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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所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学，正是一所不断忧虑和看到自己危险的大学，没有这种忧虑可能就成不了优秀的大学。大学忧虑包括外部环境和自身两方面的原因。大学不是商业机构，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军事机构，大学就是大学自己。大学忧虑社会环境的同时，要始终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什么是大学决不能做的”。那些大学所忧虑的事项或者对象，正是大学忧虑的原由。当忧虑的大学不再忧虑时，大学已不再是大学；当忧虑的民族不再忧虑了的时候，民族的灾难正在降临在头上。当人民可以自由地嘻笑怒骂之时，当大学可以自由地表达之时，真正灿烂的文化亦必形成和发展，大学谓之大学，民族谓之兴旺发达。
[关键词]哈佛；大学；忧虑；危机；博克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1)02-0108-04
博克校长《在哈佛350周年(1636～1986)校庆的讲话》，我至少读过五遍了，现在再回过头来读，依然有不少新的感受。
哈佛350年，博克那时任校长也已15年，他本可以在这个讲话中来说说他的政绩，但他一字未提；他更可以大谈而特谈350年来哈佛出了多少名人和大师，出现了多少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培养了多少位总统和国务卿，但是，对于这一切他也只字未提。让我们还作具体一点分析。
一、忧虑的大学
这篇讲话翻译成中文约70000字，共35个自然段落。这35个段落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叙说过去的过错、问题，是在叙说现在的危险、忧虑，以及过去和现在遇到的困难和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
这一类叙说是从头到尾贯穿全篇讲话的，“危险”一词出现了五次，“威胁”、“担忧”、“困难”、“问题”一类的词出现了十余次。
第一段在只用了约130个字来对“诸位光临”校庆的来宾们表示欢迎和感谢之后，第二段立即开始回忆哈佛经历过的“严重的过错”。
全篇讲话没有叙说哈佛取得了哪些成就，这是用极为简洁的语言在两三个段落里赞扬了学校所处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环境和体制以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
在说到未来时，博克校长更没有那种说教式的数列：一要怎么样，二要怎么样没有这一类的套话。他关于未来的基本目的，自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引用了前校长洛厄尔的一段话，也不到两百字，并以此作为结束。
博克的这样一段话也许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心神不定地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本能地感到一阵一阵的疼痛我们的第二天性使我们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并且，不仅是忧虑，还要真正去“寻找使我们忧虑的根源”。
这些事实让我们看到，这一切并不是多愁善感，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在欢庆之时立即拒绝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停滞不前。也许这才是一所成熟的大学，一所真正的大学，一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大学。
哈佛告诉我们，一所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学，正是一所不断忧虑和看到自己危险的大学，乃至没有这种忧虑可能就成不了优秀的大学。有这样几个因果关系：
——因为有成就而感到兴高采烈；
——因为有成就而感到危机依在；
——因为深感忧虑而取得更大成就；
——因为成就更大而有更多担忧
哈佛实际特别关注的是这四个因果关系中的后三个，它成就非凡，却不断忧虑着。
如果说只要多多忧虑就必能成就多多，那么我们就都去忧虑吧，天天忧虑也无妨。可是，这种忧虑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这是真实的、虔诚的忧虑；第二，这是与取得成就相伴随的忧虑(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何尝会没有忧虑呢)；第三，切实地明白这个忧虑的根源和必要性。这才是成功者的忧虑，忧虑的成功者。
哈佛是世界顶尖的大学，却也是忧虑的大学。博克的讲话能够让我们看到此中的逻辑关系。
二、大学的忧虑
大学忧虑些什么呢?厂家忧虑自己产品的销路，商人忧虑市场的兴衰，运动员忧虑自己可能的伤病，歌唱家忧虑辛辣食物对喉咙的刺激，大学忧虑什么呢?博克校长的讲话也提供了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范例。
这种忧虑不外乎是内部和外部的两方面。
对于外部，大学忧虑的是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
这个外部既包括政府，又包括非政府机构的校外集团的影响。
一方面，“令人忧虑的变化是，政府的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所有这些规定都出于很好的动机，大多数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还要走多远”。
另一方面，“校外集团经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科研工作，那么它也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常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作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的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
尤其是掌握资金的机构和个人对大学的影响更值得注意。学校既然“必须更加机敏地从政府和个人手中得到资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将试图把自由、安全的学术工作同风险较多、性质较为低下却有较多金钱和较高知名度的工作结合起来”。“对此也确有理由感到忧虑。在一个学者的知识如此专门化，又如此依靠外界的承认和支持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同时忠诚于大学、职业和提供给他们资金的势力。当这些相互抵触的压力增长时，教员们将更难以摆脱周围社会的影响”。
实际上，外部影响总还是通过内部而起作用的。因而，关键还在于大学自身。故而，大学忧虑到社会环境是必要的，但最终还是要特别忧虑到自身来。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不是也有办得更好和办得更差的大学吗?
大学始终要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同时也“必须准确地知道什么是大学决不能做的”。
不只是看到大学怎样活动着，而且要看到自己大学眼下的活力怎么样。大学“在其富有活力的时候是很少会毁灭的，而缺乏活力的学校则是在自寻灭亡”。
大学在忧虑之时总是要多看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是要密切关注已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关注已经历过的危险和还可能出现的危险。“哈佛和其它一些有类似情况的大学处于一种50年前他们的前任无法想象的危险境地”。这就是处于全盛时期的哈佛对自身的忧思。
博克显然是忧虑的哈佛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就是这样说着的：“我在哈佛的这些年里，从没有看见一个学校像我们现在这样关心走下坡路的危险”。
三、忧虑的原由
大学为什么忧虑呢?因为危险存在着。
危险为什么存在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利·危险存在着呢?
清除原因的存在，危险不就不再存在了吗?清解原因，从化解原由开始，是正式面对危险所首先要做的。
这些原由的存在是必然的吗?很难说是必然的，但必定是可能的。 那些大学所忧虑的事项或对象，同时也是大学忧虑的原由。
历史是一面镜子，曾经就“有多少学院在它们的全盛时期种下了日后衰退的种子”。
预防需要从预想开始。“诱使未来政府颁发新的规定的可能性依然大量存在”，“而规章制度则意味着千遍一律、中央计划和官僚控制。我们头上的规定越多，我们周围一直是很好的环境变为严重阻碍国内外兄弟院校发展的那种危险就越大”。
以上历史的、从外界来的问题和困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也还有一般发展中出现的困难。“由于大学在其性质上是无政府的，并由于授予教授以自主权而昌盛，因而新的学科不断出现，旧的科目依然保持着，学校的扩大因此不可阻挡。随着这个进程的不断继续，大学变得更难管理”。
真正的危险和更值得担忧的是，“对大学本来目的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需的基本条件认识错误”。实际上，根本的问题正在于是否弄明白了：大学是什么?大学不是什么?
因此要“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用强力推行自己的社会公正观点的军事机关”，大学不是商业机构，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军事机构，大学就是大学自己。
事实上，“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批判性决定的人”；“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真理”；“只有教育能同时达到发展智能、启发新的兴趣、树立志向、提出重要问题、加强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这些，才是大学给予学生的真正贡献”。
为了这些，大学“必须竭尽全力抵抗那些迫使我们偏离正确轨道的压力”。让大学始终是大学自己。
四、结束语
不仅中国，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的大学，无不赞赏哈佛，无不注意它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学术成就、一流的管理。然而，有多少人注意到哈佛的忧虑?有多少人注意到哈佛还是一所时刻检讨着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少吗?中国的大学需要去忧虑的危险还少吗?尽管成就十分有限，但是，在那些逢五逢十的小庆大庆纪念会上，不都是在唱着赞美诗、都是在歌颂已有的辉煌吗?这与已有巨大成就而继续念叨着忧郁曲、敲打着鸣的警钟的哈佛，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啊!
与别人相比，我们不只是水平高低的差距，而且还有清醒的忧虑和盲目的称颂之间的差距。
什么人最需要为自己唱赞美曲?什么人最需要低吟忧虑之歌?这个问题难道不好回答吗?
什么样的机构喜欢歌功颂德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什么样的机构最能自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最能自觉地检讨过去和忧患未来?这样一些不同的机构在哪里?这个问题不也是清楚的吗?
中国的大学啊，回首吧，忧心吧，检讨吧，忏悔吧；为自己伟大的民族，也为着自己成为真正的大学，从那个莺歌燕舞的幻境中醒来吧!
中国知识分子本有着自己优良的传统，这个优良传统之中就包括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这种意识的写照。中国知识分子是把民族的忧患担当在自己肩上的。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之一田汉所写下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句，一直伴随着我们；而另一位年轻知识分子杰出代表聂耳将其谱写为悲壮的乐曲，并成了我们的国歌。忧患警示我们，不也鼓舞着我们吗?
然而，又是田汉在那个“史无前例”年代里的悲惨遭遇足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段难以回首的历程。在那个只容许歌功颂德的岁月里，发表忧虑的言辞会遭到灭顶之灾。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大学作为大学的那些为民族而忧虑的可贵品格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其实，这才是真正置我们的民族于危险境地了。到1976年前夜，中国已处于崩溃的边沿，这就是历史写下的逻辑。
1978年中国又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承继我们曾有的优良传统，从根本上摆脱那个不幸年代加在知识分子和大学身上的枷锁，依然是新世纪大学的一项职责。苦难的中国走向真正的繁荣民主，需要忧虑的知识分子，需要忧虑的大学，这不也是大学崇高的历史使命吗?
即使是我们迎来了一个繁荣的中国，就不需要忧患了吗?不知道忧患就不会奋起，不知道忧患在哪里，就不知道在哪里奋起。忧患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品格。大学尤其需要这种品格，于自己，于自己的民族，都是绝对需要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文化。一些人喜欢评功摆好，好大喜功，又有一些人喜欢歌功颂德，这样，似乎总是歌舞升平。
有没有缺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失误?但是，那是“个别的”、“少数的”、“暂时的”、“前进中的”、“发展中的”，那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看问题要看主流”，“瑕不掩瑜”嘛!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人们几乎不再敢忧虑了，不再敢说存在的问题，更不再敢指出错误了。否则，那就叫做“否定大好形势”、“否定××××的优越性”、“否定×的领导”。但仍有“忧虑者”，仍有“否定者”，于是，就有了右派分子，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于上世纪60年代的那段大饥荒，对于稍后一点的那场大动荡、大破坏，即使人们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和忧虑，但是四处听到的仍然是“一派大好形势”、“一片莺歌燕舞”。一个是真实的忧虑的中国，一个是虚幻的喜庆的中国。这就是那个奇异年代的文化现象。
当然，那时候忧虑的大学也不再敢忧虑了。有些人默不作声了，有些人痛苦地说着违心的话，也有些人有了钻营的机会。
实际上，历史已经证明，当忧虑的大学不再忧虑了的时候，大学已不再是大学；当忧虑的民族不再忧虑了的时候，民族的灾难正在降临到头上。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确信，当人民可以自由地嘻笑怒骂之时，当大学可以自由地表达之时，我们将不再盲目，那种奇异的现象就会改变，真正灿烂的文化亦必形成和发展，大学谓之日大学，民族谓之日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 黄建新)
[关键词]哈佛；大学；忧虑；危机；博克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1)02-0108-04
博克校长《在哈佛350周年(1636～1986)校庆的讲话》，我至少读过五遍了，现在再回过头来读，依然有不少新的感受。
哈佛350年，博克那时任校长也已15年，他本可以在这个讲话中来说说他的政绩，但他一字未提；他更可以大谈而特谈350年来哈佛出了多少名人和大师，出现了多少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培养了多少位总统和国务卿，但是，对于这一切他也只字未提。让我们还作具体一点分析。
一、忧虑的大学
这篇讲话翻译成中文约70000字，共35个自然段落。这35个段落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叙说过去的过错、问题，是在叙说现在的危险、忧虑，以及过去和现在遇到的困难和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
这一类叙说是从头到尾贯穿全篇讲话的，“危险”一词出现了五次，“威胁”、“担忧”、“困难”、“问题”一类的词出现了十余次。
第一段在只用了约130个字来对“诸位光临”校庆的来宾们表示欢迎和感谢之后，第二段立即开始回忆哈佛经历过的“严重的过错”。
全篇讲话没有叙说哈佛取得了哪些成就，这是用极为简洁的语言在两三个段落里赞扬了学校所处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环境和体制以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
在说到未来时，博克校长更没有那种说教式的数列：一要怎么样，二要怎么样没有这一类的套话。他关于未来的基本目的，自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引用了前校长洛厄尔的一段话，也不到两百字，并以此作为结束。
博克的这样一段话也许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心神不定地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本能地感到一阵一阵的疼痛我们的第二天性使我们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并且，不仅是忧虑，还要真正去“寻找使我们忧虑的根源”。
这些事实让我们看到，这一切并不是多愁善感，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在欢庆之时立即拒绝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停滞不前。也许这才是一所成熟的大学，一所真正的大学，一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大学。
哈佛告诉我们，一所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学，正是一所不断忧虑和看到自己危险的大学，乃至没有这种忧虑可能就成不了优秀的大学。有这样几个因果关系：
——因为有成就而感到兴高采烈；
——因为有成就而感到危机依在；
——因为深感忧虑而取得更大成就；
——因为成就更大而有更多担忧
哈佛实际特别关注的是这四个因果关系中的后三个，它成就非凡，却不断忧虑着。
如果说只要多多忧虑就必能成就多多，那么我们就都去忧虑吧，天天忧虑也无妨。可是，这种忧虑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这是真实的、虔诚的忧虑；第二，这是与取得成就相伴随的忧虑(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何尝会没有忧虑呢)；第三，切实地明白这个忧虑的根源和必要性。这才是成功者的忧虑，忧虑的成功者。
哈佛是世界顶尖的大学，却也是忧虑的大学。博克的讲话能够让我们看到此中的逻辑关系。
二、大学的忧虑
大学忧虑些什么呢?厂家忧虑自己产品的销路，商人忧虑市场的兴衰，运动员忧虑自己可能的伤病，歌唱家忧虑辛辣食物对喉咙的刺激，大学忧虑什么呢?博克校长的讲话也提供了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范例。
这种忧虑不外乎是内部和外部的两方面。
对于外部，大学忧虑的是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
这个外部既包括政府，又包括非政府机构的校外集团的影响。
一方面，“令人忧虑的变化是，政府的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所有这些规定都出于很好的动机，大多数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还要走多远”。
另一方面，“校外集团经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科研工作，那么它也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常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作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的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
尤其是掌握资金的机构和个人对大学的影响更值得注意。学校既然“必须更加机敏地从政府和个人手中得到资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将试图把自由、安全的学术工作同风险较多、性质较为低下却有较多金钱和较高知名度的工作结合起来”。“对此也确有理由感到忧虑。在一个学者的知识如此专门化，又如此依靠外界的承认和支持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同时忠诚于大学、职业和提供给他们资金的势力。当这些相互抵触的压力增长时，教员们将更难以摆脱周围社会的影响”。
实际上，外部影响总还是通过内部而起作用的。因而，关键还在于大学自身。故而，大学忧虑到社会环境是必要的，但最终还是要特别忧虑到自身来。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不是也有办得更好和办得更差的大学吗?
大学始终要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同时也“必须准确地知道什么是大学决不能做的”。
不只是看到大学怎样活动着，而且要看到自己大学眼下的活力怎么样。大学“在其富有活力的时候是很少会毁灭的，而缺乏活力的学校则是在自寻灭亡”。
大学在忧虑之时总是要多看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是要密切关注已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关注已经历过的危险和还可能出现的危险。“哈佛和其它一些有类似情况的大学处于一种50年前他们的前任无法想象的危险境地”。这就是处于全盛时期的哈佛对自身的忧思。
博克显然是忧虑的哈佛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就是这样说着的：“我在哈佛的这些年里，从没有看见一个学校像我们现在这样关心走下坡路的危险”。
三、忧虑的原由
大学为什么忧虑呢?因为危险存在着。
危险为什么存在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利·危险存在着呢?
清除原因的存在，危险不就不再存在了吗?清解原因，从化解原由开始，是正式面对危险所首先要做的。
这些原由的存在是必然的吗?很难说是必然的，但必定是可能的。 那些大学所忧虑的事项或对象，同时也是大学忧虑的原由。
历史是一面镜子，曾经就“有多少学院在它们的全盛时期种下了日后衰退的种子”。
预防需要从预想开始。“诱使未来政府颁发新的规定的可能性依然大量存在”，“而规章制度则意味着千遍一律、中央计划和官僚控制。我们头上的规定越多，我们周围一直是很好的环境变为严重阻碍国内外兄弟院校发展的那种危险就越大”。
以上历史的、从外界来的问题和困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也还有一般发展中出现的困难。“由于大学在其性质上是无政府的，并由于授予教授以自主权而昌盛，因而新的学科不断出现，旧的科目依然保持着，学校的扩大因此不可阻挡。随着这个进程的不断继续，大学变得更难管理”。
真正的危险和更值得担忧的是，“对大学本来目的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需的基本条件认识错误”。实际上，根本的问题正在于是否弄明白了：大学是什么?大学不是什么?
因此要“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用强力推行自己的社会公正观点的军事机关”，大学不是商业机构，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军事机构，大学就是大学自己。
事实上，“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批判性决定的人”；“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真理”；“只有教育能同时达到发展智能、启发新的兴趣、树立志向、提出重要问题、加强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这些，才是大学给予学生的真正贡献”。
为了这些，大学“必须竭尽全力抵抗那些迫使我们偏离正确轨道的压力”。让大学始终是大学自己。
四、结束语
不仅中国，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的大学，无不赞赏哈佛，无不注意它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学术成就、一流的管理。然而，有多少人注意到哈佛的忧虑?有多少人注意到哈佛还是一所时刻检讨着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少吗?中国的大学需要去忧虑的危险还少吗?尽管成就十分有限，但是，在那些逢五逢十的小庆大庆纪念会上，不都是在唱着赞美诗、都是在歌颂已有的辉煌吗?这与已有巨大成就而继续念叨着忧郁曲、敲打着鸣的警钟的哈佛，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啊!
与别人相比，我们不只是水平高低的差距，而且还有清醒的忧虑和盲目的称颂之间的差距。
什么人最需要为自己唱赞美曲?什么人最需要低吟忧虑之歌?这个问题难道不好回答吗?
什么样的机构喜欢歌功颂德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什么样的机构最能自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最能自觉地检讨过去和忧患未来?这样一些不同的机构在哪里?这个问题不也是清楚的吗?
中国的大学啊，回首吧，忧心吧，检讨吧，忏悔吧；为自己伟大的民族，也为着自己成为真正的大学，从那个莺歌燕舞的幻境中醒来吧!
中国知识分子本有着自己优良的传统，这个优良传统之中就包括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这种意识的写照。中国知识分子是把民族的忧患担当在自己肩上的。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之一田汉所写下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句，一直伴随着我们；而另一位年轻知识分子杰出代表聂耳将其谱写为悲壮的乐曲，并成了我们的国歌。忧患警示我们，不也鼓舞着我们吗?
然而，又是田汉在那个“史无前例”年代里的悲惨遭遇足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段难以回首的历程。在那个只容许歌功颂德的岁月里，发表忧虑的言辞会遭到灭顶之灾。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大学作为大学的那些为民族而忧虑的可贵品格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其实，这才是真正置我们的民族于危险境地了。到1976年前夜，中国已处于崩溃的边沿，这就是历史写下的逻辑。
1978年中国又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承继我们曾有的优良传统，从根本上摆脱那个不幸年代加在知识分子和大学身上的枷锁，依然是新世纪大学的一项职责。苦难的中国走向真正的繁荣民主，需要忧虑的知识分子，需要忧虑的大学，这不也是大学崇高的历史使命吗?
即使是我们迎来了一个繁荣的中国，就不需要忧患了吗?不知道忧患就不会奋起，不知道忧患在哪里，就不知道在哪里奋起。忧患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品格。大学尤其需要这种品格，于自己，于自己的民族，都是绝对需要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文化。一些人喜欢评功摆好，好大喜功，又有一些人喜欢歌功颂德，这样，似乎总是歌舞升平。
有没有缺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失误?但是，那是“个别的”、“少数的”、“暂时的”、“前进中的”、“发展中的”，那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看问题要看主流”，“瑕不掩瑜”嘛!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人们几乎不再敢忧虑了，不再敢说存在的问题，更不再敢指出错误了。否则，那就叫做“否定大好形势”、“否定××××的优越性”、“否定×的领导”。但仍有“忧虑者”，仍有“否定者”，于是，就有了右派分子，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于上世纪60年代的那段大饥荒，对于稍后一点的那场大动荡、大破坏，即使人们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和忧虑，但是四处听到的仍然是“一派大好形势”、“一片莺歌燕舞”。一个是真实的忧虑的中国，一个是虚幻的喜庆的中国。这就是那个奇异年代的文化现象。
当然，那时候忧虑的大学也不再敢忧虑了。有些人默不作声了，有些人痛苦地说着违心的话，也有些人有了钻营的机会。
实际上，历史已经证明，当忧虑的大学不再忧虑了的时候，大学已不再是大学；当忧虑的民族不再忧虑了的时候，民族的灾难正在降临到头上。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确信，当人民可以自由地嘻笑怒骂之时，当大学可以自由地表达之时，我们将不再盲目，那种奇异的现象就会改变，真正灿烂的文化亦必形成和发展，大学谓之日大学，民族谓之日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