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个关键领域的变化，正在重塑全球油气市场的结构：能源供应商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天然气市场从区域化向全球化发展，石油市场从全球化向区域化发展；在全球能源结构中，一些燃料的市场份额不断增长，另一些燃料的市场份额出现下跌；回报率下跌，但资本项目扩大至“超大型”范围；为应对地缘政治忧虑而开放和封锁边境，以及供需状况的转变。
全球油气投资者都在关注北美大陆。美国页岩气的蓬勃发展，让其能源更接近于自给自足状态，而这在几年前根本难以想象。
美国从能源主要进口国到即将成为能源出口国，这种转变产生的涟漪效应，现在正波及中东、俄罗斯和中国。有人担心，美国提升能源独立性的诉求，可能造成国家的孤立主义以及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降低。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新的能源供应来源以及日趋激烈的能源需求竞争（尤其是亚太区），将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缔造国与国之间更紧密而不是更疏离的相互依存关系。
同时，市场转而青睐全球能源结构中更洁净的燃料，这对天然气是利好消息，并且随着天然气全球化的发展，最终会惠及液化天然气。
供需增加正在提高天然气的可替代性，对石油指数化价格构成压力，迫使其考虑价格灵活和目的地可转换的合约选择。
在这些趋势下，平衡油气的全球供需，在新领域采取新方法管理超大型项目，亦会导致更加放宽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虽可保护现有国内市场，但亦会限制产量增长前景。
北美页岩岩层开采上的突破，对美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预测，美国有望在这个十年结束时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这个转变对石油市场同样影响深远。
不断增长的国内能源产量，无疑提升了美国的竞争力。外包到海外是美国企业几十年来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公司寻求利用低成本能源和高技能人才，同时避免知识产权风险和管理延长供应链的挑战，“回流”美国日益受到许多公司的青睐。
石化企业几年前看好成本更低的中东国家，现在正逐步回归美国国内。过去几十年来一蹶不振的制造业，也准备迎接由能源推动的复苏。
中美制造业的成本，到2015年将基本持平，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经营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能源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所致。
鉴于美国在能源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提升，一些评论人士担心，美国会否将焦點转向国内议题，因而降低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另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中国、俄罗斯、中东和非洲这些地区的国家利益的相对均衡发生了变化。
美国能源复兴，对该国地缘政治事务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果美国能源产量高于自身能源供应量，就会减少对中东能源供应的依赖。
现在就预测美国将撤离中东有些言过其实。全世界石油市场联系紧密，不论中东地区还是不是美国进口原油的主要来源，一旦中东的石油供应中断，美国的国内市场仍会受到波及。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司空见惯。当前还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代替美军，在该地区维持力量均衡，而且美国又有重要盟友的支持。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还是会继续参与中东的事务。
美国参与中东事务，亦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具有比中东地区丰富的能源供应更广泛的意义。美国致力打击全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美国积极与伊朗就核计划展开谈判。
美国对中东能源供应依赖减少的同时，亚洲和中国对中东能源供应的依赖则在加强。
1992年，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到2004年，中国的原油消耗量已达到640万桶/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美国能源信息署曾预测，到2014年的某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中国（包括香港）消耗的石油量，从2005年的720万桶/天增至目前的1050万桶/天，占世界石油需求的12%。到2040年，中国的进口需求估计将增至近1800万桶/天。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确保能源安全，即保证拥有充足、多样化、稳定和价格合理的供应。所以，中国要想维持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中东的稳定以及保护马六甲海峡。
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开始采取“走出去”的能源政策。国内供应增长停滞不前，管道输送的经济效益低下，中国别无他法，惟有寻求新的海外供应，于是中东成为中国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地。如今，中国超过一半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
尽管中国努力使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但短时间内不大可能减少对中东的依赖。
美国能源信息署表示，中东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预计将从2011年的290万桶/天增至2035年的670万桶/天，占中国原油进口的54%。中国对中东和北美能源供应的依赖，就要求保持区域性稳定和确立稳定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
尽管海湾合作委员会相对稳定，但自“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中国在中东所有主要原油供应国的政局都不稳定。
而俄罗斯新建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会否成为中国新的重要稳定石油供应来源，尚待分晓。
如果能源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唯一致命伤，中国是否会选择更直接地参与中东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事务？一些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不干涉别国内政”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原则。
面对冉冉上升的中国和振兴的俄罗斯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在美国为保持其全球力量平衡管理者的角色所做的持续努力中，我们感受到了北美能源革命的地缘政治影响。
美国为满足自身的能源需求，需要减少能源出口占GDP的比重，同时行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因此美国总体上将越来越富裕。 这将加强美国保持其海外承诺的能力，和管理对世界石油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航道的意愿，而不是提供一个方便的手段卸弃这些义务。
就俄罗斯而言，北美产量上升将迫使其重新平衡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油气出口，以确保在未来几年为其经济提供至关重要的收入。特别是欧洲天然气市场，其市场份额竞争愈演愈烈，可能迫使所有天然气出口国全面降低欧洲的价格。如果欧洲的页岩气革命接踵而至，欧洲能源市场可能进一步减少长期天然气进口量。
就中国而言，地缘政治影响完全是积极的。中国可以继续利用美国的制海权，与美国在19世纪倚赖英国的制海权如出一辙。此外，与美国的供应竞争问题将可留待未来解决。中国的页岩气革命已在筹划当中，与此相关的问题已可抛诸脑后。
欧佩克和俄罗斯主导油气出口环境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如今，新的供应国正在挑战其霸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地缘政治格局亦在悄然改变。随着碳氢化合物的需求中心转向亚太区，争夺供应控制权的竞争正在被争夺客户的竞争所取代。
这种变化增加了供应的多样性，并潜移默化地减少了中断风险，因此可使进口国受益。
2012年，欧佩克的出口占全球原油消费总量的28%，与十年前的数据几乎一模一样。虽然欧佩克仍将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主要力量，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产量不断增加，将可能通过控制边际产量来限制欧佩克影响原油价格的能力。美国非传统能源的急速发展，是对这种力量转变影响最大的因素。
在过去，欧佩克通过降低其成员国的整体出口上限，来解决供应过剩的状况和低迷的价格。但这一次，内部纷争可能会制约欧佩克提供统一回应的能力。2013年，尽管利比亚的危机、伊拉克的技术问题和对伊朗的制裁等状况严重制约了上述国家的出口，但欧佩克的产量始终徘徊在约定的3000万桶/天限额之上。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富余的生产能力，弥补了产量损失。这与伊朗等富余生产能力有限的国家意愿背道而驰——伊朗等国希望降低总体产量以确保高价。
欧佩克成员国的意见不合，在将来甚至可能更加激烈。
另一个领先的全球油气出口国俄罗斯，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主要是天然气市场）同样受到挑战。
据《BP能源展望》预测，受环境法规的大力推动，到2035年预期欧洲对天然气的需求将增长17%。然而，其需求增长不一定转化为对俄罗斯进口的需求增长。
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挪威具有竞争力的天然气价格，令该国在2012年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主要供应国；来自中东国家的供应，将来亦可能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供应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多个欧洲国家热切希望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芬兰和爱沙尼亚均计划建造液化天然气再气化工厂，以减少从俄罗斯进口。
为抵销欧洲的需求增长减速和竞争加剧，俄罗斯正将目光转向亚太区，尤其是中国，希望通过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锁定这些新市场，但有此追求的绝非俄罗斯一国。
亚太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目前是欧佩克的主要客户，2012年这些国家购买了欧佩克57%的出口原油。自从美国的需求下降后，亚太区对欧佩克将变得更加重要。
亚太区的需求变化，主要受中国的推动，增加了预测需求动态的难度。2013年欧佩克的供应满足了中国大部分的需求，但中国一直通过分散投资寻求更强的供应保障。在最近几年，中国将一直在本国的一些石油生产省份投资国内基础设施项目。若有必要，中国将来可能会不断在欧佩克和俄罗斯以外的地区寻找其石油供应。
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天然气。最近中国公布了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购买协议，但中国正越来越注重分散其投资组合，并选择从多种来源渠道获得供应，例如从中亚国家进口管道天然气。
随着亚太区市场能力的增强，其战略重要性也随之增加。这意味着必须更加注重保护油气贸易路线潜在的“咽喉点”，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经常有国家在此做出领土主权声明并随后引发争议）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南中国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战略原因，而且在于其拥有潜在的、巨大的、未开采的油气资源。
新的供应来源，将在下一个十年撼动全球碳氢化合物市场。美国国内产量的增加，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哈萨克斯坦的产量增长，将重塑全球油气市场及地缘政治格局。传统生产国（主要是欧佩克成员国和俄罗斯）的霸主地位将面临挑战，而且这些国家将被迫积极投入竞争，以保持其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从需求方面看，亚太区油气市场在过去十年已占据大部分需求增长量，且上升势头有望延续。这使得该地区及该地区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吸纳新供应的能力，可能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贸易造成重大影响。中国这一主要客户，将如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加强其能源安全性，将会对亚太区油气市场未来的发展造成莫大影响。
预计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油气需求将显著增长，中国可能会不断选择在其传统供应国范围之外挖掘新兴的来源，例如从中亚国家进口油气；在国内生产页岩气；或寻找替代能源，比如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水能，从而实现能源结构多样化。
全球能源结构是不断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处于支配地位的燃料，最开始是木柴，然后是煤炭。但过去20年是属于石油的时代，其在2012年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6%。即使过去20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了50%，但这个比率却一直保持稳定。
最近，某些事件影响了能源供求关系的供求双方，其中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需求增长下滑、美国页岩气生产商的油气产量增加、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传统能源生产国（即中东和非洲）社会和政治动荡、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二氧化碳价格下降，以及可再生能源在欧洲和亚洲以指数级增长。 鉴于上述事件，平衡能源供应与需求已引领世界来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边缘，这个新时代将很快决定全球能源结构中新的燃料领导者。
在西方，两个新的油气供应地区出现，扩大了全球经济可开采资源总量，并持续推动产量增长。例如，全球储量产量比（R/P）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不足50年增长到2012年的55年，这主要是受北美洲的非常规能源发展，以及南美洲发现的盐下油田和重油田所推动。
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特定地区的增长，也改变了能源供求关系的供应方。为了满足严格的排放目标，欧盟拟继续在其能源供应组合中增加替代燃料的份额。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正处于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的起步阶段，将专注于倡导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例如促进能源效率及推广可再生资源，并倡导在运输领域普及使用清洁燃料，从而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中国也已公布计划，到2030年将煤炭占能源组合的份额削减至46%，同时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量。
技术的进展和成熟度通常决定燃料的竞争性，例如在页岩气领域的例子。此外，跨地区复制和转移技术的能力，也是影响竞争格局的一大要素，例如页岩气在中国的发展。
全球能源组合开始青睐天然气等清洁燃料。在北美洲，天然气日渐用于发电、制造业和运输业。日本也计划增加天然气在能源组合中的份额，这符合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被迫中断使用核能的既定做法。
在欧洲，尽管近期较昂贵的可再生资源再生变数，短期内促使该区更多地消耗煤炭，市场仍热衷于采用清洁燃料。根据欧洲对清洁能源的长期承诺，欧洲将增加天然气在其能源组合中的份额，同时通过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建设中亚到北非的天然气管道，并整合其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以纳入更多西方至东方的管道，来消减依赖俄罗斯供应所带来的风险。
俄罗斯则将继续用天然气解决其大部分的能源需求，而经济逐渐现代化的中东地区有望逐步转向使用天然气。只有继续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新兴亚洲国家，仍将与全球“向天然气冲刺”（“dash-for-gas”）的大环境背道而驰。
随着天然气市场愈加国际化，全球石油贸易则趋向区域化。经合组织国家已接近“需求峰值”，石油需求在2011年至2040年间将仅上升2%。随着北美地区石油供应上升缓冲沙特阿拉伯富余产能下降的影响，北美石油市场将继续与国际市场背道而驰。
致密石油产量提升的美国将成为“生产调节者”，在维持油价稳定的同时，为企业作出投资决策提供更稳定的环境。欧盟国家将从俄罗斯、中东及北非进口原油，辅以国内生产。
资源盈余和需求上升在世界不同地方出现，导致油气行业出现巨大转变。供需模式的变化将打乱全球能源组合中的燃料排序，并呈现有利于天然气的格局，对商品价格、贸易、政策和技术产生影响，进而显著影响能源行业的参与者。
储备逾10亿桶石油当量的超大型油气项目，可大致分为三类：传统型、新时代型和非传统型。传统项目包括境内、浅水、重油项目；新时代项目包括液化天然气、气转液（GTL）、深水和北极区项目；非传统项目，指加拿大的页岩、致密石油和油砂项目。
因预测传统储量增长有限，加之本世纪早期经济蓬勃发展，推动资本支出转向新时代项目，但接连出现的延迟和成本超支事件，打消了行业的投资积极性。
例如澳大利亚的Gorgon液化天然气项目，早先预计耗资370亿美元，后报称成本超支40%，并延时将近一年。
2008年金融危机后，原油价格平稳，全球需求缩减，进一步挑战新时代项目的发展。2010年全球293万亿英热单位的油气实际需求，比危机前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的307万亿英热单位要低5%。近期，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全球油气需求到2015年将增至310万亿英热单位，比该机构在2006年的预测要低将近10%。
对新时代项目的最终挑戰，则在于美国页岩油气产量激增和非传统项目的快速发展。
新时代项目可以获得滞留和未开发的储量，但却伴随较高的技术复杂度和风险。恶劣的现场操作环境（如北极区和极度深水区）需要尖端技术的支撑，新的勘探现场还带来若干操作挑战。
页岩开发项目的加入，使风险较高的新时代项目退居二线，有效降低了整个超大型项目组合的风险范围。因此，页岩时代超大型项目的平均风险评分预计将与上世纪90年代晚期持平。
新时代项目仍有利于油气储量的增长。但其相对较高的风险特点对传统的项目管理策略构成了挑战。因此，如何才能成功管理新时代的超大型项目呢？现代项目管理策略能使管理团队了解项目动态，持续获知并适应不断改变的外部因素。该类策略着力于四方面：
前期投资：倾注更多资源至项目前的规划，让企业深入了解超大型项目动态、提高可预见性，并减少操作故障；
精简的项目管理：该方法专注于通过从当前的立场重新界定项目要求来实现突破；
综合的项目交付：该方法的演变超出专注于两方、所有人-承包商关系的传统合约模型，将全部的项目参与者，包括所有者、工程师、承包商和主要供应商都纳入项目团队；
经营卓越系统（SOE）：首要目标是通过对项目现状的实时深入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应对策略，以提升项目的表现。
因为成本超支和拖延、原油价格平稳，以及来自风险较低的非常规替代选择的竞争等系列问题，超大型油气项目（主要是新时代项目）正在经历艰难时期。
尽管如此，由于常规油田消减及页岩增长放缓，长期而言，新时代项目依然是油气行业发展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油气公司能得到新时代项目带来的好处，那么对现代项目管理策略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每个新时代超大型项目都面临独特的挑战，因此没有万能的方法，但是多种指导方针不断涌现。
先进的行业实践表明，现代超大型项目策略至少应包括：加强前期工程和规划、灵活的项目监控和评估方法、增强项目参与者之间的整合和合作，以及新兴技术、工具和经验知识系统，以促进卓越运营。
资源民族主义其实是人性中三个欲望彼此碰撞的结果：把资源财富变成金钱的欲望（贪婪）；因为现代社会离不开能源，所以要确保能源安全的欲望（恐惧）；以及为了国家发展要维护国家的能源主权的欲望（自豪感）。每个国家都竭尽所能，力图在某个时候解决这些对立和冲突的议题，折射出国家实力、本土发展目标和国家首要任务的不断变化。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现代资源民族主义（至少在油气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常规油气储量几乎完全由各国政府控制。中东所有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体是这样，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实际上，89%的已知常规资源如今都受到限制。
很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已成立各自顶尖的国家石油公司，从而为其不断发展的经济确保能源安全，免受供应中断的影响。
随着焦点转向非常规盆地，许多国际石油公司的发现规模一直在下降，而生产成本却一直在上升。总体而言，国家石油公司凭借自己的规模优势，能够以低于国际石油公司的成本更轻松地获得资本、资源和市场。
国家石油公司过去一直利用其在执行大型资本项目和部署技术方面的强大实力来获得资源。由于全球油田服务（OFS）公司及其研发计划和商业模式的兴起，这种模式如今面临困境。
未来几年，这些模式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传统的从各地进口的国家（如进口油气的美国，及进口石油的巴西）正在变成出口国。相反，以前的一些出口国，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正在转变成进口国。
这些转变的背后有三大宏观因素：
1.技术进步帮助过去被视为无法获得的碳氢化合物实现应用，使进口国变成出口国，并改变它们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
2.能源效率的提高及日益变化的生活方式，正在影响发达国家对石油产品的需求。随着大型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逐步解决令人担忧的空气质量问题，这些经济体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趋势。
3.人口增长帶动的亚洲经济体崛起，正在改变持续了四代的全球需求模式。这些国家的绝对规模，影响着它们各自对碳氢化合物的需求。
三大宏观因素，正在造就新的能源民族主义，并且正在使贪婪、恐惧和自豪感这几个推动因素重新平衡。技术正在开拓页岩和深海中新的非常规资源，增加供应选择，并且在此过程中正在诞生新的出口国。
能源效率正在导致需求增长放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需求，而且有朝一日会对新兴经济体产生相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碳氢化合物的供应。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人口增长和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把石油和天然气牵引至亚洲的大型新兴经济体。
整体而言，贪婪和恐惧日益增强，自豪感却日益减弱。以前的、新兴的出口国对市场的贪婪，及有着庞大需求的国家对能源安全的恐惧，正驱动着新的能源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以前感到恐惧的国家凭借新发现的资源禀赋，变得更自信、更果敢。然而能源匮乏的国家，则被迫降低它们的自豪感，以改善它们的能源安全和缓解恐惧。
因此，很多目前拥有封闭市场的政府将会逐渐开放市场，至少会允许在其境内展开更多的竞争。
全球油气投资者都在关注北美大陆。美国页岩气的蓬勃发展，让其能源更接近于自给自足状态，而这在几年前根本难以想象。
美国从能源主要进口国到即将成为能源出口国，这种转变产生的涟漪效应，现在正波及中东、俄罗斯和中国。有人担心，美国提升能源独立性的诉求，可能造成国家的孤立主义以及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降低。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新的能源供应来源以及日趋激烈的能源需求竞争（尤其是亚太区），将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缔造国与国之间更紧密而不是更疏离的相互依存关系。
同时，市场转而青睐全球能源结构中更洁净的燃料，这对天然气是利好消息，并且随着天然气全球化的发展，最终会惠及液化天然气。
供需增加正在提高天然气的可替代性，对石油指数化价格构成压力，迫使其考虑价格灵活和目的地可转换的合约选择。
在这些趋势下，平衡油气的全球供需，在新领域采取新方法管理超大型项目，亦会导致更加放宽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虽可保护现有国内市场，但亦会限制产量增长前景。
美国能源自给的全球影响
北美页岩岩层开采上的突破，对美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预测，美国有望在这个十年结束时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这个转变对石油市场同样影响深远。
不断增长的国内能源产量，无疑提升了美国的竞争力。外包到海外是美国企业几十年来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公司寻求利用低成本能源和高技能人才，同时避免知识产权风险和管理延长供应链的挑战，“回流”美国日益受到许多公司的青睐。
石化企业几年前看好成本更低的中东国家，现在正逐步回归美国国内。过去几十年来一蹶不振的制造业，也准备迎接由能源推动的复苏。
中美制造业的成本，到2015年将基本持平，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经营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能源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所致。
鉴于美国在能源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提升，一些评论人士担心，美国会否将焦點转向国内议题，因而降低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另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中国、俄罗斯、中东和非洲这些地区的国家利益的相对均衡发生了变化。
美国能源复兴，对该国地缘政治事务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果美国能源产量高于自身能源供应量，就会减少对中东能源供应的依赖。
现在就预测美国将撤离中东有些言过其实。全世界石油市场联系紧密，不论中东地区还是不是美国进口原油的主要来源，一旦中东的石油供应中断，美国的国内市场仍会受到波及。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司空见惯。当前还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代替美军，在该地区维持力量均衡，而且美国又有重要盟友的支持。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还是会继续参与中东的事务。
美国参与中东事务，亦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具有比中东地区丰富的能源供应更广泛的意义。美国致力打击全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美国积极与伊朗就核计划展开谈判。
美国对中东能源供应依赖减少的同时，亚洲和中国对中东能源供应的依赖则在加强。
1992年，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到2004年，中国的原油消耗量已达到640万桶/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美国能源信息署曾预测，到2014年的某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中国（包括香港）消耗的石油量，从2005年的720万桶/天增至目前的1050万桶/天，占世界石油需求的12%。到2040年，中国的进口需求估计将增至近1800万桶/天。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确保能源安全，即保证拥有充足、多样化、稳定和价格合理的供应。所以，中国要想维持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中东的稳定以及保护马六甲海峡。
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开始采取“走出去”的能源政策。国内供应增长停滞不前，管道输送的经济效益低下，中国别无他法，惟有寻求新的海外供应，于是中东成为中国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地。如今，中国超过一半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
尽管中国努力使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但短时间内不大可能减少对中东的依赖。
美国能源信息署表示，中东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预计将从2011年的290万桶/天增至2035年的670万桶/天，占中国原油进口的54%。中国对中东和北美能源供应的依赖，就要求保持区域性稳定和确立稳定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
尽管海湾合作委员会相对稳定，但自“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中国在中东所有主要原油供应国的政局都不稳定。
而俄罗斯新建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会否成为中国新的重要稳定石油供应来源，尚待分晓。
如果能源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唯一致命伤，中国是否会选择更直接地参与中东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事务？一些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不干涉别国内政”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原则。
面对冉冉上升的中国和振兴的俄罗斯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在美国为保持其全球力量平衡管理者的角色所做的持续努力中，我们感受到了北美能源革命的地缘政治影响。
美国为满足自身的能源需求，需要减少能源出口占GDP的比重，同时行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因此美国总体上将越来越富裕。 这将加强美国保持其海外承诺的能力，和管理对世界石油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航道的意愿，而不是提供一个方便的手段卸弃这些义务。
就俄罗斯而言，北美产量上升将迫使其重新平衡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油气出口，以确保在未来几年为其经济提供至关重要的收入。特别是欧洲天然气市场，其市场份额竞争愈演愈烈，可能迫使所有天然气出口国全面降低欧洲的价格。如果欧洲的页岩气革命接踵而至，欧洲能源市场可能进一步减少长期天然气进口量。
就中国而言，地缘政治影响完全是积极的。中国可以继续利用美国的制海权，与美国在19世纪倚赖英国的制海权如出一辙。此外，与美国的供应竞争问题将可留待未来解决。中国的页岩气革命已在筹划当中，与此相关的问题已可抛诸脑后。
能源新供应重塑地缘政治
欧佩克和俄罗斯主导油气出口环境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如今，新的供应国正在挑战其霸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地缘政治格局亦在悄然改变。随着碳氢化合物的需求中心转向亚太区，争夺供应控制权的竞争正在被争夺客户的竞争所取代。
这种变化增加了供应的多样性，并潜移默化地减少了中断风险，因此可使进口国受益。
2012年，欧佩克的出口占全球原油消费总量的28%，与十年前的数据几乎一模一样。虽然欧佩克仍将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主要力量，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产量不断增加，将可能通过控制边际产量来限制欧佩克影响原油价格的能力。美国非传统能源的急速发展，是对这种力量转变影响最大的因素。
在过去，欧佩克通过降低其成员国的整体出口上限，来解决供应过剩的状况和低迷的价格。但这一次，内部纷争可能会制约欧佩克提供统一回应的能力。2013年，尽管利比亚的危机、伊拉克的技术问题和对伊朗的制裁等状况严重制约了上述国家的出口，但欧佩克的产量始终徘徊在约定的3000万桶/天限额之上。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富余的生产能力，弥补了产量损失。这与伊朗等富余生产能力有限的国家意愿背道而驰——伊朗等国希望降低总体产量以确保高价。
欧佩克成员国的意见不合，在将来甚至可能更加激烈。
另一个领先的全球油气出口国俄罗斯，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主要是天然气市场）同样受到挑战。
据《BP能源展望》预测，受环境法规的大力推动，到2035年预期欧洲对天然气的需求将增长17%。然而，其需求增长不一定转化为对俄罗斯进口的需求增长。
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挪威具有竞争力的天然气价格，令该国在2012年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主要供应国；来自中东国家的供应，将来亦可能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供应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多个欧洲国家热切希望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芬兰和爱沙尼亚均计划建造液化天然气再气化工厂，以减少从俄罗斯进口。
为抵销欧洲的需求增长减速和竞争加剧，俄罗斯正将目光转向亚太区，尤其是中国，希望通过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锁定这些新市场，但有此追求的绝非俄罗斯一国。
亚太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目前是欧佩克的主要客户，2012年这些国家购买了欧佩克57%的出口原油。自从美国的需求下降后，亚太区对欧佩克将变得更加重要。
亚太区的需求变化，主要受中国的推动，增加了预测需求动态的难度。2013年欧佩克的供应满足了中国大部分的需求，但中国一直通过分散投资寻求更强的供应保障。在最近几年，中国将一直在本国的一些石油生产省份投资国内基础设施项目。若有必要，中国将来可能会不断在欧佩克和俄罗斯以外的地区寻找其石油供应。
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天然气。最近中国公布了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购买协议，但中国正越来越注重分散其投资组合，并选择从多种来源渠道获得供应，例如从中亚国家进口管道天然气。
随着亚太区市场能力的增强，其战略重要性也随之增加。这意味着必须更加注重保护油气贸易路线潜在的“咽喉点”，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经常有国家在此做出领土主权声明并随后引发争议）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南中国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战略原因，而且在于其拥有潜在的、巨大的、未开采的油气资源。
新的供应来源，将在下一个十年撼动全球碳氢化合物市场。美国国内产量的增加，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哈萨克斯坦的产量增长，将重塑全球油气市场及地缘政治格局。传统生产国（主要是欧佩克成员国和俄罗斯）的霸主地位将面临挑战，而且这些国家将被迫积极投入竞争，以保持其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从需求方面看，亚太区油气市场在过去十年已占据大部分需求增长量，且上升势头有望延续。这使得该地区及该地区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吸纳新供应的能力，可能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贸易造成重大影响。中国这一主要客户，将如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加强其能源安全性，将会对亚太区油气市场未来的发展造成莫大影响。
预计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油气需求将显著增长，中国可能会不断选择在其传统供应国范围之外挖掘新兴的来源，例如从中亚国家进口油气；在国内生产页岩气；或寻找替代能源，比如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水能，从而实现能源结构多样化。
全球能源组合新排序
全球能源结构是不断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处于支配地位的燃料，最开始是木柴，然后是煤炭。但过去20年是属于石油的时代，其在2012年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6%。即使过去20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了50%，但这个比率却一直保持稳定。
最近，某些事件影响了能源供求关系的供求双方，其中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需求增长下滑、美国页岩气生产商的油气产量增加、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传统能源生产国（即中东和非洲）社会和政治动荡、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二氧化碳价格下降，以及可再生能源在欧洲和亚洲以指数级增长。 鉴于上述事件，平衡能源供应与需求已引领世界来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边缘，这个新时代将很快决定全球能源结构中新的燃料领导者。
在西方，两个新的油气供应地区出现，扩大了全球经济可开采资源总量，并持续推动产量增长。例如，全球储量产量比（R/P）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不足50年增长到2012年的55年，这主要是受北美洲的非常规能源发展，以及南美洲发现的盐下油田和重油田所推动。
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特定地区的增长，也改变了能源供求关系的供应方。为了满足严格的排放目标，欧盟拟继续在其能源供应组合中增加替代燃料的份额。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正处于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的起步阶段，将专注于倡导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例如促进能源效率及推广可再生资源，并倡导在运输领域普及使用清洁燃料，从而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中国也已公布计划，到2030年将煤炭占能源组合的份额削减至46%，同时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量。
技术的进展和成熟度通常决定燃料的竞争性，例如在页岩气领域的例子。此外，跨地区复制和转移技术的能力，也是影响竞争格局的一大要素，例如页岩气在中国的发展。
全球能源组合开始青睐天然气等清洁燃料。在北美洲，天然气日渐用于发电、制造业和运输业。日本也计划增加天然气在能源组合中的份额，这符合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被迫中断使用核能的既定做法。
在欧洲，尽管近期较昂贵的可再生资源再生变数，短期内促使该区更多地消耗煤炭，市场仍热衷于采用清洁燃料。根据欧洲对清洁能源的长期承诺，欧洲将增加天然气在其能源组合中的份额，同时通过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建设中亚到北非的天然气管道，并整合其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以纳入更多西方至东方的管道，来消减依赖俄罗斯供应所带来的风险。
俄罗斯则将继续用天然气解决其大部分的能源需求，而经济逐渐现代化的中东地区有望逐步转向使用天然气。只有继续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新兴亚洲国家，仍将与全球“向天然气冲刺”（“dash-for-gas”）的大环境背道而驰。
随着天然气市场愈加国际化，全球石油贸易则趋向区域化。经合组织国家已接近“需求峰值”，石油需求在2011年至2040年间将仅上升2%。随着北美地区石油供应上升缓冲沙特阿拉伯富余产能下降的影响，北美石油市场将继续与国际市场背道而驰。
致密石油产量提升的美国将成为“生产调节者”，在维持油价稳定的同时，为企业作出投资决策提供更稳定的环境。欧盟国家将从俄罗斯、中东及北非进口原油，辅以国内生产。
资源盈余和需求上升在世界不同地方出现，导致油气行业出现巨大转变。供需模式的变化将打乱全球能源组合中的燃料排序，并呈现有利于天然气的格局，对商品价格、贸易、政策和技术产生影响，进而显著影响能源行业的参与者。
管理超大型“新时代项目”
储备逾10亿桶石油当量的超大型油气项目，可大致分为三类：传统型、新时代型和非传统型。传统项目包括境内、浅水、重油项目；新时代项目包括液化天然气、气转液（GTL）、深水和北极区项目；非传统项目，指加拿大的页岩、致密石油和油砂项目。
因预测传统储量增长有限，加之本世纪早期经济蓬勃发展，推动资本支出转向新时代项目，但接连出现的延迟和成本超支事件，打消了行业的投资积极性。
例如澳大利亚的Gorgon液化天然气项目，早先预计耗资370亿美元，后报称成本超支40%，并延时将近一年。
2008年金融危机后，原油价格平稳，全球需求缩减，进一步挑战新时代项目的发展。2010年全球293万亿英热单位的油气实际需求，比危机前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的307万亿英热单位要低5%。近期，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全球油气需求到2015年将增至310万亿英热单位，比该机构在2006年的预测要低将近10%。
对新时代项目的最终挑戰，则在于美国页岩油气产量激增和非传统项目的快速发展。
新时代项目可以获得滞留和未开发的储量，但却伴随较高的技术复杂度和风险。恶劣的现场操作环境（如北极区和极度深水区）需要尖端技术的支撑，新的勘探现场还带来若干操作挑战。
页岩开发项目的加入，使风险较高的新时代项目退居二线，有效降低了整个超大型项目组合的风险范围。因此，页岩时代超大型项目的平均风险评分预计将与上世纪90年代晚期持平。
新时代项目仍有利于油气储量的增长。但其相对较高的风险特点对传统的项目管理策略构成了挑战。因此，如何才能成功管理新时代的超大型项目呢？现代项目管理策略能使管理团队了解项目动态，持续获知并适应不断改变的外部因素。该类策略着力于四方面：
前期投资：倾注更多资源至项目前的规划，让企业深入了解超大型项目动态、提高可预见性，并减少操作故障；
精简的项目管理：该方法专注于通过从当前的立场重新界定项目要求来实现突破；
综合的项目交付：该方法的演变超出专注于两方、所有人-承包商关系的传统合约模型，将全部的项目参与者，包括所有者、工程师、承包商和主要供应商都纳入项目团队；
经营卓越系统（SOE）：首要目标是通过对项目现状的实时深入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应对策略，以提升项目的表现。
因为成本超支和拖延、原油价格平稳，以及来自风险较低的非常规替代选择的竞争等系列问题，超大型油气项目（主要是新时代项目）正在经历艰难时期。
尽管如此，由于常规油田消减及页岩增长放缓，长期而言，新时代项目依然是油气行业发展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油气公司能得到新时代项目带来的好处，那么对现代项目管理策略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每个新时代超大型项目都面临独特的挑战，因此没有万能的方法，但是多种指导方针不断涌现。
先进的行业实践表明，现代超大型项目策略至少应包括：加强前期工程和规划、灵活的项目监控和评估方法、增强项目参与者之间的整合和合作，以及新兴技术、工具和经验知识系统，以促进卓越运营。
贪婪、恐惧、自豪感，能源民族主义的由来
资源民族主义其实是人性中三个欲望彼此碰撞的结果：把资源财富变成金钱的欲望（贪婪）；因为现代社会离不开能源，所以要确保能源安全的欲望（恐惧）；以及为了国家发展要维护国家的能源主权的欲望（自豪感）。每个国家都竭尽所能，力图在某个时候解决这些对立和冲突的议题，折射出国家实力、本土发展目标和国家首要任务的不断变化。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现代资源民族主义（至少在油气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常规油气储量几乎完全由各国政府控制。中东所有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体是这样，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实际上，89%的已知常规资源如今都受到限制。
很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已成立各自顶尖的国家石油公司，从而为其不断发展的经济确保能源安全，免受供应中断的影响。
随着焦点转向非常规盆地，许多国际石油公司的发现规模一直在下降，而生产成本却一直在上升。总体而言，国家石油公司凭借自己的规模优势，能够以低于国际石油公司的成本更轻松地获得资本、资源和市场。
国家石油公司过去一直利用其在执行大型资本项目和部署技术方面的强大实力来获得资源。由于全球油田服务（OFS）公司及其研发计划和商业模式的兴起，这种模式如今面临困境。
未来几年，这些模式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传统的从各地进口的国家（如进口油气的美国，及进口石油的巴西）正在变成出口国。相反，以前的一些出口国，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正在转变成进口国。
这些转变的背后有三大宏观因素：
1.技术进步帮助过去被视为无法获得的碳氢化合物实现应用，使进口国变成出口国，并改变它们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
2.能源效率的提高及日益变化的生活方式，正在影响发达国家对石油产品的需求。随着大型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逐步解决令人担忧的空气质量问题，这些经济体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趋势。
3.人口增长帶动的亚洲经济体崛起，正在改变持续了四代的全球需求模式。这些国家的绝对规模，影响着它们各自对碳氢化合物的需求。
三大宏观因素，正在造就新的能源民族主义，并且正在使贪婪、恐惧和自豪感这几个推动因素重新平衡。技术正在开拓页岩和深海中新的非常规资源，增加供应选择，并且在此过程中正在诞生新的出口国。
能源效率正在导致需求增长放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需求，而且有朝一日会对新兴经济体产生相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碳氢化合物的供应。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人口增长和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把石油和天然气牵引至亚洲的大型新兴经济体。
整体而言，贪婪和恐惧日益增强，自豪感却日益减弱。以前的、新兴的出口国对市场的贪婪，及有着庞大需求的国家对能源安全的恐惧，正驱动着新的能源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以前感到恐惧的国家凭借新发现的资源禀赋，变得更自信、更果敢。然而能源匮乏的国家，则被迫降低它们的自豪感，以改善它们的能源安全和缓解恐惧。
因此，很多目前拥有封闭市场的政府将会逐渐开放市场，至少会允许在其境内展开更多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