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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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前,发生在江西瑞金的大柏地战斗,是一次至关紧要、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对于它,不仅亲身经历的红军将领予以高度评价,而且被主帅之一的毛泽东铭刻于心,形诸词篇,传之久远。那么,这是一场怎样发起、进行的战斗呢?
  危急关头的抉择
  1929年2月7日,农历戊辰年腊月二十八,离年三十除夕只有两天了。这一天,一支瑞金老表闻所未闻的红军部队由会昌进入瑞金地界。这是支怎样的部队啊?一个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又黑又瘦;脚下穿着烂草鞋,或干脆赤脚;背上的背包,肩上的枪支,也都五花八门。原来他们就是25天前从井冈山下来,一路且战且走,被国民党江西“剿匪”总部蔑称为“釜底游魂”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曾几何时,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聚众万余,有枪数千,扯起红旗打土豪济穷人,闹得红红火火。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党代表的红四军,遂被冠以“朱毛红军”的雅号。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当局,岂能容得共产党割据称雄、分庭抗礼?于是一再对井冈山进行“会剿”,必欲除之而后快。1928年11月起,更是调集湘赣两省六七个师、十七八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五路“会剿”。大军压境,井冈山危如累卵自不待言。尤其从是年9月起,红四军(及11月初上山的彭德怀部红五军)遭遇空前的艰难。时值隆冬,边界崇山中积雪重重叠叠,红军未能远出游击以筹粮筹款,敌人又对山上进行封锁,因而红军衣食给养难以为继。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在这种形势下,红军若继续坚守,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打破困局,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军第四、第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作出了红四军主力下山,寻机打击敌人,扰乱敌人“会剿”计划与部署;红五军和红四军一部留守井冈山的决定。这一设计,被毛泽东称之为“围魏救赵”。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遂从茨坪、小行洲等地向赣南出击。
  对红四军的这次行动,国民党的江西“剿匪”总部是这样通报媒体的:朱毛两“匪”因见湘赣五路“会剿”,势成釜底游魂。乃于15日裹胁“匪徒”四五千人、枪3000余支、妇女牲畜财物等项,退出井冈,向大汾狼狈而逃。剔除某些政治歧见,这段文字还是相当客观地反映了红四军当时的处境。
  红四军主力悄悄下山,专拣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走,开头倒也顺利。1月23日,红四军攻克大余县城,国民党方面一弄清红四军此番动向,随后敌金汉鼎和李文彬部就来进攻。红四军事前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以至失败,伤亡达二三百人,且折损两员大将: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不治而亡,独立营营长张谓(威)牺牲在戰场。红四军匆忙撤出大余,翻过庾岭进入广东南雄,又折转江西信丰。沿途皆赣粤边界,红军势孤力单,敌军则轮班穷追。红军为摆脱敌人,每日急行于冰雪不化的山道,平均每天走90里以上,真是苦不堪言。在寻乌项山的圳下村,红四军受到敌赣军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朱德的爱人伍若兰受伤被俘,后惨遭折磨,在赣州英勇就义。伍若兰文武双全,她的牺牲实在是革命的一大损失。朱德对伍若兰的牺牲很是悲伤,他后来酷爱并养植、诗咏兰花,就饱含对伍若兰的深情。红军脱离险境后,冒雪翻过几座大山,于2月1日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在罗福嶂难得地休息了一天,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援救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如此三个“为”,足见红四军之难、之急。
  离开罗福嶂,红四军跟国民党的追兵兜起了圈子,先是直插福建武平,后又折抵瑞金。在瑞金西郊,红四军官兵眼望此地名胜龙珠塔而无心登眺,只想派兵进城搜集敌人的报纸和文件。这时,敌兵追来,红四军前卫进了县城,双方激烈交火,结果红四军又丢了一个排。之后,红四军朝着瑞金北面的黄柏、隘前、大柏地一路而去,意在经由山路过宁都,再前去东固。至此,红四军已是连续行军近一个月,行程逾千里,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且不说,还屡战屡败,士气低沉。部队出现前文所述“釜底游魂”状,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样,我们才能读懂时任红四军军委委员、士兵委员会主任的陈毅对大柏地战斗入木三分的描绘及评价;才能领略大柏地战斗对于红四军的前途、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所具有的深远影响;也才能恰如其分地体会4年后,毛泽东以当事者身份吟就的《菩萨蛮·大柏地》一词的意蕴。
  绝境逢生的喜悦
  1929年2月9日,农历除夕这一天,红四军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三营走到了黄柏、隘前一带,而刘士毅旅肖致平团等尾随红军也到了瑞金境内,两军不过相差3个来小时的路程。行军休息时,三营战士拖着疲惫的身体围拢到营党代表罗荣桓面前,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天天被敌人撵着跑,这都年三十了,还要往哪里走?”
  “叫化子都有个年节过,我们还过不过年?”
  “党代表,向上级反映反映,打一仗吧!不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休想安生。”
  一脸黑瘦又满是胡须的罗荣桓,只有那副大大的近视眼镜后面的两眼炯炯有神。他看着一个个行头破烂、同样黑瘦的战士,迎着他们渴望战斗的眼神,心里泛起一降冷爱和理解之J隋。他还要看看战士们经不经得住战斗的锤打,便有意用手重重拍了拍几个战士的肩膀。不错,重拍之下,没有一个人跌倒或趔趄,都挺住了,有的甚至纹丝不动。罗荣桓心里有数了,和营长陈正春商量后,就去向朱德、毛泽东报告战士们求战的情况。当他跑到位于大柏地墟的指挥部时,传来了红四军后卫二十八团二营已和敌人的先头部队交火的消息。二营是在离大柏地墟南侧四五里远的麻子坳一线担任警戒的,当天下午二三点钟,他们就和敌人的先头部队打了起来,一直打到天黑,阻止了敌人的前进。
  狗咬脚后跟了,再不打狗,就要被狗咬伤、咬死。高高瘦瘦、长发遮耳的毛泽东,尽管疲累得双眼落窝,仍不失幽默地对朱德表达了打一下追敌的看法。一向沉稳的朱德,连日来也被部下激将得不行,连“不想打仗就别当军长”的狠话也听了一耳朵。他马上接口说:要得,就打他个狗啃泥。这天晚上,毛泽东在大柏地墟北一里许的王家祠,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采纳三营指战员的意见,研究并部署利用大柏地南边长约10里的有利地形,以及敌人孤军长追、疲惫已极的弱点,打追敌一个伏击战。   这天晚上,红四军部分官兵还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后,离开大柏地,进入设伏地区。
  次日,己巳年正月初一,天亮前红四军各部进入阵地。三十一团埋伏在麻子坳东面山上,二十八团一营埋伏在麻子坳西面山上,三营、四营从大柏地正面打出去,二营留在大柏地做预备队。军部独立营和特务营被安排在袋口——麻子坳靠隘前一段,歇着担子停在路上,或装作掉队人员,引诱敌人进入埋伏圈。各单位的战前动员,特别强调要绝对隐蔽,不得暴露任何目标;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战斗打响后要等敌人靠近才开枪,不要浪费子弹;要发扬勇敢精神,准备用刺刀解决战斗。
  老天像是有意磨炼红四军官兵,一开年就时断时续地下起毛毛雨,杂以时停时起的老北风,官兵们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不过,各人仅有的几发子弹还是保护得好好的。敌人迟迟不来,让埋伏歼敌的红军官兵觉得时间特别漫长。
  下午3时,骄横一时、邀功心切的刘士毅旅肖团与钟团,终于撵着红四军独立营和特务营战士装扮的挑夫及掉队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红军的埋伏圈。麻子坳两面山上,立即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排子枪声。谷底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还没清醒过来,又被居高临下的红军官兵扭住了。战斗极其激烈残酷地进行,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军冲锋。敌人的退路早被红军抄断,成了瓮中之鳖。
  经过整夜激战,红军歼灭了刘士毅两个团的大部,俘虏其团长肖致平、钟桓及以下800多人,缴枪800多支,其中还有6挺水旱机关枪,也有些性能差的九响铳。枪太多,背不了,就把一些坏枪砸烂丢下河。肖致平混在被俘士兵中,趁遣散之机得以逃脱。
  看着成群的俘虏,成堆的枪械,红四军宣传队的队员们兴奋得即兴编唱快板道:
  一到大柏地,碰上刘士毅。
  两个三营包抄快,敌人就缴械。
  缴到九响铳,就往河里送。
  仗打完了,高兴过了,红军官兵才感到肚子饿了。可是,这多么人加上俘虏,哪来这么多粮食呀?毛泽东看着一拨拨前来请示解决红军将士裹腹问题的官兵们那亦喜亦忧的样子,心里想着:是得立即找粮食做饭,肚子不得食,就要造反。筹粮来不及了,那就只有非常之事非常办了。于是他和朱德几个人商量后,下了个特别命令:打借条向老表借粮,日后偿还。老表不在家,就写说明,把借条放在老表容易看到的地方。
  此时,红四军身后再无追兵,彻底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地位,士气为之大振。挟此声威进军宁都,宁都守敌望风而逃。红四军得以在宁都从容宣传革命,筹了款,买了布,每人还发了五毛钱的零用钱,继续顺利进军东固。有好事者填词《子夜歌》一首,歌頌大柏地之战。词日:
  峰回路转苔深处,风高雨冷年关伫。
  枪响震群山,杀声侵骨寒。
  逢生缘此役,入闽军情急。
  欲待数英雄,杜鹃花已红。
  大柏地一战,是红四军主力下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最早以书面形式阐述大柏地战斗胜利来之不易及其重要性的,当数陈毅。他在1929年9月1日,给中共中央《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动情地写道:
  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亲历大柏地战斗的一些开国元勋依然记得它,且高度评价它。
  肖克(时为红四军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说:“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意义是很大的,是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来第一个大胜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人。”
  宋裕和(时为红四军军需负责人)说:“大柏地战斗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尾追,为向赣南闽西进军打开了新的局面。”
  曹里怀(时为红四军连党代表)说:“(大柏地)这一仗的胜负,对于红四军以后胜利前进和发展也的确是极为重要的。”
  张际春(时为红四军二十八团党委干事)说:“以大柏地战斗和长汀战斗为标志,它的胜利为尔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展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树立了先声。”
  1929年3月20日,大柏地战斗的一个多月后,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向中共中央作报告,提出了红军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勾划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幅蓝图:“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4月5日,红四军前委会议在瑞金召开。前委会在会后给中央的复信中,进一步深化了上述战略设想:“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叶坪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和目前行动方向,又一次肯定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总之,由于大柏地战斗的胜利,红四军得以乘胜进军闽西,回师赣南,开辟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把大柏地战斗看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
  在回味大柏地战斗胜利的喜悦时,我们还应当记起为之流血牺牲的先烈们,向他们表示永远的崇敬与怀念。他们中有:
  胡世俭,湖南郴州人,曾就读衡阳第三师范学校,是湘南学联的负责人之一。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湘南起义前任宜章县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宜章年关起义。大柏地战斗前夕,他刚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肖克营党代表七八天,就在担任警戒、阻击敌人前进的战斗中负伤了。黄昏时部队撤退,但没找到他。次日,全军发起攻击,大败敌人后,团党委组织委员高静山在山上的茅草丛中找到了他,此时他已牺牲多时,年仅32岁。高静山亲手掩埋了他的尸体。
  彭葵(暌),湖南宜章黄沙堡碕石彭家人,彭儒的堂哥,也在衡阳三师读过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湘南起义时,任农民军连党代表。上井冈山后,任红四军二十八团四连党代表。1928年8月23日,二十八团在桂东战败,肖克负重伤,彭葵救了他一命。参加大柏地战斗时,他任二十八团一营二连党代表,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彭谦,辛亥革命烈士彭昭的独生女,彭儒的堂姐。她继承父志,坚决革命,于1925年在衡阳女三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文采、口才都很好,是个优秀的宣传能手。在大柏地战斗中光荣牺牲。
  李见林,湖北汉川人,红四军二十八团二营六连连长,在大柏地战斗中光荣牺牲。
  青山处处埋忠骨!胡世俭、彭葵等革命先烈就长眠于离其家乡千里之外的瑞金大柏地山区。没有墓碑,只有山上那一棵棵挺拔葱郁的青松,为我们指认。没有谁去祭扫,只有那满山遍野的红杜鹃环绕他们。
  取信于民的还粮
  1929年5月,正是春夏之交,大柏地的老表短衣赤脚,在忙着给禾苗追肥。离开已3个月的红四军,忽然回到了大柏地。不过,这回的红四军可不像当年那副落魄样,一个个都穿着簇新的灰布军装,八角帽上的红五星和衣领上的红块块(寓意红旗)尤其抢眼。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们上次在这里打仗借了老百姓很多东西,这次一定要偿还”,派出了一支小队伍,队伍中人人手执三角小红旗,分头向群众作宣传:“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利益的。上次打仗借了、吃了你们的东西,这次是来偿还你们和补偿你们损失的。”老表听了,半信半疑,他们只听过“当兵吃粮”,可没听过“当兵还粮”的事。
  待到这天上午,当红四军在大柏地墟上摆起了台子,台子上放着一摞摞光洋,官兵们笑盈盈地迎候着前来的老表时,老表们相信了。很快,一个个老表拿着红军打的借条,喜出望外地领回了粮款。有的老表起初不当回事,没有保留借条,红军就请他们自报借出多少,也如数将钱还给他们。这一回,红四军一共发了3500块光洋给大柏地老表。老表们纷纷赞叹道:“红军真是少有的仁义之师啊!”发完光洋,红四军趁着人多开了个群众大会。毛泽东容光焕发、激情飞扬地在会上讲话。他引用当地民谚“牛耕田,马食谷”,揭示终日劳作而不得食的贫苦农民,与靠着租佃和高利贷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地主之间的关系;以“蚂蟥两头吸血”为喻,痛斥地主豪绅用各种手段剥削穷人的罪恶,然后水到渠成地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与会群众听了,心中涌起一阵阵热浪。感召之下,当场就有十来个青年报名参加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大柏地乡政府曾在墟上修建了大柏地战斗祝捷大会纪念台,以作纪念。
  当天,红四军离开大柏地,一直赶到瑞金县城,在县城受到群众自发的敲锣打鼓的欢迎。这种场面很少遇到,官兵被感动得热血沸腾。毛泽东联想起此前瑞金民众秉承客家人的气质习性,嫉恶如仇,刚强不屈,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红军,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不禁深有所感地对身边的宋裕和等人说:“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从此,瑞金的山山水水,瑞金的人民群众,就深深地嵌入毛泽东的脑海里了。
  “郁闷”之余的豪情
  4年后的1933年夏,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大柏地。这一日午后,恰好雨过天晴,斑斓的彩虹高悬天上,群山苍翠欲滴。毛泽东环顾四周,摸着路边农舍墙上的累累弹孔,当年红军在这里拼死一搏打伏击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面对如此生死难忘的情与景,“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泽东,顿时心潮澎湃,诗兴盎然。他且走且吟,作成了一首以菩萨蛮为调、以大柏地为题的新词: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词中毛泽东触景生情,融情于景。虽未写人,却让读者分明看见了此情此景中的英雄模样,体察到英雄们的满腔豪情。这些英雄不单是红军,还是千千万万生养他们、支援他们、保护他们、并成就了他们的劳苦工农大众。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才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反传统宏论。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曾在批注他的《清平乐·会昌》一词时坦言:“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菩萨蛮·大柏地》写于1933年夏可知,毛泽东是这年6月上旬前几日在宁都参加了中共中央局会议后,返回瑞金路过大柏地时作这首词的。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介绍,毛泽东在会上對前次于宁都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提出了批评,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了申诉。但是,主持会议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申诉不成反受申斥,心情焉得不“郁闷”?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个人的荣辱进退比起中国革命大业来,何足挂齿?所以,当他来到大柏地,又见昔日景物,重温战斗细节,再联想到此后的革命步步前进,战略构想步步实现,还有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总有一天要变成现实,心情不免豁然开朗,“郁闷”再也难掩革命信念与豪情。
  毛词因大柏地战斗而生,大柏地战斗因毛词而存史、而传世,甚至影响了社会生活。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麻子坳为中心辟建的国营林场,就以“关山”命名;历经战斗洗礼的村落,也将原名“杏坑”改称“前村”了。近些年来,大柏地乡联合各种社会力量打造昌厦公路十里竹林,也以“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相号召。如今,大柏地战斗遗址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见大柏地战斗不朽,毛泽东的大柏地词不朽,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精神与业绩更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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