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传统行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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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灵魂,通过行政人员的思想意识影响着行政实践。通过对“社会转型”词源及内涵的分析,以及对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内涵、特点和表现等方面的梳理,以说明传统行政文化对现行行政实践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当前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所需制度资源对传统行政文化的更多需求。
  
  关于社会转型的基本认识
  虽然用“社会转型”描述当下中国社会已成为共识,但是,在我国当前语境下,社会转型(Social Transition)是由学术文化界所广泛使用的词汇,主要存在三个大类观点:
  第一类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的体制转型。该类观点对转型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具体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化,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社会的演化,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
  第二类观点主要是将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紧密联系。认为社会转型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逐渐过渡为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该类观点甚至将“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直接明确为同义语。
  第三类观点将社会转型赋予了更加宽泛的内容。认为社会转型是由于社会诸要素及其联系发生根本变化而导致的新旧社会发展模式的更迭过程,是社会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甚至意识形态转型等各层面的变化。
  尽管理论上的表述各有差异,但是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人们却广泛地认同了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中。在理论界与生活用语之外,国家正式文本对“社会转型”或者相关词汇使用则显得小心谨慎。
  本文所使用的社会转型,仅用以描述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政府职能、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等领域的诸多变化。
  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优秀传统行政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社会转型期,物质利益热受追捧,相关规则尤其是对规则的信仰明显缺失,原有社会规范相对失效,在新规范形成之前,各个主体的行为很容易出现无序与失范。其中,行政权力因其天然所具有的自我膨胀性,其失范的倾向更大。当前,行政权力行使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与冲突,集中表现为权力冲突和权利冲突,无论是权力冲突还是权利冲突,说到底都是利益冲突。而权力冲突与权利冲突以及作为背景原因的利益冲突,其三者一直是国家社会治理中的永恒话题,只不过在我国当前急速地社会转型期中更加凸显,在与新中国曾经的政治秩序相比较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以及在当前社会下政府和民众对加强行政法治,对重建良好行政文化的要求更加强烈而迫切。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与基本内容
  总的来说,根植于自然经济、宗法观念的传统行政文化,既存有许多与现代行政管理之需要相冲突的东西,如尚权威不尚民主、重人治而轻法治、追求等级而不尚平等、共性至上而缺乏个性等。但同时,也存有许多现代行政管理所应吸取发扬的东西。
  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一个突出的特征。民本观念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一种统治观,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重民、贵民、安民等。民本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民本思想方法是行政权力合法化的重要手段,它能增强人们的认同感,此即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中国行政文化的一大特色。应当说,现代中国行政应加大对民本思想的认识,它对于增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改进行政管理方法,强化人们的主人翁意识,都必不可少。但是,民本与民主虽一字之差,却是有本质的区别。民主思想强调主权在民,民本思想只是突出为政以民,实为保君,不过是人君官吏牧民的方法而已。因此,对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予以继承,应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与“民主”思想相结合,并以民主制度予以体现,与我国当前“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为民”的具体要求相结合。提升政府能力就是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人民是衡量政府能力提升的惟一标准。
  人治思想。传统行政文化中,多是重人而轻法的。从先秦“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到明清“有治人无治法,若不得其人即使尧舜之仁,皆苛政也”,都大体反映了人治思想在历代行政文化中的传承。重人治是中国古代行政的基本思想,强调圣君贤相,强调王道,强调修身,强调德性,强调统治者自觉地根据德和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政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法治的提倡,但不过是把法律作为专政的工具而已。法律主要是按照皇帝的意志来制定的,只是为了统治的便利,并且还需要圣君贤相来保障。所以,人治思想还体现在广泛存在的清官意识上。尽管人治思想和清官意识会产生忽视法律作用的暂时消极影响,但是,清官意识对于行政人员自觉树立廉洁自律意识,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培养健康的行政心理有相当的作用。无论从哲学的内外因关系,还是从法律他律与道德自律的关系讲,甚至在当前制度建设尚需假以时日而发挥作用的情形下,积极利用我国源远流长的清官意识和清官文化都会对我国反腐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转型期对待传统行政文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转型期中多元行政文化并存,但更应注重继承传统转型时期,不同性质和来源的行政文化并存于我国现行行政实践的事实。目前我國地区差别较大,同时生产力水平也相对较低,这种渐进的改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不同性质的行政文化的并存以及多元化体现造成影响。这种多元行政文化并存的状态,主要被概括为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人治思想与法治理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宗法观念与民主意识、封闭保守思想与开放创新精神的并存。面对这些并存甚至冲突,我们不应简单地看成是落后与先进、科学与愚昧的冲突,而应辩证地看待历史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或者在于传统本身所带给我们挥之不去的必然影响,或者在于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所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对现实进行重构的需求。因此,为解决社会转型时期行政实践的诸多问题,必须积极主动地把对传统行政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途径之一,我们必须在面对各种行政文化并培育现代行政文化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关注传统,更加积极地发掘本土资源。
  转型期中对传统行政文化的继承关键在于创新。“继承与创新”是近年来面对传统与现代化最为人们所热衷的词汇。对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最为经典的描述莫过于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在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明确地指出了传统文化的两重性这一特点。他们认为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不能“简单地抛弃”,而是要“批判它”,从错误形式中剥取“成果”。在社会转型期中,对传统行政文化的创新关键在两个方面,即观念创新和伦理文化创新。首先要实现行政观念的创新。一个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作为主导的行政价值体系,就会导致该组织体系的离散、行政功能上的衰微以及秩序上的失常。当前,急需在树立服务行政观念、重建社会公平观念、建立效率效益行政观和民主与法治观等方面取得实际进展。其次,伦理文化创新。行政人员道德素质的优良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保障。行政人员是社会道德的示范群体。社会道德状况与行政人员的道德面貌有直接关系,影响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观念的内容。实现行政伦理文化创新就要加强对行政人员的道德教育,健全行政伦理的责任机制。
  行政文化的创新重点还在于制度创新。行政文化只有获得了制度保障,才能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力量,才能不断生成与行政的公共性质相吻合的行政行为,才能成为公共体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价值因素。在我国多元化的行政文化中,有许多先进的行政原则和价值观念如民主、效率、法治等,一直为我国政府所推崇和宣扬,并成为行政人员的行为准则,但这些先进原则和观念大多停留在行政理想的高度,并未很好地内化为指导行政人员行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与这些原则或价值观念相配套的制度没有建立和健全起来,没有形成一种有利于这些意识和观念成长、作用的制度氛围。要真正实现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加强行政制度的创新。
  传统行政文化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虽然其中不乏存在不符合当代社会形势的因素,但对其中合理的内容加以继承和创新,是行政文化在转型时代背景下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继承和创新行政文化,使西方行政思想与东方行政文明兼容并蓄为我所用,使行政文化的理念与和谐社会要求的理念相一致,使对营造和谐的行政环境、构建和谐社会产生更加重大和现实的意义,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严峻课题,也是有待于每一位致力于此的学人们孜孜探索的时代命题。(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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