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把这支力量看成一个创业公司，那陕北这13年就是一个关键的成长期
“这个女孩不怵。”
文献纪录片《延安13年》的总编导樊志远和总撰稿李向前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说的是节目组年轻编导李辉。由于善于沟通，“不怵”领导，一来二去地，去送审的工作就落在了她的头上。
作为专门生产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历史节目部，他们的节目几乎无一例外都要送全国重大题材理论文献专题片创作领导小组（简称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审查。既要符合规范，又要适应现在以年轻人为主的市场，十多年来，樊志远从一个助理编导成长为总编导，一直跳着这样一种方寸之间的舞蹈。
“你做一部纪录片，你不会只讲故事，你会问为什么。当你不带偏见、放在当时情境下去考量利弊，包括整风这种曾经被认为是禁忌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化的。延安这13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最具朝气的阶段，从最低谷，到铸造成一支能够统一全国的政治力量。如果把这支力量看成创业公司，那这13年就是一个关键的成长期。”樊志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北上抗日是政治制高点”
2016年1月，《延安13年》摄制组正式组建。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历史节目部主任王燕担任总制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向前担任总撰稿。李向前可谓是新影历史节目部的“御用”总撰稿，合作多年。
毛泽东曾说：“我看陕北是两点：落脚点和出发点。”研究隐蔽战线的专家郝在今通俗地将延安比喻为中国共产党的“龙兴之地”。这部片子就是要揭示延安（包括陕北）为何能以及如何担负起这样的作用的。
春节后，剧组带着分集大纲，兵分两路，开始拍摄。一路走北线，从榆林到延安;一路走南线，从西安到延安。为了突显陕北的地势，剧组带了两架大疆无人机。以前都是1080×920的高清画面，这次是4K的，画质足以用于大银幕。
片子共分六集，以时间划分。从第一集的落脚点，到最后一集的出发点。
李向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是一个巨大危机，转来转去，不知道在哪落脚。后来和四方面军汇合后，大家觉得应该在川陕甘一带建立根据地，因为这里更接近苏联。但是张国焘不想北上，觉得北上没前途。四方面军被胡宗南的精锐部队追着屁股打，周恩来曾说张国焘怕胡宗南。但中央觉得北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落脚上都是有利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了，北上抗日是政治制高点。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省哈达铺镇，毛泽东让人去给他找些“精神食粮”来，结果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找来了一捆旧报纸。毛泽东这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有正规红军5万人。这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了。
延安革命紀念馆研究员刘煜向剧组介绍，西北这块革命根据地始终没有丢，一是因为刘志丹等搞统一战线搞得好，二是这里地处偏僻，国民党正规部队没有进来，只有地方实力派和军阀。
李向前说，高岗认为是陕北救了中央，没有陕北你们找不到落脚点，而习仲勋认为，是中央救了陕北（解救了肃反中被抓起来的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人）。这个争论和后来的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刘志丹》风波也有关系。
红军落脚陕北后，为了突破这里“地贫、人穷、兵员缺”的局限，找到出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很大胆的一步棋：东渡黄河，挺进山西。
1936年2月20日，带着“扩红、筹款、赤化”三大任务的东征战役打响。
就是在东征途中，毛泽东在陕北一农家的炕头，写下了以诗言志的名作《沁园春·雪》。也是在东征中，时任红28军军长刘志丹牺牲，年仅33岁。
李向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征打到山西，表达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愿。
对东征和抗日的关系，毛泽东在给阎锡山等人的带话中表述得很清楚：第一是在绥远给红军十几个县，作为抗日的根据地;第二是在雁北给红军让条路，红军开赴河北、察哈尔去打日军;第三是“联共抗日”，共产党打第一线。
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山西，红军退回了陕北，结束了历时75天的东征，缴获甚多，扩红8000。更重要的是，开始树立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形象。
抗日名片
这个形象，此后一步一步强化。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辗转来到陕北，成为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李向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斯诺之所以能成行，主要原因是中共中央转变了战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否则不会邀请外国记者来访，来了还有暴露军事力量的可能。介绍信是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起草，刘少奇直接批准的。遗憾的是，这次拍《延安13年》，李向前没能找到这封介绍信。
如今能看到的红军初到陕北的照片、电影，大多出自斯诺之手。这些影像资料，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最好的宣传。
当年到延安的女青年周苏菲回忆，中共地下党员把斯诺拍的照片给他们看，问他们，这样的生活你能过吗？你喜欢吗？“我马上就决定，我说我喜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是给这个“创业公司”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根据协议，张学良让出了延安。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搬进了较大的城市延安。因此李向前解释说，《延安13年》严格说来是陕北13年。
内战停止，中共抓住这个机遇，大搞“公关”活动。
1937年3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 作家史沫特莱有过一次“窑洞对话”。
史沫特莱：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会变为民族主义者？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为抗日到最后一滴血”，一时广播于海内外。
当年清明，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
毛泽东亲撰祭文：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时人赞叹，这祭文，就是共产党人的出师表。
5月2日，延安迎来了新的客人——斯诺的妻子、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毛泽东特意将第二次采访的日期定在美国的独立日——7月4日。这次采访中，两人约定，下一次采访定在7月8日。
但这个约定再也没能兑现。就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10月，斯诺的书《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書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这本书不胫而走，很多青年都是看了这本书后心向往之，奔赴延安的。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除抗日军政大学外，又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一大批学校。这座偏远闭塞的陕北小城，一下子变身抗日大学城。
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来讲课，谈到青年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有200万学生，谁掌握着这200万学生，这个天下就是他的。
初到陕北的女作家丁玲说，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不料却这么漂亮。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充满青春朝气。
看了影片中的影像资料，你会发现，丁玲所说的“漂亮”并非虚言。
延安甚至是与时尚接轨的。后来担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曾回忆，当时的延河，水量不小，河水清澈见底。冬天可以滑冰，夏秋季能游泳，还举行游泳比赛。
《延安13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是，一个穿着紧身泳裤的男青年，从高高的延河岸上，以高台跳水的标准姿势，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翩然入水。
如果用现在的话语，延安已被成功打造成一张抗日的名片了。
红色外交
对内公关，对外则开展了红色外交。
确定专门以一集篇幅讲外交，是总撰稿李向前力主的。
执行总编导兼这集的分集导演詹先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片子是从党建角度来做的，一些专家认为当时延安的外交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李向前一直坚持。“李老师毕竟有30多年的研究经验，我们和他也合作过好几部片子了，对他的专业能力是相当信任的。”
延安的创业者们，深知信息就是生产力。窑洞顶上，黄土塬上，天线耸立。多台收讯三灯机可以收到世界五大通讯社以及重庆中央社的所有电讯。抄收的世界消息，被编成《参考消息》，油印出来供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中央机关参阅。
罗斯福的亲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卡尔逊是延安接待的第一位美国官员。
在日记中，卡尔逊这样描述毛泽东：“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
卡尔逊后来在《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称赞八路军发展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
1944年夏，延安机场迎来了美军观察组的到来。
《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觉得原标题温度不够，亲自加上去的。
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到延安后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
1996年，李向前随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组去美国，在西雅图一家养老院见到了谢伟思。谢伟思谈到他眼中延安和重庆的差别，说延安不像重庆，总是要这要那。
美军观察组拍摄的一段彩色影像，成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詹先玲说，2011年做文献纪录片《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她打听到上海电视台一个栏目组从美国弄到了这些影像，就从他们那借用了这批资料。这一次再跟对方协商，对方同意他们再次使用这批资料。
这一集成了最后完成的一集。“领导看完踏实多了。”樊志远笑着说。
人和思想都要入党
延安整风，则让这个创业公司最终确立了领导核心和领导权威。
李辉进组时，还剩下第三集《理论升华》和第四集《力量之源》没被领走。因为第四集的台本还没写出，开始说让她做第三集，后来樊志远说，你还是做第四集吧，这个更有挑战性。
这一集可以说是6集中最敏感的一集。不过，主要是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没有涉及。
李辉拿到了两个本子，一个是李向前的本子，一个是经过樊志远故事化后的。李向前的本子理论性强，但思路清楚，让她明白了延安整风的逻辑链条。
对延安整风，之前她的了解只停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她高中时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高一时她成绩不太好，就不让她当学生会干部了，这让她产生了抵触情绪，跟老师对着干，对历史这门课不愿意好好学。没想到工作后却从事了历史节目制作，一干就是10年。这些年做节目，听亲历者讲历史故事，她最大的感受是，时势造英雄。
她从旧书网上买了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所著的《延安整风实录》。巧的是，这是张树军的签名赠送本，写着某某惠存。后来她采访张树军时，首先谈起了这个愉快的小插曲。
她还在网上看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如曾彦修所写的《我所经历的“延安整风”》等。2011年做纪录片《我们在延安》时，采访中也涉及了这次整风，看得出有的人至今心存芥蒂。不过她认为，虽然“抢救运动”的扩大化确实伤了一些人，但整体来看，能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必要的。 除了负责自己这一集，她还负责在北京的专家采访。他们常跟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这三个机构打交道，对专家资源比较熟悉。如果对方觉得自己不合适，也会推荐合适的专家。
他们有一个微信工作群。在采访前，各位编导会把自己的问题发上来。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是第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节目组刚开始没底，共列出了30多个问题，几乎采了一整天，把采访对象累得精疲力尽。
对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的采访在文献研究室的大会议室进行，节目组对这里早已轻车熟路了。杨胜群对录像很在行，谈完后还要从监视器里从头到尾回看一遍。李辉觉得领导就是有理论高度，他说的延安青年“人入了党，思想没入党”，让她觉得言简意赅，一听“我就特明白了”。
作为分集导演，一个主要挑战是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影视语言，“煽情的地方要把节奏打开”。比如，时隔70年之久，一些耄耋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哪天入的党。他们设计了这样的镜头：老人们深情讲述，然后画面被定格，上字幕，音乐烘托。
经过落脚、抗日、党建、整风、外交这五集后，就到了最后一集《向胜利出发》了。
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中共主动放弃了延安。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
他不是说大话。这个创业公司，其实已经悄然完成原始积累，具备与国民党逐鹿中原的实力了。
重大题材小组审片
在摄制工作进行的同时，重大题材领导小组的审稿意见也下来了。
领导小组提出，张闻天的内容篇幅太多，有点跑题了，应压缩。其中述及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职位变化的内容，领导小组认为与整风的主题关系不大，应去掉。
《中国新闻周刊》问总撰稿李向前，毛泽东的地位确定的过程是否是这部片子需要把握的一個难点，因为以前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实际上这样说并不确切。李向前很肯定地说，这在党史界都是早有定论的事，不存在任何争议。
他介绍，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职务上还不是最高，但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层。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后，因周恩来生病，毛泽东实际上成为最高军事指挥。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12月，重新成立了新的“中革军委”，毛泽东任主席，正式成为最高军事领导人。1937年王明回国，他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大家都觉得他要成为领袖。他当了长江局书记，自立核心。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要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会议结束，参会全体成员照了一张合影。为谁坐在中央，大家谦让了许久。毛泽东坚不居中，站在了最后一排的边上，王明则坐在了第三排居中。
这次会议后，遵义会议后确定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也逐渐淡出。之前开会是在张闻天的窑洞开，之后就是在毛泽东的窑洞开了。
领导小组还提出，延安整风有两个层次——中央层面和一般干部层面，这一点没有说清楚。并对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意见。
成片完成后，在新影的标准放映室里举行了审片会。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和剧组全体成员参加，6集节目连放。
小组组长由原广电总局副总编辑金德龙担任，成员来自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等。小组成员人手一份台本，边看边提意见。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张树军细心地指出了一个穿帮镜头，说怎么七八月树上就没树叶了。
看完片子后，移师旁边的贵宾休息室座谈。
小组成员从总体上肯定了这部片子，也提出了审改意见。
如第四集《力量之源》原来的开头，是王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自己1930年写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王明在再版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解说词说：王明这时再版他的书，是个挑战性的行动。它挑起了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的争论。……由此，一个锻造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逐渐在延安及各根据地拉开帷幕。
领导小组成员提出，这样开头不好，好像整风是专门针对王明的，事实上，整风是肃清错误的思想认识，以这本小册子放在开头，“太重了”。
时间很紧了，过两天就要交片，幸好精熟党史的李向前立刻想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从小八路梦见马克思说起。
改后的片子开头变成了：一位15岁的小八路写了一篇日记，记的是他在参加完学习竞赛大会后，梦见了马克思。“他摸我的头，听我们唱歌，叫我们也努力学习。我也给他提了意见，认为他的胡子太长，有点不卫生，要常常洗脸才好。”
李辉去查小八路日记的出处，只在一篇纪实文学中找到了这个故事，心里有点不踏实。不过，李向前肯定地告诉她，这个故事众所周知。于是，她给这个开头配上了一只手在纸上写东西的特写，并做了“羽化处理”，让画面看起来朦朦胧胧，以模拟梦境。
片子改好后，连同台本一起，送到合作方中央党史研究室再审。李辉回忆，张树军主任极其严谨，连标点符号都会改过来。
文字上改动一个字，节目就得相应地改配音、改音乐，工作量不小。
改完后，连片子带改前、改后的节目台本，再次送审。
中央党史研究室签字通过后，再送领导小组组长，重复同样的流程。
记者向李辉转述了领导对她“不怵”的夸奖，她听后有些惊奇地笑了，说这个工作就是跑跑腿，谁都可以做呀。想了想又说，偶有一些情况，比如稿纸上删掉一个字，可同期声实在没办法抠掉这个字，像这种地方，就需要向领导做些解释和沟通。
往返多次之后，她终于得到通知，可以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准播证了。
片子就此进入待播状态，等待中央电视台的排期。
“这个女孩不怵。”
文献纪录片《延安13年》的总编导樊志远和总撰稿李向前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说的是节目组年轻编导李辉。由于善于沟通，“不怵”领导，一来二去地，去送审的工作就落在了她的头上。
作为专门生产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历史节目部，他们的节目几乎无一例外都要送全国重大题材理论文献专题片创作领导小组（简称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审查。既要符合规范，又要适应现在以年轻人为主的市场，十多年来，樊志远从一个助理编导成长为总编导，一直跳着这样一种方寸之间的舞蹈。
“你做一部纪录片，你不会只讲故事，你会问为什么。当你不带偏见、放在当时情境下去考量利弊，包括整风这种曾经被认为是禁忌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化的。延安这13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最具朝气的阶段，从最低谷，到铸造成一支能够统一全国的政治力量。如果把这支力量看成创业公司，那这13年就是一个关键的成长期。”樊志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北上抗日是政治制高点”
2016年1月，《延安13年》摄制组正式组建。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历史节目部主任王燕担任总制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向前担任总撰稿。李向前可谓是新影历史节目部的“御用”总撰稿，合作多年。
毛泽东曾说：“我看陕北是两点：落脚点和出发点。”研究隐蔽战线的专家郝在今通俗地将延安比喻为中国共产党的“龙兴之地”。这部片子就是要揭示延安（包括陕北）为何能以及如何担负起这样的作用的。
春节后，剧组带着分集大纲，兵分两路，开始拍摄。一路走北线，从榆林到延安;一路走南线，从西安到延安。为了突显陕北的地势，剧组带了两架大疆无人机。以前都是1080×920的高清画面，这次是4K的，画质足以用于大银幕。
片子共分六集，以时间划分。从第一集的落脚点，到最后一集的出发点。
李向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是一个巨大危机，转来转去，不知道在哪落脚。后来和四方面军汇合后，大家觉得应该在川陕甘一带建立根据地，因为这里更接近苏联。但是张国焘不想北上，觉得北上没前途。四方面军被胡宗南的精锐部队追着屁股打，周恩来曾说张国焘怕胡宗南。但中央觉得北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落脚上都是有利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了，北上抗日是政治制高点。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省哈达铺镇，毛泽东让人去给他找些“精神食粮”来，结果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找来了一捆旧报纸。毛泽东这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有正规红军5万人。这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了。
延安革命紀念馆研究员刘煜向剧组介绍，西北这块革命根据地始终没有丢，一是因为刘志丹等搞统一战线搞得好，二是这里地处偏僻，国民党正规部队没有进来，只有地方实力派和军阀。
李向前说，高岗认为是陕北救了中央，没有陕北你们找不到落脚点，而习仲勋认为，是中央救了陕北（解救了肃反中被抓起来的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人）。这个争论和后来的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刘志丹》风波也有关系。
红军落脚陕北后，为了突破这里“地贫、人穷、兵员缺”的局限，找到出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很大胆的一步棋：东渡黄河，挺进山西。
1936年2月20日，带着“扩红、筹款、赤化”三大任务的东征战役打响。
就是在东征途中，毛泽东在陕北一农家的炕头，写下了以诗言志的名作《沁园春·雪》。也是在东征中，时任红28军军长刘志丹牺牲，年仅33岁。
李向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征打到山西，表达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愿。
对东征和抗日的关系，毛泽东在给阎锡山等人的带话中表述得很清楚：第一是在绥远给红军十几个县，作为抗日的根据地;第二是在雁北给红军让条路，红军开赴河北、察哈尔去打日军;第三是“联共抗日”，共产党打第一线。
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山西，红军退回了陕北，结束了历时75天的东征，缴获甚多，扩红8000。更重要的是，开始树立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形象。
抗日名片
这个形象，此后一步一步强化。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辗转来到陕北，成为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李向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斯诺之所以能成行，主要原因是中共中央转变了战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否则不会邀请外国记者来访，来了还有暴露军事力量的可能。介绍信是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起草，刘少奇直接批准的。遗憾的是，这次拍《延安13年》，李向前没能找到这封介绍信。
如今能看到的红军初到陕北的照片、电影，大多出自斯诺之手。这些影像资料，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最好的宣传。
当年到延安的女青年周苏菲回忆，中共地下党员把斯诺拍的照片给他们看，问他们，这样的生活你能过吗？你喜欢吗？“我马上就决定，我说我喜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是给这个“创业公司”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根据协议，张学良让出了延安。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搬进了较大的城市延安。因此李向前解释说，《延安13年》严格说来是陕北13年。
内战停止，中共抓住这个机遇，大搞“公关”活动。
1937年3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 作家史沫特莱有过一次“窑洞对话”。
史沫特莱：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会变为民族主义者？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为抗日到最后一滴血”，一时广播于海内外。
当年清明，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
毛泽东亲撰祭文：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时人赞叹，这祭文，就是共产党人的出师表。
5月2日，延安迎来了新的客人——斯诺的妻子、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毛泽东特意将第二次采访的日期定在美国的独立日——7月4日。这次采访中，两人约定，下一次采访定在7月8日。
但这个约定再也没能兑现。就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10月，斯诺的书《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書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这本书不胫而走，很多青年都是看了这本书后心向往之，奔赴延安的。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除抗日军政大学外，又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一大批学校。这座偏远闭塞的陕北小城，一下子变身抗日大学城。
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来讲课，谈到青年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有200万学生，谁掌握着这200万学生，这个天下就是他的。
初到陕北的女作家丁玲说，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不料却这么漂亮。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充满青春朝气。
看了影片中的影像资料，你会发现，丁玲所说的“漂亮”并非虚言。
延安甚至是与时尚接轨的。后来担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曾回忆，当时的延河，水量不小，河水清澈见底。冬天可以滑冰，夏秋季能游泳，还举行游泳比赛。
《延安13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是，一个穿着紧身泳裤的男青年，从高高的延河岸上，以高台跳水的标准姿势，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翩然入水。
如果用现在的话语，延安已被成功打造成一张抗日的名片了。
红色外交
对内公关，对外则开展了红色外交。
确定专门以一集篇幅讲外交，是总撰稿李向前力主的。
执行总编导兼这集的分集导演詹先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片子是从党建角度来做的，一些专家认为当时延安的外交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李向前一直坚持。“李老师毕竟有30多年的研究经验，我们和他也合作过好几部片子了，对他的专业能力是相当信任的。”
延安的创业者们，深知信息就是生产力。窑洞顶上，黄土塬上，天线耸立。多台收讯三灯机可以收到世界五大通讯社以及重庆中央社的所有电讯。抄收的世界消息，被编成《参考消息》，油印出来供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中央机关参阅。
罗斯福的亲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卡尔逊是延安接待的第一位美国官员。
在日记中，卡尔逊这样描述毛泽东：“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
卡尔逊后来在《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称赞八路军发展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
1944年夏，延安机场迎来了美军观察组的到来。
《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觉得原标题温度不够，亲自加上去的。
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到延安后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
1996年，李向前随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组去美国，在西雅图一家养老院见到了谢伟思。谢伟思谈到他眼中延安和重庆的差别，说延安不像重庆，总是要这要那。
美军观察组拍摄的一段彩色影像，成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詹先玲说，2011年做文献纪录片《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她打听到上海电视台一个栏目组从美国弄到了这些影像，就从他们那借用了这批资料。这一次再跟对方协商，对方同意他们再次使用这批资料。
这一集成了最后完成的一集。“领导看完踏实多了。”樊志远笑着说。
人和思想都要入党
延安整风，则让这个创业公司最终确立了领导核心和领导权威。
李辉进组时，还剩下第三集《理论升华》和第四集《力量之源》没被领走。因为第四集的台本还没写出，开始说让她做第三集，后来樊志远说，你还是做第四集吧，这个更有挑战性。
这一集可以说是6集中最敏感的一集。不过，主要是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没有涉及。
李辉拿到了两个本子，一个是李向前的本子，一个是经过樊志远故事化后的。李向前的本子理论性强，但思路清楚，让她明白了延安整风的逻辑链条。
对延安整风，之前她的了解只停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她高中时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高一时她成绩不太好，就不让她当学生会干部了，这让她产生了抵触情绪，跟老师对着干，对历史这门课不愿意好好学。没想到工作后却从事了历史节目制作，一干就是10年。这些年做节目，听亲历者讲历史故事，她最大的感受是，时势造英雄。
她从旧书网上买了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所著的《延安整风实录》。巧的是，这是张树军的签名赠送本，写着某某惠存。后来她采访张树军时，首先谈起了这个愉快的小插曲。
她还在网上看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如曾彦修所写的《我所经历的“延安整风”》等。2011年做纪录片《我们在延安》时，采访中也涉及了这次整风，看得出有的人至今心存芥蒂。不过她认为，虽然“抢救运动”的扩大化确实伤了一些人，但整体来看，能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必要的。 除了负责自己这一集，她还负责在北京的专家采访。他们常跟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这三个机构打交道，对专家资源比较熟悉。如果对方觉得自己不合适，也会推荐合适的专家。
他们有一个微信工作群。在采访前，各位编导会把自己的问题发上来。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是第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节目组刚开始没底，共列出了30多个问题，几乎采了一整天，把采访对象累得精疲力尽。
对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的采访在文献研究室的大会议室进行，节目组对这里早已轻车熟路了。杨胜群对录像很在行，谈完后还要从监视器里从头到尾回看一遍。李辉觉得领导就是有理论高度，他说的延安青年“人入了党，思想没入党”，让她觉得言简意赅，一听“我就特明白了”。
作为分集导演，一个主要挑战是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影视语言，“煽情的地方要把节奏打开”。比如，时隔70年之久，一些耄耋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哪天入的党。他们设计了这样的镜头：老人们深情讲述，然后画面被定格，上字幕，音乐烘托。
经过落脚、抗日、党建、整风、外交这五集后，就到了最后一集《向胜利出发》了。
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中共主动放弃了延安。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
他不是说大话。这个创业公司，其实已经悄然完成原始积累，具备与国民党逐鹿中原的实力了。
重大题材小组审片
在摄制工作进行的同时，重大题材领导小组的审稿意见也下来了。
领导小组提出，张闻天的内容篇幅太多，有点跑题了，应压缩。其中述及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职位变化的内容，领导小组认为与整风的主题关系不大，应去掉。
《中国新闻周刊》问总撰稿李向前，毛泽东的地位确定的过程是否是这部片子需要把握的一個难点，因为以前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实际上这样说并不确切。李向前很肯定地说，这在党史界都是早有定论的事，不存在任何争议。
他介绍，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职务上还不是最高，但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层。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后，因周恩来生病，毛泽东实际上成为最高军事指挥。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12月，重新成立了新的“中革军委”，毛泽东任主席，正式成为最高军事领导人。1937年王明回国，他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大家都觉得他要成为领袖。他当了长江局书记，自立核心。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要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会议结束，参会全体成员照了一张合影。为谁坐在中央，大家谦让了许久。毛泽东坚不居中，站在了最后一排的边上，王明则坐在了第三排居中。
这次会议后，遵义会议后确定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也逐渐淡出。之前开会是在张闻天的窑洞开，之后就是在毛泽东的窑洞开了。
领导小组还提出，延安整风有两个层次——中央层面和一般干部层面，这一点没有说清楚。并对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意见。
成片完成后，在新影的标准放映室里举行了审片会。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和剧组全体成员参加，6集节目连放。
小组组长由原广电总局副总编辑金德龙担任，成员来自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等。小组成员人手一份台本，边看边提意见。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张树军细心地指出了一个穿帮镜头，说怎么七八月树上就没树叶了。
看完片子后，移师旁边的贵宾休息室座谈。
小组成员从总体上肯定了这部片子，也提出了审改意见。
如第四集《力量之源》原来的开头，是王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自己1930年写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王明在再版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解说词说：王明这时再版他的书，是个挑战性的行动。它挑起了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的争论。……由此，一个锻造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逐渐在延安及各根据地拉开帷幕。
领导小组成员提出，这样开头不好，好像整风是专门针对王明的，事实上，整风是肃清错误的思想认识，以这本小册子放在开头，“太重了”。
时间很紧了，过两天就要交片，幸好精熟党史的李向前立刻想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从小八路梦见马克思说起。
改后的片子开头变成了：一位15岁的小八路写了一篇日记，记的是他在参加完学习竞赛大会后，梦见了马克思。“他摸我的头，听我们唱歌，叫我们也努力学习。我也给他提了意见，认为他的胡子太长，有点不卫生，要常常洗脸才好。”
李辉去查小八路日记的出处，只在一篇纪实文学中找到了这个故事，心里有点不踏实。不过，李向前肯定地告诉她，这个故事众所周知。于是，她给这个开头配上了一只手在纸上写东西的特写，并做了“羽化处理”，让画面看起来朦朦胧胧，以模拟梦境。
片子改好后，连同台本一起，送到合作方中央党史研究室再审。李辉回忆，张树军主任极其严谨，连标点符号都会改过来。
文字上改动一个字，节目就得相应地改配音、改音乐，工作量不小。
改完后，连片子带改前、改后的节目台本，再次送审。
中央党史研究室签字通过后，再送领导小组组长，重复同样的流程。
记者向李辉转述了领导对她“不怵”的夸奖，她听后有些惊奇地笑了，说这个工作就是跑跑腿，谁都可以做呀。想了想又说，偶有一些情况，比如稿纸上删掉一个字，可同期声实在没办法抠掉这个字，像这种地方，就需要向领导做些解释和沟通。
往返多次之后，她终于得到通知，可以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准播证了。
片子就此进入待播状态，等待中央电视台的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