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安全”的核心是“让安全成为一种理念”。说“安全”是一种“理念”，这无疑是正确的。为了使我们对安全文化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不妨对“理念”一词作些词源学上的考察。权威的解释并不一定是准确的，《辞海》把“理念”当做“观念”的同义词，认为是“指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1989年版《辞海》第1367页）。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理念”与“观念”之间有着诸多相异之处。“理念”并非是通过经验“观察”得到的。中国古文字中虽然也有“理”、有“念”，但却没有“理念”。“理念”做为一个双音节的正式词语是一舶来品，它来自希腊文中的idea，最早出自柏拉图的作品。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从这一点上说，“理念”比“观念”有着更高的层次。
　　说安全文化不只是一种“观念”，意思是它不单单是一些“现象”的总结。换句话说，不是一些反面教训的总结。不安全的行为并不一定导致恶劣的后果，即使导致恶劣的后果，你看到的后果，我并一不定看到。所以，仅仅由后果的倒推所形成的观念，是靠不住的。它往往不但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所形成的观念也往往是主观的，不带有客观性，无法起到一种文化的作用。
　　而安全做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意味着它第一是一种人的理性的选择，第二是一种主体行为的基础，第三还是一种客观价值的取向。
　　“要我安全”与“我要安全”虽无一字之差，但二者一方面有着我们主体地位是否得到确立的区别。即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是安全工作的施为者（主动者），从而要负起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两种取向相反的理念和文化。前者是否定性的，而后者是肯定性的。
　　“要我安全”做为一个否定性的理念，往往代表着一些禁止性的命令。比如：“严禁无证驾驶 ”、“严禁酒后开车”、“严禁超速行车和空档溜车”、“严禁带病行车”等；比如“严禁无阻火器车辆进入禁火区”“无作业规程、操作规程或安全措施不开工”等命令。这是一种“齐之以刑”的管理。
　　“我要安全”做为一个肯定性的理念，与之相关联的是一些指示性的语言。比如“珍惜生命”、“通过安全，才能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以每个人的行为的安全，实现同事、家人、企业乃至社会的安全”、从而真正树立起安全为自己、为他人、为企业的“大安全”理念，增强“一人不安全、大家受连累”的责任意识，形成人人讲安全、人人保安全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整体安全目标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看出：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安全意识的内化和主体化，更是一种工作的审美化。
　　一种是以安全为手段。如果说安全只是通达工作对象的途径，它就不能不表现出工具的特性。唯物主义的观念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是人自身物化形态的延伸。工具作为手段服务于目的，它始终源于自身之外的动机，并指向自身之外的目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工具似乎是不重要的，因为目的实现之日便是手段终结之时。工具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工具也是在其历史中不断显示出自身的。在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工具本身有了优劣之分。而这个从优到劣的序列，恰正是它从无到有的序列。也就是说，最好的工具，就是没有工具。总之，安全只被看成一种权宜之计。在此过程中，安全本身意义就会得到消解。
　　一种是以安全为目的。以安全为目的当然要比以安全为手段高一层次。即说是安全是给工作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命令人们去行走。这个意义上，安全成为欲（愿）望的对象。欲（愿）望的本意是需要，是渴望，是需求和向往等。当人实现人的目的时，人会心满意足，踌躇满志；当人没有完成目的时，人将身心痛苦、悒郁或者愤怒。在这个过程中，工作受制于安全。无形中使工作沦落成为了安全的工具，从而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即：最佳的安全，就是不工作。这是在另一角度上，形成了对安全意义的消解。
　　无论是“以安全为手段”还是“以安全为目的”，都是“要我安全”的理念，都不能显示出工作的美感。换句话说，“要我安全”的理念，形成了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分离，而这种分离，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两重的反审美的特性。其一是安全本身的枯燥。因为任何安全措施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无论是身体的成本，还是经济的成本。这在本质上都是反审美的；其二是工作本身的枯燥。不可否认，我们周而复始进行的工作有着枯燥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的作家阿尔贝•加缪在他随笔《西绪福斯神化》中，讲述了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科林斯城的创建者和国王，名叫西绪福斯，是一位暴君。据说他因为触犯了宙斯的权威，因而被罚在山下做苦役。每天，西绪福斯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山下的巨石推向山顶。可是，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西绪福斯一放手，石头就又滚下山去。这样，西绪福斯只能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永远也没有止境的劳役生活。加缪说：“诸神处罚西绪福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由这个故事，加缪想到的是今天工人们，他说 “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绪福斯的命运荒谬。” 这样的境况，使我们往往从根本上忘记了工作的审美化存在的可能，即：工作着是美丽的。
　　而“我要安全”的理念是目的和手段的协调一致。即：安全既做为手段，又做为目的。或者反过来说，即不做为手段，也不做为目的，而是显示为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而当工作显示为过程性的时候，它的生成意义就得到了强调。在这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中，安全与工作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一种安全文化，不仅意味着“安全”与“我”关系的激活，也意味着“我”与“工作”的关系的激活，当然还意味着“安全”与“工作”的关系的激活。于是不再是“如何开动一辆车”，而是在“如何安全地开好一辆车”的同时，通过“开好一辆车的过程，让安全理念得到最好体现”；不再是“如何盖出一栋楼”，而是在“如何安全地盖出一栋安全坚固的大楼”的同时，通过“盖出一栋楼”，体现出“安全坚固的理念”；不再是“如何采出一桶原油”，而是在“如何安全地采出一桶原油”的同时，让这个采油工作过程体现出“安全的理念”。于是这个过程，意味着人不再只是工作的承担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其创造者、欣赏者。这就是一种工作的审美化的契机所在。
　　“我要安全”这一美学的性质，使安全工作近似于一种艺术创作。从中，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调动，人的智力、能力、潜力和综合创造力得到发挥。这不仅使安全理念得到很好的贯彻，也使它自身成为快乐工作的一把钥匙。最终，更使人的价值、安全的价值、工作的价值，得到了三重的确认和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