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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面临巨大挑战。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大气资源、生物资源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资源安全的威胁。我国人口多，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2倍，人均矿产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矿产资源的58%。气候资源也不容乐观，去年以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和地区雾霾天气次数增多、情况加重。其他相应的人均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也都非常有限。
“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源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农业经济与农业宏观研究，是我国研究资源安全方面的知名专家，曾参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等国家大中型项目的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或论证，出版了《中国资源报告：新时期中国资源安全透视》、《国土经济学通论》、《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资源经济卷》等著作。
谷树忠指出，“资源安全所要追求的是以最低的经济代价获取发展所需资源”。资源安全的含义体现在5个方面：数量、质量、结构、均衡、经济。其中，资源安全的结构和经济方面，容易被人忽视，比较容易理解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资源安全的结构含义是资源供给的多样性。这是资源供给稳定性的基础。”如何保证资源结构性安全？
谷树忠认为，保证资源供给的稳定，就要发展资源贸易伙伴关系，特别要注意建立资源共同体。“要判断我国的资源安全状况，就先要看看影响我国资源安全的因素有哪些。”分析表明，影响资源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变的、复杂的，主要包括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运输因素、军事因素、生态因素、环境因素等。根据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谷树忠认为，“我国资源安全态势总体上是‘喜忧参半’” 。
资源安全态势之“喜”
我国多数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像国土资源中耕地列世界第四位，森林第五位，草原第六位；矿产资源中钒、钛、锌、钨、铋、锑、锂、稀土、菱镁矿、硫铁矿、重晶石等均列世界第一位。所以说，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的资源交换能力。
“总量较大，意味着资源安全的可调控空间或回旋余地较大，从而对于资源安全保障是有利的。”谷树忠说。
近年来，我国筹划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资源工程，特别是资源调配工程，包括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及西煤东运）等重大资源传输工程，以及包括三峡、小浪底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等。谷树忠认为，这些大工程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资源供需矛盾及其对国家资源安全的影响。他预测，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世界主要国家在资源工程方面仍然呈现较快的发展趋势，势必对包括能源、水资源等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资源匮乏的资源输入区）资源安全，会持续产生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我国在国际资源贸易与合作的能力逐渐增强。国际合作能力增强，随着对外开放、特别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与世界各地区及主要国家的经济、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关系日益加强，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不断提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包括非洲、南美洲、西亚等地区的国际合作关系日益加强，在石油天然气、重要矿产资源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为中国建立境外稳定的资源保障体系与机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谷树忠认为，我国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规模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国外资源保障能力，提供了较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谷树忠还指出，崇尚节约的中华文化传统对于保障资源安全也是极其有益的。我国历来重视教育问题，并在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几乎所有地区，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全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对所处环境、所拥有的资源基础等方面的了解和认知程度，从而对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这无疑对于资源安全保障是极其有益的。另一方面，现代东方道德体系正在建立之中——在传统的荣辱观念基础上，更多地吸纳现代元素和世界元素，包括公民道德、企业道德、政府道德，或者资源道德、生态道德、环境道德等在内的现代东方道德体系正在形成，特别是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保护为荣破坏为耻的资源道德，正在形成之中，对于中国资源安全是极其有益的。
资源安全态势之“忧”
谷树忠指出，“忧”在于我国资源安全的不利因素仍然大量存在。
我国国土农用率为56.0，属较低水平，特别是土地垦殖率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另外，我国国土占世界7.2%，但石油储量只占到2.3%；重要资源进口依存度较高，特别是石油、重要矿产资源等，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必然增加石油安全保障的风险性；资源浪费和资源破坏现象较为严重，能源效率、水效率的差距尤其较大，地下水资源破坏、矿产资源破坏和浪费、森林及草场资源不当利用和破坏、耕地侵占和破坏等现象，还比较严重；资源伙伴关系不甚理想，伙伴单一和不稳定，由于我国资源“走出去”战略实施较晚且世界资源格局基本形成，留给我国可以介入和利用的资源空间已十分有限，而且，这有限的资源空间（国家或地区）基本上属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敏感、甚至危险地区，这无疑增加了中国资源境外供给的不确定性、风险性、甚至危险性。在相当程度上讲，我国境外资源供给地和供给量，取决于动荡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发展。
“持续增长之中的经济给资源的压力持续增加；持续增长之中的人口给资源的压力持续增加；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这3个方面也对资源安全带来风险。”
“制度保障方面，资源价格制度还有缺陷，在资源用途歧视或区别对待的价格体系建设如阶梯水价、资源价格构成像资源税种及税率、资源补偿费率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施广度和深度还十分有限。”
谷树忠认为，包括生态脆弱性与服务功能较弱以及现实科技对资源使用支撑乏力或薄弱等都在影响着资源安全的态势。
建立健全资源安全体系
谷树忠指出，我国国家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至少由4个子体系构成：一是构建多维度的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体系；二是构建多层次的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体系；三是构建多类战略性资源为核心的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四是构建多种措施支撑的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体系。
“其中，资源维度是最重要的，应重点建立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谷树忠建议，推进国家层面的资源安全制度、战略、布局及重大工程的制定、实施，以保障国家层面的资源安全。
从建立健全我国国家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考虑。谷树忠认为，我国需要实施资源调查、资源保护、资源储备、资源配置、资源节约等9大重点战略。
实施资源调查战略是建立健全国家资源安全体系的基础。实施资源调查战略目的在于提高对本国或本地区自然资源数量、质量等性状的了解程度，减少资源不确定性对资源决策的影响，增进资源相关决策的可靠性与可行性，以提高资源安全的已知程度。这一战略内容包括加强矿产资源勘察，加强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的调查，增加资源可利用总量及其调配能力。
实施资源调查战略包含哪些内容？谷树忠介绍说：“实施措施包括：一，在进一步提高政府对资源勘察和调查工作的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社会各界投资于资源勘察与调查，大力发展商业性资源勘察和调查活动；二，开放更多的矿产资源勘察领域，进一步推进资源勘察活动的招标、拍卖和挂牌等市场化操作；三，对于非战略资源勘察，可以向境内外企业或投资主体平等开放；四，进一步推进资源勘察资料的公益性共享与商业性转让的规范化运作。”
“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源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农业经济与农业宏观研究，是我国研究资源安全方面的知名专家，曾参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等国家大中型项目的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或论证，出版了《中国资源报告：新时期中国资源安全透视》、《国土经济学通论》、《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资源经济卷》等著作。
谷树忠指出，“资源安全所要追求的是以最低的经济代价获取发展所需资源”。资源安全的含义体现在5个方面：数量、质量、结构、均衡、经济。其中，资源安全的结构和经济方面，容易被人忽视，比较容易理解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资源安全的结构含义是资源供给的多样性。这是资源供给稳定性的基础。”如何保证资源结构性安全？
谷树忠认为，保证资源供给的稳定，就要发展资源贸易伙伴关系，特别要注意建立资源共同体。“要判断我国的资源安全状况，就先要看看影响我国资源安全的因素有哪些。”分析表明，影响资源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变的、复杂的，主要包括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运输因素、军事因素、生态因素、环境因素等。根据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谷树忠认为，“我国资源安全态势总体上是‘喜忧参半’” 。
资源安全态势之“喜”
我国多数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像国土资源中耕地列世界第四位，森林第五位，草原第六位；矿产资源中钒、钛、锌、钨、铋、锑、锂、稀土、菱镁矿、硫铁矿、重晶石等均列世界第一位。所以说，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的资源交换能力。
“总量较大，意味着资源安全的可调控空间或回旋余地较大，从而对于资源安全保障是有利的。”谷树忠说。
近年来，我国筹划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资源工程，特别是资源调配工程，包括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及西煤东运）等重大资源传输工程，以及包括三峡、小浪底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等。谷树忠认为，这些大工程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资源供需矛盾及其对国家资源安全的影响。他预测，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世界主要国家在资源工程方面仍然呈现较快的发展趋势，势必对包括能源、水资源等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资源匮乏的资源输入区）资源安全，会持续产生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我国在国际资源贸易与合作的能力逐渐增强。国际合作能力增强，随着对外开放、特别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与世界各地区及主要国家的经济、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关系日益加强，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不断提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包括非洲、南美洲、西亚等地区的国际合作关系日益加强，在石油天然气、重要矿产资源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为中国建立境外稳定的资源保障体系与机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谷树忠认为，我国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规模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国外资源保障能力，提供了较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谷树忠还指出，崇尚节约的中华文化传统对于保障资源安全也是极其有益的。我国历来重视教育问题，并在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几乎所有地区，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全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对所处环境、所拥有的资源基础等方面的了解和认知程度，从而对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这无疑对于资源安全保障是极其有益的。另一方面，现代东方道德体系正在建立之中——在传统的荣辱观念基础上，更多地吸纳现代元素和世界元素，包括公民道德、企业道德、政府道德，或者资源道德、生态道德、环境道德等在内的现代东方道德体系正在形成，特别是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保护为荣破坏为耻的资源道德，正在形成之中，对于中国资源安全是极其有益的。
资源安全态势之“忧”
谷树忠指出，“忧”在于我国资源安全的不利因素仍然大量存在。
我国国土农用率为56.0，属较低水平，特别是土地垦殖率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另外，我国国土占世界7.2%，但石油储量只占到2.3%；重要资源进口依存度较高，特别是石油、重要矿产资源等，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必然增加石油安全保障的风险性；资源浪费和资源破坏现象较为严重，能源效率、水效率的差距尤其较大，地下水资源破坏、矿产资源破坏和浪费、森林及草场资源不当利用和破坏、耕地侵占和破坏等现象，还比较严重；资源伙伴关系不甚理想，伙伴单一和不稳定，由于我国资源“走出去”战略实施较晚且世界资源格局基本形成，留给我国可以介入和利用的资源空间已十分有限，而且，这有限的资源空间（国家或地区）基本上属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敏感、甚至危险地区，这无疑增加了中国资源境外供给的不确定性、风险性、甚至危险性。在相当程度上讲，我国境外资源供给地和供给量，取决于动荡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发展。
“持续增长之中的经济给资源的压力持续增加；持续增长之中的人口给资源的压力持续增加；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这3个方面也对资源安全带来风险。”
“制度保障方面，资源价格制度还有缺陷，在资源用途歧视或区别对待的价格体系建设如阶梯水价、资源价格构成像资源税种及税率、资源补偿费率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施广度和深度还十分有限。”
谷树忠认为，包括生态脆弱性与服务功能较弱以及现实科技对资源使用支撑乏力或薄弱等都在影响着资源安全的态势。
建立健全资源安全体系
谷树忠指出，我国国家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至少由4个子体系构成：一是构建多维度的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体系；二是构建多层次的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体系；三是构建多类战略性资源为核心的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四是构建多种措施支撑的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体系。
“其中，资源维度是最重要的，应重点建立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谷树忠建议，推进国家层面的资源安全制度、战略、布局及重大工程的制定、实施，以保障国家层面的资源安全。
从建立健全我国国家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考虑。谷树忠认为，我国需要实施资源调查、资源保护、资源储备、资源配置、资源节约等9大重点战略。
实施资源调查战略是建立健全国家资源安全体系的基础。实施资源调查战略目的在于提高对本国或本地区自然资源数量、质量等性状的了解程度，减少资源不确定性对资源决策的影响，增进资源相关决策的可靠性与可行性，以提高资源安全的已知程度。这一战略内容包括加强矿产资源勘察，加强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的调查，增加资源可利用总量及其调配能力。
实施资源调查战略包含哪些内容？谷树忠介绍说：“实施措施包括：一，在进一步提高政府对资源勘察和调查工作的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社会各界投资于资源勘察与调查，大力发展商业性资源勘察和调查活动；二，开放更多的矿产资源勘察领域，进一步推进资源勘察活动的招标、拍卖和挂牌等市场化操作；三，对于非战略资源勘察，可以向境内外企业或投资主体平等开放；四，进一步推进资源勘察资料的公益性共享与商业性转让的规范化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