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一天，在日本东京大学医院小儿外科手术室里，1例先天性巨结肠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突然，主刀医生对护士递过来的手术钳说：“错了，要张氏环钳。”
　　这把“张氏环钳”，指的是当时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张金哲发明的一种手术器械。30多年来，张金哲教授在我国小儿外科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著名的小儿外科专家，也是我国小儿外科和小儿麻醉的创始人。在去年年底公布的中国工程院新院士的名单中，我们看见了张金哲教授的名字。为此，本刊记者专程来到北京儿童医院，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老人，以下便是我们的谈话记录。
　　问(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小儿外科工作的?
　　答：(张金哲)：195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当时，我受卫生部的委托，承担了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创建小儿外科的任务。
　　问：那时的条件是不是很艰苦?
　　答：非常艰苦。解放初期，小儿外科学在国际上是一个新科目，当时我们国家只有北京、上海两家儿童医院，其中也只有内科，而没有外科。在这之前，我是一个普外科医生，小儿外科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更何况在创建时期，我们没有老师，也没有手术器械和设备，更没有经验，可谓困难重重。
　　问：那您是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将小儿外科I作开展起来的呢?
　　答：我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面对困难，我没有泄气，一切从零开始干。当时，我弄来了两本美国和苏联的小儿外科学著作，从书本上学着干，并自己动手制作手术器械，尤其是，因为新生儿的手术要求比较高，当时又面临外国对我们的封锁，所需要的手术器械进不来，我们也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如用导尿管，甚至用电线套管等代替手术器械，先将工作开展7起来。在麻醉方面，因没有静脉麻醉注射针，我们试验成功用肌肉麻醉注射，效果很好，并在全国得到推广。
　　问：是否可以说您是中国小儿外科学的创始人?
　　答：可以说是创始人之一吧。1954年。北京大学医学院建立儿科系，小儿外科方面没有教科书，我参加j编写教科书的工作。1957年，卫生部决定开办小儿外科培训班，我克服了很多困难，第一个开始办班，这样，中国的小儿外科就算正式起步了。培训班每年一期，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办。如今，第一、第=期培训班的医生在全国都是小儿外科方面的权威，除了台湾以外，我们培养的小儿外科医生遍布全国各地。
　　问：您参加了创建北京儿童医院的工作?
　　答：是的。1955年以前，北京唯一的一家儿童医院是私立的。1951年，受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委托，我们开始筹建一座现代化的儿童医院。1955年，北京儿童医院建成，它拥有700张床位，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儿童医院。我当时任外科主任。由于医疗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病人又比较集中，使当时年轻的我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医疗水平提高很快。我们医院的小儿外科在国内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问：在小儿外科中，您在哪些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
　　答：一方面是小儿急腹症。解放初期，我国小儿外科的某些急腹症死亡率很高，我与搞病理的医生合作，探索小儿急性化脓性感染的规律。认为新生儿皮下坏疽属弱应性炎症反应，大胆破除了等待化脓后再切开引流的传统做法，提出新生儿皮下坏疽早期即行切开引流的观点，并在我自己患皮下坏疽的初生女儿身上实践，获得了成功。我们在临床上加以推广，使这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得以控制，显著提高了该病的治愈率。
　　60年代，我重点研究发病率高、病情急的小儿急腹症，特别是对急性阑尾炎、粘连性肠梗阻等的病理分型、临床诊断、手术指征、手术时机的选择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以局部病理为基础的诊断要求与治疗方案，使我国在小儿急腹症方面的研究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其中绞窄性肠梗阻抢救生存率，60年代初已在世界领先。对小儿胆道蛔虫症，采用了镇静、解痉、驱虫、给氧等综合手术疗法治疗获得成功，在国际上受到高度的重视。
　　另一方面是扩大了外科门诊的手术范围。为了缓解病床紧张住院难的矛盾，及时解除患儿的痛苦，我制定了改进门诊外科工作的措施。为了这一措施的实施，我提出应该简化麻醉、简化手术。我与麻醉专家谢荣教授合作，试用肌肉硫贲妥钠基础麻醉加局部低浓度普鲁卡因浸润麻醉获得成功，这种方法既发挥了基础麻醉安全的特点，又扩大了小儿手术的范围，特别适用于小儿门诊手术。此外，我还设计了大字架等体位固定措施，使得小儿门诊手术得以顺利开展。
　　在门诊手术中，我率先开展了门诊腹股沟斜疝手术，并将传统的腹壁多层缝合术简化为单纯疝囊高位结扎术，缩短了手术时间，保证了门诊手术的安全。还首创和开展了直肠息肉手法摘除术，相继又开展了肛瘘、小肿瘤、肌性斜颈、唇裂、鞘膜积液、包茎、多指、马蹄足等手术。另外，像急腹症的胆道蛔虫、蛔虫性肠梗阻、肠套叠等疾病中的大部分病儿也在门诊得到了治疗。随着门诊手术安全性的提高，我通过积累经验，建立起单纯性阑尾炎(未合并腹膜炎)门诊治疗，手术也在门诊进行，避免了因等床位而发展成阑尾穿孔的危险，使患儿得到及时治疗。
　　问：能否谈谈您发明“张氏环钳”、“张氏膜”、“张氏瓣”等手术器械的情况?
　　答：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创建初期，我们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手术器械和设备，但为了做手术，以及后来为了提高手术质量，我自己发明创造了一些手术器械。
　　一是针对先天性巨结肠手术，我设计了一种带环的手术钳，用这种环钳进行手术，操作方法简单，分离损伤小，手术污染少，安全可靠性强。这项成果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我们国家大多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此项手术，在日本推广应用后，被日本人称为“张氏环钳”。二是我对先天直肠肛门畸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发现直肠周围鞘膜及其生理功能以后，提出松解此膜以延长直肠残端的长度，达到正畸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开腹松解直肠的手术。此项成果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奖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瑞士、联邦德国的同行称此膜为“张氏膜”。三是对于先天性无胆道和胆道畸形，我主持了消化道防返流矩形瓣的设计和实验研究，在临床上用于代胆道手术后防返流和感染，大大减少了病儿手术后的并发症。这项成果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奖，在国内广泛使用。并在日本和美国的小儿外科中得到推广，被称为“张氏瓣”。此外，我还自己动手研制和改制了其他一些医疗器械，如肠套筒、尿道夹、肛门塞、双腔吸引管吸引器、水银稳压灌肠器等。
　　问：您是不是很重视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
　　答：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强盛，一定要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首先与美国“世界小儿外科援助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展多种学术 交流活动，并在国内多次主持国际性专科学术讨论会，增加了国际学术往来，增进了友谊。北京儿童医院成为国际交流中心，我是中心的联系人，国际代理人。1980年我被聘为世界上发行最广的美国《小儿外科杂志》国际顾问。1985年被太平洋小儿外科学会接纳为荣誉会员。1986年被亚洲小儿外科学会接纳为终身会员，并当选为该学会第八至十一届执行理事。1985年开始，中华小儿外科学会加入世界小儿外科学会联合会，成为会员国之一，从此，我国小儿外科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问：您已是77岁的老人了，现在还做手术吗?
　　答：因为人是渐渐变老的，不是一下子就老的，况且我已做j几十年的手术，所以我现在还能做手术，并且手不抖。目前，我除了每个星期有2例手术以外，还带研究生，看专家门诊，带医生查房，并且每年被邀请出国讲学一次。
　　问：您对目前一些外科医生收取红包问题怎么看?
　　答：我是坚决反对收红包的。我在第一次收到红包时，手术完后，我高举红包，对周围的医生和护士大声说道：不能收病人的红包，为病人手术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过红包问题。可是，红包问题在我国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我认为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改变医生的地位。在国外，医生的地位和待遇是很高的，而我国的医生，靠自己的I资是买不起汽车和房子的，这就使得改革开放以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形下，有些医生意志动摇，不讲职业道德，收病人的红包。如果医生的地位高，他就会很珍惜这个地位，不做有损高地位的事，也就不会有收红包的现象出现。
　　问：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答：继续发展我国的小儿外科事业。为了我国的小儿外科事业，培养年轻的小儿外科专家，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出国交流。我国的小儿外科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每年都有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可每次国外只邀请我一个，因为他们不认识其他人。原因是我们这里对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名额控制很严，但是，我们每年公费出国旅游的人却不少。我现在在国际上打交道的都是我以前国外同行的学生，可我们的年轻学者却出不去。这个问题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也呼吁过。我毕竟年纪大了，希望年轻人能尽快接过接力棒。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张金哲教授对小儿外科事业执着的精神，对现实问题哲理性的分析，让我难以止笔。他热爱儿童，爱护病儿，经常教育青年医生对待病儿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要有负责到底的思想。50年代北京儿童医院建院初期，医务人员缺乏，他就长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被人誉为“超级住院总医师”。在他以身作则的影响下，星期日、节假日查房已经成为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医生们不成文的规定。他一心为病人服务，从不计较名利和报酬。他经常出去会诊和手术，给自己订了三条规矩：不吃饭，不要钱，不收礼。他的一生正如同行献给他的诗中所道：老骥伏枥未艾心，万千桃李医耕耘；无私坦荡鞠躬尽，疆海业绩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