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历史不长，只有37年，但这个短命的王朝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很有成就。两汉至南北朝基本上沿袭秦制，自唐至清大致上又沿用隋制，所以隋代的制度同秦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比如在官制上，隋文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即尚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政令，不同意时可以驳回。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在尚书省下，分设吏（管人事）、礼（管学校、科举、祭祀）、兵（管军事）、刑（管刑狱）、户（管财政）、工（管营造、屯田等）六部。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代，基本上都沿袭了这种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明清时期废除了宰相，权分六部。在这个框架中，监察制度有了新的发展。
　　东汉以后，御史台的最高长官都是御史中丞。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叫杨忠，古代对于君主的名字要避讳，隋代既要避“忠”字，也要避与忠字同音的字。这样御史台就不能设御史中丞了，而是重新設置了御史大夫。隋代的御史大夫是专职的监察长官，与秦汉时身兼副丞相的御史大夫是不同的，官品最初是从三品，后来改为正四品。御史台的其他官员还有殿内侍御史12人，也就是原来的殿中侍御史，因避“中”字而改为“殿内”，正八品。监察御史12人，后增至16人，秩级从八品，后升为从七品。还有侍御史8人，正八品，专门纠察冒犯皇帝的违法行为。古代皇帝祭祀以及朝廷议事，都有详备的礼仪，这些被看成是华夏正统的标志。隋文帝取代北周，又灭亡了南方的陈朝，以正统自居，十分看重礼仪，于是，对百官礼仪的监督便成了御史台的重要工作。隋文帝灭陈后，在宫中设盛宴庆功，席间两位功臣杨素和虞庆则互相比功，加上多喝了点酒，动作大了一些，遭到御史的检举。后来，虞庆则长了记性，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劝他饮酒取乐，他却说：“御史就在旁边，我一旦喝醉了，失去常态，就会被他举报。”有一年元旦，宫中朝会，一个武官身上佩的剑歪了，御史没有发现，隋文帝很恼火，说：“你这个监察官是干什么的？”最后竟然把这个监察官给杀了。
　　隋代专门监察地方的机构是司隶台。台主是司隶大夫，正四品。下面有14名刺史，正六品。与东汉末年及魏晋时期的刺史不同，隋代司隶台的刺史不干别的，专门负责监察，和西汉的刺史相似。刺史还有助理，叫诸郡从事，共40人。刺史每年二月出巡，十月回朝奏事，也有六条监察任务。第一条，地方长官是否勤政；第二条，地方长官是否贪婪；第三条，地方豪强是否欺压百姓；第四条，是否隐瞒灾情，多征赋役；第五条，是否能平定辖区内的盗贼；第六条，是否任人不公，举人不贤。与西汉刺史的“六条问事”相比较，“隋六条”最大的特点是将监察对象下延到地方的所有品官，而不仅仅是西汉时期二千石的郡守。隋代还设有谒者台，长官为谒者大夫，从四品，后改为正四品。谒者台的官员可以奉诏出使，受理冤案。用这种方式监察地方，使秦汉以后临时性的遣使巡察制度化了。
　　隋代的谏官组织隶属于门下省。谏官的作用是弹性的，能否得到较好的发挥完全取决于帝王的素质。有一次，隋文帝命人在宫殿前鞭打一个官员，黄门侍郎刘行本看见了，劝阻说：“此人平日清廉，犯的错误又小，望陛下原谅他吧。”文帝不听。刘行本大声说：“承蒙陛下错爱，让我担任谏官。如果我说得对，陛下怎么能不听？如果我说得不对，陛下可以指出来，怎么能不理不睬呢？”文帝觉得理亏，也就让鞭打的人罢手了。但文帝之后的炀帝对于不同意见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隋炀帝曾对名士、大书法家虞世南说：“我这个人天生就不喜欢人家提意见。如果是高级干部想以提意见的方式获取名声，就更不能饶恕。如果是普通干部提意见，我或许会饶恕他，但决不会让他有出头之日。”事实上，炀帝对任何提意见的人都是不留情面的。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隋炀帝觉得洛阳不安全，想乘龙舟去江都（今江苏扬州）。这一走，势必动摇军心民心。出发时，一个叫崔民象的小官上表劝阻，被他杀了。走到汜水（今河南荥阳），又有一个叫王爱仁的小官上表请他返回洛阳，隋炀帝不听，杀了王爱仁继续向前走。到了梁郡（今河南开封），有人拦住他的车马说：“皇上真要去江都，天下就不是您的天下了。”炀帝又杀了这个人。在这样的暴君面前，谏官组织能管什么用呢？隋朝的灭亡也就指日
　　可待了。
　　隋代监察制度的效果，在文帝和炀帝时期截然不同。隋文帝杨坚即位之初，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北周的旧臣，为了加强控制，杨坚就利用监察官对旧臣进行监督。文帝用法严峻，但基本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第三个儿子杨俊被封为秦王，在担任并州总管时发放高利贷，还挪用公款修建豪华宫室，隋文帝下令免了他的官职。大臣刘升为其说情：“秦王没有什么大错，只不过是用公款修私宅而已，可以原谅。”隋文帝不同意。另一大臣杨素也来求情：“秦王虽有过错，但不至于免职。”隋文帝坚定地说：“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同时也是一国之主，天下人谁犯法我都同样处罚。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要为我的儿子另外制订一部法律？”最终拒绝为秦王恢复官职。
　　隋文帝对监察官的要求很严格，不许他们知法犯法，以权谋私。他曾让谏议大夫王达推荐一个尚书左丞，王达私下对洛州长史杨汪说：“我推荐你当尚书左丞，事成之后你用良田来回报我。”不料杨汪把这话报告给了文帝。文帝免了王达的职，同时任命杨汪为尚书左丞。文帝很重视申诉工作，规定县官不受理的冤屈之事，当事人可以到州甚至中央的尚书省申诉，如果还不行，则可以向皇帝直接
　　申诉。
　　隋文帝制订的《开皇律》中，防止官吏贪污的内容很完备，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能够率先垂范，作出表率，是历史上少有的清廉皇帝。有一年关中闹饥荒，他派特使去灾区慰问，特使回来报告说百姓吃的是豆粉拌糠，还带了一些那样的食物给文帝。文帝将食物拿给群臣看，边流泪边责备自己无德，并规定吃饭时不许给自己上酒肉。他还命令手下人帮助老幼病残。文帝平时生活也很朴素，他的皇后独孤氏不许妃妾化妆，在宫中不置装饰物。一次，文帝想找一两胡粉（一种西域产的化妆品），没有找到；又想给一名妃子找一件丝织的衣物，宫中也没有。
　　但隋文帝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会看人，他在挑选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大错误。隋文帝有五个儿子，他最初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勇没有心计。次子杨广为人阴险，并善于伪装，经常在父皇面前打哥哥的小报告，说哥哥贪婪好色，结果隋文帝就把杨勇给废了，改立杨广为太子。实际上杨广比杨勇更腐败。隋文帝晚年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为时已晚。最后，杨广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奢侈皇帝隋炀帝。
　　隋炀帝继位后的第三年，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律—《开皇律》，对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惩处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这都是给别人提出的要求，他自己却不受任何约束。他喜欢外出巡游，巡游时铺张浪费，大搞排场。一次他从洛阳走运河去江都，运河两岸是柳树成荫的御道，有8万余名拉纤的人，还有两队骑兵夹岸护送。到了江都，他很关心地方官送礼的情况，送礼多的升官，不送或少送的免职。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如此，下面的风气还好得
　　了吗？
　　隋炀帝废除了谏议大夫，后来又撤销了司隶台。御史台虽被保留下来，但他容不得监察官和自己有不一致的地方。一次，御史大夫梁毗检举将军宇文述把部下当家丁使唤，给自己忙私活。隋炀帝不想治宇文述的罪，梁毗为人正直，不肯见风使舵，隋炀帝一怒之下免了梁毗的职，让张衡接任御史大夫。张衡也是一个很耿直的人，隋炀帝想扩建汾阳宫（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一带），让张衡报一份建筑方案，张衡却说：“这些年劳役太多，百姓辛苦，愿陛下体察民情，暂缓扩建。”隋炀帝从此怀恨在心，不久找了个借口把张衡降为榆林太守，贬出了京城。接替张衡做御史大夫的是奸臣裴蕴，此人善于察言观色和迎合主子的旨意。司隶大夫薛道衡写了篇颂扬隋文帝的文章，炀帝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将其逮捕入狱。裴蕴乘机攻击薛道衡，说他以才学自负，目中没有当今皇上，而且在背后非议朝政。这个罪名可不轻，结果炀帝赐薛道衡自尽。张衡得知后，对人说了一句“薛道衡的死是冤枉的”，炀帝就革了他太守的职务，让其回乡种田。至此，隋代的御史台已经沦为一个暴君排斥异己、进行独裁统治的
　　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