机会。继续抢救还是拔掉呼吸机？这个艰难的决定摆在了小红的伯母和姐姐面前。
　　女儿觉得继续抢救毫无意义，只是徒然延长父亲的痛苦，而且糜费不菲，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母亲同意女儿的观点，但还是拿不定主意：放弃抢救，自己于心不忍，再说，亲戚朋友会不会有非议呢？
　　现代医学救死扶伤的手段日新月异，能力不断提升，甚至可以在ICU凭借各种手段，维持病人的弥留状态达数月或更长时间，病人一口气游丝般悠着，不死不生。
　　医学的现有水平延缓了肉体消亡的自然进程，但很难说一定是临终病人的福音。有鉴于需要做出抢救与否的决定时病人已经不能发言、配偶子女难以决策的困境，美国医疗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生前预嘱”，要求病人回答浓缩成四个关键问题的“多选题”：
　　第一，如果心脏停搏，是否进行心脏复苏；
　　第二，是否采取插管和机械通气之类的积极治疗？
　　第三，是否使用抗生素；
　　第四，是否接受鼻饲或者静脉营养？
　　生前预嘱免除了家人对垂死病人抢救与否做决定的为难，也保证了患者本人临终尚能把握个人生死的决定权，贯彻自己的意志。
　　另外，考虑到病情变化的复杂性，可能需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临时决定，在生前预嘱中，往往需要指定自己不能发言时，与医生讨论治疗措施的决策者。指定的决策者一般是配偶，如果没有配偶或配偶没有决策能力，则决策权下移给子女或者信任的亲友。
　　例如，我婆母指定的第一序列代为决策者是我的公公，第二序列决策者是我夫君和大姑。结果，我公公却走在婆母前面，因而在我婆婆临终的时候，夫君姐弟决定不进行任何抢救，只是给予减少情绪焦虑和身体痛苦的药物，最终她走得又快又安详。
　　如果死亡不可避免，那么，避免最大限度地减少无谓的折腾和痛苦，应该是很多人对自己和亲友共同的心愿吧。
　　绝大多数国人还没有签署生前预嘱的意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绝大多数人像小红伯父那样，无法在涉及自己去留的关键问题上体现自己的意志，只好承受现代医学提供的让病人活不了也死不了的抢救。可以想见，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们宁愿在神志清醒的时候签订生前预嘱；也不至于让像小红伯母、姐姐那样的家属陷于涉及临终亲人留放决策的困境。
　　如果说，做临终亲人抢救与否的决定时，美国家属只需考虑病人的心愿和最高利益的话，那么相比之下，社会舆论等因素则对中国人的决策构成不小的影响。在病人没有指定治疗决策者的情况下，于法、于理、于情，小红伯母作为配偶都应拥有最大的决定权，姐姐处于辅助母亲的位置。如果母女二人观点不一致，应以母亲的态度为准；如果亲戚、朋友没有应邀参与决策，最好不要说三道四，以免干扰家属决策。
　　那么，伯母如何决策、依据何在呢？我以为，应该以病人的福祉为核心和最高目标，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还是以我公婆家为例，这也是我夫君姐弟俩的决策方式。他们放弃抢救婆婆的理由是，“如果我处于垂死状态，我不想接受那些抢救措施。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妈妈经受呢？”公公头部受伤以后，在医院抢救了近半年才去世，恰是因为他在预嘱中要求“采取一切治疗措施”。结果，婆母和夫君姐弟眼睁睁地看着他遭受了近半年的抢救折磨。他们觉得那是个很不人道的过程。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小红的伯母觉得，换成自己，情愿放弃抢救，那么，真正爱病人、对他负责，就应该果断地让他走，自己则勇敢地面对舆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不仅是最可靠的决策，甚至根本就是是否真诚、是否道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