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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安全”的核心是“让安全成为一种理念”。说“安全”是一种“理念”,这无疑是正确的。为了使我们对安全文化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不妨对“理念”一词作些词源学上的考察。权威的解释并不一定是准确的,《辞海》把“理念”当做“观念”的同义词,认为是“指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1989年版《辞海》第1367页)。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理念”与“观念”之间有着诸多相异之处。“理念”并非是通过经验“观察”得到的。中国古文字中虽然也有“理”、有“念”,但却没有“理念”。“理念”做为一个双音节的正式词语是一舶来品,它来自希腊文中的idea,最早出自柏拉图的作品。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从这一点上说,“理念”比“观念”有着更高的层次。
说安全文化不只是一种“观念”,意思是它不单单是一些“现象”的总结。换句话说,不是一些反面教训的总结。不安全的行为并不一定导致恶劣的后果,即使导致恶劣的后果,你看到的后果,我并一不定看到。所以,仅仅由后果的倒推所形成的观念,是靠不住的。它往往不但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所形成的观念也往往是主观的,不带有客观性,无法起到一种文化的作用。
而安全做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意味着它第一是一种人的理性的选择,第二是一种主体行为的基础,第三还是一种客观价值的取向。
“要我安全”与“我要安全”虽无一字之差,但二者一方面有着我们主体地位是否得到确立的区别。即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是安全工作的施为者(主动者),从而要负起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两种取向相反的理念和文化。前者是否定性的,而后者是肯定性的。
“要我安全”做为一个否定性的理念,往往代表着一些禁止性的命令。比如:“严禁无证驾驶 ”、“严禁酒后开车”、“严禁超速行车和空档溜车”、“严禁带病行车”等;比如“严禁无阻火器车辆进入禁火区”“无作业规程、操作规程或安全措施不开工”等命令。这是一种“齐之以刑”的管理。
“我要安全”做为一个肯定性的理念,与之相关联的是一些指示性的语言。比如“珍惜生命”、“通过安全,才能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以每个人的行为的安全,实现同事、家人、企业乃至社会的安全”、从而真正树立起安全为自己、为他人、为企业的“大安全”理念,增强“一人不安全、大家受连累”的责任意识,形成人人讲安全、人人保安全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整体安全目标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看出: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安全意识的内化和主体化,更是一种工作的审美化。
一种是以安全为手段。如果说安全只是通达工作对象的途径,它就不能不表现出工具的特性。唯物主义的观念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是人自身物化形态的延伸。工具作为手段服务于目的,它始终源于自身之外的动机,并指向自身之外的目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工具似乎是不重要的,因为目的实现之日便是手段终结之时。工具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工具也是在其历史中不断显示出自身的。在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工具本身有了优劣之分。而这个从优到劣的序列,恰正是它从无到有的序列。也就是说,最好的工具,就是没有工具。总之,安全只被看成一种权宜之计。在此过程中,安全本身意义就会得到消解。
一种是以安全为目的。以安全为目的当然要比以安全为手段高一层次。即说是安全是给工作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命令人们去行走。这个意义上,安全成为欲(愿)望的对象。欲(愿)望的本意是需要,是渴望,是需求和向往等。当人实现人的目的时,人会心满意足,踌躇满志;当人没有完成目的时,人将身心痛苦、悒郁或者愤怒。在这个过程中,工作受制于安全。无形中使工作沦落成为了安全的工具,从而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即:最佳的安全,就是不工作。这是在另一角度上,形成了对安全意义的消解。
无论是“以安全为手段”还是“以安全为目的”,都是“要我安全”的理念,都不能显示出工作的美感。换句话说,“要我安全”的理念,形成了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分离,而这种分离,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两重的反审美的特性。其一是安全本身的枯燥。因为任何安全措施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无论是身体的成本,还是经济的成本。这在本质上都是反审美的;其二是工作本身的枯燥。不可否认,我们周而复始进行的工作有着枯燥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的作家阿尔贝•加缪在他随笔《西绪福斯神化》中,讲述了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科林斯城的创建者和国王,名叫西绪福斯,是一位暴君。据说他因为触犯了宙斯的权威,因而被罚在山下做苦役。每天,西绪福斯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山下的巨石推向山顶。可是,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西绪福斯一放手,石头就又滚下山去。这样,西绪福斯只能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永远也没有止境的劳役生活。加缪说:“诸神处罚西绪福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由这个故事,加缪想到的是今天工人们,他说 “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绪福斯的命运荒谬。” 这样的境况,使我们往往从根本上忘记了工作的审美化存在的可能,即:工作着是美丽的。
而“我要安全”的理念是目的和手段的协调一致。即:安全既做为手段,又做为目的。或者反过来说,即不做为手段,也不做为目的,而是显示为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而当工作显示为过程性的时候,它的生成意义就得到了强调。在这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中,安全与工作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一种安全文化,不仅意味着“安全”与“我”关系的激活,也意味着“我”与“工作”的关系的激活,当然还意味着“安全”与“工作”的关系的激活。于是不再是“如何开动一辆车”,而是在“如何安全地开好一辆车”的同时,通过“开好一辆车的过程,让安全理念得到最好体现”;不再是“如何盖出一栋楼”,而是在“如何安全地盖出一栋安全坚固的大楼”的同时,通过“盖出一栋楼”,体现出“安全坚固的理念”;不再是“如何采出一桶原油”,而是在“如何安全地采出一桶原油”的同时,让这个采油工作过程体现出“安全的理念”。于是这个过程,意味着人不再只是工作的承担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其创造者、欣赏者。这就是一种工作的审美化的契机所在。
“我要安全”这一美学的性质,使安全工作近似于一种艺术创作。从中,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调动,人的智力、能力、潜力和综合创造力得到发挥。这不仅使安全理念得到很好的贯彻,也使它自身成为快乐工作的一把钥匙。最终,更使人的价值、安全的价值、工作的价值,得到了三重的确认和彰显。
说安全文化不只是一种“观念”,意思是它不单单是一些“现象”的总结。换句话说,不是一些反面教训的总结。不安全的行为并不一定导致恶劣的后果,即使导致恶劣的后果,你看到的后果,我并一不定看到。所以,仅仅由后果的倒推所形成的观念,是靠不住的。它往往不但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所形成的观念也往往是主观的,不带有客观性,无法起到一种文化的作用。
而安全做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意味着它第一是一种人的理性的选择,第二是一种主体行为的基础,第三还是一种客观价值的取向。
“要我安全”与“我要安全”虽无一字之差,但二者一方面有着我们主体地位是否得到确立的区别。即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是安全工作的施为者(主动者),从而要负起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两种取向相反的理念和文化。前者是否定性的,而后者是肯定性的。
“要我安全”做为一个否定性的理念,往往代表着一些禁止性的命令。比如:“严禁无证驾驶 ”、“严禁酒后开车”、“严禁超速行车和空档溜车”、“严禁带病行车”等;比如“严禁无阻火器车辆进入禁火区”“无作业规程、操作规程或安全措施不开工”等命令。这是一种“齐之以刑”的管理。
“我要安全”做为一个肯定性的理念,与之相关联的是一些指示性的语言。比如“珍惜生命”、“通过安全,才能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以每个人的行为的安全,实现同事、家人、企业乃至社会的安全”、从而真正树立起安全为自己、为他人、为企业的“大安全”理念,增强“一人不安全、大家受连累”的责任意识,形成人人讲安全、人人保安全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整体安全目标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看出: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安全意识的内化和主体化,更是一种工作的审美化。
一种是以安全为手段。如果说安全只是通达工作对象的途径,它就不能不表现出工具的特性。唯物主义的观念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是人自身物化形态的延伸。工具作为手段服务于目的,它始终源于自身之外的动机,并指向自身之外的目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工具似乎是不重要的,因为目的实现之日便是手段终结之时。工具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工具也是在其历史中不断显示出自身的。在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工具本身有了优劣之分。而这个从优到劣的序列,恰正是它从无到有的序列。也就是说,最好的工具,就是没有工具。总之,安全只被看成一种权宜之计。在此过程中,安全本身意义就会得到消解。
一种是以安全为目的。以安全为目的当然要比以安全为手段高一层次。即说是安全是给工作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命令人们去行走。这个意义上,安全成为欲(愿)望的对象。欲(愿)望的本意是需要,是渴望,是需求和向往等。当人实现人的目的时,人会心满意足,踌躇满志;当人没有完成目的时,人将身心痛苦、悒郁或者愤怒。在这个过程中,工作受制于安全。无形中使工作沦落成为了安全的工具,从而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即:最佳的安全,就是不工作。这是在另一角度上,形成了对安全意义的消解。
无论是“以安全为手段”还是“以安全为目的”,都是“要我安全”的理念,都不能显示出工作的美感。换句话说,“要我安全”的理念,形成了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分离,而这种分离,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两重的反审美的特性。其一是安全本身的枯燥。因为任何安全措施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无论是身体的成本,还是经济的成本。这在本质上都是反审美的;其二是工作本身的枯燥。不可否认,我们周而复始进行的工作有着枯燥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的作家阿尔贝•加缪在他随笔《西绪福斯神化》中,讲述了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科林斯城的创建者和国王,名叫西绪福斯,是一位暴君。据说他因为触犯了宙斯的权威,因而被罚在山下做苦役。每天,西绪福斯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山下的巨石推向山顶。可是,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西绪福斯一放手,石头就又滚下山去。这样,西绪福斯只能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永远也没有止境的劳役生活。加缪说:“诸神处罚西绪福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由这个故事,加缪想到的是今天工人们,他说 “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绪福斯的命运荒谬。” 这样的境况,使我们往往从根本上忘记了工作的审美化存在的可能,即:工作着是美丽的。
而“我要安全”的理念是目的和手段的协调一致。即:安全既做为手段,又做为目的。或者反过来说,即不做为手段,也不做为目的,而是显示为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而当工作显示为过程性的时候,它的生成意义就得到了强调。在这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中,安全与工作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一种安全文化,不仅意味着“安全”与“我”关系的激活,也意味着“我”与“工作”的关系的激活,当然还意味着“安全”与“工作”的关系的激活。于是不再是“如何开动一辆车”,而是在“如何安全地开好一辆车”的同时,通过“开好一辆车的过程,让安全理念得到最好体现”;不再是“如何盖出一栋楼”,而是在“如何安全地盖出一栋安全坚固的大楼”的同时,通过“盖出一栋楼”,体现出“安全坚固的理念”;不再是“如何采出一桶原油”,而是在“如何安全地采出一桶原油”的同时,让这个采油工作过程体现出“安全的理念”。于是这个过程,意味着人不再只是工作的承担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其创造者、欣赏者。这就是一种工作的审美化的契机所在。
“我要安全”这一美学的性质,使安全工作近似于一种艺术创作。从中,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调动,人的智力、能力、潜力和综合创造力得到发挥。这不仅使安全理念得到很好的贯彻,也使它自身成为快乐工作的一把钥匙。最终,更使人的价值、安全的价值、工作的价值,得到了三重的确认和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