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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龚鼎孳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人物。明清易代，他因两度失节备受诟病。其实，龚鼎孳并非不顾臣纪人伦之徒，在国变之时他有过求死之为与南逃之举，他也因失节而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龚鼎孳是明清之际士人群体悲剧之缩影，他的遭际与心态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龚鼎孳 明清易代 贰臣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崇祯末，纳秦淮名妓顾媚为妾。在甲申年（崇祯十七年，1644）的国变中，龚鼎孳先后降附李自成和满清。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龚鼎孳卒于京城官邸，朝廷特赐谥号端毅。但他辞世未满百年却遭乾隆帝夺谥，与同时之钱谦益、曹溶等降清明臣被列入《清史列传·贰臣传》。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龚鼎孳最遭人诟病的是他的失节问题。但是，人们往往只注重他“做了贰臣”这个结果，却容易忽略他“为什么做了贰臣”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而这必然导致对历史人物认识的偏颇。有鉴于此，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探讨龚氏的失节问题
一、龚鼎孳的生死抉择
对甲申之变中龚鼎孳的投降，《清史列传·贰臣传乙》的记载相当简略：“及流贼李自成陷京师，鼎孳从贼，受伪直指使职，巡视北城……本朝顺治元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给事中。”[1]在正史极简的叙述中，龚鼎孳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据龚鼎孳《怀方密之诗序》、顾景星《和龚公忆方密之序》、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邓汉仪《慎墨堂笔记》等资料的记载，更为清晰地勾勒出龚鼎孳在甲申国变中的作为与心路历程，从而对龚鼎孳有一更为全面而公正的评介。
崇祯八年（1635）至崇祯十四年（1641），龚鼎孳任湖北蕲水县令。是时农民起义军于湖广一带攻城略地，龚鼎孳在严峻的形势中迈出了仕宦生涯的第一步。在任期间，他抵御流寇修缮防备，使孤城坚守七年无恙。崇祯十四年（1641）冬，龚鼎孳以考绩湖广第一行取入都，授兵科给事中。负性刚直而又未脱党争习气的他屡上弹章，在兵科十月，有《大奸本乎大贪之疏》、《政本关系安危已误不容再误之疏》、《纠论怙恶之疏》等著名谏章，不避势要，连参权臣陈新甲、吕大器、周延儒、王应熊等人，终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因弹劾首辅陈演而忤旨下狱。次年年初被释，贬为城旦。同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自缢，李自成以《缙绅录》按名搜索各路官员。范景文、倪元璐一干人等以身殉国，而骆养性、李元鼎等百数十人均降。龚鼎孳并未主动觍颜降附，他隐姓埋名于小家佣保间。但其友方以智被闯军擒获，在闯军的胁迫下，方以智不得已指认了龚鼎孳，致其被逮。对此，方以智的叔父方文与顾景星都曾亲自求证于方以智，并得到证实。方以智坦诚出首龚鼎孳有情不得已处，但也有报一己私怨之动机。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一年（1638），方以智之父方孔炤巡抚湖广，方以智随征武昌。时任蕲水县令的龚鼎孳为方孔炤下属，遂得与方以智订交。崇祯十五年（1642），龚鼎孳抵京，时方以智在京任王府讲官，二人时相过从。后方孔炤因战事失利而被崇祯帝下狱，方以智以血书诉冤方得以从轻处罚。方以智认为其父对龚鼎孳有知遇之恩，但龚氏却袖手于其父落难之际，以智因此衔恨在心，伺机报复。可见龚氏于国变后现身于大顺政权，实非初心。
据多种文献记载表明，被捕后的龚鼎孳曾饱受闯军拷掠。有人称是因为他不肯投降大顺政权，也有人说是缘于大顺军向龚鼎孳索金不得。实际上，前者不免溢美之嫌，而后者则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长期流动作战的大顺政权没有正常的赋税来源，李自成为保证财政运行和军饷开支，入京后对明朝官员和富室采取了追赃助饷的政策。不论官员降与不降，若无力献金纳银，则难逃酷刑。很多官员都受过严刑拷打，不少人甚至被拷掠至死。龚鼎孳因无力缴纳钱款而遭受酷刑，直到他的门人故旧为其筹措金钱，他方得以逃过死劫。
龚鼎孳被友人救赎后，万念俱灰，为保全名节，携爱妾顾媚投井自尽，然为附近居民所救，未遂死志，后受大顺政权直指使一职。在严正矩的《大宗伯龚端毅公传》中，提到龚鼎孳“阖门投井”[2]，按理说应是全家投井，其实不然，随其投井的仅有“内人”一人。龚鼎孳在《与卢德水先生》称：“方流寇之陷都城也，自分必死，既已被执，求死不得，所以窘辱万状。稍得间，即同内人赴井死，不幸为邻人救苏。”[3]如今大多认为“内人”即指顾媚，但这有没有可能指其原配夫人童氏呢？龚鼎孳在《待诰赠夫人前敇封孺人元配童氏行略》中有這么一段记述：“旋值甲申之变，南北阻绝，风雨飘摇……孺人奉先严慈于风波震撼之时，怡颜顺志，忧危藉以稍安。”[4]可知国变之时，童氏与龚鼎孳双亲都居住于与京师遥遥阻绝的合肥里第，不可能与龚鼎孳一同投井，所谓“阖门”，不过是他与顾媚二人。关于顾媚，亦是明清之际的传奇人物。顾媚（1619-1663），字眉生，又名眉，适鼎孳后改姓徐，名横波，号善持君。顾媚是赫赫有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崇祯十六年（1643）归嫁龚鼎孳。入清后因元配童氏不愿随宦京师而居于合肥里第，故最初以小妾身份嫁与龚鼎孳的顾媚受到清廷诰封，得称夫人，龚鼎孳在诗文中亦每以“内人”称之。
既然确定了与龚鼎孳一起投井的乃顾媚，那么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龚氏降闯后，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5]此话流传甚广，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笑柄。但它不见于龚氏的任何文集记述，不排除此乃出于时人之捏造。若此言真出于龚氏之口，他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陶染且身负天下重寄的官僚士夫，将一己之偷生归因于出身青楼的爱妾，实在贻笑大方。其实，龚氏选择不死未尝没有其他考虑，遗民阎尔梅就认为龚氏不死乃由于双亲在堂。当然，顾媚或高堂兴许都是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还在于龚氏自身不欲死，否则任何阻力都不足以成为他在国破君死后苟且偷生并转事多主的缘由。易宗夔《新世说》曾记载，顾媚在一次与龚鼎孳争吵后，久久不肯原谅龚氏，龚氏只好请钱谦益居中调停，不料顾媚面对钱氏，愤愤曰：“渠能作孙武公，则妾亦能作葛嫩耳！”[6]葛嫩是与顾媚同时的秦淮名妓，后委身抗清名将孙克咸（孙武公），孙氏兵败被俘，葛嫩抗节而死。顾媚称龚鼎孳若能像孙克咸般为明殉节，她也能如葛嫩一样大义相从。此话实乃狠狠讥刺了龚鼎孳与钱谦益两位贰臣，虽是顾媚负气之言，但未必不是出自真心。她一介风尘女子，归嫁龚氏不久便能在国破之时与他携手黄泉，可见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新世说》作于民国，距龚鼎孳生活的清初已远，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考证。如果这条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就是顾媚对“小妾不肯”之言的有力反驳；如果它只是出自后人的杜撰，那么以这种方式为顾媚“平反”，也说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龚氏选择不死的责任不该由顾媚承担。 二、龚鼎孳的南遁与北奔
甲申年风雨苍黄，瞬息万变。大明王朝轰然坍塌后，农民军与八旗军的对决才正式拉开帷幕。四月底，不敌满清铁骑的李自成败退紫禁城。五月初，清军入京，召明朝各级官员按原职录用，龚鼎孳被授吏科右给事中一职。甲申国变，明臣或殉节，或投降，还有相当一部分逃往南京投靠弘光政权，这样一来，既可不死，又可保全臣节，方以智便选择了这条道路，那龚鼎孳为何不选择南遁，而是滞留北方做一个为人不齿的“双料贰臣”呢？严正矩称龚鼎孳是因为受到闯军的严刑拷打而无法南归，那么说龚氏应该是有投靠南明的想法的，那这个想法最终未付诸实施仅由于龚鼎孳负伤在身？顾景星在《读定山堂甲申存稿痛哭之余起书二律》诗下自注云：“（龚鼎孳）脱身南遁，中道闻诖名逆党，哀感北奔。”[7]可见龚鼎孳当时不仅有南归之意，并已踏上南归之途，但南地的情形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在南京，马士英挟江北四镇拥立昏庸无道的福王，同时马士英又相继援引阮大铖等逆案中人，朝中要枢为马阮掌控，朝中品节清正之人纷纷失意乞归。当时江南社会对北京出仕大顺的降臣批判很严厉，马阮适逢其时地利用人们的义愤来打压异己。马士英上疏要求严惩从逆降臣，而龚鼎孳是他重点批判的“逆臣”之一。龚氏在南归途中听闻局势严酷，只得转而仓皇北奔。他不仅不能去投靠南京当国者，在风雨飘摇的乱世，连返回合肥里第都成了一种奢望。事后的剖白已于事無补，但至少也让我们明白，龚氏并非不知礼义的廉耻之徒，他也曾力图在乱世中保持士人的洁白与骄傲。
降清后，龚鼎孳再三疏辞。顺治元年（1644），他上《衰病残躯不能供职补牍陈情乞恩允放启》，清廷并未允可他的请求。次年他又连上《恳恩给假省亲以展子情以广孝治疏》、《恳恩允放回籍养亲疏》、《微臣招尤已甚揣分难容乞恩允放归养以保余生以全廉耻疏》三疏请辞，虽然这与他遭受排挤有关，而且均以侍养父母为辞，但从这种频繁的上疏与疏文之恳切沉痛而言，他是真诚地渴望远离这个让他身心受创、声名瓦碎的紫禁城，覆亡的故国已死的故君，是他最为沉重又无法卸除的精神枷锁。只是他一次次地遭到当局的回拒，既然无力改变他也只好安于现状。
三、结语
白一瑾认为“龚鼎孳具有相当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极为强烈的事功欲望。且不惜为此放弃自己的道德人格支柱”[8]，言下龚鼎孳是为了事功追求而做了贰臣。笔者不否认龚氏有着强烈的功名之心，但他并非因此而无视道德。他一降再降，濒死不死，偷生得生，是性格的懦弱、命运的捉弄、事态的无法预料与控制等种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他并不是一个为了荣名功业而践踏臣纪人伦的躁进势利之徒。他屡屡自称“恨人”， “九秋生事拙，六代恨人多”（《秋怀诗二十首和李舒章韵》其六），“恨人怀抱本苍茫，愁对秋云万里长”（《和雪堂先生遂初秋岳舒章秋日书怀诗十二首》其一），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心安理得的变节者。他并非主动降闯降满，他也有过求死之为、南遁之举，但最终还是求生的本能占了上风，他只是在无力主宰命运时选择了一个对自己生命危害最小的方向，至于这个方向将带给他的生命何种无法承受的重负，已是当时的他无暇细思也不敢细思的。只是风云过后，他在夜深人静时的低徊自问，尽是不堪闻问的支离过往，要多少个轮回静守多少次忏悔自讼，才能回到人生最初的模样。
参考文献
[1]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贰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6593.
[2] 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A]∥闵尔昌，编.碑传集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2447.
[3]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二十五[A]∥龚鼎孳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046.
[4]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二十一[A]∥龚鼎孳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989.
[5] 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631.
[6] 易宗夔.新世说[A]∥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第18册[M].台北：明文书局，1985：650.
[7] 顾景星.白茅堂集[A]∥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35.
[8] 白一瑾.龚鼎孳人格论[J].人文中国学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6）：194.
关键词：龚鼎孳 明清易代 贰臣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崇祯末，纳秦淮名妓顾媚为妾。在甲申年（崇祯十七年，1644）的国变中，龚鼎孳先后降附李自成和满清。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龚鼎孳卒于京城官邸，朝廷特赐谥号端毅。但他辞世未满百年却遭乾隆帝夺谥，与同时之钱谦益、曹溶等降清明臣被列入《清史列传·贰臣传》。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龚鼎孳最遭人诟病的是他的失节问题。但是，人们往往只注重他“做了贰臣”这个结果，却容易忽略他“为什么做了贰臣”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而这必然导致对历史人物认识的偏颇。有鉴于此，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探讨龚氏的失节问题
一、龚鼎孳的生死抉择
对甲申之变中龚鼎孳的投降，《清史列传·贰臣传乙》的记载相当简略：“及流贼李自成陷京师，鼎孳从贼，受伪直指使职，巡视北城……本朝顺治元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给事中。”[1]在正史极简的叙述中，龚鼎孳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据龚鼎孳《怀方密之诗序》、顾景星《和龚公忆方密之序》、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邓汉仪《慎墨堂笔记》等资料的记载，更为清晰地勾勒出龚鼎孳在甲申国变中的作为与心路历程，从而对龚鼎孳有一更为全面而公正的评介。
崇祯八年（1635）至崇祯十四年（1641），龚鼎孳任湖北蕲水县令。是时农民起义军于湖广一带攻城略地，龚鼎孳在严峻的形势中迈出了仕宦生涯的第一步。在任期间，他抵御流寇修缮防备，使孤城坚守七年无恙。崇祯十四年（1641）冬，龚鼎孳以考绩湖广第一行取入都，授兵科给事中。负性刚直而又未脱党争习气的他屡上弹章，在兵科十月，有《大奸本乎大贪之疏》、《政本关系安危已误不容再误之疏》、《纠论怙恶之疏》等著名谏章，不避势要，连参权臣陈新甲、吕大器、周延儒、王应熊等人，终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因弹劾首辅陈演而忤旨下狱。次年年初被释，贬为城旦。同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自缢，李自成以《缙绅录》按名搜索各路官员。范景文、倪元璐一干人等以身殉国，而骆养性、李元鼎等百数十人均降。龚鼎孳并未主动觍颜降附，他隐姓埋名于小家佣保间。但其友方以智被闯军擒获，在闯军的胁迫下，方以智不得已指认了龚鼎孳，致其被逮。对此，方以智的叔父方文与顾景星都曾亲自求证于方以智，并得到证实。方以智坦诚出首龚鼎孳有情不得已处，但也有报一己私怨之动机。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一年（1638），方以智之父方孔炤巡抚湖广，方以智随征武昌。时任蕲水县令的龚鼎孳为方孔炤下属，遂得与方以智订交。崇祯十五年（1642），龚鼎孳抵京，时方以智在京任王府讲官，二人时相过从。后方孔炤因战事失利而被崇祯帝下狱，方以智以血书诉冤方得以从轻处罚。方以智认为其父对龚鼎孳有知遇之恩，但龚氏却袖手于其父落难之际，以智因此衔恨在心，伺机报复。可见龚氏于国变后现身于大顺政权，实非初心。
据多种文献记载表明，被捕后的龚鼎孳曾饱受闯军拷掠。有人称是因为他不肯投降大顺政权，也有人说是缘于大顺军向龚鼎孳索金不得。实际上，前者不免溢美之嫌，而后者则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长期流动作战的大顺政权没有正常的赋税来源，李自成为保证财政运行和军饷开支，入京后对明朝官员和富室采取了追赃助饷的政策。不论官员降与不降，若无力献金纳银，则难逃酷刑。很多官员都受过严刑拷打，不少人甚至被拷掠至死。龚鼎孳因无力缴纳钱款而遭受酷刑，直到他的门人故旧为其筹措金钱，他方得以逃过死劫。
龚鼎孳被友人救赎后，万念俱灰，为保全名节，携爱妾顾媚投井自尽，然为附近居民所救，未遂死志，后受大顺政权直指使一职。在严正矩的《大宗伯龚端毅公传》中，提到龚鼎孳“阖门投井”[2]，按理说应是全家投井，其实不然，随其投井的仅有“内人”一人。龚鼎孳在《与卢德水先生》称：“方流寇之陷都城也，自分必死，既已被执，求死不得，所以窘辱万状。稍得间，即同内人赴井死，不幸为邻人救苏。”[3]如今大多认为“内人”即指顾媚，但这有没有可能指其原配夫人童氏呢？龚鼎孳在《待诰赠夫人前敇封孺人元配童氏行略》中有這么一段记述：“旋值甲申之变，南北阻绝，风雨飘摇……孺人奉先严慈于风波震撼之时，怡颜顺志，忧危藉以稍安。”[4]可知国变之时，童氏与龚鼎孳双亲都居住于与京师遥遥阻绝的合肥里第，不可能与龚鼎孳一同投井，所谓“阖门”，不过是他与顾媚二人。关于顾媚，亦是明清之际的传奇人物。顾媚（1619-1663），字眉生，又名眉，适鼎孳后改姓徐，名横波，号善持君。顾媚是赫赫有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崇祯十六年（1643）归嫁龚鼎孳。入清后因元配童氏不愿随宦京师而居于合肥里第，故最初以小妾身份嫁与龚鼎孳的顾媚受到清廷诰封，得称夫人，龚鼎孳在诗文中亦每以“内人”称之。
既然确定了与龚鼎孳一起投井的乃顾媚，那么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龚氏降闯后，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5]此话流传甚广，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笑柄。但它不见于龚氏的任何文集记述，不排除此乃出于时人之捏造。若此言真出于龚氏之口，他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陶染且身负天下重寄的官僚士夫，将一己之偷生归因于出身青楼的爱妾，实在贻笑大方。其实，龚氏选择不死未尝没有其他考虑，遗民阎尔梅就认为龚氏不死乃由于双亲在堂。当然，顾媚或高堂兴许都是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还在于龚氏自身不欲死，否则任何阻力都不足以成为他在国破君死后苟且偷生并转事多主的缘由。易宗夔《新世说》曾记载，顾媚在一次与龚鼎孳争吵后，久久不肯原谅龚氏，龚氏只好请钱谦益居中调停，不料顾媚面对钱氏，愤愤曰：“渠能作孙武公，则妾亦能作葛嫩耳！”[6]葛嫩是与顾媚同时的秦淮名妓，后委身抗清名将孙克咸（孙武公），孙氏兵败被俘，葛嫩抗节而死。顾媚称龚鼎孳若能像孙克咸般为明殉节，她也能如葛嫩一样大义相从。此话实乃狠狠讥刺了龚鼎孳与钱谦益两位贰臣，虽是顾媚负气之言，但未必不是出自真心。她一介风尘女子，归嫁龚氏不久便能在国破之时与他携手黄泉，可见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新世说》作于民国，距龚鼎孳生活的清初已远，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考证。如果这条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就是顾媚对“小妾不肯”之言的有力反驳；如果它只是出自后人的杜撰，那么以这种方式为顾媚“平反”，也说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龚氏选择不死的责任不该由顾媚承担。 二、龚鼎孳的南遁与北奔
甲申年风雨苍黄，瞬息万变。大明王朝轰然坍塌后，农民军与八旗军的对决才正式拉开帷幕。四月底，不敌满清铁骑的李自成败退紫禁城。五月初，清军入京，召明朝各级官员按原职录用，龚鼎孳被授吏科右给事中一职。甲申国变，明臣或殉节，或投降，还有相当一部分逃往南京投靠弘光政权，这样一来，既可不死，又可保全臣节，方以智便选择了这条道路，那龚鼎孳为何不选择南遁，而是滞留北方做一个为人不齿的“双料贰臣”呢？严正矩称龚鼎孳是因为受到闯军的严刑拷打而无法南归，那么说龚氏应该是有投靠南明的想法的，那这个想法最终未付诸实施仅由于龚鼎孳负伤在身？顾景星在《读定山堂甲申存稿痛哭之余起书二律》诗下自注云：“（龚鼎孳）脱身南遁，中道闻诖名逆党，哀感北奔。”[7]可见龚鼎孳当时不仅有南归之意，并已踏上南归之途，但南地的情形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在南京，马士英挟江北四镇拥立昏庸无道的福王，同时马士英又相继援引阮大铖等逆案中人，朝中要枢为马阮掌控，朝中品节清正之人纷纷失意乞归。当时江南社会对北京出仕大顺的降臣批判很严厉，马阮适逢其时地利用人们的义愤来打压异己。马士英上疏要求严惩从逆降臣，而龚鼎孳是他重点批判的“逆臣”之一。龚氏在南归途中听闻局势严酷，只得转而仓皇北奔。他不仅不能去投靠南京当国者，在风雨飘摇的乱世，连返回合肥里第都成了一种奢望。事后的剖白已于事無补，但至少也让我们明白，龚氏并非不知礼义的廉耻之徒，他也曾力图在乱世中保持士人的洁白与骄傲。
降清后，龚鼎孳再三疏辞。顺治元年（1644），他上《衰病残躯不能供职补牍陈情乞恩允放启》，清廷并未允可他的请求。次年他又连上《恳恩给假省亲以展子情以广孝治疏》、《恳恩允放回籍养亲疏》、《微臣招尤已甚揣分难容乞恩允放归养以保余生以全廉耻疏》三疏请辞，虽然这与他遭受排挤有关，而且均以侍养父母为辞，但从这种频繁的上疏与疏文之恳切沉痛而言，他是真诚地渴望远离这个让他身心受创、声名瓦碎的紫禁城，覆亡的故国已死的故君，是他最为沉重又无法卸除的精神枷锁。只是他一次次地遭到当局的回拒，既然无力改变他也只好安于现状。
三、结语
白一瑾认为“龚鼎孳具有相当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极为强烈的事功欲望。且不惜为此放弃自己的道德人格支柱”[8]，言下龚鼎孳是为了事功追求而做了贰臣。笔者不否认龚氏有着强烈的功名之心，但他并非因此而无视道德。他一降再降，濒死不死，偷生得生，是性格的懦弱、命运的捉弄、事态的无法预料与控制等种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他并不是一个为了荣名功业而践踏臣纪人伦的躁进势利之徒。他屡屡自称“恨人”， “九秋生事拙，六代恨人多”（《秋怀诗二十首和李舒章韵》其六），“恨人怀抱本苍茫，愁对秋云万里长”（《和雪堂先生遂初秋岳舒章秋日书怀诗十二首》其一），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心安理得的变节者。他并非主动降闯降满，他也有过求死之为、南遁之举，但最终还是求生的本能占了上风，他只是在无力主宰命运时选择了一个对自己生命危害最小的方向，至于这个方向将带给他的生命何种无法承受的重负，已是当时的他无暇细思也不敢细思的。只是风云过后，他在夜深人静时的低徊自问，尽是不堪闻问的支离过往，要多少个轮回静守多少次忏悔自讼，才能回到人生最初的模样。
参考文献
[1]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贰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6593.
[2] 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A]∥闵尔昌，编.碑传集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2447.
[3]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二十五[A]∥龚鼎孳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046.
[4]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二十一[A]∥龚鼎孳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989.
[5] 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631.
[6] 易宗夔.新世说[A]∥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第18册[M].台北：明文书局，1985：650.
[7] 顾景星.白茅堂集[A]∥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35.
[8] 白一瑾.龚鼎孳人格论[J].人文中国学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6）：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