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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欧债危机带来的一个主要经济风险来自增长停滞和财政、银行信用紧缩带来的通缩压力。完善欧元区的治理，需要整顿财政和削减赤字，对劳动力市场做根本性改革，经济政策要兼顾增长。解决欧洲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债务国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更加激进，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动作不断，我国对欧“走出去”面临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为缓解欧债危机采取的积极救助，将为中欧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不久前，本刊记者就欧债危机的一些问题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汪巍先生。
记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欧元区陷入了困境。从欧元区的现实情况看，生产要素远未实现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各成员国在经济周期和结构上的差异，以及欧元区成员的迅速扩大，加剧了区内的经济结构失衡。欧元区一些国家政府公共机构规模过于庞大，加上社会福利尤其是失业救济和保障优厚，使得劳动力市场严重扭曲，缺乏效率，不利于就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陷入经济困境。汪先生，请您谈谈欧债危机的概况。
汪巍：我先從意大利谈起吧。意大利的政府债务目前大约是1.9万亿欧元，未来两三年的债务融资需求大约有6500亿欧元，目前的债务利息已超过6%，经济增长率不足1%。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一旦意大利陷入债务违约，欧盟恐怕难以救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西班牙的债务占GDP比重在今后几年会持续攀升，到2017年这个比例将会达到91.9%，而如果将银行系统的资金缺口计算在内，债务占GDP比例将在2017年达到95%。要解决西班牙债务问题，甚至整个欧元区债务危机，当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救处于危机漩涡的西班牙银行系统。
与意大利相同，经济的弱势和危机的深化导致西班牙银行吸储能力大幅下降。西班牙2011年金融机构储蓄总额下降7%，政府存款下降8%，私有部门存款降低2%。2012年西班牙银行的吸储能力进一步下降。
近两年来，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采取了以财政紧缩为主要手段的反危机措施。2010年—2011年期间，财政紧缩在欧洲大行其道，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4个减少了财政赤字规模；欧元区整体财政赤字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6.2%降至4.1%，其中德国从4.3%降为1.0%，法国从7.1%降为5.2%，希腊由10.3%降到9.1%，西班牙从9.3%变为8.5%……尽管许多国家离3%的规定仍有较大差距，但各国的财政紧缩力度前所未有。
财政紧缩措施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欧盟经济出现环比负增长，据预测，今年整个欧洲地区都将陷入经济衰退。不景气的经济使得欧洲的就业形势再度恶化。2012年3月份欧元区国家失业率达到10.9%，创欧元区成立以来新高。与此同时，以紧缩为核心的应对危机措施并未带来债务水平的降低。去年欧元区17国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0年的85.3%上升至87.2%，其中希腊的负债率高达165.3%。
从去年底开始实施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在内的大规模财政紧缩措施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新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近来宣布，鉴于西班牙持续萎缩的经济可能会使其公共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将该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两级，由此前的A下调至BBB+；此前一直享有较高民众支持率的意大利总理蒙蒂也在实施众多“痛苦的”紧缩措施而并未取得“立竿见影”效果后，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记者：从您上面谈的欧洲经济状况看，过分强调财政紧缩而忽视刺激经济增长，可能会使欧元区和整个欧盟的经济陷入“债务陷阱”，一波又一波的紧缩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削减政府开支、降低居民消费能力、抑制企业投资需求，进而导致经济萎缩，而经济萎缩则不利于债务危机的解决，甚至打击市场信心，会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面对“债务陷阱”，欧洲领导人对当前的策略有怎样的反思，对下一步的行动有那些措施和计划呢？
汪巍：此前一直主张通过加强财政紧缩和财政纪律来解决债务危机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日前表示，欧洲在出台“财政契约”后应该出台“增长契约”；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也强调，欧洲仅凭财政紧缩无法走出债务危机，促进增长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意大利总理蒙蒂更认为，“只关注财政纪律会让欧洲大陆陷入更加漫长的衰退，要采取更多措施让疲弱的欧洲经济重回增长轨道”。
欧洲经济能否加快复苏取决于深层次改革。面对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及经济增长放缓的严峻形势，欧盟及核心成员国认识到，只有深入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解决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才能巩固和加快欧洲经济复苏，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为此，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即通过密集会商，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要素，包括：促进统一市场在服务贸易领域、能源领域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建设；促进税收和福利制度更加有利于就业增长；改革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体系。对此，欧盟的主要措施和计划包括：
一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欧盟确定了未来10年的增长框架——“欧洲2020战略”，把持续性经济增长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建立基于信息产业、低碳经济和高就业水平的新经济模式，以进一步提升欧盟整体竞争力，实现成员国经济的同步发展。
二是在经济治理方面，欧盟有关强化财政纪律、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危机应对长效机制的经济治理三大支柱正逐步得到落实。各成员国达成的主要共识包括：一是建立“学期制度”并于2012年初开始实施，允许欧盟对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和经济结构改革进行监督和指导，防止成员国预算超标和经济发展失衡。二是强化对违反财政纪律成员国的处罚，对财政赤字超标成员国采取实质性处罚措施。三是建立永久性的金融稳定救助基金并授权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券，以进一步应对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四是继续加强金融监管框架，确保金融体系稳定。
三是在贸易政策方面，欧盟委员会公布未来5年贸易政策，力争为欧洲带来“强劲的增长、更多的就业和更低的消费成本”三大利益。其具体措施包括：对内，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包括制定统一的投资政策；通过贸易保持欧盟在高附加值产品等领域的竞争力；减少碳排放，支持绿色增长，深化渔业和农业等领域的改革。对外，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使之覆盖约50%的欧盟域外贸易；推动贸易伙伴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为欧盟企业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和更好的贸易投资环境；重点关注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六大战略伙伴的贸易关系。 记者：欧债危机持续恶化造成的冲击，给中欧经贸合作带来复杂影响。从外贸看，欧盟目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已连续7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欧洲如果出现全面经济危机，将影响到中国出口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影响。汪先生，哪些动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呢？
汪巍：首先，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更加激进。在当前欧元区总体经济已出现衰退迹象的情况下，欧洲国家财政仍在继续大幅紧缩。这无疑将进一步抑制欧洲未来的消费需求。欧洲是中国最大出口市场，欧元区消费市场的疲弱将继续降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利于中国对欧洲出口。
随着债务危机的深化，中国对欧洲出口还将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债务危机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以“开放贸易”、“公平贸易”为名，实施新的贸易战略，一是扩大出口，二是限制进口，力图使经济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实现复苏，继续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成为其新贸易战略首当其冲的目标之一。基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经济的重要性，欧盟一方面将中国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全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以实现欧洲企业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限制，希望迫使中国解决其对华贸易中的关切问题，包括要求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等。值得关注的是，中欧目前均加强了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双方贸易纠纷的尝试，显示双边经贸关系更加成熟。不久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发布裁决报告，裁定我起诉欧盟对华碳钢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取得胜利，特别是认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9（5）条关于单独税率的法律规定违反世贸规则，对欧盟成员国滥用反倾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次，欧盟自贸区战略对我构成潜在影响。为应对债务危机挑战，欧盟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战略，力图在未来5年内使其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覆盖其50%的域外贸易额。为此，欧盟积极推进与我周边经济体的自贸区建设，先后启动与印度、东盟、新加坡等的自贸协定谈判，最近又同此前一直回避的日本开展相关磋商。由于短期内中欧建成自贸区的可能性不大，而我在出口产品方面与上述经济体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如不妥善应对，将有可能形成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对欧洲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记者：在我国面临因欧债危机造成对欧出口不利影响的挑战下，我对欧“走出去”是否也面临一些新的机遇呢？
汪巍：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挑战与机遇并存。由于近期欧债危机的背景，欧洲整个市场都面临着系统性风险，欧洲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极有可能出现价值低估的情况，在此背景下，购买其实体企业，可望为中国企业带来大量潜在收益。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对欧投资步伐加快，既提升了全球影响力，也为投资目的地国应对危机做出贡献。中国企业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加大对欧投资力度，有利于欧洲一些企业乃至整个欧洲经济的重振，可以为中欧经济发展带来一种双赢局面。近三年，中国对欧投资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尽管遭遇欧债危机，对欧投资仍保持高速增长；二是目前对欧投资规模依然较小，在我对外投资总量中所占比例较低，还有很大增长潜力。
欧债危机下中国企业对欧投资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企业并购大幅度增加。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欧洲并购占对欧洲投资的半壁江山，也几乎创造了全部的中国对欧洲投资增长。
近年，瑞典和中国经济双向投资发展迅速。瑞典有技术和产业优势，中国有资金和市场优势，双方投资合作共赢互利。目前中国企业在瑞典投资突出表现在通信、汽车等行业，未来在新能源领域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可望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瑞典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走在世界前列，研发重点集中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环境无害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这四个方面。
瑞典中小企业的财力通常只能维持早期研发，无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很难发展壮大。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手握先进技术，但因缺乏资金难以投入量产，以致先进技术“无用武之地”的尴尬。而资金和市场，正好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因此中国投资者与瑞典研发型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关系，为双方的共赢合作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中国企业日益看重英国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技术来源地的地位，在英投资步伐明显加快。近来，英国政府首次公布了涵盖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超过500个基础设施项目和方案，其中对中国企业来说不乏良机。近年来，中国对英国投资继续从“绿地投资”向参股和并购等方式拓展，从投资贸易、金融、电信、航运等部门延伸到高端制造业、创意产业等。不少中国企业已在英国设立研发中心和欧洲总部，并将英国作为开拓欧洲和第三国市场的门户。
中国企业投资英国有着广阔前景。英国在高端制造、低碳经济、创意产业等行业具有先进技术、品牌、网络和经验；中国在制造业规模、产业配套能力、劳动力供应和市场潜力等方面有巨大优势。中英双方优势互补，能够实现互惠合作。我国投资英国基础设施、节能环保、品牌营销、创意设计和银行保险等领域，可望形成新的突破。
记者：欧债危机进一步改变了中欧双方的实力对比，中欧关系也将进入一个机遇与挑战同步增大的新阶段。目前，欧债危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新阶段，如果不能有效化解，不仅可能导致欧洲一体化的大倒退，还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不愿看到的。汪先生，您对拓展中欧合作有那些对策建议呢？
汪巍：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加强大国战略协调的前提下，一直奉行推进多极化的国际战略，而欧洲则是世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极。新老欧洲在欧盟旗帜下的整合，为多极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支点。本轮欧债危机最严峻的潜在后果之一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迟滞，其在欧洲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与经济危机并行不悖。因此，中国对欧洲的金融救助，不仅对于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大意义，其直接的政治后果則是支持欧洲整合的进程，为中欧未来在全球事务中的对话和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为缓解欧债危机采取的积极救助，将为中欧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欧盟和欧元区现在都非常需要外部资金的支持，希望中方出手参与解救欧洲债务危机。我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中方可以合作的方式来帮助欧盟舒困，合作可以多边渠道为主，双边（成员国）为辅；多边又可分为大多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小多边—欧盟（EU）。通过大多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这种合作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可以使我国外汇储备多样化，分散我国外汇储备过渡集中于美元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我国人民币国际化。
中方可以在希腊等债务国求援时，为这些国家提供资金周转，但必须要有求援国优质资产的抵押。可以要求以求援国的资源或国有资产作为抵押，或者用技术和其它资产做抵押，以保证中国的外汇投资充分安全。如希腊的海洋运输产业，即为非常有效的抵押资产。
中国一直是国际社会支持欧洲克服危机的积极参与者。中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与欧盟扩大合作，包括扩大从欧盟进口，探讨加强对欧投资的途径。
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普遍面临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困难。出于恢复经济和增加就业的需要，这些国家都欢迎外国企业投资当地金融业、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我国企业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可考虑对西班牙的风能产业、意大利的时装皮革产业和希腊的海运产业等进行投资。
欧盟企业的特点是小而专，不少中小企业有自己独到的专长。所以中方对欧洲投资应特别注意研究资金短缺但有独到技术的欧洲名优企業、中小企业。
中国企业集中大量进入欧洲，特别是个别企业不计成本收购欧方高端技术的行为，已引起欧方的警觉，欧盟政客和舆论针对我国的投资保护主义言论时有出现。巴西在欧洲的投资是中国对欧洲投资的10倍，南非对欧洲投资也比中国多，委内瑞拉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但没有人怀疑这些国家要‘占领’或‘吃掉’欧洲。因此我对欧“走出去”应该采取少说多做的策略，打消对方的顾虑，促进共同发展。
记者：汪先生，您的谈话使我们对欧债危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使我们认识到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救援政策，并表示将继续参与国际救助活动。对欧债危机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是我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姿态、开拓国际战略新空间的关键举措。这对于改善我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塑造未来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郑钊）
记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欧元区陷入了困境。从欧元区的现实情况看，生产要素远未实现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各成员国在经济周期和结构上的差异，以及欧元区成员的迅速扩大，加剧了区内的经济结构失衡。欧元区一些国家政府公共机构规模过于庞大，加上社会福利尤其是失业救济和保障优厚，使得劳动力市场严重扭曲，缺乏效率，不利于就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陷入经济困境。汪先生，请您谈谈欧债危机的概况。
汪巍：我先從意大利谈起吧。意大利的政府债务目前大约是1.9万亿欧元，未来两三年的债务融资需求大约有6500亿欧元，目前的债务利息已超过6%，经济增长率不足1%。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一旦意大利陷入债务违约，欧盟恐怕难以救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西班牙的债务占GDP比重在今后几年会持续攀升，到2017年这个比例将会达到91.9%，而如果将银行系统的资金缺口计算在内，债务占GDP比例将在2017年达到95%。要解决西班牙债务问题，甚至整个欧元区债务危机，当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救处于危机漩涡的西班牙银行系统。
与意大利相同，经济的弱势和危机的深化导致西班牙银行吸储能力大幅下降。西班牙2011年金融机构储蓄总额下降7%，政府存款下降8%，私有部门存款降低2%。2012年西班牙银行的吸储能力进一步下降。
近两年来，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采取了以财政紧缩为主要手段的反危机措施。2010年—2011年期间，财政紧缩在欧洲大行其道，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4个减少了财政赤字规模；欧元区整体财政赤字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6.2%降至4.1%，其中德国从4.3%降为1.0%，法国从7.1%降为5.2%，希腊由10.3%降到9.1%，西班牙从9.3%变为8.5%……尽管许多国家离3%的规定仍有较大差距，但各国的财政紧缩力度前所未有。
财政紧缩措施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欧盟经济出现环比负增长，据预测，今年整个欧洲地区都将陷入经济衰退。不景气的经济使得欧洲的就业形势再度恶化。2012年3月份欧元区国家失业率达到10.9%，创欧元区成立以来新高。与此同时，以紧缩为核心的应对危机措施并未带来债务水平的降低。去年欧元区17国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0年的85.3%上升至87.2%，其中希腊的负债率高达165.3%。
从去年底开始实施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在内的大规模财政紧缩措施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新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近来宣布，鉴于西班牙持续萎缩的经济可能会使其公共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将该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两级，由此前的A下调至BBB+；此前一直享有较高民众支持率的意大利总理蒙蒂也在实施众多“痛苦的”紧缩措施而并未取得“立竿见影”效果后，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记者：从您上面谈的欧洲经济状况看，过分强调财政紧缩而忽视刺激经济增长，可能会使欧元区和整个欧盟的经济陷入“债务陷阱”，一波又一波的紧缩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削减政府开支、降低居民消费能力、抑制企业投资需求，进而导致经济萎缩，而经济萎缩则不利于债务危机的解决，甚至打击市场信心，会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面对“债务陷阱”，欧洲领导人对当前的策略有怎样的反思，对下一步的行动有那些措施和计划呢？
汪巍：此前一直主张通过加强财政紧缩和财政纪律来解决债务危机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日前表示，欧洲在出台“财政契约”后应该出台“增长契约”；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也强调，欧洲仅凭财政紧缩无法走出债务危机，促进增长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意大利总理蒙蒂更认为，“只关注财政纪律会让欧洲大陆陷入更加漫长的衰退，要采取更多措施让疲弱的欧洲经济重回增长轨道”。
欧洲经济能否加快复苏取决于深层次改革。面对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及经济增长放缓的严峻形势，欧盟及核心成员国认识到，只有深入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解决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才能巩固和加快欧洲经济复苏，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为此，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即通过密集会商，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要素，包括：促进统一市场在服务贸易领域、能源领域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建设；促进税收和福利制度更加有利于就业增长；改革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体系。对此，欧盟的主要措施和计划包括：
一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欧盟确定了未来10年的增长框架——“欧洲2020战略”，把持续性经济增长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建立基于信息产业、低碳经济和高就业水平的新经济模式，以进一步提升欧盟整体竞争力，实现成员国经济的同步发展。
二是在经济治理方面，欧盟有关强化财政纪律、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危机应对长效机制的经济治理三大支柱正逐步得到落实。各成员国达成的主要共识包括：一是建立“学期制度”并于2012年初开始实施，允许欧盟对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和经济结构改革进行监督和指导，防止成员国预算超标和经济发展失衡。二是强化对违反财政纪律成员国的处罚，对财政赤字超标成员国采取实质性处罚措施。三是建立永久性的金融稳定救助基金并授权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券，以进一步应对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四是继续加强金融监管框架，确保金融体系稳定。
三是在贸易政策方面，欧盟委员会公布未来5年贸易政策，力争为欧洲带来“强劲的增长、更多的就业和更低的消费成本”三大利益。其具体措施包括：对内，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包括制定统一的投资政策；通过贸易保持欧盟在高附加值产品等领域的竞争力；减少碳排放，支持绿色增长，深化渔业和农业等领域的改革。对外，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使之覆盖约50%的欧盟域外贸易；推动贸易伙伴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为欧盟企业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和更好的贸易投资环境；重点关注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六大战略伙伴的贸易关系。 记者：欧债危机持续恶化造成的冲击，给中欧经贸合作带来复杂影响。从外贸看，欧盟目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已连续7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欧洲如果出现全面经济危机，将影响到中国出口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影响。汪先生，哪些动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呢？
汪巍：首先，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更加激进。在当前欧元区总体经济已出现衰退迹象的情况下，欧洲国家财政仍在继续大幅紧缩。这无疑将进一步抑制欧洲未来的消费需求。欧洲是中国最大出口市场，欧元区消费市场的疲弱将继续降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利于中国对欧洲出口。
随着债务危机的深化，中国对欧洲出口还将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债务危机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以“开放贸易”、“公平贸易”为名，实施新的贸易战略，一是扩大出口，二是限制进口，力图使经济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实现复苏，继续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成为其新贸易战略首当其冲的目标之一。基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经济的重要性，欧盟一方面将中国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全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以实现欧洲企业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限制，希望迫使中国解决其对华贸易中的关切问题，包括要求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等。值得关注的是，中欧目前均加强了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双方贸易纠纷的尝试，显示双边经贸关系更加成熟。不久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发布裁决报告，裁定我起诉欧盟对华碳钢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取得胜利，特别是认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9（5）条关于单独税率的法律规定违反世贸规则，对欧盟成员国滥用反倾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次，欧盟自贸区战略对我构成潜在影响。为应对债务危机挑战，欧盟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战略，力图在未来5年内使其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覆盖其50%的域外贸易额。为此，欧盟积极推进与我周边经济体的自贸区建设，先后启动与印度、东盟、新加坡等的自贸协定谈判，最近又同此前一直回避的日本开展相关磋商。由于短期内中欧建成自贸区的可能性不大，而我在出口产品方面与上述经济体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如不妥善应对，将有可能形成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对欧洲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记者：在我国面临因欧债危机造成对欧出口不利影响的挑战下，我对欧“走出去”是否也面临一些新的机遇呢？
汪巍：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挑战与机遇并存。由于近期欧债危机的背景，欧洲整个市场都面临着系统性风险，欧洲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极有可能出现价值低估的情况，在此背景下，购买其实体企业，可望为中国企业带来大量潜在收益。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对欧投资步伐加快，既提升了全球影响力，也为投资目的地国应对危机做出贡献。中国企业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加大对欧投资力度，有利于欧洲一些企业乃至整个欧洲经济的重振，可以为中欧经济发展带来一种双赢局面。近三年，中国对欧投资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尽管遭遇欧债危机，对欧投资仍保持高速增长；二是目前对欧投资规模依然较小，在我对外投资总量中所占比例较低，还有很大增长潜力。
欧债危机下中国企业对欧投资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企业并购大幅度增加。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欧洲并购占对欧洲投资的半壁江山，也几乎创造了全部的中国对欧洲投资增长。
近年，瑞典和中国经济双向投资发展迅速。瑞典有技术和产业优势，中国有资金和市场优势，双方投资合作共赢互利。目前中国企业在瑞典投资突出表现在通信、汽车等行业，未来在新能源领域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可望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瑞典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走在世界前列，研发重点集中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环境无害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这四个方面。
瑞典中小企业的财力通常只能维持早期研发，无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很难发展壮大。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手握先进技术，但因缺乏资金难以投入量产，以致先进技术“无用武之地”的尴尬。而资金和市场，正好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因此中国投资者与瑞典研发型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关系，为双方的共赢合作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中国企业日益看重英国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技术来源地的地位，在英投资步伐明显加快。近来，英国政府首次公布了涵盖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超过500个基础设施项目和方案，其中对中国企业来说不乏良机。近年来，中国对英国投资继续从“绿地投资”向参股和并购等方式拓展，从投资贸易、金融、电信、航运等部门延伸到高端制造业、创意产业等。不少中国企业已在英国设立研发中心和欧洲总部，并将英国作为开拓欧洲和第三国市场的门户。
中国企业投资英国有着广阔前景。英国在高端制造、低碳经济、创意产业等行业具有先进技术、品牌、网络和经验；中国在制造业规模、产业配套能力、劳动力供应和市场潜力等方面有巨大优势。中英双方优势互补，能够实现互惠合作。我国投资英国基础设施、节能环保、品牌营销、创意设计和银行保险等领域，可望形成新的突破。
记者：欧债危机进一步改变了中欧双方的实力对比，中欧关系也将进入一个机遇与挑战同步增大的新阶段。目前，欧债危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新阶段，如果不能有效化解，不仅可能导致欧洲一体化的大倒退，还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不愿看到的。汪先生，您对拓展中欧合作有那些对策建议呢？
汪巍：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加强大国战略协调的前提下，一直奉行推进多极化的国际战略，而欧洲则是世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极。新老欧洲在欧盟旗帜下的整合，为多极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支点。本轮欧债危机最严峻的潜在后果之一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迟滞，其在欧洲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与经济危机并行不悖。因此，中国对欧洲的金融救助，不仅对于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大意义，其直接的政治后果則是支持欧洲整合的进程，为中欧未来在全球事务中的对话和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为缓解欧债危机采取的积极救助，将为中欧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欧盟和欧元区现在都非常需要外部资金的支持，希望中方出手参与解救欧洲债务危机。我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中方可以合作的方式来帮助欧盟舒困，合作可以多边渠道为主，双边（成员国）为辅；多边又可分为大多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小多边—欧盟（EU）。通过大多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这种合作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可以使我国外汇储备多样化，分散我国外汇储备过渡集中于美元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我国人民币国际化。
中方可以在希腊等债务国求援时，为这些国家提供资金周转，但必须要有求援国优质资产的抵押。可以要求以求援国的资源或国有资产作为抵押，或者用技术和其它资产做抵押，以保证中国的外汇投资充分安全。如希腊的海洋运输产业，即为非常有效的抵押资产。
中国一直是国际社会支持欧洲克服危机的积极参与者。中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与欧盟扩大合作，包括扩大从欧盟进口，探讨加强对欧投资的途径。
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普遍面临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困难。出于恢复经济和增加就业的需要，这些国家都欢迎外国企业投资当地金融业、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我国企业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可考虑对西班牙的风能产业、意大利的时装皮革产业和希腊的海运产业等进行投资。
欧盟企业的特点是小而专，不少中小企业有自己独到的专长。所以中方对欧洲投资应特别注意研究资金短缺但有独到技术的欧洲名优企業、中小企业。
中国企业集中大量进入欧洲，特别是个别企业不计成本收购欧方高端技术的行为，已引起欧方的警觉，欧盟政客和舆论针对我国的投资保护主义言论时有出现。巴西在欧洲的投资是中国对欧洲投资的10倍，南非对欧洲投资也比中国多，委内瑞拉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但没有人怀疑这些国家要‘占领’或‘吃掉’欧洲。因此我对欧“走出去”应该采取少说多做的策略，打消对方的顾虑，促进共同发展。
记者：汪先生，您的谈话使我们对欧债危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使我们认识到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救援政策，并表示将继续参与国际救助活动。对欧债危机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是我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姿态、开拓国际战略新空间的关键举措。这对于改善我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塑造未来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