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远，名增源，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六（1901年7月21日）生于无锡严家桥（今属羊尖镇）。他自幼聪颖，好学勤思，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和苏州东吴大学，后奉父命中辍学业，参与筹建和经营棉、毛纺织等企业。
　　唐氏祖上几代经商，先后在无锡北塘和严家桥开设唐氏长布庄和春源布庄，投资世泰盛等几家绸布庄、葛裘店，是锡邑有名的布商世家。唐君远的父亲唐骧庭，名殿镇，性格聪颖沉稳，从小在严家桥春源布庄长大，受家庭熏陶，熟习商务，注重诚信。十八岁时他进城创业，与人合伙在北塘开设九余绸布庄，盈利颇多。1917年唐骧庭又与九余股东程敬堂等筹资1万元，接盘已歇业的冠华手工织布厂，扩建改造，改名为丽华机器织布厂，第二年又增设丽华二厂。适逢一次大战期间，洋布进口锐减，国货抬头，丽华业务蒸蒸日上。唐、程合议进一步仿制印花“洋布”，乃于1919年集资30万元筹建丽新染织厂。
　　1922年12月，丽新厂正式投产。因缺乏专业人才，唐骧庭不得不花重金聘请英国工程师汤麦斯来厂主持漂染部，又召回正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次子唐君远，聘请北京高等工专毕业生张佩苍等人为汤麦斯助理。同时，招收初中文化的青年为练习生，每两个职员带三个练习生，白天他们到车间跟班学技术学管理，晚上由工程技术人员兼职授课。
　　此时国际形势已起变化，战后西方各国卷土重来，洋布倾销，丽新一度陷入困境。又适逢江浙军阀交战，更使丽新蒙受巨大损失，部分股东对投资工业倍感失望，要求关厂拆伙。唐骧庭知难而进，不惜东贷西借，筹资30万元，购买新式英国电力织机200台，添置精元机、上光机、浆纱机、折布机，更新漂染设备，以增强与洋货的竞争力。由于设备更新，产品质量提高，花色品种增加，丽新厂营业额逐年上升。
　　遵父命辍学进厂的唐君远，刻苦钻研技术和管理，很快把汤麦斯的全套本领学到了手。他从考工员做起，不久担任考工主任，1925年升任厂长，开始独当一面管理厂务。他制订“智爱勤慎”的厂训，把知识、人才放在经营的首位。在父亲的支持下，唐君远以高薪招聘南通纺院、杭州工专、苏州工专毕业生，引进外资纺织厂工程师和归国留学生，主持生产技术管理，对旧有的工头制进行改革，使企业管理跃上新的台阶。
　　受父辈影响，唐君远十分注重掌握市场行情，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他经常派员到上海跟踪观察外国人服装花样，遇有新颖合适的就看清记牢，回厂交设计人员复制。他本人也常常亲自参加新品的仿制和开发，往往一过元旦就织浅色品种，以应夏令需要；夏至过后就开始织深色产品，以备冬季供应。他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出以正反手纱交织成的鸳鸯府绸，又用烧碱使布面起绉的方法织造棉布，起名“泡泡纱”，成为该厂热销品牌。
　　唐君远十分重视大城市和南洋各国的穿着习惯，新创灯芯绒、印花麻纱、条子漂布等品种，有的时至今日仍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他还十分注意迎合农民心理，生产农民喜爱的“麦草花”“凤尾花”等花布，销往各地乡镇。对远地顾客，丽新专门设立邮购部，不收邮费以示优惠，以吸引更多消费者。
　　唐君远精通英语，订购机器设备和漂染原辅料，不必通过中间商而直接与外商洋行谈判，惯例给中间人的回佣则“礼让”给洋行办事人员。丽新厂每月耗费3000担染料，每天用30吨液碱，这笔回佣慷慨酬劳，洋行办事人员自然投桃报李，不光在引进设备方面给予方便，还及时提供国外的最新产品信息，丽新因此获益匪浅。上世纪30年代初，传统蓝印染布容易褪色，经德孚洋行介绍，丽新最先进口了不褪色的“海昌蓝”染料，所产“丽新海昌蓝不褪色布”卓尔不群，备受青睐。丽新还通过洋行买断德国首批销华增白剂，加工的漂白布洁白光亮，每匹加价2元照样抢手，而成本增加不到0.2元。
　　一次下车间检查时，唐君远发现一台织机的布边擦断两根纱，立即下令停机。车间主任认为，布边有两根断纱，即使内行也不易一眼发现，要求仍作正品放行。唐君远严厉批评车间主任，强调不能因小失大，责令把已织成的百余米布剪作次品处理。平时产品装箱后，唐君远常会随时打开木箱抽查，发现问题立即返工，并严格追究当事者责任。当时市面上布匹尺码一般不足，每匹五丈，实际只有四丈七八，门幅二尺，实际只有一尺八九。唐君远要求丽新布门幅不得少于二尺，长度不得短于五丈。尺码准足成为丽新厂布的一大特点，顾客对此尤为信赖。
　　经过多年经营，丽新厂产销翻倍，设备扩展，资本由50万元增至400万元，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一家纺织印染全能型企业，产品行销全国及东南亚地区。
　　经营上始终采取攻势，从不抱残守缺是唐君远一贯的作风。丽新事业有成，不满足的他又把目光转向毛纺织业。当时国内毛纺工业正在起步，京津沪等地已有的毛纺厂规模较小，产品以粗呢和绒线为主，无力与洋货匹敌。唐君远决意进军毛纺业，生产精纺呢绒，为民族工业争气，该决定得到参与创办庆丰纺织厂的堂叔唐纪云和担任申新三厂副经理的堂弟唐熊源的积极响应。1934年，由无锡丽新、庆丰、申新三家棉纺企业集资20万元，组建协新毛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唐骧庭为董事长，唐君远为经理。
　　1935年，协新毛纺厂开工生产，开厂之初，唐君远即运用丽新经验，注重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从澳大利亚进口上等毛条生产精纺花呢、华达呢、哔叽、凡立丁、派立司等品种，以国产羊毛生产粗纺女衣呢、花呢、大衣呢、制服呢等品种。由于协新呢绒花色品种多，价格便宜，有些品种的质量胜过洋货，产品一经问世，便深受呢绒商和消费者的欢迎，上海呢绒批发商组织联益公司全部包销，引起英国毛纺业老牌厂商的惊愕。
　　呢绒易被虫蛀，最令消费者头痛。协新开工不久，唐君远获悉瑞士发明了既能灭菌又不伤羊毛的不蛀呢助剂“灭蠹”，立即与洋行订立多年的包销合同，由协新在华独家使用，“协新不蛀呢”因此风靡全国，上海呢绒商、绸布店均以销售这一品牌产品为荣。到1936年底，仅仅一年多时间，协新共生产呢绒24万码，获利22万元，收回全部投资。此时欧美正遭遇经济危机，市场低迷，纺织机械无人问津，洋行廉价推销，且付款期限宽松。唐君远吃准时机，增资扩股，向洋行购进毛纺机2600锭、织机28台，安装投产后，产品供不应求，机器款尚未付清已成倍获利。1937年，协新资本扩大到80万元。
　　1938年春，侵占无锡的日军胁迫唐君远“合作经营”，企图控制、吞并丽新和协新两厂，并以“如有违抗，将炸毁工厂”相要挟。唐君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断然拒绝日方要求。日军恼羞成怒，將唐君远关押半月之久，还关进木笼罚站。受此折磨，唐君远毫不屈服，后来通过有生意往来的日商洋行出面疏通才获保释，但工厂已遭日军严重破坏。
　　唐君远出狱后避居上海。工厂和个人遭受的打击并未使他胆怯退缩，受强烈事业心的驱使，决心重整旗鼓，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新厂。他向洋行购买精毛纺3200锭、毛织机50台及染整设备，分别在西康路、江宁路开设毛纺织厂。为避免再遭日军迫害，唐君远借用关系一向很好的英商信昌洋行名义，将工厂注册为信昌毛纺织厂。1938年正式开工，1940年呢绒产量达14.5万米，盈利129.5万元。与此同时，唐君远利用丽新厂在沪存货以及丽华厂抗战前夕所订进口织机，在江宁路、思南路、长寿路三处分别开设织布、印染、纺纱工厂，并吸收汉口帮投资，成立昌兴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唐氏在沪毛棉纺织企业渐成规模。孰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信昌、昌兴两厂勉强支撑一段时日后难以为继，被迫停产。
　　新中国成立后，唐君远被推举为无锡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上海毛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唐君远仍为协新毛纺织厂经理兼丽新纺织印染公司经理，后又担任上海毛麻纺织公司副经理。这位被《朝日新闻》称为日本棉布在“中国的劲敌”，为我国纺织业尤其是精毛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