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初叶，南京经济、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并多次在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占据显要地位。在经济上，南京是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重镇，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引进了当时世界先进的机器设备和近代化生产技术，开启了南京工业企业聚集的先河，也成了南京这座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在政治上，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这是亚洲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构筑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确立了建立现代中国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起步。南京的新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化基础。南京作为政治中心聚集了众多文化精英，形成文学繁荣局面，既延续了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文学领域中的辉煌，更开启了近代以来南京百年文学史的瑰丽篇章。
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南京可谓居功至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南京出现启蒙性的新思潮，这种思想变革率先在南京高校中体现出来。作为我国四所高等师范之一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实行民主治校，提倡科学，昌明学术。在五四的促动下，南高首开女禁，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8名，女旁听生50余名，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创举。南高在推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南高——东大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并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基地，参与了中国现代科学建立的奠基工作。除了推重科学之外，学校的各种文史哲研究会相继成立，所主办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哲学报》《史地学报》《学衡》等，都曾风行一时，影响颇大。此时的东南大学不仅是“学衡派”的大本营，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大本营。师生主張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又主动吸收西方科学、教育、哲学等方面的新理论，以圆融理智的态度促进中西文化、科学精粹的结合，使东南大学成为世界科学之林中的先锋，也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
1922年，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派”的出现和基本宗旨都体现出西方守成主义思想的特征。“昌明国粹”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融化新知”则指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译介与贯彻。《学衡》诸子引入新人文主义，目的是在文化激变时代确立取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标准，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文化道路。新人文主义通过留美学生梅光迪、陈寅恪、张歆海、吴宓、郭斌龢、汤用彤、楼光来、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和阐发，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启蒙的一面旗帜，“学衡派”倡导学术规范和倡扬传统思想精粹，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均衡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弘扬，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学衡派”引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观念，客观上也矫正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全盘西化”倾向，提出了中西并蓄、古今共通的新文化建设方针，因所处时代局限而未能构成较大影响，但他们提供的文化发展方案，仍称得上20世纪20年代难得的具有明晰学理性的建设性构想。
除了《学衡》之外，1921年“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会刊《史地学报》，该刊曾登载了柳诒徵、陈训慈、竺可桢、张其昀等人的重要文章，还连载了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完稿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2年，东南大学国文系师生成立了“国学研究会”，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并筹划建立“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会”是在教师指导下建立的学生社团组织，思想核心源自东南大学的文史教授：陈中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和柳诒徵。1923年，他们筹划将“国学研究会”升级为“国学院”，顾实起草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明确指出“整理国故”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东南大学学者认为“以国故理董国故”的理论更有现实意义，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多半沦为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这种倡议受到陈衡哲、任鸿隽、周作人等新文学的支持者的反驳。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历程，集中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可以说，“国学研究会”是在内忧外患、强敌当前时，学术界“全盘西化”思潮甚嚣尘上之际提出的发展思路，继承了国粹派依靠学问寻求发展新路径的政治主张。
1912—1927年，南京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其在新诗理论体系上表现出重新建构之功。南京诗坛上涌现出陆志韦、卢前、胡梦华等诗歌创作者兼理论家，他们提出了对新诗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在诗歌韵律、语言形式及情感抒发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更具有诗性的规范。一是新诗理论的传统补充。新诗格律化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闻一多为代表的诗人借鉴英美格律后形成的新格律诗的理念与实验，另一条则是陆志韦对传统长短句的音节改造后形成的诗歌范式。在诗集《渡河》序言《我的诗的躯壳》中，陆志韦提出了新诗“破除了四声做长短句”“用白话填词”“古诗的格调，试用白话改写”“舍平仄而采抑扬”“用节奏尚且要废平仄，押韵当然不主张用四声”五点主张。尽管前两种尝试并没有成功，但第三点主张尝试初步做到传统诗歌的音乐美与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的结合。尤其是他把诗歌押韵标准划定为大致顺口，不追求严苛的平仄。这种诗歌形式的探索为新诗自由体式和诗歌音乐美的结合寻求到新的出路，也较好地增进了新诗读者的接受度。
其二，“学衡派”成员在与新文学阵营关于新诗审美标准的论争中表现出独到的见解。“学衡派”成员主张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合浪漫之感情与古典之艺术”。所谓“新材料”指“西洋传来学术文艺生活器物，及缘此而生之思想感情等”，而“旧形式”即“吾国诗中所固有之五七言律绝古体平仄押韵等”。梅光迪、吴宓、吴芳吉、李思纯、邵祖平等在树立新诗审美标准时重申儒教世界“改头换面”的先秦孔孟的人文主义理想和文学道统。新旧两派对诗歌标准的歧见体现在关于新诗集《蕙的风》的论争中。《蕙的风》是汪静之的情诗集，胡适、朱自清和刘延陵三人作序，周作人题签，并请鲁迅审读。胡适赞颂汪静之“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得多”。新文学界极力褒扬《蕙的风》的开创意义，但这些诗歌瑕疵明显，内容粗浅简单，语言过分直白乃至庸俗，诗体不够完善。在三位文学巨匠的序言里，不约而同地以辩护姿态，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并极力为之周全。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这部诗集的歧见，仅停留在对于诗歌欣赏习惯与艺术手法的不同认识上。1922年，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读了汪静之君的〈蕙的风〉以后》，情形发生了巨变，对《蕙的风》的不同看法从诗歌本身延伸到新旧文化理念分歧、道德观念更替。胡梦华指出这部诗集是一部“情场痛史”，因“哀痛过甚”而“过于偏激，而流为轻薄”，并“于诗体诗意上没有什么新的贡献”。这一批评不失公允，亦颇有依据。然而，胡梦华针对《蕙的风》的批评引发了新文学阵营的围攻，章洪熙《“蕙的风”与道德问题》等多篇文章使论争逐渐偏离了对诗歌本体的认识，这也足见20年代新旧文学观念的矛盾冲突之激烈的程度。 三是新诗理论的超前性。卢前在新诗创作及新诗理论上颇有创见。他的诗集《春雨》打破了新文学革命提出的诗歌观念：采用白话文，完全摒弃旧体文学的用典、用韵习惯，将传统诗歌中的意境和韵律彻底摧毁。他强调诗歌是以美来感化读者，“以旧格律传新精神”才能达到新旧精粹结合、传统文化复活于新文学形式的目的。他认为，新诗不必拘泥于形式，“文学无新旧也，有新旧也。无新旧，以其不失文艺之本质；有新旧，以时代之影响无常，文士之思想迁变。”只要不失“诗”的本质，达到描景叙事、表情传意的作用，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就应算作好诗。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均在于传达思想、抒发情感，达到这种艺术效果的诗歌无论形式新旧，都值得发表传播。这种诗歌观在当时未得到认可，但时至今日，卢前诗歌观念的超前性、通透的人生观展露无遗。
这一时期南京小说的突破在于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陈衡哲的小说尤为引人瞩目。陈衡哲是现代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位女性，中国第一個选择西洋史专业的留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在新文学史上她是中国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童话写作者。1914年陈衡哲赴美留学，次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学作品，1917年她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了白话文小说《一日》，以零散笔墨描述美国女留学生一天的生活。这是中国女性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1918年她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老夫妻》，这是继《狂人日记》之后公开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从1920年到1926年，她先后发表《小雨点》《波儿》《运河与扬子江》《洛衣思的问题》《一支扣针的古事》等。这些小说在1928年由新月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小雨点》。这本书中收入的十篇作品代表着五四初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满于现实，积极奋斗、寻求出路的态度和旺盛的生命力。
倪贻德是创造社中期的主要成员，他的小说创作以强烈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和浓郁的主观抒情为主，曾出版小说集《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百合花》等。1923年，他在南京美术学校任教时创作了《玄武湖之秋》小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同名小说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围绕男性教师与女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进行描述，通篇洋溢着自恋自伤的感情。其小说集《玄武湖之秋》被列入创造社丛书第九种，由泰东书局1924年出版。全书收录《江边》《花影》《怅惘》《下弦月》《穷途》《寒士》《玄武湖之秋》《归乡》《黄昏》《秦淮暮雨》十篇小说，频繁提到求生谋职的压力以及因大大小小的挫折而产生的对人生意义的怀疑。《寒士》（创作于1923年10月1日，南京）中以自叙体描述了自己从上海到南京学校任职的过程。小说中提到他对南京的第一印象是城市非常老旧阔大，似乎永远难以到达目的地。倪贻德的小说除了关注社会、聚焦个人情感的主题外，也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批判现实的作品。《归乡》（1923年12月28日，南京秦淮）描写了一对表兄妹N君与蕙的错位的情感。作者文笔优美，景色描写细致，摆脱了传统小说才子佳人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套路，用现实主义笔法展示出人生遭际不同带来的巨大的阶层鸿沟，展现出对落拓不羁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感怀。
《玄武湖之秋》（1923年12月2日于白鹭洲）是倪贻德的代表作。它的副题为“一个画家的日记”，讲述了“我正当年轻的时候，同了三个美貌的女学生，在那玄武湖上，如何相亲相爱，后来分别之后，又如何的思慕她们的一段想象”。作者借书写青年人迷茫无力的情感，抨击封建的黑暗压抑的社会。但小说发表后，师生恋主题引起社会上诸多非议，倪贻德因此丢掉教职、离开南京。在自叙体小说《秦淮暮雨》中，他描述了前因后果，小说发表后，许多道貌岸然的卫道士当面或写信来指责作者：“以女子为儿戏，有污辱了女性的人格；有的说我没有修养和沉静的工夫，太是赤裸裸的描写，使人看了心神不安，有失了美的价值，有的说我只有肉的爱而没有灵的爱，是礼教的教徒，色情的狂奴。”作者极为悲愤不平，仅仅为了安慰自己寂寞的生活在小说中构想了一段虚幻的情感故事，就导致自己被人嘲笑辱骂，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在《秦淮暮雨》中写道：“从此白鹭洲前，乌衣巷口，又不能容我的低回踯躅了！车过桃叶渡头，我看见两岸的楼台水榭，酒旗垂杨，以及秦淮河中停泊着的游艇画舫，笼罩在烟雨之中的那种情调，又想起半年来在外作客，被人嘲笑，被人辱骂，甚至被人视为洪水猛兽而遭驱逐的那种委屈，我的眼泪竟禁不住一颗一颗的流了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因文罹祸的个人遭遇，也反映了那一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备受压抑的命运惨剧。
责任编辑：陆萱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进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张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文化守成主义的大本营
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南京可谓居功至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南京出现启蒙性的新思潮，这种思想变革率先在南京高校中体现出来。作为我国四所高等师范之一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实行民主治校，提倡科学，昌明学术。在五四的促动下，南高首开女禁，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8名，女旁听生50余名，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创举。南高在推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南高——东大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并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基地，参与了中国现代科学建立的奠基工作。除了推重科学之外，学校的各种文史哲研究会相继成立，所主办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哲学报》《史地学报》《学衡》等，都曾风行一时，影响颇大。此时的东南大学不仅是“学衡派”的大本营，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大本营。师生主張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又主动吸收西方科学、教育、哲学等方面的新理论，以圆融理智的态度促进中西文化、科学精粹的结合，使东南大学成为世界科学之林中的先锋，也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
1922年，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派”的出现和基本宗旨都体现出西方守成主义思想的特征。“昌明国粹”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融化新知”则指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译介与贯彻。《学衡》诸子引入新人文主义，目的是在文化激变时代确立取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标准，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文化道路。新人文主义通过留美学生梅光迪、陈寅恪、张歆海、吴宓、郭斌龢、汤用彤、楼光来、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和阐发，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启蒙的一面旗帜，“学衡派”倡导学术规范和倡扬传统思想精粹，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均衡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弘扬，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学衡派”引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观念，客观上也矫正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全盘西化”倾向，提出了中西并蓄、古今共通的新文化建设方针，因所处时代局限而未能构成较大影响，但他们提供的文化发展方案，仍称得上20世纪20年代难得的具有明晰学理性的建设性构想。
除了《学衡》之外，1921年“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会刊《史地学报》，该刊曾登载了柳诒徵、陈训慈、竺可桢、张其昀等人的重要文章，还连载了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完稿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2年，东南大学国文系师生成立了“国学研究会”，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并筹划建立“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会”是在教师指导下建立的学生社团组织，思想核心源自东南大学的文史教授：陈中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和柳诒徵。1923年，他们筹划将“国学研究会”升级为“国学院”，顾实起草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明确指出“整理国故”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东南大学学者认为“以国故理董国故”的理论更有现实意义，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多半沦为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这种倡议受到陈衡哲、任鸿隽、周作人等新文学的支持者的反驳。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历程，集中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可以说，“国学研究会”是在内忧外患、强敌当前时，学术界“全盘西化”思潮甚嚣尘上之际提出的发展思路，继承了国粹派依靠学问寻求发展新路径的政治主张。
新诗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1912—1927年，南京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其在新诗理论体系上表现出重新建构之功。南京诗坛上涌现出陆志韦、卢前、胡梦华等诗歌创作者兼理论家，他们提出了对新诗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在诗歌韵律、语言形式及情感抒发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更具有诗性的规范。一是新诗理论的传统补充。新诗格律化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闻一多为代表的诗人借鉴英美格律后形成的新格律诗的理念与实验，另一条则是陆志韦对传统长短句的音节改造后形成的诗歌范式。在诗集《渡河》序言《我的诗的躯壳》中，陆志韦提出了新诗“破除了四声做长短句”“用白话填词”“古诗的格调，试用白话改写”“舍平仄而采抑扬”“用节奏尚且要废平仄，押韵当然不主张用四声”五点主张。尽管前两种尝试并没有成功，但第三点主张尝试初步做到传统诗歌的音乐美与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的结合。尤其是他把诗歌押韵标准划定为大致顺口，不追求严苛的平仄。这种诗歌形式的探索为新诗自由体式和诗歌音乐美的结合寻求到新的出路，也较好地增进了新诗读者的接受度。
其二，“学衡派”成员在与新文学阵营关于新诗审美标准的论争中表现出独到的见解。“学衡派”成员主张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合浪漫之感情与古典之艺术”。所谓“新材料”指“西洋传来学术文艺生活器物，及缘此而生之思想感情等”，而“旧形式”即“吾国诗中所固有之五七言律绝古体平仄押韵等”。梅光迪、吴宓、吴芳吉、李思纯、邵祖平等在树立新诗审美标准时重申儒教世界“改头换面”的先秦孔孟的人文主义理想和文学道统。新旧两派对诗歌标准的歧见体现在关于新诗集《蕙的风》的论争中。《蕙的风》是汪静之的情诗集，胡适、朱自清和刘延陵三人作序，周作人题签，并请鲁迅审读。胡适赞颂汪静之“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得多”。新文学界极力褒扬《蕙的风》的开创意义，但这些诗歌瑕疵明显，内容粗浅简单，语言过分直白乃至庸俗，诗体不够完善。在三位文学巨匠的序言里，不约而同地以辩护姿态，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并极力为之周全。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这部诗集的歧见，仅停留在对于诗歌欣赏习惯与艺术手法的不同认识上。1922年，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读了汪静之君的〈蕙的风〉以后》，情形发生了巨变，对《蕙的风》的不同看法从诗歌本身延伸到新旧文化理念分歧、道德观念更替。胡梦华指出这部诗集是一部“情场痛史”，因“哀痛过甚”而“过于偏激，而流为轻薄”，并“于诗体诗意上没有什么新的贡献”。这一批评不失公允，亦颇有依据。然而，胡梦华针对《蕙的风》的批评引发了新文学阵营的围攻，章洪熙《“蕙的风”与道德问题》等多篇文章使论争逐渐偏离了对诗歌本体的认识，这也足见20年代新旧文学观念的矛盾冲突之激烈的程度。 三是新诗理论的超前性。卢前在新诗创作及新诗理论上颇有创见。他的诗集《春雨》打破了新文学革命提出的诗歌观念：采用白话文，完全摒弃旧体文学的用典、用韵习惯，将传统诗歌中的意境和韵律彻底摧毁。他强调诗歌是以美来感化读者，“以旧格律传新精神”才能达到新旧精粹结合、传统文化复活于新文学形式的目的。他认为，新诗不必拘泥于形式，“文学无新旧也，有新旧也。无新旧，以其不失文艺之本质；有新旧，以时代之影响无常，文士之思想迁变。”只要不失“诗”的本质，达到描景叙事、表情传意的作用，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就应算作好诗。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均在于传达思想、抒发情感，达到这种艺术效果的诗歌无论形式新旧，都值得发表传播。这种诗歌观在当时未得到认可，但时至今日，卢前诗歌观念的超前性、通透的人生观展露无遗。
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
这一时期南京小说的突破在于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陈衡哲的小说尤为引人瞩目。陈衡哲是现代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位女性，中国第一個选择西洋史专业的留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在新文学史上她是中国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童话写作者。1914年陈衡哲赴美留学，次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学作品，1917年她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了白话文小说《一日》，以零散笔墨描述美国女留学生一天的生活。这是中国女性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1918年她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老夫妻》，这是继《狂人日记》之后公开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从1920年到1926年，她先后发表《小雨点》《波儿》《运河与扬子江》《洛衣思的问题》《一支扣针的古事》等。这些小说在1928年由新月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小雨点》。这本书中收入的十篇作品代表着五四初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满于现实，积极奋斗、寻求出路的态度和旺盛的生命力。
倪贻德是创造社中期的主要成员，他的小说创作以强烈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和浓郁的主观抒情为主，曾出版小说集《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百合花》等。1923年，他在南京美术学校任教时创作了《玄武湖之秋》小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同名小说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围绕男性教师与女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进行描述，通篇洋溢着自恋自伤的感情。其小说集《玄武湖之秋》被列入创造社丛书第九种，由泰东书局1924年出版。全书收录《江边》《花影》《怅惘》《下弦月》《穷途》《寒士》《玄武湖之秋》《归乡》《黄昏》《秦淮暮雨》十篇小说，频繁提到求生谋职的压力以及因大大小小的挫折而产生的对人生意义的怀疑。《寒士》（创作于1923年10月1日，南京）中以自叙体描述了自己从上海到南京学校任职的过程。小说中提到他对南京的第一印象是城市非常老旧阔大，似乎永远难以到达目的地。倪贻德的小说除了关注社会、聚焦个人情感的主题外，也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批判现实的作品。《归乡》（1923年12月28日，南京秦淮）描写了一对表兄妹N君与蕙的错位的情感。作者文笔优美，景色描写细致，摆脱了传统小说才子佳人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套路，用现实主义笔法展示出人生遭际不同带来的巨大的阶层鸿沟，展现出对落拓不羁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感怀。
《玄武湖之秋》（1923年12月2日于白鹭洲）是倪贻德的代表作。它的副题为“一个画家的日记”，讲述了“我正当年轻的时候，同了三个美貌的女学生，在那玄武湖上，如何相亲相爱，后来分别之后，又如何的思慕她们的一段想象”。作者借书写青年人迷茫无力的情感，抨击封建的黑暗压抑的社会。但小说发表后，师生恋主题引起社会上诸多非议，倪贻德因此丢掉教职、离开南京。在自叙体小说《秦淮暮雨》中，他描述了前因后果，小说发表后，许多道貌岸然的卫道士当面或写信来指责作者：“以女子为儿戏，有污辱了女性的人格；有的说我没有修养和沉静的工夫，太是赤裸裸的描写，使人看了心神不安，有失了美的价值，有的说我只有肉的爱而没有灵的爱，是礼教的教徒，色情的狂奴。”作者极为悲愤不平，仅仅为了安慰自己寂寞的生活在小说中构想了一段虚幻的情感故事，就导致自己被人嘲笑辱骂，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在《秦淮暮雨》中写道：“从此白鹭洲前，乌衣巷口，又不能容我的低回踯躅了！车过桃叶渡头，我看见两岸的楼台水榭，酒旗垂杨，以及秦淮河中停泊着的游艇画舫，笼罩在烟雨之中的那种情调，又想起半年来在外作客，被人嘲笑，被人辱骂，甚至被人视为洪水猛兽而遭驱逐的那种委屈，我的眼泪竟禁不住一颗一颗的流了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因文罹祸的个人遭遇，也反映了那一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备受压抑的命运惨剧。
责任编辑：陆萱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进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张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