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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振兴中华是孙中山的革命目的和归宿。不管孙中山是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是为了实现“国利民福”的中国梦。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人之一，学习他的革命思想很有裨益。
【关键词】：孙中山；振兴中华；革命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有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振兴中华”作为孙中山先生对于时局的回应，也是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归宿。孔子曾说过：“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事情，孙中山先生也认为革命是“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最美之名辞”，而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则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的确，革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事业，也继承了他“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孙中山先生认为，自鞑虏入主中原以来，满清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动辄“屠戮动以全城，搜杀常称旬日”，还欲“灭绝汉种爱国之心，涣散汉种合群之志，事事以刀锯绳忠义，以利祿诱奸邪”，致使“汉族蒙祸之大，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同时，满清政府在面对外国侵略的时候，非但没有团结各族人民共赴国难，还一族尊大，并打出“排汉”的口号，提出中国的国土“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的谬论，致使中国“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由此，孙中山提出，中国若是想“或免奴隶于他族”和避免帝国主义的瓜分就非先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不可，当然，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首要步骤。
孙中山进行革命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满清政府的“排汉”政策，还在于满清政府的腐败和专制。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的原因，“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而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任何一个诚实的官吏都不得不跟着那些不诚实的足印走”，“他不得不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上级对他的索贿，而且必然要纵容两种贪污：在他的下属们中间的，以及比他的职位或官阶高的那些人中间的。”以李鸿章为例，“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及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之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除此之外，满清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也极其残酷，满清政府不仅纵容官吏剥削百姓，禁止其言论自由，剥夺汉人的平等权和公权，还实施“闭关锁国”的排外政策阻止人民的物质和思想进化，百姓一旦稍加反抗，就会招致满清政府的残酷压制，他们时常“鞭笞丁壮，及于老弱，火其局，夺其产”，逼迫人民“从其服制”。显然，生活在这种国度里与生活在监狱无所差别，因为到处都是人民的呻吟哀嚎，到处都是压迫导致的流血惨剧。毫无疑问，此时满清政府的专制已经不再符合中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哲学，也不再符合世界先进国家“以民为本”的思想潮流，而人民如果要想摆脱这种境遇的话，孙中山先生认为，就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府，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而非个人、家族的共和国家，这也是孙中山先生实现“振兴中华”的必要基础。
如果说，去除异族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而建立民国的政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实现“振兴中华”的条件和基础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实现“民生幸福”的社会革命则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崇高目的。据考证，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曾对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如今“世界开化，物质发舒”，在欧美国家，资本的力量战胜了人民的力量，人民成为了资本的奴隶，民生问题显得极其严重，“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极，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奴役和道德堕落的扩大，“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却反食恶果”，显然，欧美国力虽强，但民众生活着实艰难，而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得到较大发展，阶级对立还未凸显，但孙中山先生认为，这种由资本家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现在虽还没有”，“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如果中国到欧美那种地步再去讲民生主义那就迟了，因此，搞革命也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后来孙中山先生解释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的生产、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如果民生不遂，社会的文明就不能发达，经济组织就不能改良，道德就会退步种种不平的事情将会随即发生”。而要想在“民窮财尽，举国枯竭”的情况下，达到“真正国利民福之目的”，实现民生主义，除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外，还要发展实业，若实业发展，“收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疗”，“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最终达到“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的目的，可以说，这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孙中山先生实行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如剪辫，严禁鸦片，废除跪拜，禁止买卖人口、赌博、缠足、刑讯逼供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民从封建习俗的禁锢和危害中解放了出来。
概括来讲，孙中山先生“不愿少数人满洲人专利”而要实行民族革命，因“不愿君主一人专利”而要实行政治革命，因“不愿少数富人专利”而要实行社会革命，而孙中山先生所进行的所有革命都是以“振兴中华”为目的和归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孙中山先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孙中山先生以“振兴中华”为归宿的革命理论也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虽然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实践中历经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但他总是毫不灰心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从实践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是的，“振兴中华”始终是一个接力赛，前面的革命先辈跑完了他们的路程，接下的路还需要当代的中华儿女继续奋斗，因此，让我们继续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以完成孙中山先生“执全球之牛耳”的夙愿。
【关键词】：孙中山；振兴中华；革命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有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振兴中华”作为孙中山先生对于时局的回应，也是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归宿。孔子曾说过：“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事情，孙中山先生也认为革命是“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最美之名辞”，而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则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的确，革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事业，也继承了他“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孙中山先生认为，自鞑虏入主中原以来，满清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动辄“屠戮动以全城，搜杀常称旬日”，还欲“灭绝汉种爱国之心，涣散汉种合群之志，事事以刀锯绳忠义，以利祿诱奸邪”，致使“汉族蒙祸之大，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同时，满清政府在面对外国侵略的时候，非但没有团结各族人民共赴国难，还一族尊大，并打出“排汉”的口号，提出中国的国土“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的谬论，致使中国“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由此，孙中山提出，中国若是想“或免奴隶于他族”和避免帝国主义的瓜分就非先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不可，当然，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首要步骤。
孙中山进行革命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满清政府的“排汉”政策，还在于满清政府的腐败和专制。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的原因，“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而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任何一个诚实的官吏都不得不跟着那些不诚实的足印走”，“他不得不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上级对他的索贿，而且必然要纵容两种贪污：在他的下属们中间的，以及比他的职位或官阶高的那些人中间的。”以李鸿章为例，“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及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之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除此之外，满清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也极其残酷，满清政府不仅纵容官吏剥削百姓，禁止其言论自由，剥夺汉人的平等权和公权，还实施“闭关锁国”的排外政策阻止人民的物质和思想进化，百姓一旦稍加反抗，就会招致满清政府的残酷压制，他们时常“鞭笞丁壮，及于老弱，火其局，夺其产”，逼迫人民“从其服制”。显然，生活在这种国度里与生活在监狱无所差别，因为到处都是人民的呻吟哀嚎，到处都是压迫导致的流血惨剧。毫无疑问，此时满清政府的专制已经不再符合中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哲学，也不再符合世界先进国家“以民为本”的思想潮流，而人民如果要想摆脱这种境遇的话，孙中山先生认为，就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府，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而非个人、家族的共和国家，这也是孙中山先生实现“振兴中华”的必要基础。
如果说，去除异族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而建立民国的政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实现“振兴中华”的条件和基础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实现“民生幸福”的社会革命则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崇高目的。据考证，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曾对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如今“世界开化，物质发舒”，在欧美国家，资本的力量战胜了人民的力量，人民成为了资本的奴隶，民生问题显得极其严重，“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极，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奴役和道德堕落的扩大，“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却反食恶果”，显然，欧美国力虽强，但民众生活着实艰难，而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得到较大发展，阶级对立还未凸显，但孙中山先生认为，这种由资本家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现在虽还没有”，“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如果中国到欧美那种地步再去讲民生主义那就迟了，因此，搞革命也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后来孙中山先生解释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的生产、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如果民生不遂，社会的文明就不能发达，经济组织就不能改良，道德就会退步种种不平的事情将会随即发生”。而要想在“民窮财尽，举国枯竭”的情况下，达到“真正国利民福之目的”，实现民生主义，除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外，还要发展实业，若实业发展，“收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疗”，“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最终达到“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的目的，可以说，这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孙中山先生实行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如剪辫，严禁鸦片，废除跪拜，禁止买卖人口、赌博、缠足、刑讯逼供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民从封建习俗的禁锢和危害中解放了出来。
概括来讲，孙中山先生“不愿少数人满洲人专利”而要实行民族革命，因“不愿君主一人专利”而要实行政治革命，因“不愿少数富人专利”而要实行社会革命，而孙中山先生所进行的所有革命都是以“振兴中华”为目的和归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孙中山先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孙中山先生以“振兴中华”为归宿的革命理论也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虽然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实践中历经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但他总是毫不灰心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从实践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是的，“振兴中华”始终是一个接力赛，前面的革命先辈跑完了他们的路程，接下的路还需要当代的中华儿女继续奋斗，因此，让我们继续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以完成孙中山先生“执全球之牛耳”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