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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轰动一时，社会各界争相传阅，主人公陈景润和作者徐迟几乎是家喻户晓。这之后不久，1978年3月，科学的春天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陈景润摘掉了“白专”的帽子，并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可以说，《歌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是新时期科学春天的序曲。30年过去了，陈景润和徐迟都已去世，他们曾经感动和激励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奋斗。作为他们的老朋友，也是负责组织写作《歌德巴赫猜想》的编辑，回想起当年，我仍是激动不已。
约请徐迟写陈景润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一个消息，全國科学大会将要召开。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1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些朴素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编辑部就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成功了。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一个传言是，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说这个人是个“怪人”，是走“白专”道路的，有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但是，我们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陈景润在国内没有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很了不起的。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期间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1000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我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徐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就是写敦煌的大艺术家常书鸿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那时作家写工农兵的比较多，写知识分子的比较少，因此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徐迟。
我以前和徐迟就认识，所以杂志社让我和他联系。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我在电话中先问候了他，他告诉我身体还好。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徐迟说单位正要动员他退休，他准备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看房子，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打招呼。我说：“可以，我们借调你出来。”他说，能这样那我当然太高兴了。我跟他们单位的领导说明了这个事情，由于《人民文学》是全国性刊物，单位也表示支持。我告诉他单位同意了，他很兴奋，但是对写陈景润，他只是说“试试看”。我说我安排你住招待所，他说不用，我住亲戚家。两天后，他就到了北京。
这时，一位老同志的意见让徐迟下定了决心。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
初会陈景润
徐迟下决心写之后，我马上与科学院电话联系。我说明来意之后，接电话的人委婉地说，我们科学院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陈景润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你们写出来以后怎么作为典型宣传？他表示要向领导汇报。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方毅思想很开明。我又跟他的秘书联系，秘书告诉我方毅同意写。我就与数学研究所第五科室联系，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很热情，他表示欢迎我们到数学所。1977年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所。李尚杰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般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说，这是很难得的。他说小陈人挺好的，可能外面传言说他有一些怪毛病。我这里有很多资料，你们先看一下，然后他就出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李尚杰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穿一身蓝色的棉制服，因为当时已经是深秋。他个儿不高，戴着一个棉帽，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说，这就是陈景润，然后介绍了我。我给他介绍了徐迟，陈景润说，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两人很快拉近了距离。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景润像小孩一样发出了连珠炮，说不要写我不要写我，要写敬爱的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敬爱的李副主席……徐迟笑了，就说我不是写你，是来写数学界，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但是要采访你。陈景润说那行，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他说话用的都是书面语言，没有自己的说话习惯。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陈景润“歌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说着，他就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诵完了，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我们又问陈景润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不久前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3000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只有10来名，其中，亚洲只有2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他。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领导，当时，中科院领导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46号张光年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张光年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
采访陈景润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数学家请教。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徐迟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徐迟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有天，徐迟在食堂吃饭，有位女同志知道他是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多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進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化大革命”中陈景润被毒打滚下楼来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陈景润原本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这时候打开心扉，同徐迟说了很多心里话。
但是我们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李尚杰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有一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李尚杰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尚杰有急事。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
徐迟通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终于完成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和他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来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把稿子改好以后，我送交给了张光年。他看了以后连声说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把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颠覆了以往报告文学以工农兵为主角、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的做法。它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科学的春天
《歌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不管是喜欢文学的还是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有人格外喜欢文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作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叫我怎么办呢！”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在一片赞誉之中也有不和谐的声音，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文章认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在大会上，邓小平说：
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和科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思想解放的冲击波开始震撼人们的心灵。
（责任编辑汪文庆刘一丁）
约请徐迟写陈景润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一个消息，全國科学大会将要召开。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1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些朴素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编辑部就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成功了。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一个传言是，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说这个人是个“怪人”，是走“白专”道路的，有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但是，我们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陈景润在国内没有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很了不起的。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期间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1000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我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徐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就是写敦煌的大艺术家常书鸿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那时作家写工农兵的比较多，写知识分子的比较少，因此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徐迟。
我以前和徐迟就认识，所以杂志社让我和他联系。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我在电话中先问候了他，他告诉我身体还好。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徐迟说单位正要动员他退休，他准备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看房子，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打招呼。我说：“可以，我们借调你出来。”他说，能这样那我当然太高兴了。我跟他们单位的领导说明了这个事情，由于《人民文学》是全国性刊物，单位也表示支持。我告诉他单位同意了，他很兴奋，但是对写陈景润，他只是说“试试看”。我说我安排你住招待所，他说不用，我住亲戚家。两天后，他就到了北京。
这时，一位老同志的意见让徐迟下定了决心。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
初会陈景润
徐迟下决心写之后，我马上与科学院电话联系。我说明来意之后，接电话的人委婉地说，我们科学院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陈景润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你们写出来以后怎么作为典型宣传？他表示要向领导汇报。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方毅思想很开明。我又跟他的秘书联系，秘书告诉我方毅同意写。我就与数学研究所第五科室联系，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很热情，他表示欢迎我们到数学所。1977年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所。李尚杰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般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说，这是很难得的。他说小陈人挺好的，可能外面传言说他有一些怪毛病。我这里有很多资料，你们先看一下，然后他就出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李尚杰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穿一身蓝色的棉制服，因为当时已经是深秋。他个儿不高，戴着一个棉帽，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说，这就是陈景润，然后介绍了我。我给他介绍了徐迟，陈景润说，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两人很快拉近了距离。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景润像小孩一样发出了连珠炮，说不要写我不要写我，要写敬爱的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敬爱的李副主席……徐迟笑了，就说我不是写你，是来写数学界，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但是要采访你。陈景润说那行，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他说话用的都是书面语言，没有自己的说话习惯。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陈景润“歌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说着，他就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诵完了，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我们又问陈景润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不久前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3000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只有10来名，其中，亚洲只有2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他。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领导，当时，中科院领导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46号张光年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张光年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
采访陈景润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数学家请教。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徐迟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徐迟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有天，徐迟在食堂吃饭，有位女同志知道他是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多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進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化大革命”中陈景润被毒打滚下楼来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陈景润原本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这时候打开心扉，同徐迟说了很多心里话。
但是我们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李尚杰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有一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李尚杰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尚杰有急事。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
徐迟通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终于完成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和他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来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把稿子改好以后，我送交给了张光年。他看了以后连声说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把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颠覆了以往报告文学以工农兵为主角、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的做法。它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科学的春天
《歌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不管是喜欢文学的还是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有人格外喜欢文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作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叫我怎么办呢！”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在一片赞誉之中也有不和谐的声音，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文章认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在大会上，邓小平说：
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和科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思想解放的冲击波开始震撼人们的心灵。
（责任编辑汪文庆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