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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死场》是萧红前期的力作。鲁迅为其所作序言中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是学术界对《生死场》的人物描写起重要导向作用的经典评价。笔者尝试对这句评价进行深入解读，从乡村女性群像刻画的角度出发，分析萧红《生死场》中的群像式人物描写及其对国民灵魂的开掘意义。
关键词：《生死场》;人物描写;女性群像;国民灵魂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3-0027-02
《生死场》是萧红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于1935年底以“奴隶丛书”之三出版。书中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小村庄里农民（尤其是农妇）苦难深重的生活。在众多评论中，鲁迅为《生死场》所作序言是对这部作品的经典评论之一，被无数研究这部作品的学者引用过，至今仍对这部作品的剖析起重要导向作用。序言中“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一句被大量学者引用，使得《生死场》里的人物描写一直以来都被看作这篇作品的败笔。笔者尝试结合时代背景对这句经典评论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萧红本人的经历，对《生死场》塑造的乡村女性群像进行分析，探寻这部作品中人物描写的合理性。
1经典评论背后
鲁迅为《生死场》所作序言中这样评价道：“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1]。”之前的学者在解读该句时，往往会和鲁迅后来写给二萧的一封信中的内容联系起来。鲁迅在那封信中说：“那序言中……的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不是好话，也可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2]。”鲁迅本人尚已如此解答，于是不少学者认为可以凭这句话，对《生死场》中的人物描写“判死刑”，认为人物描写得不够突出是《生死场》的败笔。
《生死场》中的人物描写不受当时公认的小说学所认同。然而，任何评价都是评论者基于其所处的时代提出的。当时的左翼文化阵营普遍认同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要求人物创作要遵循人物刻画的圭臬，即刻画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如鲁迅笔下脍炙人口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物。根据萧红和鲁迅的师徒关系，可以推测鲁迅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至少有二：一是《生死场》中的叙事和写景令他满意，相较于叙事和写景而言，人物描写却不怎么好，即没有塑造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中心人物。二是作為导师，鲁迅对萧红格外关照，加之萧红初进文坛，于是对她的要求也相对严格，以期其创作出更加鲜明突出的艺术形象。
2群像式人物描写
这部作品原本以第一章《麦场》的题目刊载，到正式出版时胡风为其取名为《生死场》。小说共十七章，章与章之间没有一贯的情节联系，全篇也没有面目清晰、性格鲜明的中心人物，其中对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刻画属于群像式描写。通过对王婆、金枝、月英、麻面婆等乡村女性的婚姻、生育、艰难求生等画面的描写和她们挣扎而无望的内心世界的刻画，塑造出了在各种压迫下艰难生存并逐渐走向觉醒的乡村女性群像。
与萧红更早的作品《弃儿》和《王阿嫂的死》相比，作者没有集中笔墨描写一个中心人物的悲惨遭遇，而是将王婆、金枝、月英等女性人物的悲剧“散漫”地集合。书中的每个人物遭受了各种压迫，但这些压迫之间有差异也有共性。把它们集合在一个篇章中既能展现生存艰难，绝望无助的沉重，又让小说有了一种叙事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就体现了沉思和所谓的“生命的张力”[4]。那个时期的生活虽然苦难深重，但人们依旧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支撑他们的是一种生命本体的韧性和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即鲁迅序言中提到的“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从王婆被扁担压过后嘴里喷出黑血，月英患瘫病后下半身腐烂生蛆，金枝去乱坟岗子看被丈夫摔死的孩子的系列画面中，我们会发现生而坚强着，死而挣扎着，才是那个时期中国东北村民生活的真实状态。
为什么萧红采用群像式人物描写手法呢？原因可能与绘画有关，萧红在绘画上极有天赋，曾经梦想过当一名画家。艺术之间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生死场》的人物创作手法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绘画技巧的影响。当绘画的艺术天赋自觉地倾注到勤于耕耘的笔端时，就形成了《生死场》里群像式的人物描写。试以《清明上河图》为例，作者以长卷形式组织画面，真实而又集中地再现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中的人、景、物。画中没有重笔墨地呈现一个中心人物，但该画整体呈现出了各行各业的人物群像。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通过这幅画联想到当时汴京百姓清明上河时的盛况。同理，今天我们也通过《生死场》这一部作品，窥见到了那个时期东北农村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3国民灵魂的开掘
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出现了纷繁复杂，流派林立的作家群落。他们坚守各自的创作视阈，不同群落形成了多样化的文本[5]。萧红笔下的东北底层人民（尤其是女性群体）的生活是当时大部分作家笔力无暇顾及的领域。萧红师承鲁迅，自觉地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来剖析人物[4]。“女性的经验成为萧红洞视乡土生活和乡土历史本质的起点，也构成了她的想象方式[6]。”她自觉地采用了群像式人物描写，为小说中“生死场”这一文学世界服务。对金枝、王婆、麻面婆、月英等女性人物群像的刻画，呈现出了那个时期东北底层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揭示了国人的劣根性和整体的愚昧麻木，那么萧红就是从她熟悉的人物、角度出发，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对女性群体格外关照，从而达到启蒙的目的。
有研究者发现：“与对历史的估计相应，《生死场》另一个引人注目之点在于继鲁迅之后延续了对国民心态的开掘。不过在《生死场》中，国民灵魂的探讨对象已不是个人，而是以乡土大众的形象出现的群体心态[6]。”在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临死前向“我”提出了拷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7]？”而在《生死场》中，与之相对应的叙述却是：“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 可见，萧红沿着鲁迅开创的方向，将国民灵魂的探讨对象从个人延展到群体，展现的是一种群体的生存惰性和受压迫却无力反抗的悲哀。 另外，还有研究者从《生死场》对农村女性族群的描写中发掘出了更复杂主题：“除了表现农村苦况和兼容革命主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亦道出中国（东北）农村女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文化迫害与性别政治，以及她试图突显农民权益、土地自主与民族抗日等内容思想[8]。”
4结语
鲁迅在序言最后这样写道：“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1]。”不仅鲁迅有麻木的痛苦心情，读者们在阅读时也会不知不觉地和这些人物一起受苦，进而会对自己和外界有更加清醒自觉的认识。这便是鲁迅对这部作品寄予的期待，即扰乱读者们“不自觉沦为奴隶”的心，同时给他们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死场》虽然是一部人物描写比较“散漫”的作品，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萧红创作的独特性。在群像式描写下，这部作品对国民灵魂的开掘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冲击，不啻为这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和艺术探索价值所在。与其说生死場的人物描写是对所谓“小说学”圭臬的僭越，不如说这是萧红在未受主流文学影响之前的自觉之作，是萧红的“最具特色”[9]。因此，《生死场》人物描写的独特性和价值是值得被肯定的，至少在当今是值得被重新审视，而非否定的。
参考文献
[1]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笺注释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3]季红真.鲁迅序言对《生死场》的经典定位之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0）：1-11.
[4]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6-55.
[5]顾金春.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7]鲁迅.彷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8]林幸谦.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00-110.
[9]聂绀弩.高山仰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责编：王锦）
作者简介：陈心怡，女，重庆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老师：邓齐平（1965—），男，湖南邵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生死场》;人物描写;女性群像;国民灵魂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3-0027-02
《生死场》是萧红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于1935年底以“奴隶丛书”之三出版。书中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小村庄里农民（尤其是农妇）苦难深重的生活。在众多评论中，鲁迅为《生死场》所作序言是对这部作品的经典评论之一，被无数研究这部作品的学者引用过，至今仍对这部作品的剖析起重要导向作用。序言中“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一句被大量学者引用，使得《生死场》里的人物描写一直以来都被看作这篇作品的败笔。笔者尝试结合时代背景对这句经典评论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萧红本人的经历，对《生死场》塑造的乡村女性群像进行分析，探寻这部作品中人物描写的合理性。
1经典评论背后
鲁迅为《生死场》所作序言中这样评价道：“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1]。”之前的学者在解读该句时，往往会和鲁迅后来写给二萧的一封信中的内容联系起来。鲁迅在那封信中说：“那序言中……的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不是好话，也可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2]。”鲁迅本人尚已如此解答，于是不少学者认为可以凭这句话，对《生死场》中的人物描写“判死刑”，认为人物描写得不够突出是《生死场》的败笔。
《生死场》中的人物描写不受当时公认的小说学所认同。然而，任何评价都是评论者基于其所处的时代提出的。当时的左翼文化阵营普遍认同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要求人物创作要遵循人物刻画的圭臬，即刻画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如鲁迅笔下脍炙人口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物。根据萧红和鲁迅的师徒关系，可以推测鲁迅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至少有二：一是《生死场》中的叙事和写景令他满意，相较于叙事和写景而言，人物描写却不怎么好，即没有塑造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中心人物。二是作為导师，鲁迅对萧红格外关照，加之萧红初进文坛，于是对她的要求也相对严格，以期其创作出更加鲜明突出的艺术形象。
2群像式人物描写
这部作品原本以第一章《麦场》的题目刊载，到正式出版时胡风为其取名为《生死场》。小说共十七章，章与章之间没有一贯的情节联系，全篇也没有面目清晰、性格鲜明的中心人物，其中对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刻画属于群像式描写。通过对王婆、金枝、月英、麻面婆等乡村女性的婚姻、生育、艰难求生等画面的描写和她们挣扎而无望的内心世界的刻画，塑造出了在各种压迫下艰难生存并逐渐走向觉醒的乡村女性群像。
与萧红更早的作品《弃儿》和《王阿嫂的死》相比，作者没有集中笔墨描写一个中心人物的悲惨遭遇，而是将王婆、金枝、月英等女性人物的悲剧“散漫”地集合。书中的每个人物遭受了各种压迫，但这些压迫之间有差异也有共性。把它们集合在一个篇章中既能展现生存艰难，绝望无助的沉重，又让小说有了一种叙事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就体现了沉思和所谓的“生命的张力”[4]。那个时期的生活虽然苦难深重，但人们依旧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支撑他们的是一种生命本体的韧性和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即鲁迅序言中提到的“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从王婆被扁担压过后嘴里喷出黑血，月英患瘫病后下半身腐烂生蛆，金枝去乱坟岗子看被丈夫摔死的孩子的系列画面中，我们会发现生而坚强着，死而挣扎着，才是那个时期中国东北村民生活的真实状态。
为什么萧红采用群像式人物描写手法呢？原因可能与绘画有关，萧红在绘画上极有天赋，曾经梦想过当一名画家。艺术之间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生死场》的人物创作手法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绘画技巧的影响。当绘画的艺术天赋自觉地倾注到勤于耕耘的笔端时，就形成了《生死场》里群像式的人物描写。试以《清明上河图》为例，作者以长卷形式组织画面，真实而又集中地再现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中的人、景、物。画中没有重笔墨地呈现一个中心人物，但该画整体呈现出了各行各业的人物群像。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通过这幅画联想到当时汴京百姓清明上河时的盛况。同理，今天我们也通过《生死场》这一部作品，窥见到了那个时期东北农村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3国民灵魂的开掘
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出现了纷繁复杂，流派林立的作家群落。他们坚守各自的创作视阈，不同群落形成了多样化的文本[5]。萧红笔下的东北底层人民（尤其是女性群体）的生活是当时大部分作家笔力无暇顾及的领域。萧红师承鲁迅，自觉地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来剖析人物[4]。“女性的经验成为萧红洞视乡土生活和乡土历史本质的起点，也构成了她的想象方式[6]。”她自觉地采用了群像式人物描写，为小说中“生死场”这一文学世界服务。对金枝、王婆、麻面婆、月英等女性人物群像的刻画，呈现出了那个时期东北底层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揭示了国人的劣根性和整体的愚昧麻木，那么萧红就是从她熟悉的人物、角度出发，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对女性群体格外关照，从而达到启蒙的目的。
有研究者发现：“与对历史的估计相应，《生死场》另一个引人注目之点在于继鲁迅之后延续了对国民心态的开掘。不过在《生死场》中，国民灵魂的探讨对象已不是个人，而是以乡土大众的形象出现的群体心态[6]。”在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临死前向“我”提出了拷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7]？”而在《生死场》中，与之相对应的叙述却是：“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 可见，萧红沿着鲁迅开创的方向，将国民灵魂的探讨对象从个人延展到群体，展现的是一种群体的生存惰性和受压迫却无力反抗的悲哀。 另外，还有研究者从《生死场》对农村女性族群的描写中发掘出了更复杂主题：“除了表现农村苦况和兼容革命主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亦道出中国（东北）农村女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文化迫害与性别政治，以及她试图突显农民权益、土地自主与民族抗日等内容思想[8]。”
4结语
鲁迅在序言最后这样写道：“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1]。”不仅鲁迅有麻木的痛苦心情，读者们在阅读时也会不知不觉地和这些人物一起受苦，进而会对自己和外界有更加清醒自觉的认识。这便是鲁迅对这部作品寄予的期待，即扰乱读者们“不自觉沦为奴隶”的心，同时给他们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死场》虽然是一部人物描写比较“散漫”的作品，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萧红创作的独特性。在群像式描写下，这部作品对国民灵魂的开掘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冲击，不啻为这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和艺术探索价值所在。与其说生死場的人物描写是对所谓“小说学”圭臬的僭越，不如说这是萧红在未受主流文学影响之前的自觉之作，是萧红的“最具特色”[9]。因此，《生死场》人物描写的独特性和价值是值得被肯定的，至少在当今是值得被重新审视，而非否定的。
参考文献
[1]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笺注释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3]季红真.鲁迅序言对《生死场》的经典定位之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0）：1-11.
[4]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6-55.
[5]顾金春.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7]鲁迅.彷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8]林幸谦.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00-110.
[9]聂绀弩.高山仰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责编：王锦）
作者简介：陈心怡，女，重庆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老师：邓齐平（1965—），男，湖南邵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