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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天气反常、作物歉收和被迫移民等现象的频频发生，气候变化造成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政府、企业和投资者都迟迟弄不清楚，如何对相关责任人施加一定比例的货币成本。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碳定价成为全世界必须回答的最重要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途径，碳定价机制正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目前，全世界约有40个国家已实施或计划实施碳定价机制。碳定价至关重要，是因为它通过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纳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为脱碳创造了动力。
关键词：碳定价;温室气体;气候危机;减排
一、引言
各国政府和企业对碳定价在向脱碳经济转型中的基本作用日益达成共识。对于政府而言，碳定价是减少排放所需的气候政策一系列计划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收入来源，这在预算紧张的经济环境中尤为重要。企业可以使用内部碳定价来评估强制性碳价格对其运营的影响，并作为识别潜在气候风险和收入机会的工具。长期投资者使用碳定价来分析气候变化政策对其投资组合的潜在影响，使他们能够重新评估投资策略并将资本重新分配给低碳或适应气候的项目。考虑到如何对碳定价以及如何使用碳定价的利害关系，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
二、估计碳价格的方法
决策者有两种方法来考虑价格。第一种观点认为，碳价格需要促使人们改变行为，特别是推动技术投资的行为，以实现2015年巴黎协议的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涨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生产所消耗的能源在不断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能源消耗的增加，也就增加了企业对碳排放权的需求量，碳交易价格随之上涨[1]。碳价格的预期水平正在上升，2017年世界银行支持的委员会预测，到2030年，碳价格可能需要高达100美元/吨，这正是推动碳排放快速持续下降所需要的。100美元/吨的价格将是公司内部使用碳定价来管理风险和减少排放的平均数字的四倍多，是2019年全球政府定价举措平均水平的10倍。到2030年，碳价格可能达到100美元，这绝非空想。如果将气温上升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摄氏度的努力有序进行，价格可能会更高。100美元/吨的价格将促使企业加大对低碳技术的投资，但也将削弱那些无法适应或无法获得政府支持的企业的竞争能力。但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即使是乐观主义者也未能预测2019年海上风电成本将下降30%以上，降至不太可能需要补贴的水平。另一种定价方法是对未来的环境损害进行货币估价。美国前总统政府下调了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对社会造成的估计成本，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变化被用来证明废除奥巴马时代对电力行业的限制是正当的。不同之处在于，下调估计成本这一措施只考虑到国内气候破坏，这导致碳的社会成本比先前基于全球影响的估计低了7倍。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这样一种狭隘的做法，未来气候破坏的成本很少会反映在碳价格上。那么碳排放大国不一定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一些寒冷的国家甚至能从气温升高中得到了抵消的好处。在这种方法下，用于将未来气候破坏成本转换为现值的折现率也很重要。长期利率预测已经下降，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更低的利率，以今天的货币来衡量未来的成本。而且，从3%的折现率转换为2%的折现率，将增加“碳的社会成本”，即额外向大气排放一吨碳所产生影响的净现值将增加。以今天的货币来衡量未来的成本这一问题将被重点审议。
三、政府如何实施碳定价
碳定价主要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形式。前者是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征税，后者是指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分类和交易，具体政策实施因国而异。随着各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碳定价政策不断主流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截至 2020 年，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 EU ETS 已经覆盖了电力、交通运输等14 个行业，同一个市场中这些行业面临同一个碳价。我国即将启动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在当前主要覆盖了电力行业，未来还将会覆盖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排放行业，似乎也意味着这些不同的行业纳入统一市场后将会面临同一个碳价[2]。碳定价是控制碳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应用于电力、燃气、炼油、钢铁、原料制造和商业航空等能源密集型行业。。通过逐年缩减碳排放权规模，为排放交易体系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让企业迫于成本和环保压力的不断增长而削减碳排放，并采用清洁能源技术。目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碳排放量由碳排放税或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覆盖，企业可以在这些计划中买卖排放许可证。碳价格直接对标企业的碳排放成本。碳税税率水平较低，或碳排放配额过剩，将不利于碳价格机制发挥调解作用[3]。企业往往更喜欢交易计划而不是税收。他们认为，许可证相当于法律界定的产权，为投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过度发放许可证，大大减少了一些此类计划的影响。金融危机后，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中的碳价格出现崩溃，不过今年1月碳价回升至每吨超33欧元的历史新高。相反，碳排放税是直接对碳征收税款，但不能保证由此产生的排放水平。这种税收通常是对运输和能源部门征收的，有时会迫于压力做出让步，这使得企业很难制定计划。澳大利亚2014年在“削减税收”竞选活动后撤销碳排放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如果对碳征税得当，未来10年，家庭电费将平均上涨43%。在严重依赖煤炭的国家，油价上涨幅度会更大。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反弹，减少反对声音的一种方法是回收碳税收入，或以福利或减税的方式出售排放许可证。迄今为止，很多国家已经将从税收和贸易计划中筹集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一般预算或环境项目中。
四、碳价格对行业的影响
碳定价机制的推行对各行业的影响有利有弊，在公用事业中，一些以煤炭为基础的企业可能会损失高达90%的价值，而可再生能源企业将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可能会损失一倍多。高碳价格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一大绊脚石。如果本国碳关税高于外国竞争对手，钢铁制造商等碳密集型企业可能会处于严重劣势。一旦国外竞争者被豁免，碳价格实际上是一种出口补贴，鼓励生产转向国外。欧盟正在推动碳边境税或其他碳“边境调整”机制的想法，以创造一个“绿色水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它会提高碳价格。美国也曾表示将对不履行气候义务的国家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或配额。脱碳经济可能会带来平等的好处，但金融影响不会平均扩散。一些行业，通常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将承担比其他行业更重的成本负担。对于有些在年报中报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被迫承认这些排放的成本。特别是对于钢铁、公用事业、水泥和电力这些排放量较高的行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们需要依靠免费的碳排放配额来减轻碳价的影响。实际上，碳定价对企业估值的影响取决于它们能将额外成本转嫁给客户的程度。据估计，如果到2030年碳价格升至120美元，公用事业部门的碳排放成本将是其收益的两倍。但据其评估碳定价风险的工具，该行业不到40%的估值将面临风险，因为它可以在不遭受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提价。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低碳技术的可用性。在航空和农业等一些行业，还需一段时间将碳定价信号的影响降至最低。最终可能需要依靠“负排放”技术来消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从廉价但有争议的林业计划到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植物，这种“碳捕获”计划的成本可能会下降。相反，电力和道路运输部门应该对更高的碳价格作出更加积极的反应，因为低碳替代品已经开发出来，碳排放成本的上升使得这些技术更容易在价格上形成竞争压力。
五、结语
近年来，碳定价政策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激励减排的有效工具。碳定价实际是对排放二氧化碳设置一个价格，通过发挥价格的信号作用，使经济主体减少排放二氧化碳，或为排放二氧化碳买单，从而引导生产、消费和投资向低碳方向转型，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碳定价有助于把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破坏或损失转回给责任方且有能力减排的相关方。碳定价的意义在于其可释放经济信号，让污染者自行决定是否减排、缩小其污染活动规模或停止污染活动或继续排污并为此付出代价。如此，环保总目标就能以最灵活且对社会造成最低代价的方式实现，碳价也能继续刺激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低碳动力。
參考文献：
[1]张静，许崇庆.碳排放权交易价格问题相关研究[J].时代金融，2021（10）：78-80.
[2]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 为碳定价：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N]. 第一财经日报，2021-02-22（A12）.
作者简介：
王丹（1999-），女，湖北孝感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碳信息披露及碳会计核算
王卓（1999-），男，湖北孝感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能源化学及电力运行。
关键词：碳定价;温室气体;气候危机;减排
一、引言
各国政府和企业对碳定价在向脱碳经济转型中的基本作用日益达成共识。对于政府而言，碳定价是减少排放所需的气候政策一系列计划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收入来源，这在预算紧张的经济环境中尤为重要。企业可以使用内部碳定价来评估强制性碳价格对其运营的影响，并作为识别潜在气候风险和收入机会的工具。长期投资者使用碳定价来分析气候变化政策对其投资组合的潜在影响，使他们能够重新评估投资策略并将资本重新分配给低碳或适应气候的项目。考虑到如何对碳定价以及如何使用碳定价的利害关系，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
二、估计碳价格的方法
决策者有两种方法来考虑价格。第一种观点认为，碳价格需要促使人们改变行为，特别是推动技术投资的行为，以实现2015年巴黎协议的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涨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生产所消耗的能源在不断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能源消耗的增加，也就增加了企业对碳排放权的需求量，碳交易价格随之上涨[1]。碳价格的预期水平正在上升，2017年世界银行支持的委员会预测，到2030年，碳价格可能需要高达100美元/吨，这正是推动碳排放快速持续下降所需要的。100美元/吨的价格将是公司内部使用碳定价来管理风险和减少排放的平均数字的四倍多，是2019年全球政府定价举措平均水平的10倍。到2030年，碳价格可能达到100美元，这绝非空想。如果将气温上升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摄氏度的努力有序进行，价格可能会更高。100美元/吨的价格将促使企业加大对低碳技术的投资，但也将削弱那些无法适应或无法获得政府支持的企业的竞争能力。但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即使是乐观主义者也未能预测2019年海上风电成本将下降30%以上，降至不太可能需要补贴的水平。另一种定价方法是对未来的环境损害进行货币估价。美国前总统政府下调了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对社会造成的估计成本，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变化被用来证明废除奥巴马时代对电力行业的限制是正当的。不同之处在于，下调估计成本这一措施只考虑到国内气候破坏，这导致碳的社会成本比先前基于全球影响的估计低了7倍。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这样一种狭隘的做法，未来气候破坏的成本很少会反映在碳价格上。那么碳排放大国不一定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一些寒冷的国家甚至能从气温升高中得到了抵消的好处。在这种方法下，用于将未来气候破坏成本转换为现值的折现率也很重要。长期利率预测已经下降，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更低的利率，以今天的货币来衡量未来的成本。而且，从3%的折现率转换为2%的折现率，将增加“碳的社会成本”，即额外向大气排放一吨碳所产生影响的净现值将增加。以今天的货币来衡量未来的成本这一问题将被重点审议。
三、政府如何实施碳定价
碳定价主要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形式。前者是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征税，后者是指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分类和交易，具体政策实施因国而异。随着各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碳定价政策不断主流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截至 2020 年，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 EU ETS 已经覆盖了电力、交通运输等14 个行业，同一个市场中这些行业面临同一个碳价。我国即将启动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在当前主要覆盖了电力行业，未来还将会覆盖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排放行业，似乎也意味着这些不同的行业纳入统一市场后将会面临同一个碳价[2]。碳定价是控制碳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应用于电力、燃气、炼油、钢铁、原料制造和商业航空等能源密集型行业。。通过逐年缩减碳排放权规模，为排放交易体系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让企业迫于成本和环保压力的不断增长而削减碳排放，并采用清洁能源技术。目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碳排放量由碳排放税或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覆盖，企业可以在这些计划中买卖排放许可证。碳价格直接对标企业的碳排放成本。碳税税率水平较低，或碳排放配额过剩，将不利于碳价格机制发挥调解作用[3]。企业往往更喜欢交易计划而不是税收。他们认为，许可证相当于法律界定的产权，为投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过度发放许可证，大大减少了一些此类计划的影响。金融危机后，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中的碳价格出现崩溃，不过今年1月碳价回升至每吨超33欧元的历史新高。相反，碳排放税是直接对碳征收税款，但不能保证由此产生的排放水平。这种税收通常是对运输和能源部门征收的，有时会迫于压力做出让步，这使得企业很难制定计划。澳大利亚2014年在“削减税收”竞选活动后撤销碳排放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如果对碳征税得当，未来10年，家庭电费将平均上涨43%。在严重依赖煤炭的国家，油价上涨幅度会更大。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反弹，减少反对声音的一种方法是回收碳税收入，或以福利或减税的方式出售排放许可证。迄今为止，很多国家已经将从税收和贸易计划中筹集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一般预算或环境项目中。
四、碳价格对行业的影响
碳定价机制的推行对各行业的影响有利有弊，在公用事业中，一些以煤炭为基础的企业可能会损失高达90%的价值，而可再生能源企业将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可能会损失一倍多。高碳价格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一大绊脚石。如果本国碳关税高于外国竞争对手，钢铁制造商等碳密集型企业可能会处于严重劣势。一旦国外竞争者被豁免，碳价格实际上是一种出口补贴，鼓励生产转向国外。欧盟正在推动碳边境税或其他碳“边境调整”机制的想法，以创造一个“绿色水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它会提高碳价格。美国也曾表示将对不履行气候义务的国家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或配额。脱碳经济可能会带来平等的好处，但金融影响不会平均扩散。一些行业，通常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将承担比其他行业更重的成本负担。对于有些在年报中报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被迫承认这些排放的成本。特别是对于钢铁、公用事业、水泥和电力这些排放量较高的行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们需要依靠免费的碳排放配额来减轻碳价的影响。实际上，碳定价对企业估值的影响取决于它们能将额外成本转嫁给客户的程度。据估计，如果到2030年碳价格升至120美元，公用事业部门的碳排放成本将是其收益的两倍。但据其评估碳定价风险的工具，该行业不到40%的估值将面临风险，因为它可以在不遭受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提价。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低碳技术的可用性。在航空和农业等一些行业，还需一段时间将碳定价信号的影响降至最低。最终可能需要依靠“负排放”技术来消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从廉价但有争议的林业计划到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植物，这种“碳捕获”计划的成本可能会下降。相反，电力和道路运输部门应该对更高的碳价格作出更加积极的反应，因为低碳替代品已经开发出来，碳排放成本的上升使得这些技术更容易在价格上形成竞争压力。
五、结语
近年来，碳定价政策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激励减排的有效工具。碳定价实际是对排放二氧化碳设置一个价格，通过发挥价格的信号作用，使经济主体减少排放二氧化碳，或为排放二氧化碳买单，从而引导生产、消费和投资向低碳方向转型，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碳定价有助于把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破坏或损失转回给责任方且有能力减排的相关方。碳定价的意义在于其可释放经济信号，让污染者自行决定是否减排、缩小其污染活动规模或停止污染活动或继续排污并为此付出代价。如此，环保总目标就能以最灵活且对社会造成最低代价的方式实现，碳价也能继续刺激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低碳动力。
參考文献：
[1]张静，许崇庆.碳排放权交易价格问题相关研究[J].时代金融，2021（10）：78-80.
[2]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 为碳定价：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N]. 第一财经日报，2021-02-22（A12）.
作者简介：
王丹（1999-），女，湖北孝感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碳信息披露及碳会计核算
王卓（1999-），男，湖北孝感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能源化学及电力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