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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技术与人类社会
目前，基因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医学研究。经过基因改造，不易腐烂的长形西红柿已经上市。把人的基因移植到母牛身上，使其产出味道与人奶相似的牛奶，这也已成为商业现实。基因“指纹”已经被用于身分的鉴定，给刑事案件的侦破带来很大方便。
大概由于人的基因密码破译进展迅速，估计十年内可望弄清人的全部遗传秘密，前不久从电视上看到英国社会学家已在探讨把基因技术运用于人本身，以改造其身体、智力及道德素质这样的问题。他们对不同性别、种族及社会背景的人进行了问卷式调查。问卷由四大部分组成：若对你的基因在以下四方面之一加以改造，你希望你的后代变得(1)更高吗？(2)更漂亮吗？(3)更聪明吗？(4)更安分守己吗？结果是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被调查者希望后代更高，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希望更漂亮，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希望更聪明。希望后代更安分守己的人最多，超过百分之四十。
我们并不打算预测基因技术的应用将带来何种后果，而只想稍稍运用一下逻辑推理，摆出一些简单的事实，推敲一下人们把基因技术用于某些目的之动机是否合法，或想象地描述一下基因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什么社会问题。我们并不反对进行这样的基因改造，甚至不反对这种可能性，即人类在未来某个时候将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性基因改造计划。
现在很难碰到这么一个男人或女人，他／她不希望后代比自己更高，更漂亮。“后现代”人类的身高观的最佳表征可以在“炒”模特和“三大球”运动员身高上找。虽然美与丑的标准太主观，难以捉摸，但身高则几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在当今世界，欧美国家的女模特从八十年代初的一米七左右在短短十年时间内猛然“抽条”到一米八五左右。男模特则更是非一米九五以上不可。篮球、排球和足球运动员的身高也炒得热热闹闹。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平均身高现在恐怕已经是二米一○以上。发达国家男子排球运动员的平均身高大约已经达到或逼近两米。连本来不怎么需要身高的足球，欧美国家运动员的平均身高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也被炒到又高又壮的一米八五左右，这已迫使有识之士近年来呼吁修改足球规则，甚或加高球门和扩大场地，不然足球将没有看头(当然身高问题不是这类呼吁的唯一原因)。
虽说模特和运动员的身高最终说来是由普通人规定的，但反过来看，普通人的观念世界也不可能不被这些人领导潮流。于是，在中国人当中，特别是在“找对象”的人当中，有了“一高遮百丑”的说法，还有了男的不到一米八就是“残废”的理论，甚至根据不同的身高等级制定了残废等级。
若采用了基因技术，批量生产高身材人种基因，或做得更人道一点，对身材欠高的人实行基因改造，使其后代长得如模特和“三大球”运动员一般，这岂不高兴了那些嫌自己不够高，羡慕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雄性荷尔蒙四溅，从篮圈上方高高往下猛砸篮圈或篮板的人！
但是，后现代人类的身高观有何根据呢？这根据恐怕又是从古到今流行的男性观或男子观。一个“男子汉”，抛开其他素质不谈，其形体一定得是高大硕壮的，不然怎么斗得过野兽呢？斗不过野兽又怎么保得了“种”呢？一般认为远古时期男子的天职是外出狩猎，于是有了男人即猎人(Man the Hunter)的说法。如果说食大型动物的肉是人属与其已灭绝的兄弟南方古猿分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到底这肉是“男子汉”应有的风度勇猛捕猎获得的，还是以其他不太具有“男子气概”的法子弄来的呢？
根据最新的化石记录和古食物生态学研究，人科成员(包括人属和南方古猿)的主要肉食来源是其他食肉动物杀死的动物的尸体，甚至病死淹死的动物的尸体，而不是自己雄风抖擞地捕猎得来的动物。不到万不得已，人科成员是不会捕杀其他动物的，因为捕猎总是包含许多危险因素，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人科作为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不可能不本能地懂得花最小的能量代价获得最大的能量回报这种道理的。在干旱季节，人科成员中最经常发生的觅食事件，是吃食肉动物吃剩下的其骨髓中含有丰富脂肪的动物尸体。这一过程使人科成员开始使用作工具用的石头，以敲骨切肉，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中出现了劳动分工。可以设想，他们通常在甲地发现动物的尸体，而在较远的乙地才找到用以屠宰的石头。工具与对象相结合要求有对人科动物来说较为深入的计划、较为详尽的记忆地图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协作形式。由此看来，使人成其为人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富有“男子气”的捕猎方式，而是一种很缺乏“男子气”的觅食模式。(见RobertJ.Btumenschine，John A.Cacallo，《吃尸体与人类进化》，《科学》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可以说，人属动物在从人科动物中分化出来的过程中，其生存样式是十分猥琐的。
以此故，在基因技术尚未发展到能对人的基因进行社会性改造以前，甚至就是在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之时，首先得问一个可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人究竟有无必要长这么高？除了满足那种基于错误男性观的虚荣心，过高的身材可说没有一点好处。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甚至仅从简单的算术来看，人口平均身高的增长与人口本身增长的后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类的经济负担将加重。这意味着人生物热能的消耗量将增加，这最终将导致地球生态系统负担的加重。或者具体一点说，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将增加，温室效应将加剧，地球生态体系维系地球人口的整体能力将减弱。
从生理角度来看，人身材的增高会减少大脑的相对供血量，会加重心、肺和血管的负担，加重肠胃的负担。身材高大的人对营养的需求量大，而肠胃壁的表面积有限，相对于所消化食物的量将不够，因而吸收营养的效果不好。肠胃功能的减弱会导致身体功能的减弱，最终又会导致大脑功能的减弱。总而言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句俗话并非全无科学根据。
来自远古的例证也许更有趣，更有启发性。在距今约三百万年前的东非，由于气候变化，人科动物的一支与其已灭绝的姊妹南方古猿分了家，这就是人亚科。人亚科只有一个属，即在形体上与现代人类一样的人属。早期人属并不高大，男子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女子身高仅一米二二左右；男子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左右，女子体重只有三十三公斤左右，也就是说，男女加在一起，其平均体重还不及南极的帝企鹅——它们的平均体重约有四十公斤。论体积、速度、敏捷、准确、凶猛，他远不如大型食草动物和狮、虎、豹一类的猫科动物。事实上，相对于这些动物，除了那颗硕大的脑袋，人属的所有器官都因不够专业化而处于劣势。
然而，正是由于器官专业化带来的优势，动物的潜力变窄了。而人属却从器官的劣势中感到了压力。因此，可以说器官的劣势迫使人属保持自身的开放性，使他借着那越变越复杂的大脑，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所有动物的道路，从而最终摆脱了把其他所有动物束缚其中的生命循环，变得能够创造历史，能够创造适合自己的新的生存环境，能够不断扩展自己的存在内涵。
另外，统治地球长达一百多万年的恐龙，身材不可谓不伟岸，但因适应不了生态环境的变化而灭绝，留下了遍布地球的巨大化石。从古到今的所有猫科动物中，剑齿虎的身材可谓最魁梧，但生境的变化使其捕猎对象大型食草动物发展了更快的奔跑速度，剑齿虎以其笨重的身躯追不上它们，终至灭绝，像恐龙一样，也以其庞大的化石向地球后来的主人讲述其悲哀的故事。而身体较小却更敏捷，发展了潜行捕食、攀缘、游泳等技能的其他猫科动物如狮、虎、豹则更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因而生存了下来。
当然，要搞清楚究竟多高的身材对人来说最合适，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本身是开放的，人的能力是开放的。但过分高大的身材不利于人的综合能力的发挥，不利于人的潜力的释放则无疑。
相应于后现代人身高观之行情看涨的，是他们的性观的急剧变化，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性解放”。此过程是人类在其技术和社会组织样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由弗洛伊德式的新型知识人充当知识“排头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一下子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性由忌而显而圣。色情读物和色情音像制品，就不用说了，即便能拿到台面上来的通俗小说、流行歌曲、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等，也从含蓄指涉发展到讴歌赞美。
甚至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男欢女爱也是写得那么洋洋洒洒，畅快淋漓，活脱脱一幅“床戏”大全的模样，作者因而不光在知识上尽得风流，在商业上也尽得风流。
记得十几年前听过一首美国流行歌曲，大意是大象们做那事(doit)、山羊们做那事、蛇们做那事、鱼们做那事、虫子们做那事，因此为何人还那么羞羞答答。
哲学家中一些人也不甘落后，如福柯(MichelFoucault)。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之所以不自由、受压迫，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对人的双重宰制。为了践行其哲学思想，他找了性，认定它为医治或对抗理性的良方，把它抬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同时也获得这样的美誉，那就是施虐—受虐、同性恋、到性解放的加利福尼亚朝圣，以哲学地获得“极限体验”。(见高毅，“一个在‘极限体验’中探索的哲学家——读詹姆斯·米勒《福柯受难曲》”，《中国书评》创刊号)
总而言之，当地球上的人文者汲汲于弄清此文化与彼文化或异、或同、或冲突、或融合时，一种力比多文化已经暗渡陈仓，悄然征服了全球。性已经本体化，几成了一个新的信仰维度，不亚于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和现代意识形态。
其实，人即便有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冲动，也大可不必把它拔得如此之高。因为在生物界，并非任何生命形式都“做那事”，性并非一种终极性的绝对律令，尽管在生物进化中，性别的分化和性功能的逐步完善有利于物种的保存和繁衍。
原生动物大都能进行无性生殖。它们也能进行最简单的有性繁殖，或两种繁殖形式兼而有之，依外部条件而定。在外部条件急剧恶化时，它们中的一些如棘尾虫、游仆虫、眼虫甚至能够形成包囊，把自己包在里面长达几年不吃不喝，遑论“做那事”了，直到情况好转，它们又才破囊而出，继续其生命过程。
就是在进化水平较高的脊椎动物中，也有一些深海鱼类能雌雄同体，自体排卵受精，由单独一个个体完成生殖的全过程。鳝鱼个体在其一生的不同时期呈雌性或雄性，也就是说，其性器官的分化程度与哺乳动物相比低得多，是个“双性恋”。爬行动物鳄鱼的进化程度虽然较高，但它们的性别取决于卵孵化时外部气温的高低，仅两三度温差，便足以使一批鳄鱼蛋悉数变为雌鳄鱼或雄鳄鱼，因此，性别对于鳄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具有某种以外部条件为转移的偶然性。
从植物方面来看，即使是进化程度很高的带花植物，如许多果树，也是雌雄同株的。
当然不可否认，动物进化程度越高，性别就越分化，性器官就越成熟，性功能就越完善，发展到人属，竟失去了动物一年一度的发情期，即一年中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性活动。也就是说，同大多数动物比较起来，人的性功能发育得最完美。可是人的性成熟过程却大大延长了。就连丢掉有规律的发情期这一优势，也并非人所专美，而为包括黑猩猩在内的所有灵长目动物所共享。
也许，对性崇拜的最严重打击来自技术的进步。如果说在原始人当中，性崇拜或性器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那是因为性与生殖密切关联。在原始人心目中，生殖包含着存在的最大奥秘，因而与存在本身一样玄妙或神圣。但现代技术已经能够使人非本能、有目的、大规模地把性与生殖分开，以阻止人口增长过速，甚至还有了试管婴儿和代理母亲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此外，植物单细胞无性繁殖已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讲，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可以用一个体细胞进行无性繁殖。如此看来，后现代人的性观是虚罔的。既然如此，后现代人何以那么热切地向原始人靠拢呢？
最后专讲几句有关相貌基因改造的话。这与身高基因的改造本属于一类问题，但似乎没有那些生理和经济方面的麻烦，也没有来自古生物学的反证，因此，假如人类真要对自己进行大规模的基因改造，不妨把相貌基因看作最适宜改造和最应该首先改造的目标。人对美貌的向往本无可非议，甚至用基因技术帮助实现人的梦想也未尝不可，而且可以想象这比已暴露出大量问题的物理、化学或生化性质的整容可能更高明一些。但不要忘记，不可以把本来异常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不妨作这种设想，连西施也是在人群中发育出来的，一个具有西施所有基因的女婴，如果碰巧在一个人烟稀少、贫穷孤独的环境里生长，或在缺乏爱心的家庭中抚养，成年后即便长出了西施的全副眼鼻耳嘴，也可能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言语粗鲁、风韵全无，因此不大可能引人注目，即便皱着眉，抚着胸，恐怕也没有人效颦，
总而言之，若只按所设想的那样改造人的智力基因和行为基因，而不考虑人的智力和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性，恐怕得不到什么好结果。也就是说，他们都可能正在犯着还原论的错误，而这在这一个技术天天都在创造着奇迹、技术似乎无所不能的时代，是人最难免犯的错误。
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潜力，无论在本质上具有多么大的开放性，也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其在时空流变中的确切处境，永远无法摆脱所谓“必然界”，进入某个在其中似能为所欲为却虚无缥缈的“自由界”。即使不比附那些突出人物，人的智力基因的改造就其自身性质来讲，也是很难避免还原论的错误的。在此，已经出现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实例，是那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还原论和伪科学个案，即前苏联对列宁大脑的“研究”——在人本主义极度僭妄、极度膨胀的情形下，用化学药品处理列宁大脑，对它进行长达七十年的“研究”，甚至苏联解体后也没有停止。
目前，基因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医学研究。经过基因改造，不易腐烂的长形西红柿已经上市。把人的基因移植到母牛身上，使其产出味道与人奶相似的牛奶，这也已成为商业现实。基因“指纹”已经被用于身分的鉴定，给刑事案件的侦破带来很大方便。
大概由于人的基因密码破译进展迅速，估计十年内可望弄清人的全部遗传秘密，前不久从电视上看到英国社会学家已在探讨把基因技术运用于人本身，以改造其身体、智力及道德素质这样的问题。他们对不同性别、种族及社会背景的人进行了问卷式调查。问卷由四大部分组成：若对你的基因在以下四方面之一加以改造，你希望你的后代变得(1)更高吗？(2)更漂亮吗？(3)更聪明吗？(4)更安分守己吗？结果是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被调查者希望后代更高，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希望更漂亮，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希望更聪明。希望后代更安分守己的人最多，超过百分之四十。
我们并不打算预测基因技术的应用将带来何种后果，而只想稍稍运用一下逻辑推理，摆出一些简单的事实，推敲一下人们把基因技术用于某些目的之动机是否合法，或想象地描述一下基因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什么社会问题。我们并不反对进行这样的基因改造，甚至不反对这种可能性，即人类在未来某个时候将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性基因改造计划。
现在很难碰到这么一个男人或女人，他／她不希望后代比自己更高，更漂亮。“后现代”人类的身高观的最佳表征可以在“炒”模特和“三大球”运动员身高上找。虽然美与丑的标准太主观，难以捉摸，但身高则几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在当今世界，欧美国家的女模特从八十年代初的一米七左右在短短十年时间内猛然“抽条”到一米八五左右。男模特则更是非一米九五以上不可。篮球、排球和足球运动员的身高也炒得热热闹闹。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平均身高现在恐怕已经是二米一○以上。发达国家男子排球运动员的平均身高大约已经达到或逼近两米。连本来不怎么需要身高的足球，欧美国家运动员的平均身高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也被炒到又高又壮的一米八五左右，这已迫使有识之士近年来呼吁修改足球规则，甚或加高球门和扩大场地，不然足球将没有看头(当然身高问题不是这类呼吁的唯一原因)。
虽说模特和运动员的身高最终说来是由普通人规定的，但反过来看，普通人的观念世界也不可能不被这些人领导潮流。于是，在中国人当中，特别是在“找对象”的人当中，有了“一高遮百丑”的说法，还有了男的不到一米八就是“残废”的理论，甚至根据不同的身高等级制定了残废等级。
若采用了基因技术，批量生产高身材人种基因，或做得更人道一点，对身材欠高的人实行基因改造，使其后代长得如模特和“三大球”运动员一般，这岂不高兴了那些嫌自己不够高，羡慕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雄性荷尔蒙四溅，从篮圈上方高高往下猛砸篮圈或篮板的人！
但是，后现代人类的身高观有何根据呢？这根据恐怕又是从古到今流行的男性观或男子观。一个“男子汉”，抛开其他素质不谈，其形体一定得是高大硕壮的，不然怎么斗得过野兽呢？斗不过野兽又怎么保得了“种”呢？一般认为远古时期男子的天职是外出狩猎，于是有了男人即猎人(Man the Hunter)的说法。如果说食大型动物的肉是人属与其已灭绝的兄弟南方古猿分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到底这肉是“男子汉”应有的风度勇猛捕猎获得的，还是以其他不太具有“男子气概”的法子弄来的呢？
根据最新的化石记录和古食物生态学研究，人科成员(包括人属和南方古猿)的主要肉食来源是其他食肉动物杀死的动物的尸体，甚至病死淹死的动物的尸体，而不是自己雄风抖擞地捕猎得来的动物。不到万不得已，人科成员是不会捕杀其他动物的，因为捕猎总是包含许多危险因素，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人科作为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不可能不本能地懂得花最小的能量代价获得最大的能量回报这种道理的。在干旱季节，人科成员中最经常发生的觅食事件，是吃食肉动物吃剩下的其骨髓中含有丰富脂肪的动物尸体。这一过程使人科成员开始使用作工具用的石头，以敲骨切肉，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中出现了劳动分工。可以设想，他们通常在甲地发现动物的尸体，而在较远的乙地才找到用以屠宰的石头。工具与对象相结合要求有对人科动物来说较为深入的计划、较为详尽的记忆地图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协作形式。由此看来，使人成其为人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富有“男子气”的捕猎方式，而是一种很缺乏“男子气”的觅食模式。(见RobertJ.Btumenschine，John A.Cacallo，《吃尸体与人类进化》，《科学》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可以说，人属动物在从人科动物中分化出来的过程中，其生存样式是十分猥琐的。
以此故，在基因技术尚未发展到能对人的基因进行社会性改造以前，甚至就是在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之时，首先得问一个可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人究竟有无必要长这么高？除了满足那种基于错误男性观的虚荣心，过高的身材可说没有一点好处。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甚至仅从简单的算术来看，人口平均身高的增长与人口本身增长的后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类的经济负担将加重。这意味着人生物热能的消耗量将增加，这最终将导致地球生态系统负担的加重。或者具体一点说，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将增加，温室效应将加剧，地球生态体系维系地球人口的整体能力将减弱。
从生理角度来看，人身材的增高会减少大脑的相对供血量，会加重心、肺和血管的负担，加重肠胃的负担。身材高大的人对营养的需求量大，而肠胃壁的表面积有限，相对于所消化食物的量将不够，因而吸收营养的效果不好。肠胃功能的减弱会导致身体功能的减弱，最终又会导致大脑功能的减弱。总而言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句俗话并非全无科学根据。
来自远古的例证也许更有趣，更有启发性。在距今约三百万年前的东非，由于气候变化，人科动物的一支与其已灭绝的姊妹南方古猿分了家，这就是人亚科。人亚科只有一个属，即在形体上与现代人类一样的人属。早期人属并不高大，男子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女子身高仅一米二二左右；男子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左右，女子体重只有三十三公斤左右，也就是说，男女加在一起，其平均体重还不及南极的帝企鹅——它们的平均体重约有四十公斤。论体积、速度、敏捷、准确、凶猛，他远不如大型食草动物和狮、虎、豹一类的猫科动物。事实上，相对于这些动物，除了那颗硕大的脑袋，人属的所有器官都因不够专业化而处于劣势。
然而，正是由于器官专业化带来的优势，动物的潜力变窄了。而人属却从器官的劣势中感到了压力。因此，可以说器官的劣势迫使人属保持自身的开放性，使他借着那越变越复杂的大脑，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所有动物的道路，从而最终摆脱了把其他所有动物束缚其中的生命循环，变得能够创造历史，能够创造适合自己的新的生存环境，能够不断扩展自己的存在内涵。
另外，统治地球长达一百多万年的恐龙，身材不可谓不伟岸，但因适应不了生态环境的变化而灭绝，留下了遍布地球的巨大化石。从古到今的所有猫科动物中，剑齿虎的身材可谓最魁梧，但生境的变化使其捕猎对象大型食草动物发展了更快的奔跑速度，剑齿虎以其笨重的身躯追不上它们，终至灭绝，像恐龙一样，也以其庞大的化石向地球后来的主人讲述其悲哀的故事。而身体较小却更敏捷，发展了潜行捕食、攀缘、游泳等技能的其他猫科动物如狮、虎、豹则更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因而生存了下来。
当然，要搞清楚究竟多高的身材对人来说最合适，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本身是开放的，人的能力是开放的。但过分高大的身材不利于人的综合能力的发挥，不利于人的潜力的释放则无疑。
相应于后现代人身高观之行情看涨的，是他们的性观的急剧变化，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性解放”。此过程是人类在其技术和社会组织样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由弗洛伊德式的新型知识人充当知识“排头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一下子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性由忌而显而圣。色情读物和色情音像制品，就不用说了，即便能拿到台面上来的通俗小说、流行歌曲、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等，也从含蓄指涉发展到讴歌赞美。
甚至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男欢女爱也是写得那么洋洋洒洒，畅快淋漓，活脱脱一幅“床戏”大全的模样，作者因而不光在知识上尽得风流，在商业上也尽得风流。
记得十几年前听过一首美国流行歌曲，大意是大象们做那事(doit)、山羊们做那事、蛇们做那事、鱼们做那事、虫子们做那事，因此为何人还那么羞羞答答。
哲学家中一些人也不甘落后，如福柯(MichelFoucault)。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之所以不自由、受压迫，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对人的双重宰制。为了践行其哲学思想，他找了性，认定它为医治或对抗理性的良方，把它抬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同时也获得这样的美誉，那就是施虐—受虐、同性恋、到性解放的加利福尼亚朝圣，以哲学地获得“极限体验”。(见高毅，“一个在‘极限体验’中探索的哲学家——读詹姆斯·米勒《福柯受难曲》”，《中国书评》创刊号)
总而言之，当地球上的人文者汲汲于弄清此文化与彼文化或异、或同、或冲突、或融合时，一种力比多文化已经暗渡陈仓，悄然征服了全球。性已经本体化，几成了一个新的信仰维度，不亚于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和现代意识形态。
其实，人即便有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冲动，也大可不必把它拔得如此之高。因为在生物界，并非任何生命形式都“做那事”，性并非一种终极性的绝对律令，尽管在生物进化中，性别的分化和性功能的逐步完善有利于物种的保存和繁衍。
原生动物大都能进行无性生殖。它们也能进行最简单的有性繁殖，或两种繁殖形式兼而有之，依外部条件而定。在外部条件急剧恶化时，它们中的一些如棘尾虫、游仆虫、眼虫甚至能够形成包囊，把自己包在里面长达几年不吃不喝，遑论“做那事”了，直到情况好转，它们又才破囊而出，继续其生命过程。
就是在进化水平较高的脊椎动物中，也有一些深海鱼类能雌雄同体，自体排卵受精，由单独一个个体完成生殖的全过程。鳝鱼个体在其一生的不同时期呈雌性或雄性，也就是说，其性器官的分化程度与哺乳动物相比低得多，是个“双性恋”。爬行动物鳄鱼的进化程度虽然较高，但它们的性别取决于卵孵化时外部气温的高低，仅两三度温差，便足以使一批鳄鱼蛋悉数变为雌鳄鱼或雄鳄鱼，因此，性别对于鳄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具有某种以外部条件为转移的偶然性。
从植物方面来看，即使是进化程度很高的带花植物，如许多果树，也是雌雄同株的。
当然不可否认，动物进化程度越高，性别就越分化，性器官就越成熟，性功能就越完善，发展到人属，竟失去了动物一年一度的发情期，即一年中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性活动。也就是说，同大多数动物比较起来，人的性功能发育得最完美。可是人的性成熟过程却大大延长了。就连丢掉有规律的发情期这一优势，也并非人所专美，而为包括黑猩猩在内的所有灵长目动物所共享。
也许，对性崇拜的最严重打击来自技术的进步。如果说在原始人当中，性崇拜或性器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那是因为性与生殖密切关联。在原始人心目中，生殖包含着存在的最大奥秘，因而与存在本身一样玄妙或神圣。但现代技术已经能够使人非本能、有目的、大规模地把性与生殖分开，以阻止人口增长过速，甚至还有了试管婴儿和代理母亲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此外，植物单细胞无性繁殖已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讲，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可以用一个体细胞进行无性繁殖。如此看来，后现代人的性观是虚罔的。既然如此，后现代人何以那么热切地向原始人靠拢呢？
最后专讲几句有关相貌基因改造的话。这与身高基因的改造本属于一类问题，但似乎没有那些生理和经济方面的麻烦，也没有来自古生物学的反证，因此，假如人类真要对自己进行大规模的基因改造，不妨把相貌基因看作最适宜改造和最应该首先改造的目标。人对美貌的向往本无可非议，甚至用基因技术帮助实现人的梦想也未尝不可，而且可以想象这比已暴露出大量问题的物理、化学或生化性质的整容可能更高明一些。但不要忘记，不可以把本来异常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不妨作这种设想，连西施也是在人群中发育出来的，一个具有西施所有基因的女婴，如果碰巧在一个人烟稀少、贫穷孤独的环境里生长，或在缺乏爱心的家庭中抚养，成年后即便长出了西施的全副眼鼻耳嘴，也可能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言语粗鲁、风韵全无，因此不大可能引人注目，即便皱着眉，抚着胸，恐怕也没有人效颦，
总而言之，若只按所设想的那样改造人的智力基因和行为基因，而不考虑人的智力和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性，恐怕得不到什么好结果。也就是说，他们都可能正在犯着还原论的错误，而这在这一个技术天天都在创造着奇迹、技术似乎无所不能的时代，是人最难免犯的错误。
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潜力，无论在本质上具有多么大的开放性，也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其在时空流变中的确切处境，永远无法摆脱所谓“必然界”，进入某个在其中似能为所欲为却虚无缥缈的“自由界”。即使不比附那些突出人物，人的智力基因的改造就其自身性质来讲，也是很难避免还原论的错误的。在此，已经出现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实例，是那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还原论和伪科学个案，即前苏联对列宁大脑的“研究”——在人本主义极度僭妄、极度膨胀的情形下，用化学药品处理列宁大脑，对它进行长达七十年的“研究”，甚至苏联解体后也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