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基层社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抓手”与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探索完善我国社区建设和治理，“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本文以江苏省苏州市G社区开展的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为例，以社会工作者的角度作为切入口，从微观层面探索“三社联动”机制下社会工作角色功能的发挥，并从观念融合、协同治理、能力提升等维度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策略，以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发展，促进基层社区治理水平提升。
关键词：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社区治理
基金项目：2020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2010332065Y）。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广大群众需求多元化、公共服务社会化与均等化的背景下，“三社联动”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实践探索，有学者将其定义为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1]。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是指以助人自助为宗旨，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和社会行政等专业方法，以从微观上帮助服务对象解决自身问题、发挥自身潜能，从中观上协调社会关系、改善社会秩序，从宏观上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2]。在“三社联动”模式中，社工作为专业人才支撑，在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协商治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对社工角色精准定位，并探索社工在促进“三社”高效联动机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于社工行业未来的发展，形成彼此配合、互为支持的社区协同治理良好局面，以及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进程，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在探究社工在“三社联动”模式中的功能及自身特质前，笔者首先对该领域有关研究内容做出以下梳理：
学者们针对“三社联动”中社工的功能及角色定位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工介入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积极影响、角色优势、介入的可行性路径选择等方面。在社工介入社区治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专业优势方面，吕青提到，社会工作队伍充实到社区建设中，可以强化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强化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发挥社工作为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生力军的作用[3]。田舒指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改善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作为实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执行者，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和具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4]。在介入的可行性路径选择方面，叶南客等提到，社工通过主动以社区为发展壮大的舞台，从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开展组织活动，比如：自觉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传授科学知识、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通过专业服务积极引导和扶持一些社区社会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吸引居民参与和谐社区建设[5]。但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社工在践行“助人自助”专业理念、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成效尚不明显，有被本土社区工作者同化而逐渐失去专业优势的倾向。其中，徐选国等认为，社会工作队伍并未与长期从事基层社区工作、以居委会干部和街道临聘人员为主体的社区工作队伍之间形成较好的联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专业化”与“去专业化”成为不同力量得以整合的重要阻碍[6]。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要么倾向于宏观层面，将社工放在“三社联动”中与其他“二者”合并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要么倾向于学理层面，对“三社联动”的基本内涵、存在问题以及如何改进进行阐述。结合具体实践从微观层面、实践层面探讨“如何介入”的研究相对薄弱，对于社工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更好地去扮演等内容阐述并不全面、清晰，对社工在“三社联动”中的角色和功能也缺乏深入分析，并未给该领域的实务工作者提供更具体有效的实践指导。
因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苏州市吴中区G社区社服化项目中“三社联动”具体实践作为案例，从社工角度切入，探讨社工在此案例中具体承担的角色功能以及采取的行动策略，并从其中提取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先进经验，希望能对该领域实践层面的研究作出补充和回应，为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及基层社区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三社联动”机制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G社区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开发区，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社区辖区面积约1.2平方千米，包含5个小区，居民住宅楼89栋，社区总人数15 000人，居民住户3656户，户籍人口7932人，外来人口6322人，人口异质性程度高，外来人口众多。社区周边生活条件便利，社区基础设施完善，具备基础的医疗、教育、购物、生态等服务资源。2020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党群服务中心综合资源大楼，包含谈心室、棋室、多功能文体活动室、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居家养老服务及日间照料室等多个活动场地。
2019年，G社区通过苏州市吴中区民政局购买社工服务，以两年为期，委托A社工机构承办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政府制定服务项目与评估标准，并引入第三方监测机构对项目进行全程监测。A社工机构在社区原有特色品牌的基础上，系统地进行社区服务资源梳理，回应居民的多样化需求，A社工机构在G社区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分为基础类、增能类、治理类3大类。基础类服务内容包括困境老年人服务、未成年人正面成长服务、“新苏州人”服务;增能类服务内容包括社区需求调查与资源开发、社区志愿者管理、社会工作者增能培训;治理类服务内容包括睦邻友好行动、党团阵地建设、社会组织培育。
在G社区社服化项目运作周期内，笔者团队以项目监测员的身份进入社区，使用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深入了解G社区服务项目运作具体情况，从微观视角进一步探索“三社联动”机制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以及行动路径，以期使“三社联动”运作模式发挥最优效用，并为推动基层社区治理提供生动的案例。 （一）价值观念的融合者
在G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工有意识地将社区本土价值取向与社工专业理念进行有效融合，从而打造了良好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党建联盟”系列活動这一案例中，G社区书记提出加强社区基层党建的需求，A社工机构一线社工发挥专业所长，依据社区需求采取高效、灵活的形式搭建服务框架，将服务内容与党建这一时代背景紧密结合，服务地点设置在具有党建元素的“环太湖红色步道”，利用景区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区域优势，将党建阵地从室内向室外延伸，服务对象从党员向群众普及，在休闲娱乐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廉政教育活动，潜移默化中实现精神与党性升华。对于“党建联盟”系列活动，各联盟单位通过队伍联动、活动同办，实现了社区周边党建资源的高效整合，深化了辖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党建格局。除此之外，社工积极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并与社区服务有效融合，在社区内开展“真人图书馆”系列服务活动，邀请老党员、老一辈社区居民向青少年讲述过去的奋斗故事，在服务中传递中华传统美德，弘扬革命精神。在“三社联动”机制运作下，有别于固守西方传统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社会工作者作为价值观念的融合者，积极融入社区当地本土价值观，创新社区服务内容形式，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其中，真正做到了服务于民，实现了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建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社会工作。
（二）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协调者
G社区“三社联动”机制中，社会工作者作为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协调者，平衡居民、社区、社工机构等多方需求，在社区服务过程中打造多方共赢的局面。在“妙手编织队”社区组织培育过程中，G社区书记长期扎根基层，准确定位社区需求，提出目前G社区存在许多待业在家的妇女群体，希望推动这一群体更好地融入社区。社工根据书记意见，将居民需求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出发点，设计“丝网花之海棠花”系列服务，将社会组织培育与居民个人特长紧密联系，激发居民参与积极性。服务实施过程中，一线社工结合专业技巧，开办编织培训课，将编织技法转变为生产力，将编织作品在社区进行拍卖，所获钱款赠送给社区困难人群。提升家庭主妇自我价值感的同时，增进邻里情谊，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此外，社工也敏锐地从活动中挖掘积极分子，发挥其在组织中的个人能量，感召更多居民参与活动。随着活动逐渐固定且有序开展，社会工作者由“台前”转向“幕后”，最初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转为正式的社会组织，碎片化的服务活动通过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运作的形式转换为系统化的社会组织培育服务。社会组织队伍目前仍在不断壮大，成员用自己的巧手不断编织着爱心，传递着正能量。
在“三社联动”的良性运作下，社会工作者作为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协调者，在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平衡来自各方的差异化利益诉求。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不仅丰富了居民业余生活，而且实现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运行、自我发展的目标;同时，反哺社区，满足社区日常管理需求，提升社区自治能力，保障了社区公共利益，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局面。此外，社工机构自身利益也得以实现，即在第三方监测评估中取得了满意结果，社区服务获得认可，打造出看得见的社会服务，产生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
（三）社区资源的链接者
“三社联动”机制中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资源的链接者，在三方互动中合理利用资源、创新服务内容形式，从而有效提升了社区服务质量。在广场便民系列服务活动中，数十家商户、驻区单位前往社区，无偿为居民提供“义诊”“爱心义卖”等活动，大学生及社区志愿者参与其中维持现场秩序。服务实施之前，社会工作者积极倡导、整合、挖掘社区资源。首先，利用社区现存资源，安排服务活动场所，以及服务所需设备。基于社区自身丰富的党建资源以及辖区内公共事务的信息优势，邀请驻区单位丰富服务内容。其次，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挖掘社区周边潜在资源，与周边商户建立合作关系，扩大服务项目的社会参与力量。再次，注重志愿者队伍建设与志愿资源整合，盘活高校资源，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三社联动”各方行动者积极盘活社区资源，社会工作者有计划地引导各方资源汇聚在社区这一公共平台中，在创新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服务内容与形式的同时，拓展了社区服务空间。
在广场便民活动中，许多联盟单位与商户让利于居民，低价售卖商品或者无偿提供便民服务，笔者团队了解到其背后的原因：大多数商户将其当作是回报社会且有意义的行为，并没有特殊目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下，社会工作者如何利用中国本土所特有的价值理念，使其成为活化社区周边资源的新方式，发挥服务最大效益，值得我们思考。
（四）专业能力的建设者
在“三社联动”三方良性互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能力建设者，服务中提供新的专业理念与工作技巧，推进各方主体个人能力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人员拥有丰富的社区一线工作经验，掌握最真实的居民需求与社区现存问题，在工作开展之初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欠缺社会工作专业性理论，以及应用专业技巧开展工作等意识，随着后续社区问题解决的不断深入，会因专业性、客观性等问题导致社区问题解决成效仅停留在表面，难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社区问题。通过实施“社区工作者增能”等系列服务活动，社工帮助社区工作者减轻工作压力，加强社区工作者专业建设，激发个人潜能，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素养，以便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社区事务，打造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除专业能力的培养塑造外，社工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在处理社区日常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团队实地调研发现，社工善于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日常工作中，不拘泥于正式关系网络，在与书记、社区工作人员及居民的沟通交往中，擅长与其建立非正式关系网络，并将两种关系网络游刃有余地加以结合与应用。这一能力，对于“三社联动”主体在G社区相关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保持良好互动关系起到了“润滑剂”作用。
三、“三社联动”机制下社会工作者的行动路径 社会工作在“三社联动”中地位特殊，而社会工作者又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因此，其就应该在“三社联动”中体现恰当的角色功能[7]。社会工作者作为融合者、協调者、链接者和建设者，有力强化了“三社”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三社联动”起到了关键作用，笔者团队从中提炼出3条行动路径：
（一）明确党建引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
首先，社工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在我国，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党政部门是最大的资源分配者和拥有者，这决定了其权威性与特殊性，在“三社联动”中则具体化为社区。而社工机构作为被签约的一方，注定了“三社联动”中三个主体的地位并非绝对平等，而是相对平等。其次，社工需要充分结合现实谋发展。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党建引领社区服务是大势所趋。社工应在社区书记的牵头下，积极发掘周边资源，组建区域化的党建联盟，形成块状聚力，盘活社区内外有效资源，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再次，社工需要树立党建为民思想。为深度贯彻党建为民理念，社工应紧紧抓住群众路线，把提升和保证居民的福祉作为服务出发点。以党建为引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完成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建构。
（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新格局
首先，社工应从激发社区内部动力入手，深度挖掘社区内部的能人巧匠，在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前提下，规范原有群体的文体活动，逐步使社区自发性活动制度化，形成文体类社区社会组织。同时，为进一步推进社区的长远发展，发挥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助力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格局，社工应主动培育服务类、自治类和平安类社区社会组织，如民生服务、健康教育、公益志愿方向等。其次，社工应始终坚持从服务、监督、扶持和引导的角度出发，不断增强各社区社会组织人员与组织目标相对应的知识和技能，逐步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在此基础上，积极搭建社区社会组织民主协商机制，规范议事程序，号召各社区社会组织主体参与，促使协商共识转化为共为，有效保障居民利益，使社区治理真正实现从“一元管理”向“多元管理”的转变[8]。
（三）注重提高综合素质，提升社区内生发展动力
首先，社工应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在实务工作中不能忽视专业知识的学习，避免在“三社联动”实践中逐渐被认定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同时，也应提升自身综合能力，主动吸纳传统社区工作者的优秀经验，而非固守专业价值与理念，从而在中国现下的人情社会中，保持尊重，处事灵活，待人真诚，学会建立并运用非正式网络，与社区保持良好关系。其次，为更好地服务于本土社区发展，社工应积极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精神养分，使服务理念既具专业性又具本土性，提供适合中国社会的、经得起本土检验的社会工作服务。同时，社工对社区服务的目标设定也不能仅限于标书的服务内容，将社区的建设规划局限在服务期间，而应立足于“让社区运转起来”的长期目标，使服务成效具有延续性。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工应为社区工作者增能，通过培训与日常活动向社区工作者渗透专业理念，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技巧和认知。由此，实现社工逐步在社区扎根，融入社区，使“三社联动”不再流于形式，成为口号，而是化为实践，落到实处。
四、结语
“三社联动”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式，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新的生机，相对于偏行政化的社区和制度化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更具有灵活性和协调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在“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者需要明确定位，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功能，成为启动“三社联动”发动机的钥匙，助力基层社会治理，逐步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参考文献
[1]叶南客.“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J].理论探索，2017（5）：30-34.
[2]闵兢，刘毅.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工作者角色定位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4）：3-4.
[3]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7-12.
[4]田舒.“三社联动”：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创新机制[J].理论月刊，2016（4）：145-150.
[5]叶南客，陈金城.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5-80，87.
[6]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J].社会科学，2016（7）：87-96.
[7]顾东辉.“三社联动”的内涵解构与逻辑演绎[J].学海，2016（3）：104-110.
[8]落实抓手创新管理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民主协商新常态[C]//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第27届全国区街镇工作年会暨全国创新型社区建设推进会典型材料.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2016：3.
关键词：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社区治理
基金项目：2020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2010332065Y）。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广大群众需求多元化、公共服务社会化与均等化的背景下，“三社联动”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实践探索，有学者将其定义为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1]。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是指以助人自助为宗旨，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和社会行政等专业方法，以从微观上帮助服务对象解决自身问题、发挥自身潜能，从中观上协调社会关系、改善社会秩序，从宏观上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2]。在“三社联动”模式中，社工作为专业人才支撑，在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协商治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对社工角色精准定位，并探索社工在促进“三社”高效联动机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于社工行业未来的发展，形成彼此配合、互为支持的社区协同治理良好局面，以及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进程，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在探究社工在“三社联动”模式中的功能及自身特质前，笔者首先对该领域有关研究内容做出以下梳理：
学者们针对“三社联动”中社工的功能及角色定位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工介入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积极影响、角色优势、介入的可行性路径选择等方面。在社工介入社区治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专业优势方面，吕青提到，社会工作队伍充实到社区建设中，可以强化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强化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发挥社工作为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生力军的作用[3]。田舒指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改善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作为实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执行者，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和具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4]。在介入的可行性路径选择方面，叶南客等提到，社工通过主动以社区为发展壮大的舞台，从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开展组织活动，比如：自觉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传授科学知识、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通过专业服务积极引导和扶持一些社区社会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吸引居民参与和谐社区建设[5]。但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社工在践行“助人自助”专业理念、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成效尚不明显，有被本土社区工作者同化而逐渐失去专业优势的倾向。其中，徐选国等认为，社会工作队伍并未与长期从事基层社区工作、以居委会干部和街道临聘人员为主体的社区工作队伍之间形成较好的联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专业化”与“去专业化”成为不同力量得以整合的重要阻碍[6]。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要么倾向于宏观层面，将社工放在“三社联动”中与其他“二者”合并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要么倾向于学理层面，对“三社联动”的基本内涵、存在问题以及如何改进进行阐述。结合具体实践从微观层面、实践层面探讨“如何介入”的研究相对薄弱，对于社工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更好地去扮演等内容阐述并不全面、清晰，对社工在“三社联动”中的角色和功能也缺乏深入分析，并未给该领域的实务工作者提供更具体有效的实践指导。
因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苏州市吴中区G社区社服化项目中“三社联动”具体实践作为案例，从社工角度切入，探讨社工在此案例中具体承担的角色功能以及采取的行动策略，并从其中提取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先进经验，希望能对该领域实践层面的研究作出补充和回应，为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及基层社区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三社联动”机制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G社区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开发区，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社区辖区面积约1.2平方千米，包含5个小区，居民住宅楼89栋，社区总人数15 000人，居民住户3656户，户籍人口7932人，外来人口6322人，人口异质性程度高，外来人口众多。社区周边生活条件便利，社区基础设施完善，具备基础的医疗、教育、购物、生态等服务资源。2020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党群服务中心综合资源大楼，包含谈心室、棋室、多功能文体活动室、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居家养老服务及日间照料室等多个活动场地。
2019年，G社区通过苏州市吴中区民政局购买社工服务，以两年为期，委托A社工机构承办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政府制定服务项目与评估标准，并引入第三方监测机构对项目进行全程监测。A社工机构在社区原有特色品牌的基础上，系统地进行社区服务资源梳理，回应居民的多样化需求，A社工机构在G社区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分为基础类、增能类、治理类3大类。基础类服务内容包括困境老年人服务、未成年人正面成长服务、“新苏州人”服务;增能类服务内容包括社区需求调查与资源开发、社区志愿者管理、社会工作者增能培训;治理类服务内容包括睦邻友好行动、党团阵地建设、社会组织培育。
在G社区社服化项目运作周期内，笔者团队以项目监测员的身份进入社区，使用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深入了解G社区服务项目运作具体情况，从微观视角进一步探索“三社联动”机制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以及行动路径，以期使“三社联动”运作模式发挥最优效用，并为推动基层社区治理提供生动的案例。 （一）价值观念的融合者
在G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工有意识地将社区本土价值取向与社工专业理念进行有效融合，从而打造了良好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党建联盟”系列活動这一案例中，G社区书记提出加强社区基层党建的需求，A社工机构一线社工发挥专业所长，依据社区需求采取高效、灵活的形式搭建服务框架，将服务内容与党建这一时代背景紧密结合，服务地点设置在具有党建元素的“环太湖红色步道”，利用景区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区域优势，将党建阵地从室内向室外延伸，服务对象从党员向群众普及，在休闲娱乐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廉政教育活动，潜移默化中实现精神与党性升华。对于“党建联盟”系列活动，各联盟单位通过队伍联动、活动同办，实现了社区周边党建资源的高效整合，深化了辖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党建格局。除此之外，社工积极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并与社区服务有效融合，在社区内开展“真人图书馆”系列服务活动，邀请老党员、老一辈社区居民向青少年讲述过去的奋斗故事，在服务中传递中华传统美德，弘扬革命精神。在“三社联动”机制运作下，有别于固守西方传统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社会工作者作为价值观念的融合者，积极融入社区当地本土价值观，创新社区服务内容形式，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其中，真正做到了服务于民，实现了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建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社会工作。
（二）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协调者
G社区“三社联动”机制中，社会工作者作为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协调者，平衡居民、社区、社工机构等多方需求，在社区服务过程中打造多方共赢的局面。在“妙手编织队”社区组织培育过程中，G社区书记长期扎根基层，准确定位社区需求，提出目前G社区存在许多待业在家的妇女群体，希望推动这一群体更好地融入社区。社工根据书记意见，将居民需求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出发点，设计“丝网花之海棠花”系列服务，将社会组织培育与居民个人特长紧密联系，激发居民参与积极性。服务实施过程中，一线社工结合专业技巧，开办编织培训课，将编织技法转变为生产力，将编织作品在社区进行拍卖，所获钱款赠送给社区困难人群。提升家庭主妇自我价值感的同时，增进邻里情谊，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此外，社工也敏锐地从活动中挖掘积极分子，发挥其在组织中的个人能量，感召更多居民参与活动。随着活动逐渐固定且有序开展，社会工作者由“台前”转向“幕后”，最初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转为正式的社会组织，碎片化的服务活动通过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运作的形式转换为系统化的社会组织培育服务。社会组织队伍目前仍在不断壮大，成员用自己的巧手不断编织着爱心，传递着正能量。
在“三社联动”的良性运作下，社会工作者作为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协调者，在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平衡来自各方的差异化利益诉求。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不仅丰富了居民业余生活，而且实现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运行、自我发展的目标;同时，反哺社区，满足社区日常管理需求，提升社区自治能力，保障了社区公共利益，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局面。此外，社工机构自身利益也得以实现，即在第三方监测评估中取得了满意结果，社区服务获得认可，打造出看得见的社会服务，产生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
（三）社区资源的链接者
“三社联动”机制中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资源的链接者，在三方互动中合理利用资源、创新服务内容形式，从而有效提升了社区服务质量。在广场便民系列服务活动中，数十家商户、驻区单位前往社区，无偿为居民提供“义诊”“爱心义卖”等活动，大学生及社区志愿者参与其中维持现场秩序。服务实施之前，社会工作者积极倡导、整合、挖掘社区资源。首先，利用社区现存资源，安排服务活动场所，以及服务所需设备。基于社区自身丰富的党建资源以及辖区内公共事务的信息优势，邀请驻区单位丰富服务内容。其次，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挖掘社区周边潜在资源，与周边商户建立合作关系，扩大服务项目的社会参与力量。再次，注重志愿者队伍建设与志愿资源整合，盘活高校资源，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三社联动”各方行动者积极盘活社区资源，社会工作者有计划地引导各方资源汇聚在社区这一公共平台中，在创新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服务内容与形式的同时，拓展了社区服务空间。
在广场便民活动中，许多联盟单位与商户让利于居民，低价售卖商品或者无偿提供便民服务，笔者团队了解到其背后的原因：大多数商户将其当作是回报社会且有意义的行为，并没有特殊目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下，社会工作者如何利用中国本土所特有的价值理念，使其成为活化社区周边资源的新方式，发挥服务最大效益，值得我们思考。
（四）专业能力的建设者
在“三社联动”三方良性互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能力建设者，服务中提供新的专业理念与工作技巧，推进各方主体个人能力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人员拥有丰富的社区一线工作经验，掌握最真实的居民需求与社区现存问题，在工作开展之初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欠缺社会工作专业性理论，以及应用专业技巧开展工作等意识，随着后续社区问题解决的不断深入，会因专业性、客观性等问题导致社区问题解决成效仅停留在表面，难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社区问题。通过实施“社区工作者增能”等系列服务活动，社工帮助社区工作者减轻工作压力，加强社区工作者专业建设，激发个人潜能，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素养，以便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社区事务，打造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除专业能力的培养塑造外，社工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在处理社区日常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团队实地调研发现，社工善于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日常工作中，不拘泥于正式关系网络，在与书记、社区工作人员及居民的沟通交往中，擅长与其建立非正式关系网络，并将两种关系网络游刃有余地加以结合与应用。这一能力，对于“三社联动”主体在G社区相关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保持良好互动关系起到了“润滑剂”作用。
三、“三社联动”机制下社会工作者的行动路径 社会工作在“三社联动”中地位特殊，而社会工作者又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因此，其就应该在“三社联动”中体现恰当的角色功能[7]。社会工作者作为融合者、協调者、链接者和建设者，有力强化了“三社”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三社联动”起到了关键作用，笔者团队从中提炼出3条行动路径：
（一）明确党建引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
首先，社工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在我国，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党政部门是最大的资源分配者和拥有者，这决定了其权威性与特殊性，在“三社联动”中则具体化为社区。而社工机构作为被签约的一方，注定了“三社联动”中三个主体的地位并非绝对平等，而是相对平等。其次，社工需要充分结合现实谋发展。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党建引领社区服务是大势所趋。社工应在社区书记的牵头下，积极发掘周边资源，组建区域化的党建联盟，形成块状聚力，盘活社区内外有效资源，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再次，社工需要树立党建为民思想。为深度贯彻党建为民理念，社工应紧紧抓住群众路线，把提升和保证居民的福祉作为服务出发点。以党建为引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完成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建构。
（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新格局
首先，社工应从激发社区内部动力入手，深度挖掘社区内部的能人巧匠，在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前提下，规范原有群体的文体活动，逐步使社区自发性活动制度化，形成文体类社区社会组织。同时，为进一步推进社区的长远发展，发挥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助力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格局，社工应主动培育服务类、自治类和平安类社区社会组织，如民生服务、健康教育、公益志愿方向等。其次，社工应始终坚持从服务、监督、扶持和引导的角度出发，不断增强各社区社会组织人员与组织目标相对应的知识和技能，逐步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在此基础上，积极搭建社区社会组织民主协商机制，规范议事程序，号召各社区社会组织主体参与，促使协商共识转化为共为，有效保障居民利益，使社区治理真正实现从“一元管理”向“多元管理”的转变[8]。
（三）注重提高综合素质，提升社区内生发展动力
首先，社工应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在实务工作中不能忽视专业知识的学习，避免在“三社联动”实践中逐渐被认定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同时，也应提升自身综合能力，主动吸纳传统社区工作者的优秀经验，而非固守专业价值与理念，从而在中国现下的人情社会中，保持尊重，处事灵活，待人真诚，学会建立并运用非正式网络，与社区保持良好关系。其次，为更好地服务于本土社区发展，社工应积极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精神养分，使服务理念既具专业性又具本土性，提供适合中国社会的、经得起本土检验的社会工作服务。同时，社工对社区服务的目标设定也不能仅限于标书的服务内容，将社区的建设规划局限在服务期间，而应立足于“让社区运转起来”的长期目标，使服务成效具有延续性。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工应为社区工作者增能，通过培训与日常活动向社区工作者渗透专业理念，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技巧和认知。由此，实现社工逐步在社区扎根，融入社区，使“三社联动”不再流于形式，成为口号，而是化为实践，落到实处。
四、结语
“三社联动”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式，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新的生机，相对于偏行政化的社区和制度化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更具有灵活性和协调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在“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者需要明确定位，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功能，成为启动“三社联动”发动机的钥匙，助力基层社会治理，逐步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参考文献
[1]叶南客.“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J].理论探索，2017（5）：30-34.
[2]闵兢，刘毅.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工作者角色定位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4）：3-4.
[3]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7-12.
[4]田舒.“三社联动”：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创新机制[J].理论月刊，2016（4）：145-150.
[5]叶南客，陈金城.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5-80，87.
[6]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J].社会科学，2016（7）：87-96.
[7]顾东辉.“三社联动”的内涵解构与逻辑演绎[J].学海，2016（3）：104-110.
[8]落实抓手创新管理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民主协商新常态[C]//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第27届全国区街镇工作年会暨全国创新型社区建设推进会典型材料.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