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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拉斯与王安忆，这对中法文坛里素未谋面的姐妹，在不同的时空际遇间徘徊独行以寻求宿命拷问的终极意义。而两者更是通过《情人》及《长恨歌》两部作品的文学叙事下，女性形象建构的自传性与虚构性，同时在这种情爱“失真”以及宿命嘲弄的迷乱境地中进行着个体生存认同意义上的命运纾解。
关键词：杜拉斯 王安忆 女性形象 命运纾解
一
在《情人》全篇杜拉斯笔尖碎片化的呢喃声中，总会浮现出的是年老的她饱经风霜而又支离破碎的面孔，印沓在数十年前少女娟秀纤细的容颜之上，或是低徊着那些有关曾经她与“情人”之间情话缱绻的互诉衷肠与海誓山盟般的郑重许诺：“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1]58……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本应在时间无情的遍历冲刷下日复一日地淡漠消散，但这些寓于其中的有关刻骨铭心的情爱“生活”的少年记忆与经历，却随着杜拉斯在对自身血脉里流淌着的“法兰西血统”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与耐心的同时，重拾了自我印度支那的文化归属身份认同之后，对宿命的嘲弄揭竿反抗，以文字书写的形式，真切地保留与倾泻在《情人》一书的字里行间。诚然，那个有着“柔软的皮肤与身体纤弱”东方黄种男子，令杜拉斯痴狂与心醉神迷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在生理上早已步入晚年的她，想起那时的情话与誓言仍禁不住的脸红心跳，仿佛这份炽热灼人的感情仍未结束：“对他来说，放弃爱情绝不可能，这样的爱情是那么新，那么强烈，力量还在增强，强行和她分开，那是太可怕了。”[1]102而对于现实中的“我”与“情人”而言，“分开”则是一种必然，或是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情与爱在结局开始前就注定了无望的终场。“总归要走的”，“我自己也不能决定”……处于血缘“异乡”当中的少女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乘船返回法国，而出身显赫的中国情人的家庭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与一个下流的“白人娼妇”结合。于是，别离的命运在未雨绸缪中等待着时机的恰好而至，而在她远离那片少年岁月生活记忆里又可爱又可哀的土地之时，一切关乎那场本不该发生的禁断情爱的话语也趋于无声，这份无法重回而又无处陈情、无计消除的曾经便在人世的反复淘洗中积淀为专属于她个人的独家记忆。而当迈入老境的杜拉斯借由《情人》重新对她年轻的这段情感史加以披露也只能是透过涤荡了数十年之后疲惫不堪的心灵，对这一份埋藏已久的情爱纠葛，以一个迟暮老人的视角予以重新的诉说与阐释，尽管这样的语句饱含着追忆与思慕的款款深情。“一本打开的书也是漫漫长夜。”[2]14，然而这几十年来情感的搁浅与雪藏的事实却无以撼动：杜拉斯在《情人》之外一切基于“中国情人”连同着“法属印度支那”的写作行径与叙述话语都濒临于“失真”的尴尬现实，如同独身在黢黑长夜当中的无声呐喊一般，即无论她话语中有关“越南情结”爱与恨、情与仇的无限怅惘与追怀都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阐释，而那些仍萦绕在形容枯槁的她的那些跨越时空桎梏的来自“情人”最后甜蜜的情话，也只能是她聊以平息灵魂里压抑已久的不安与躁郁的一种心理暗示，是同时在建构自身心灵的时间长夜的孤独中回望过往的独白，陪伴着疲惫与失意无措的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无尽回声。而毕竟杜拉斯是真的老了，那些在她生命末年以书写形式对这她所专属而并不为他人所知的生活记忆予以“文本”存在的形态，也是企图在另一种的保存方式下，为“漫漫长夜”中为记忆生活所淹没难以自拔的自己，远离只身一人写作的无限孤寂与虚空，照亮自身命运谱写而出的那一切有关“情人”以及“印度支那”昏黑生活及生命记忆中不可捉摸的错失与迷乱，也是在现实中的情爱“失真”的语境下，发出了些许细微“真实”的言语，而这些原先隐匿着的记忆言语也在话语的言说与写作的晾晒下，开始为人所知，也正是在杜拉斯私人生活空间当中的“漫漫长夜”的浓黑褪去，黎明降临，那一本打开的书历经了更多人遍览的同时，一切有关“越南情结”的“失真”与否不再为人所执着，人们在接受杜拉斯传奇般早年生活经历讲演与诉说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她记忆的承继，换言之也是对她生命记忆的延续。正因如此，即便当宿命里必然来临的死亡如期而至，那些有关于她记忆承载话语及文本的拼凑与搭建也将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完整而鲜明的杜拉斯，而她自身也通过这般人像的重塑与重塑背后个体生命存在记忆的延续，逃离了生命里饱受命运嘲弄的摆弄与钳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这宿命悲剧里不可抗性的决裂后，这独身“出走”之外的背离与纾解。
二
而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再到阿二与康明训或是老克腊，王琦瑶短暂的一生里不管是真情也好，还是假意也罢，众星捧月般的博得了几个男人轮番的怜惜与疼爱，从爱丽丝公寓到邬桥，甚至是最后的平安里，王琦瑶在这块赤地之上的爱情有物欲横流，也存在风花雪月，但如此种种终归在执子之手后未能与子偕老。李主任爱丽丝公寓里“金丝雀”的优渥生活也只能是如同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程先生相伴一生的承诺仍未说出口，也在他自己被打为“右派”之后夭折了；或许康明训对她有几分真情，而这真情在她怀孕了以后也成了流水的真情。可以说，王琦瑶的一生里纵然有关情爱的流言不断，可这纷乱的情爱倒仿佛是在一遍遍地竹篮打水，除了把几十年的青春全部荒废之外，什么都没得到，反倒是让白发徒增，皱纹频生，纵然眉眼里仍透着点当年“三小姐”的遗韵，而这点遗韵到底也比不过新一代年轻的资本。“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3]123王琦瑶的命中不幸，外婆是早就预料到的，“上海小姐”的殊荣成就了她，同时也葬送了她。活在这种异样光芒里的王琦瑶，吸引着这些为她着迷，为她心醉的男性，然而，这些流水般的情爱在走完了过场之后留下的只是伤痕而不是回忆。从始至终，寥落了一辈子的王琦瑶从未完全得到过一个男人所能给予她的全部真心，她深知这一点，并在晚年，这个不再屬于她的“薇薇”的时代，极力地压制着这种来自于身心全方位的不满与渴求。而当梳着油头，穿着旧时代毛料西装的“老克腊”闯入她生活不久之后，王琦瑶便缴械投降了，但这种轻易地缴械带有下注赌博的意气，因而在老克腊认清他与王琦瑶这种对于旧时代摩登的惺惺相惜不是长久之计之时，逃脱是他下意识保全自己的极佳方式，而王琦瑶也只能落得独守空闺的结局。由此可见，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在日渐衰老的过程中，满是哀怨的愁容，不但年岁的徒增使得她难以去把握住一个男人的心，更何况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旧风情”是不为这个步入现代的上海社会所接纳的，于是，王琦瑶所要面对的是爱情与欲望全盘“失真”下的话语权的丧失。“杜拉斯写的爱情，写的《情人》，是轻盈的爱情，而我写的是很结实的爱情。”[4]149也许杜拉斯与“情人”之间的那份情爱在几十年里山长水阔的时空阻隔下淡漠了许多，然而在曾经确实发生的过去里，他会爱她到死，是“生死契阔”的箴言；而王琦瑶，除了有着一箱李主任当年遗留下的金条，还算不愁吃穿，结结实实地活过了这大半辈子，有的全是一些“罗曼蒂克的假象”，却没有一丁点谈情说爱的资本。在关于“爱情”这个扎眼的词上，有着丰富经验的王琦瑶三缄其口，说不出哪怕只言片语有关“经验”的话语，这种命运的嘲弄耍玩了她长达半个世纪，情爱“失语”的症候在她身上尤为显著，更为甚的则是这种“失语”不单为一种“缄默”，而更近似于“哑言”般无以言说的煎熬。 三
与此同时，命运却又是仁慈的，王琦瑶的最后，死于他杀，正如半个世纪以前她在参观片场时无意间所看到的那个在床上横尸惨死的女人一样。王安忆赐予王琦瑶死亡的解脱同杜拉斯黑夜中孤身写作，寻找自我的方式并无二致——同是在对于无情命运的抗争与呐喊。而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或是王琦瑶却也不由地向宿命的安排俯首称臣。例如王琦瑶翻出箱底的旧物晒霉那令人怅惘的场景：“晒霉常常叫人惆怅心起，那一件件旧衣服，都是旧光阴，都是旧光阴，衣服蛀了，烊了，生霉了，光阴也就越推越远了。”[3]255王琦瑶简单地把压箱底的旧货倒腾而出，在阳光底下的晾晒曝光是她对上海逝去的四十年代旧风情的追忆，同样也是王安忆在对印象中四十年代上海风貌的重建：“《长恨歌》的确不是在单纯的怀旧情绪的推动下完成的，它的蕴含和容量也不是怀旧可以概括的。”[5]121于王安忆而言，在《长恨歌》之外，无论是《纪实与虚构》，或是《富萍》笔下的上海，都是她在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上海人有关他们共同生活记忆空间的复现与建构。而她在提到有关《长恨歌》的创作之时，这样说道：“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实际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5]75同时王安忆清楚地明白自己通过虚构而成的“王琦瑶”，进而“纪实”书写着的那所有有关老一辈上海人生活记忆的“上海情结”的再现与架构，在这座城市光速的发展进程中，终将会幻化为一曲旧时代的挽歌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盘桓萦绕，其结局恐怕也会是在这座城市文化生命个体的不断成长与更迭的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无论是“王琦瑶”或是仍以旧派方式生活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老克腊”们，在命运里无从改变的是他们“终将一死”的未来。而这些关于曾经的“城市记忆”与“城市图景”空间描绘与书写濒于淡化消散的宿命，是杜拉斯《情人》系列立足于对早年“越南情结”的追怀与认同中所未尝涉及的。而恰巧的则是，正与杜拉斯提笔写作所要面对的那场肉身与情爱在追忆下的狂欢落幕后如期而至的死亡相同，这些有关上海旧时代生活气息的消亡殆尽同样是一种必然，而“王琦瑶”横尸惨死的宿命是王安忆在写作之初早已预设完成的，虽在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空间中，“王琦瑶”与“王琦瑶们”的个体生存记忆必将占有一席之地，但她深知这个满身沾染着旧上海浪漫情怀的传奇女性在未来的百年里，永远不会在这片大陆上重现。相对而言，那些杜拉斯少年时代弥足珍贵的“越南情结”在得以延继后的保存，在一个侧面实现了对命运玩弄反向的解嘲与纾解；而王安忆笔下这些生活在旧上海不同年代里的“王琦瑶们”所影射与涵盖的上海这座城市所独有的生命记忆，又是否能为更多生活在這片赤地之上的人们所延继，因而从个人与城市现实宿命中那不知其期的终结与倾覆中挣脱而出？
参考文献
[1] 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杜拉斯.写作[M].曹德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3] 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王安忆.王安忆说 [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关键词：杜拉斯 王安忆 女性形象 命运纾解
一
在《情人》全篇杜拉斯笔尖碎片化的呢喃声中，总会浮现出的是年老的她饱经风霜而又支离破碎的面孔，印沓在数十年前少女娟秀纤细的容颜之上，或是低徊着那些有关曾经她与“情人”之间情话缱绻的互诉衷肠与海誓山盟般的郑重许诺：“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1]58……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本应在时间无情的遍历冲刷下日复一日地淡漠消散，但这些寓于其中的有关刻骨铭心的情爱“生活”的少年记忆与经历，却随着杜拉斯在对自身血脉里流淌着的“法兰西血统”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与耐心的同时，重拾了自我印度支那的文化归属身份认同之后，对宿命的嘲弄揭竿反抗，以文字书写的形式，真切地保留与倾泻在《情人》一书的字里行间。诚然，那个有着“柔软的皮肤与身体纤弱”东方黄种男子，令杜拉斯痴狂与心醉神迷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在生理上早已步入晚年的她，想起那时的情话与誓言仍禁不住的脸红心跳，仿佛这份炽热灼人的感情仍未结束：“对他来说，放弃爱情绝不可能，这样的爱情是那么新，那么强烈，力量还在增强，强行和她分开，那是太可怕了。”[1]102而对于现实中的“我”与“情人”而言，“分开”则是一种必然，或是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情与爱在结局开始前就注定了无望的终场。“总归要走的”，“我自己也不能决定”……处于血缘“异乡”当中的少女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乘船返回法国，而出身显赫的中国情人的家庭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与一个下流的“白人娼妇”结合。于是，别离的命运在未雨绸缪中等待着时机的恰好而至，而在她远离那片少年岁月生活记忆里又可爱又可哀的土地之时，一切关乎那场本不该发生的禁断情爱的话语也趋于无声，这份无法重回而又无处陈情、无计消除的曾经便在人世的反复淘洗中积淀为专属于她个人的独家记忆。而当迈入老境的杜拉斯借由《情人》重新对她年轻的这段情感史加以披露也只能是透过涤荡了数十年之后疲惫不堪的心灵，对这一份埋藏已久的情爱纠葛，以一个迟暮老人的视角予以重新的诉说与阐释，尽管这样的语句饱含着追忆与思慕的款款深情。“一本打开的书也是漫漫长夜。”[2]14，然而这几十年来情感的搁浅与雪藏的事实却无以撼动：杜拉斯在《情人》之外一切基于“中国情人”连同着“法属印度支那”的写作行径与叙述话语都濒临于“失真”的尴尬现实，如同独身在黢黑长夜当中的无声呐喊一般，即无论她话语中有关“越南情结”爱与恨、情与仇的无限怅惘与追怀都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阐释，而那些仍萦绕在形容枯槁的她的那些跨越时空桎梏的来自“情人”最后甜蜜的情话，也只能是她聊以平息灵魂里压抑已久的不安与躁郁的一种心理暗示，是同时在建构自身心灵的时间长夜的孤独中回望过往的独白，陪伴着疲惫与失意无措的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无尽回声。而毕竟杜拉斯是真的老了，那些在她生命末年以书写形式对这她所专属而并不为他人所知的生活记忆予以“文本”存在的形态，也是企图在另一种的保存方式下，为“漫漫长夜”中为记忆生活所淹没难以自拔的自己，远离只身一人写作的无限孤寂与虚空，照亮自身命运谱写而出的那一切有关“情人”以及“印度支那”昏黑生活及生命记忆中不可捉摸的错失与迷乱，也是在现实中的情爱“失真”的语境下，发出了些许细微“真实”的言语，而这些原先隐匿着的记忆言语也在话语的言说与写作的晾晒下，开始为人所知，也正是在杜拉斯私人生活空间当中的“漫漫长夜”的浓黑褪去，黎明降临，那一本打开的书历经了更多人遍览的同时，一切有关“越南情结”的“失真”与否不再为人所执着，人们在接受杜拉斯传奇般早年生活经历讲演与诉说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她记忆的承继，换言之也是对她生命记忆的延续。正因如此，即便当宿命里必然来临的死亡如期而至，那些有关于她记忆承载话语及文本的拼凑与搭建也将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完整而鲜明的杜拉斯，而她自身也通过这般人像的重塑与重塑背后个体生命存在记忆的延续，逃离了生命里饱受命运嘲弄的摆弄与钳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这宿命悲剧里不可抗性的决裂后，这独身“出走”之外的背离与纾解。
二
而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再到阿二与康明训或是老克腊，王琦瑶短暂的一生里不管是真情也好，还是假意也罢，众星捧月般的博得了几个男人轮番的怜惜与疼爱，从爱丽丝公寓到邬桥，甚至是最后的平安里，王琦瑶在这块赤地之上的爱情有物欲横流，也存在风花雪月，但如此种种终归在执子之手后未能与子偕老。李主任爱丽丝公寓里“金丝雀”的优渥生活也只能是如同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程先生相伴一生的承诺仍未说出口，也在他自己被打为“右派”之后夭折了；或许康明训对她有几分真情，而这真情在她怀孕了以后也成了流水的真情。可以说，王琦瑶的一生里纵然有关情爱的流言不断，可这纷乱的情爱倒仿佛是在一遍遍地竹篮打水，除了把几十年的青春全部荒废之外，什么都没得到，反倒是让白发徒增，皱纹频生，纵然眉眼里仍透着点当年“三小姐”的遗韵，而这点遗韵到底也比不过新一代年轻的资本。“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3]123王琦瑶的命中不幸，外婆是早就预料到的，“上海小姐”的殊荣成就了她，同时也葬送了她。活在这种异样光芒里的王琦瑶，吸引着这些为她着迷，为她心醉的男性，然而，这些流水般的情爱在走完了过场之后留下的只是伤痕而不是回忆。从始至终，寥落了一辈子的王琦瑶从未完全得到过一个男人所能给予她的全部真心，她深知这一点，并在晚年，这个不再屬于她的“薇薇”的时代，极力地压制着这种来自于身心全方位的不满与渴求。而当梳着油头，穿着旧时代毛料西装的“老克腊”闯入她生活不久之后，王琦瑶便缴械投降了，但这种轻易地缴械带有下注赌博的意气，因而在老克腊认清他与王琦瑶这种对于旧时代摩登的惺惺相惜不是长久之计之时，逃脱是他下意识保全自己的极佳方式，而王琦瑶也只能落得独守空闺的结局。由此可见，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在日渐衰老的过程中，满是哀怨的愁容，不但年岁的徒增使得她难以去把握住一个男人的心，更何况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旧风情”是不为这个步入现代的上海社会所接纳的，于是，王琦瑶所要面对的是爱情与欲望全盘“失真”下的话语权的丧失。“杜拉斯写的爱情，写的《情人》，是轻盈的爱情，而我写的是很结实的爱情。”[4]149也许杜拉斯与“情人”之间的那份情爱在几十年里山长水阔的时空阻隔下淡漠了许多，然而在曾经确实发生的过去里，他会爱她到死，是“生死契阔”的箴言；而王琦瑶，除了有着一箱李主任当年遗留下的金条，还算不愁吃穿，结结实实地活过了这大半辈子，有的全是一些“罗曼蒂克的假象”，却没有一丁点谈情说爱的资本。在关于“爱情”这个扎眼的词上，有着丰富经验的王琦瑶三缄其口，说不出哪怕只言片语有关“经验”的话语，这种命运的嘲弄耍玩了她长达半个世纪，情爱“失语”的症候在她身上尤为显著，更为甚的则是这种“失语”不单为一种“缄默”，而更近似于“哑言”般无以言说的煎熬。 三
与此同时，命运却又是仁慈的，王琦瑶的最后，死于他杀，正如半个世纪以前她在参观片场时无意间所看到的那个在床上横尸惨死的女人一样。王安忆赐予王琦瑶死亡的解脱同杜拉斯黑夜中孤身写作，寻找自我的方式并无二致——同是在对于无情命运的抗争与呐喊。而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或是王琦瑶却也不由地向宿命的安排俯首称臣。例如王琦瑶翻出箱底的旧物晒霉那令人怅惘的场景：“晒霉常常叫人惆怅心起，那一件件旧衣服，都是旧光阴，都是旧光阴，衣服蛀了，烊了，生霉了，光阴也就越推越远了。”[3]255王琦瑶简单地把压箱底的旧货倒腾而出，在阳光底下的晾晒曝光是她对上海逝去的四十年代旧风情的追忆，同样也是王安忆在对印象中四十年代上海风貌的重建：“《长恨歌》的确不是在单纯的怀旧情绪的推动下完成的，它的蕴含和容量也不是怀旧可以概括的。”[5]121于王安忆而言，在《长恨歌》之外，无论是《纪实与虚构》，或是《富萍》笔下的上海，都是她在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上海人有关他们共同生活记忆空间的复现与建构。而她在提到有关《长恨歌》的创作之时，这样说道：“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实际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5]75同时王安忆清楚地明白自己通过虚构而成的“王琦瑶”，进而“纪实”书写着的那所有有关老一辈上海人生活记忆的“上海情结”的再现与架构，在这座城市光速的发展进程中，终将会幻化为一曲旧时代的挽歌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盘桓萦绕，其结局恐怕也会是在这座城市文化生命个体的不断成长与更迭的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无论是“王琦瑶”或是仍以旧派方式生活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老克腊”们，在命运里无从改变的是他们“终将一死”的未来。而这些关于曾经的“城市记忆”与“城市图景”空间描绘与书写濒于淡化消散的宿命，是杜拉斯《情人》系列立足于对早年“越南情结”的追怀与认同中所未尝涉及的。而恰巧的则是，正与杜拉斯提笔写作所要面对的那场肉身与情爱在追忆下的狂欢落幕后如期而至的死亡相同，这些有关上海旧时代生活气息的消亡殆尽同样是一种必然，而“王琦瑶”横尸惨死的宿命是王安忆在写作之初早已预设完成的，虽在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空间中，“王琦瑶”与“王琦瑶们”的个体生存记忆必将占有一席之地，但她深知这个满身沾染着旧上海浪漫情怀的传奇女性在未来的百年里，永远不会在这片大陆上重现。相对而言，那些杜拉斯少年时代弥足珍贵的“越南情结”在得以延继后的保存，在一个侧面实现了对命运玩弄反向的解嘲与纾解；而王安忆笔下这些生活在旧上海不同年代里的“王琦瑶们”所影射与涵盖的上海这座城市所独有的生命记忆，又是否能为更多生活在這片赤地之上的人们所延继，因而从个人与城市现实宿命中那不知其期的终结与倾覆中挣脱而出？
参考文献
[1] 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杜拉斯.写作[M].曹德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3] 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王安忆.王安忆说 [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