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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边疆，需要守卫者。守卫来之不易的新生活，守卫领土的完整。
她们是纯朴的姑娘，离开家乡，奔赴进疆。
她们斗风沙，她们垦荒地，她们在边疆扎下了根。
65年过去了，她们已经从风化正茂的姑娘，成为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故去了，永远地埋在了她们守望了65年的边疆——她们的第二故乡。
这是超越了一个甲子的守望。65年戍边，65年回望故乡时的盈盈热泪，换来的，是边疆的繁荣，以及我们的安宁。
她们的故事鲜为人知，即便在她们的家乡。
而我们不应该忘了她们，不应忘记她们的韶华，她们的梦想，她们的奉献——
是的。她们的奉献。
在那里，每一缕风，每一片树叶，都呼唤过她们的名字。
那些花啊，也为她们开放。
前进！到西北去
1952年新疆兵团到我们学校招女兵，说新疆如何如何好，到新疆以后，愿干啥都可以，反正各行各业都有，工作自愿，报名考试，没有文化的还可以学习。我母亲去世得早，我一听就报了名，后来不知道怎么讓二姐知道了，她不让我去，说新疆那么荒凉你到那儿干啥，家里再不好也有工作啊。我说我不想呆在这里。
当时报名愿意走的就可以走，但年龄不满18岁的不能走，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刘素珍、卢秀琴，也都没有妈，我们仨的身世差不多。刘素珍当时才16岁，她虚报说18岁，加上她长得小，人家也就不相信她，我和卢秀琴就给她作证，才让她报上名。当时政府很支持参军，给每人发了一封感谢信。走之前我们住在政府招待所里，领导经常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聚餐，发铅笔和笔记本。我们是第一批女兵，谁不高兴？可是当时有些老太太都哭着说：“这些丫头都疯了，要到西北去，那里狼啊、野兽啊什么都有，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回来？”我才不管人家怎么说呢，人家能去我也能去，狼只吃我不吃人家？
走的那一天，人家有父母的都来送，我父亲有病不能送，嫂子也没来，只有二姐哭着给我一床被子，还有一块钱，说在外面不比家里，家里有亲戚家人遇事有人帮着，外面只有自己，得自己看着自己。我哭着说：“没事没事。”政府领导也给我们送行、敬酒，还哭着说：“到了新疆，努力工作，为祖国争光，不要丢山东人的脸。”所有的人都哭了，送行的、参军的，连带兵的也都眼睛红红的。到了泰安，我们被編成十一个中队，经过一个星期的集训才出发。乘的是汽车，敞篷子的，开始没打篷子，一直出了玉门关才打起篷子。
在路上走到哪里哪里欢迎我们，吃饭时用脸盆打饭打水，大米白面随便吃。我在总务搞伙食监督，监督后勤有没有贪污情况，账目对不对，饭菜做得好不好，其实没人贪污。每天吃饭都要点名，每天晚上开会做思想工作，进了戈壁滩以后，带队的才正式宣布少了一个人，希望大家以后遵守纪律，不要乱跑。其实想跑也跑不了，大戈壁滩往哪儿跑？进了甘肃，就看不见人影，饭菜差劲得很，太荒凉了，大家都说怎么能跑到这里来了，完啦。许多人都哭，说：“听老人的话多好。”我没有哭，当时就觉得当兵挺好，给你发军装、棉衣、牙刷、毛巾，什么都是供给，到一个地方人家都敲锣打鼓欢迎你。就是纪律太严，不许穿花衣服，连花裤头都不让你穿，统一发的白裤头和绿裤头，必须穿这。所以我们洗的花裤头都不敢晒在外面，领导见了批我们，说：“你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发的鞋，有的大有的小，不跟脚，你也得穿，我们是军人。穿着大鞋小鞋走路。开始出发的时候，大家还唱呀、玩呀，热闹得很。越走越荒凉，大家就不唱了，有的人开始哭，不哭的也低着头不吭声。为了鼓舞士气，让大家高兴起来，指导员就动员唱歌，唱《社会主义好》《我是一个兵》，还有《我们新疆好地方》。出了玉门，过六盘山时，汽车挨着悬崖走，我们吓得连歌都不敢唱，躲在敞篷里，不敢向外看。车子不能熄火，开得虽不快，晚上也睡不着，就慢慢地走。当时我心想，我们这是到哪儿呀？
有一杆红旗竖在那里
走了两个多月终于见到了房屋，大家高兴坏啦，有人说可能到了，大家就这样猜测、议论，果然是到了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车停了大家就纷纷往下跳，东望望西望望，有人说还迪化呢，连我们县都赶不上。那时迪化就是落后，不是说：“乌鲁木齐三件宝，马粪牛粪芨芨草，维族丫头满街跑嘛。”住下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发了帽徽、胸章，还有裙子、军装和皮鞋，这是一套。开始集训，一周之后，我被分到南疆二军六师十八团，离迪化不下1000公里。汽车又接着往前走，路上全是戈壁、沙漠，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天又热得让人没地方藏。大概走了近一个月，忽然有一天，我们觉得汽车停了，只听到一个人喊：“同志们，到地方了。”我们往外一看，这是哪儿呀，到处都是沙包、草堆，只有一杆红旗在那竖着。大家跳下车，懒懒地站在沙堆上四处张望，啥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儿钻出几个领导，说欢迎我们，欢迎我们来到团部，大家都呆了，这是团部？
到了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就下起了大雨。我们住的是地窝子，地窝子上面是用席子和红柳铺的，上面盖上层土就算完啦。本来下点小雨，里面潮上几天也就凑合过去了，可那天雨下的特别大，苇席子、红柳枝全都给冲跑了，我们就都抱着被子哭鼻子，整个团部除了中队部的房子，其余的都被冲得一塌糊涂。中队部的房子是泥土铺的，比较厚实，政委就跑过来让我们到那里去住，可谁也不想去，人那么多，怎么住下呀？最后政委没办法就把我们这些教员、队长、组长总共6个人领过去了，领到政委家里。我们一进去，政委就出去了。我们一看就特别过意不去，人家政委结婚没几天，我们来了，把人家给赶出去了，哪能这样。第二天政委又让我们过去，我们无论如何不去，那么多战友都没地方，我们住着也不好意思。政委就不再说什么，雨一停，马上号召大家修整地窝子。把地窝子上面的盖全部揭开，让太阳把地窝子里面晒干，晒干后又加厚了许多。那几天我总想：我的天啊，我们哪辈子才能把这儿建设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做鞋，和老家一样，用两腿固定夹板子纳鞋底，当时一人一天能纳七八双鞋底。为了争先进，大家唱着歌，烧着红柳条子，烤着火，通宵地干。我那时是文化教员，没有数量任务，只负责检查质量，还负责每天向组织汇报思想工作情况。刚一开始，毕竟有做得慢的，做得快的，领导就说：“现在完不成任务没关系，学好以后就可以完成啦。”可谁也不想完不成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偷着干。上面领导就说：“这娃娃真能干，可得注意身体。”我们纳鞋底，男兵就出去劳动开荒，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晚上天不黑不回来。内务就没时间整理，被子脏得很，衣服也到处乱扔。我们就等他们去上工以后，把他们的被子衣服收拾一下，洗干净晾干，叠好，在他们上工回来之前给他们送过去。
吃饭的时候，也不像在老家时候坐个椅子，或盘在炕上。都是蹲着吃，抱着个大海碗，吃饭的时候用大瓷盘盛来，想吃多少吃多少，馒头面条都有，吃的菜是茄子黄瓜，得病就吃小灶，还有鱼肉。衣服发的不多，但也够穿。羊皮大衣只有马号和站岗的同志有，他们晚上值班，天冷用得着。第一年过年，指导员怕我们想家，就过来和我们会餐，陪着我们玩，端来一盆饺子馅，让我们自己包。一直玩了一个通宵，我们都说玩有什么用，连个商店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能买。指导员就说：“会有的会有的，只要我们红旗竖在这里，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商店、楼房，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
刚到迪化集训的时候，上面就教育我们要投身到新疆建设中来，要开发新疆、扎根新疆。可我们来到一看，全是小伙子，没有大姑娘，开始我们也就不愿和他们接触。而当时也规定，男女不准随便接触。我们中队除了指导员是男的，其余全都是女的，指导员常表扬我们说：“你们这群山东姑娘是好样的，一直都坚强得很。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服从分配，扎根边疆。”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扎根边疆”，大家都说就是找对象也要回去找，谁呆在这鬼地方。那几天大家都没睡好，还好大家很快都忘了，投入到生产劳动当中。
1953年，我们大队部的几个干部还有政委开始给我做工作，给我介绍对象。有一次于基振政委对我说：“现在部队里的男同志和你们几乎都是一代人，都是受过许多苦的。和谁过日子都一样，他们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嘛。况且要建设边疆，要扎根，必须安家，就不要想回家了。你看我们这里，火车修通还要多少年啊，在这里找个对象安家就行了。”我说：“我不想找，我家里已经有对象，有感情。你们介绍的那个湖北的，我对他不了解。”政委说：“你要相信组织，在这里组织就是父母。”我还是不想找，政委又说：“他是劳改大队的专员，你回去考虑考虑，过几天我再找你。”谈话回来以后，两个和我一起来的姐妹讲将来要一同回去。我一听心里更踏实了，坚决不找对象。这件事不知怎么让于政委知道了，就把我们三个分开，找她们俩做思想工作。回来后一个说：“找个对象挺好的嘛，以后我们都要呆在这里。”另一个说：“我们要服从组织安排。”没几天于政委又找到我说：“小曹呀，考虑得怎么样？结婚以后，工作不在一起我们可以调动嘛，你不要擔心。只要结了婚，一切组织给你安排。”接着通信员就把我接到劳改大队，由文书陪着进了办公室。于政委也在办公室，一看我到了，就说：“你们两个好好说话，我有点事先走。”说着拉着文书一块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他让我坐下，问：“你看我们的婚姻自由不自由？”我说：“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他说：“你把这个解释清楚，我们是朋友是战友，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勉强，感情是慢慢建立的，如果强迫，以后生活也是痛苦的。”我说：“说自由，是因为我也同意，说不自由，因为又不是自愿的。”说完我就趴在桌子上哭，我觉得太委屈，刚一来就催着我结婚，还不让同伴跟我谈话。他一看我哭，慌了，急忙说：“不要哭，你不同意就算了，明天就送你回去。”回到宿舍，队长看我眼红红的，怪难受的样子，就问我怎么了。我就给她说了，她气坏了，跑去训他说：“你问人家那个干什么？你来了五六年，这个都不懂？你应该好好向人家道歉，就不应该问那样的话。”他一看，可能感到问题很严重，跑到房子里哈着腰说：“我说话不在意，希望你能够原谅，将来我们一定能处理好关系的。”我说：“不行，送我回去，要不我自己回去。”“你一個人怎么走，荒郊野岭的。”我也没理他，就在那里坐着，都不说话，他可能感到很为难，就说我先走了，今天你别走，要走明天走，我送你回去。第二天，我没起床没吃饭，心想，你想结婚你自己结去吧。上午，于政委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当时条款规定如果自己找对象，必须有固定工作，三年军龄，年龄28岁以上，经组织研究批准后，方能结婚。标志是组织的批条。组织的批条就是结婚证，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证，就一张批条。
下午举行婚礼，大家一起闹着玩，吃果子，他们让我谈一下恋爱经过。第二天他们都上班，文书陪我玩了一天，我也回去工作了，后来我就调到劳改大队当文化教员，教扫盲班。
1955年8月份生了个大丫头，7个月就送全托了，一个月去看她一次。1957年我生下了老二，1960年5月份生了老三。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全国都在挨饿，新疆的粮食都支援内地了，所以孩子的体质特别差，当时一斤洋芋蛋都好几块钱，我坐月子的时候团长媳妇给送了1只鸡，18个鸡蛋。老三1岁了还不会走路，坐骨神经打针打坏了，亏得遇上苏联专家，三个孩子我很少管他们，那时工作忙也难管，大丫头1984年上了成人大学，现在在博乐司法处，老二在保险公司，老三和几个朋友闯广东去了。他们干什么我们没干涉过，管也管不完，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怎能总和上辈一样呢。
这条命不简单
1960年为了备战的需要，农五师迁到博乐，我们一家也随之迁到农五师九团。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调了好几次，从十八团调到二十九团，从二十九团又调到农五师师部大营，现在又调到阿拉山口。当时九〇团啥都没有，全是芦苇湖，还是住地窝子，有人编了个顺口溜来说芦苇湖：“一进苇湖犯了愁，蚊子牛虻爬满头，盼着清风来解驾，清风下来刮倒牛。”当时领导来视察，穿着白衣服进来，视察完都变成黄衣服了，上面都是蚊子牛虻。风来了，房子一下刮倒了，连根木头都不剩。九〇团是农五师最穷的团，不生产粮食，靠其他的团场来救济，有时一个月才见一点儿白面，大家就拼着命开发芦苇湖，把芦苇割掉，把水放干，开荒种地，大家就这样干。九〇团又变成农五师的先进团，模范团了。那时我们团只有2个教师18个学生4个班，我教他们语文，桌子都没有，学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写字，直到1983年桌子椅子才配齐了。
后来终于有了楼房，商店，电灯电话。当年指导员说过，只要我们红旗竖在这里，一切都会有的。
人物生平：曹金妹进疆后，被分配到南疆二军六师十八团任文化教员，1953年经组织介绍与劳改大队专员蒋和魁结婚。1954年转业到孔雀团场，1959年随丈夫分配到农五师师部大营（驻哈密）。一年之后，调到八木敦农场，随师部迁至博乐，在九〇团教语文。有二男一女，现退休在家。经常回山东老家，到湖北逛逛。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边疆，需要守卫者。守卫来之不易的新生活，守卫领土的完整。
她们是纯朴的姑娘，离开家乡，奔赴进疆。
她们斗风沙，她们垦荒地，她们在边疆扎下了根。
65年过去了，她们已经从风化正茂的姑娘，成为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故去了，永远地埋在了她们守望了65年的边疆——她们的第二故乡。
这是超越了一个甲子的守望。65年戍边，65年回望故乡时的盈盈热泪，换来的，是边疆的繁荣，以及我们的安宁。
她们的故事鲜为人知，即便在她们的家乡。
而我们不应该忘了她们，不应忘记她们的韶华，她们的梦想，她们的奉献——
是的。她们的奉献。
在那里，每一缕风，每一片树叶，都呼唤过她们的名字。
那些花啊，也为她们开放。
前进！到西北去
1952年新疆兵团到我们学校招女兵，说新疆如何如何好，到新疆以后，愿干啥都可以，反正各行各业都有，工作自愿，报名考试，没有文化的还可以学习。我母亲去世得早，我一听就报了名，后来不知道怎么讓二姐知道了，她不让我去，说新疆那么荒凉你到那儿干啥，家里再不好也有工作啊。我说我不想呆在这里。
当时报名愿意走的就可以走，但年龄不满18岁的不能走，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刘素珍、卢秀琴，也都没有妈，我们仨的身世差不多。刘素珍当时才16岁，她虚报说18岁，加上她长得小，人家也就不相信她，我和卢秀琴就给她作证，才让她报上名。当时政府很支持参军，给每人发了一封感谢信。走之前我们住在政府招待所里，领导经常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聚餐，发铅笔和笔记本。我们是第一批女兵，谁不高兴？可是当时有些老太太都哭着说：“这些丫头都疯了，要到西北去，那里狼啊、野兽啊什么都有，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回来？”我才不管人家怎么说呢，人家能去我也能去，狼只吃我不吃人家？
走的那一天，人家有父母的都来送，我父亲有病不能送，嫂子也没来，只有二姐哭着给我一床被子，还有一块钱，说在外面不比家里，家里有亲戚家人遇事有人帮着，外面只有自己，得自己看着自己。我哭着说：“没事没事。”政府领导也给我们送行、敬酒，还哭着说：“到了新疆，努力工作，为祖国争光，不要丢山东人的脸。”所有的人都哭了，送行的、参军的，连带兵的也都眼睛红红的。到了泰安，我们被編成十一个中队，经过一个星期的集训才出发。乘的是汽车，敞篷子的，开始没打篷子，一直出了玉门关才打起篷子。
在路上走到哪里哪里欢迎我们，吃饭时用脸盆打饭打水，大米白面随便吃。我在总务搞伙食监督，监督后勤有没有贪污情况，账目对不对，饭菜做得好不好，其实没人贪污。每天吃饭都要点名，每天晚上开会做思想工作，进了戈壁滩以后，带队的才正式宣布少了一个人，希望大家以后遵守纪律，不要乱跑。其实想跑也跑不了，大戈壁滩往哪儿跑？进了甘肃，就看不见人影，饭菜差劲得很，太荒凉了，大家都说怎么能跑到这里来了，完啦。许多人都哭，说：“听老人的话多好。”我没有哭，当时就觉得当兵挺好，给你发军装、棉衣、牙刷、毛巾，什么都是供给，到一个地方人家都敲锣打鼓欢迎你。就是纪律太严，不许穿花衣服，连花裤头都不让你穿，统一发的白裤头和绿裤头，必须穿这。所以我们洗的花裤头都不敢晒在外面，领导见了批我们，说：“你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发的鞋，有的大有的小，不跟脚，你也得穿，我们是军人。穿着大鞋小鞋走路。开始出发的时候，大家还唱呀、玩呀，热闹得很。越走越荒凉，大家就不唱了，有的人开始哭，不哭的也低着头不吭声。为了鼓舞士气，让大家高兴起来，指导员就动员唱歌，唱《社会主义好》《我是一个兵》，还有《我们新疆好地方》。出了玉门，过六盘山时，汽车挨着悬崖走，我们吓得连歌都不敢唱，躲在敞篷里，不敢向外看。车子不能熄火，开得虽不快，晚上也睡不着，就慢慢地走。当时我心想，我们这是到哪儿呀？
有一杆红旗竖在那里
走了两个多月终于见到了房屋，大家高兴坏啦，有人说可能到了，大家就这样猜测、议论，果然是到了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车停了大家就纷纷往下跳，东望望西望望，有人说还迪化呢，连我们县都赶不上。那时迪化就是落后，不是说：“乌鲁木齐三件宝，马粪牛粪芨芨草，维族丫头满街跑嘛。”住下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发了帽徽、胸章，还有裙子、军装和皮鞋，这是一套。开始集训，一周之后，我被分到南疆二军六师十八团，离迪化不下1000公里。汽车又接着往前走，路上全是戈壁、沙漠，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天又热得让人没地方藏。大概走了近一个月，忽然有一天，我们觉得汽车停了，只听到一个人喊：“同志们，到地方了。”我们往外一看，这是哪儿呀，到处都是沙包、草堆，只有一杆红旗在那竖着。大家跳下车，懒懒地站在沙堆上四处张望，啥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儿钻出几个领导，说欢迎我们，欢迎我们来到团部，大家都呆了，这是团部？
到了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就下起了大雨。我们住的是地窝子，地窝子上面是用席子和红柳铺的，上面盖上层土就算完啦。本来下点小雨，里面潮上几天也就凑合过去了，可那天雨下的特别大，苇席子、红柳枝全都给冲跑了，我们就都抱着被子哭鼻子，整个团部除了中队部的房子，其余的都被冲得一塌糊涂。中队部的房子是泥土铺的，比较厚实，政委就跑过来让我们到那里去住，可谁也不想去，人那么多，怎么住下呀？最后政委没办法就把我们这些教员、队长、组长总共6个人领过去了，领到政委家里。我们一进去，政委就出去了。我们一看就特别过意不去，人家政委结婚没几天，我们来了，把人家给赶出去了，哪能这样。第二天政委又让我们过去，我们无论如何不去，那么多战友都没地方，我们住着也不好意思。政委就不再说什么，雨一停，马上号召大家修整地窝子。把地窝子上面的盖全部揭开，让太阳把地窝子里面晒干，晒干后又加厚了许多。那几天我总想：我的天啊，我们哪辈子才能把这儿建设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做鞋，和老家一样，用两腿固定夹板子纳鞋底，当时一人一天能纳七八双鞋底。为了争先进，大家唱着歌，烧着红柳条子，烤着火，通宵地干。我那时是文化教员，没有数量任务，只负责检查质量，还负责每天向组织汇报思想工作情况。刚一开始，毕竟有做得慢的，做得快的，领导就说：“现在完不成任务没关系，学好以后就可以完成啦。”可谁也不想完不成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偷着干。上面领导就说：“这娃娃真能干，可得注意身体。”我们纳鞋底，男兵就出去劳动开荒，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晚上天不黑不回来。内务就没时间整理，被子脏得很，衣服也到处乱扔。我们就等他们去上工以后，把他们的被子衣服收拾一下，洗干净晾干，叠好，在他们上工回来之前给他们送过去。
吃饭的时候，也不像在老家时候坐个椅子，或盘在炕上。都是蹲着吃，抱着个大海碗，吃饭的时候用大瓷盘盛来，想吃多少吃多少，馒头面条都有，吃的菜是茄子黄瓜，得病就吃小灶，还有鱼肉。衣服发的不多，但也够穿。羊皮大衣只有马号和站岗的同志有，他们晚上值班，天冷用得着。第一年过年，指导员怕我们想家，就过来和我们会餐，陪着我们玩，端来一盆饺子馅，让我们自己包。一直玩了一个通宵，我们都说玩有什么用，连个商店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能买。指导员就说：“会有的会有的，只要我们红旗竖在这里，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商店、楼房，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
刚到迪化集训的时候，上面就教育我们要投身到新疆建设中来，要开发新疆、扎根新疆。可我们来到一看，全是小伙子，没有大姑娘，开始我们也就不愿和他们接触。而当时也规定，男女不准随便接触。我们中队除了指导员是男的，其余全都是女的，指导员常表扬我们说：“你们这群山东姑娘是好样的，一直都坚强得很。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服从分配，扎根边疆。”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扎根边疆”，大家都说就是找对象也要回去找，谁呆在这鬼地方。那几天大家都没睡好，还好大家很快都忘了，投入到生产劳动当中。
1953年，我们大队部的几个干部还有政委开始给我做工作，给我介绍对象。有一次于基振政委对我说：“现在部队里的男同志和你们几乎都是一代人，都是受过许多苦的。和谁过日子都一样，他们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嘛。况且要建设边疆，要扎根，必须安家，就不要想回家了。你看我们这里，火车修通还要多少年啊，在这里找个对象安家就行了。”我说：“我不想找，我家里已经有对象，有感情。你们介绍的那个湖北的，我对他不了解。”政委说：“你要相信组织，在这里组织就是父母。”我还是不想找，政委又说：“他是劳改大队的专员，你回去考虑考虑，过几天我再找你。”谈话回来以后，两个和我一起来的姐妹讲将来要一同回去。我一听心里更踏实了，坚决不找对象。这件事不知怎么让于政委知道了，就把我们三个分开，找她们俩做思想工作。回来后一个说：“找个对象挺好的嘛，以后我们都要呆在这里。”另一个说：“我们要服从组织安排。”没几天于政委又找到我说：“小曹呀，考虑得怎么样？结婚以后，工作不在一起我们可以调动嘛，你不要擔心。只要结了婚，一切组织给你安排。”接着通信员就把我接到劳改大队，由文书陪着进了办公室。于政委也在办公室，一看我到了，就说：“你们两个好好说话，我有点事先走。”说着拉着文书一块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他让我坐下，问：“你看我们的婚姻自由不自由？”我说：“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他说：“你把这个解释清楚，我们是朋友是战友，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勉强，感情是慢慢建立的，如果强迫，以后生活也是痛苦的。”我说：“说自由，是因为我也同意，说不自由，因为又不是自愿的。”说完我就趴在桌子上哭，我觉得太委屈，刚一来就催着我结婚，还不让同伴跟我谈话。他一看我哭，慌了，急忙说：“不要哭，你不同意就算了，明天就送你回去。”回到宿舍，队长看我眼红红的，怪难受的样子，就问我怎么了。我就给她说了，她气坏了，跑去训他说：“你问人家那个干什么？你来了五六年，这个都不懂？你应该好好向人家道歉，就不应该问那样的话。”他一看，可能感到问题很严重，跑到房子里哈着腰说：“我说话不在意，希望你能够原谅，将来我们一定能处理好关系的。”我说：“不行，送我回去，要不我自己回去。”“你一個人怎么走，荒郊野岭的。”我也没理他，就在那里坐着，都不说话，他可能感到很为难，就说我先走了，今天你别走，要走明天走，我送你回去。第二天，我没起床没吃饭，心想，你想结婚你自己结去吧。上午，于政委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当时条款规定如果自己找对象，必须有固定工作，三年军龄，年龄28岁以上，经组织研究批准后，方能结婚。标志是组织的批条。组织的批条就是结婚证，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证，就一张批条。
下午举行婚礼，大家一起闹着玩，吃果子，他们让我谈一下恋爱经过。第二天他们都上班，文书陪我玩了一天，我也回去工作了，后来我就调到劳改大队当文化教员，教扫盲班。
1955年8月份生了个大丫头，7个月就送全托了，一个月去看她一次。1957年我生下了老二，1960年5月份生了老三。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全国都在挨饿，新疆的粮食都支援内地了，所以孩子的体质特别差，当时一斤洋芋蛋都好几块钱，我坐月子的时候团长媳妇给送了1只鸡，18个鸡蛋。老三1岁了还不会走路，坐骨神经打针打坏了，亏得遇上苏联专家，三个孩子我很少管他们，那时工作忙也难管，大丫头1984年上了成人大学，现在在博乐司法处，老二在保险公司，老三和几个朋友闯广东去了。他们干什么我们没干涉过，管也管不完，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怎能总和上辈一样呢。
这条命不简单
1960年为了备战的需要，农五师迁到博乐，我们一家也随之迁到农五师九团。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调了好几次，从十八团调到二十九团，从二十九团又调到农五师师部大营，现在又调到阿拉山口。当时九〇团啥都没有，全是芦苇湖，还是住地窝子，有人编了个顺口溜来说芦苇湖：“一进苇湖犯了愁，蚊子牛虻爬满头，盼着清风来解驾，清风下来刮倒牛。”当时领导来视察，穿着白衣服进来，视察完都变成黄衣服了，上面都是蚊子牛虻。风来了，房子一下刮倒了，连根木头都不剩。九〇团是农五师最穷的团，不生产粮食，靠其他的团场来救济，有时一个月才见一点儿白面，大家就拼着命开发芦苇湖，把芦苇割掉，把水放干，开荒种地，大家就这样干。九〇团又变成农五师的先进团，模范团了。那时我们团只有2个教师18个学生4个班，我教他们语文，桌子都没有，学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写字，直到1983年桌子椅子才配齐了。
后来终于有了楼房，商店，电灯电话。当年指导员说过，只要我们红旗竖在这里，一切都会有的。
人物生平：曹金妹进疆后，被分配到南疆二军六师十八团任文化教员，1953年经组织介绍与劳改大队专员蒋和魁结婚。1954年转业到孔雀团场，1959年随丈夫分配到农五师师部大营（驻哈密）。一年之后，调到八木敦农场，随师部迁至博乐，在九〇团教语文。有二男一女，现退休在家。经常回山东老家，到湖北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