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状况是银行流动性很充裕,却找不到有效需求。刘伟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不是简单的增量问题、扩张问题,而是需要强调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的危机带有输入性质,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率4—5个百分点,输入性质的衰退首先影响的是和出口有关的实体经济,即和国际市场有关的产业和产能,实体经济萎缩再影响银行。
　　我们的实体经济对银行的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的银行国际化程度并不高,这是它的防火墙,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大型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些国有企业通过结构调整和重组,逐渐央企化和垄断化,这些企业不仅有垄断利润,国家给央企的资本金注入也很多,而且大部分央企80%以上的主体都上市了,它不差钱,对银行参数的变化反应不明显;另外一块是受出口影响很大的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从制度和发展上来说,既解决不了担保、抵押问题,还受到“制度歧视”,中小企业即使需要钱也不能形成有效需求。
　　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大概是7—2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央行放出的流动性,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形成通胀。现在,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如果这些积极的政策带动增长的效果很好,那么就算一两年后通胀起来了,也完全可以把宏观政策重新调整到压通胀、紧需求的状态,就怕这一轮措施下去之后,对拉动增长、启动就业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而且还造成资产泡沫化,这就是西方曾经遇到过的“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这恐怕是今年,特别是下半年我们要特别警惕的。
　　刘伟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很可能会发生三大重要的转折:宏观调控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强调供给管理转变;从总量扩张转向调整结构;从强调政策的总量效应转变为强调政策的传导机制,即从强调政策的扩张性转向强调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总量上来说,2010年更需要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去年此时,全世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创新,都在寻找新的产业革命的支撑点,这个创新本质上就是供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转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供给创造需求的年代,只要真正地形成有效的供给,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中国都不乏需求来支撑。
　　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技术创新的落后,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一个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刺激经济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另外一个就是90年代的美国放松了技术创新,靠降低利率、降低准入门槛来刺激需求,催生了一大堆低效率的项目,这些差的项目在刺激需求之后,导致资金需求量增大,资本价格随之上升,利率就要回调,但是利率一回调这些项目支撑不住了。所以,摆脱经济危机最根本的还在于通过产业革命或者新技术革命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即从需求转向供给。
　　2009年中国在保增长和扩内需方面成绩斐然,但是调结构却成就不大。一个原因在于,短期的结构变化往往需要长期的坚持,再有就是调结构往往会服从于保增长。
　　我们现在这一轮调整当中,很多地区的战略上升成了国家战略,包括最近热炒的海南岛,本来是地方的发展规划,现在上升为国家行为,这就表明国家在从均衡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角度构建整个区域经济的结构,这是调结构很要紧的一个方面。
　　再有,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恐怕要从强调政策的总量效应转变为强调政策的传导机制,即从政策的扩张性转向强调政策的有效性。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何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