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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基层工作多年,深感形式主义表现在很多领域,危害极其严重。十年前,我在省委巡视组工作。按照组织安排,到位于秦皇岛市的中央纪委培训中心学习。一天,几个学员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固性的话题闲谈,一位来自北方某省曾任县领导的同志讲述了他亲历亲闻的几件事。
2010年4月25日,我去省城近郊办事。曾做过我下属的吴军在某乡镇任党委书记。中午,他从乡镇匆忙赶回,说这几天忙得厉害,正在动员群众进行整地。
他说,正常年景,这里的大田播种正在高潮阶段。但今年北方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春寒和春涝,农时要拖延半月左右。听说农业部一名领导正在我省考察灾情及春耕生产,省市提出抗灾抢农时的要求,并成立了由纪检机关牵头、农口各部门参加的督查组到各县市检查督促整地情况,要求“地里必须见到干活的农民”。
于是,县、乡两级便要求村干部动员农民下地。可农民说,我们自己种粮,更怕违误农时,比你们干部还急,但地里泥泞,进去人也干不了活。村干部没办法,只得拿钱雇村民拿着农具,站在自己承包田内应付上级检查。
“五一”后上班第三天,我出差到另一县。听县里的同志说,假日里,省里一名领导来检查春耕生产,县里找到一个科技示范村,动员农民到水田里插秧。省领导看了很高兴,告诉随行电视台记者,赶紧把这动人场面录下来,在全省好好宣传。省领导走后,插秧立即停止下来。因为气温太低,农民站在水里冷得直发抖,秧苗太小,插到地里也不会萌动。过了五六天,气温略有回升,农民不需动员,立刻纷纷下田了。
恰巧在该县出差当天,我和老同事、东部某县人大常委会一名副主任通电话。他说自己正在路上,按县委要求到一个乡镇督促春耕。他抱怨说,前几天市领导来视察,乡里动员了10多个农民下田插秧,干了一个小时,市长走后就撤了。乡村干部和农民都说,农民自己承包的农田,都知道及时播种或插秧,上级去督阵,他们很反感。
当年我到又一个县出差。一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近几年,每年秋季整地,上级都要来进行督促检查,乡里出钱翻路边的地块,每年要花出8万—10万元。当年春天,为了应付上级战低温抗春涝的检查,乡里花十几万元 “雇”农民“干活”。那些被迫提前整地或由乡村出钱代替农户整地或下种的地块,现在都出现了板结状态,作物长得反倒不好,群众多有怨言。
2010年10月23日,省电视台报道,某镇高速公路两旁,农民承包田里的玉米秸秆被烧掉。村民们纷纷向记者述说:“我们家里养着牛,需要用玉米秸秆做饲料,正抓紧时间捆拉,但镇里的干部为了加快秋翻地的进度,私下点火把我们的玉米秸秆烧掉了。”
电视镜头里,靠近高速公路两旁的地块已经翻完并起了垄,而距高速公路较远的地方没有翻,也没有乡镇干部去动员,农民有条不紊地捆拉玉米秸秆。在另一个镇,也存在类似情况。记者到这两个镇政府找领导,值班干部说,领导都下村整地了,联系不上。节目批评说,这是镇里干部在搞形象工程。
事实上,县乡干部也有苦衷。我省是产粮大省,那些年提出粮食实现千億产能的目标。上级领导机关每年春季都要督查春耕进度;10月份要督查秋整地。除了层层下派督战队以外,还要召开“拉练会”督促检查。县乡干部还花了很大精力在高速公路两侧“推进”。乡镇或村集体出钱雇人捆拉玉米秸秆,然后统一组织大机械翻耙起垄,机耕费也由乡村支付。绝大多数乡镇财政尽管很困难,每年也要支付二三十万元。结果,高速公路两侧几乎年年深松,增产效果微乎其微;距离高速公路较远的地块,多少年也不能进行深松。花钱、费力、惹民怨。
此事发生的前几天,我和某区一个主管农业的副区长交谈。他说,这几天格外忙,因为上级提出,封冻前,所有农田都要达到“净地”(即秸秆运走)要求,并要大幅度增加秋翻面积。从他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镇干部私下烧掉农民地里的玉米秸秆”的缘由了。
上文记录的是10年前的事儿,据说这几年纠正了强制秋翻的做法。但一些地方因为没有从执政理念和治理机制上很好地反思,在精准扶贫、招商引资等工作领域,类似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做法仍然存在。在近来的抗疫工作中,有的地方甚至为了提高“复工率”,让工厂的机器“空转”以增加用电量,应付上级检查。从中可以看到整治形式主义的艰难性和改革的紧迫性。(作者曾任黑龙江省延寿县委、阿城市委书记)
“地里必须看到干活的农民”
2010年4月25日,我去省城近郊办事。曾做过我下属的吴军在某乡镇任党委书记。中午,他从乡镇匆忙赶回,说这几天忙得厉害,正在动员群众进行整地。
他说,正常年景,这里的大田播种正在高潮阶段。但今年北方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春寒和春涝,农时要拖延半月左右。听说农业部一名领导正在我省考察灾情及春耕生产,省市提出抗灾抢农时的要求,并成立了由纪检机关牵头、农口各部门参加的督查组到各县市检查督促整地情况,要求“地里必须见到干活的农民”。
于是,县、乡两级便要求村干部动员农民下地。可农民说,我们自己种粮,更怕违误农时,比你们干部还急,但地里泥泞,进去人也干不了活。村干部没办法,只得拿钱雇村民拿着农具,站在自己承包田内应付上级检查。
“五一”后上班第三天,我出差到另一县。听县里的同志说,假日里,省里一名领导来检查春耕生产,县里找到一个科技示范村,动员农民到水田里插秧。省领导看了很高兴,告诉随行电视台记者,赶紧把这动人场面录下来,在全省好好宣传。省领导走后,插秧立即停止下来。因为气温太低,农民站在水里冷得直发抖,秧苗太小,插到地里也不会萌动。过了五六天,气温略有回升,农民不需动员,立刻纷纷下田了。
恰巧在该县出差当天,我和老同事、东部某县人大常委会一名副主任通电话。他说自己正在路上,按县委要求到一个乡镇督促春耕。他抱怨说,前几天市领导来视察,乡里动员了10多个农民下田插秧,干了一个小时,市长走后就撤了。乡村干部和农民都说,农民自己承包的农田,都知道及时播种或插秧,上级去督阵,他们很反感。
秋翻在高速公路两旁"推进"
当年我到又一个县出差。一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近几年,每年秋季整地,上级都要来进行督促检查,乡里出钱翻路边的地块,每年要花出8万—10万元。当年春天,为了应付上级战低温抗春涝的检查,乡里花十几万元 “雇”农民“干活”。那些被迫提前整地或由乡村出钱代替农户整地或下种的地块,现在都出现了板结状态,作物长得反倒不好,群众多有怨言。
2010年10月23日,省电视台报道,某镇高速公路两旁,农民承包田里的玉米秸秆被烧掉。村民们纷纷向记者述说:“我们家里养着牛,需要用玉米秸秆做饲料,正抓紧时间捆拉,但镇里的干部为了加快秋翻地的进度,私下点火把我们的玉米秸秆烧掉了。”
电视镜头里,靠近高速公路两旁的地块已经翻完并起了垄,而距高速公路较远的地方没有翻,也没有乡镇干部去动员,农民有条不紊地捆拉玉米秸秆。在另一个镇,也存在类似情况。记者到这两个镇政府找领导,值班干部说,领导都下村整地了,联系不上。节目批评说,这是镇里干部在搞形象工程。
事实上,县乡干部也有苦衷。我省是产粮大省,那些年提出粮食实现千億产能的目标。上级领导机关每年春季都要督查春耕进度;10月份要督查秋整地。除了层层下派督战队以外,还要召开“拉练会”督促检查。县乡干部还花了很大精力在高速公路两侧“推进”。乡镇或村集体出钱雇人捆拉玉米秸秆,然后统一组织大机械翻耙起垄,机耕费也由乡村支付。绝大多数乡镇财政尽管很困难,每年也要支付二三十万元。结果,高速公路两侧几乎年年深松,增产效果微乎其微;距离高速公路较远的地块,多少年也不能进行深松。花钱、费力、惹民怨。
此事发生的前几天,我和某区一个主管农业的副区长交谈。他说,这几天格外忙,因为上级提出,封冻前,所有农田都要达到“净地”(即秸秆运走)要求,并要大幅度增加秋翻面积。从他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镇干部私下烧掉农民地里的玉米秸秆”的缘由了。
上文记录的是10年前的事儿,据说这几年纠正了强制秋翻的做法。但一些地方因为没有从执政理念和治理机制上很好地反思,在精准扶贫、招商引资等工作领域,类似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做法仍然存在。在近来的抗疫工作中,有的地方甚至为了提高“复工率”,让工厂的机器“空转”以增加用电量,应付上级检查。从中可以看到整治形式主义的艰难性和改革的紧迫性。(作者曾任黑龙江省延寿县委、阿城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