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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殿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校刊负责人曹文埴《奏折》有详确记录。浙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学政阮元有《跋》为证。浙本的底本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四库馆写本，殿本的底本是乾隆六十年的纪昀修订“完竣”稿本。可见，学界流行的“浙本翻刻殿本”论毫无根据，浙本与殿本一先一后，互有短长。确认殿本刊竣年月，认请浙本早于殿本，可以为《总目》的校勘、探讨《总目》撰著修改全过程以及厘清《总目》传播史上的版本源流提供重要参照。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浙本；殿本；考实
[中图分类号]Z12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1—0104—06
乾隆六十年(1795)，《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有两个刻本问世。一个是浙江刻本，简 称浙本、杭本、杭州小字本，亦有人误称作“扬州本”或“扬州小字本”；另一个是北京武英殿刻本，简 称殿本，亦有人误称为“聚珍本”。从乾隆六十年到现在，两百多年间，《总目》有二十几个版本，分 别源白浙本和殿本。这两个最早的刻本几乎同时问世，孰先孰后，本是关乎排序的小事。可是，近 一百年来，学界流行“浙本据殿本翻刻”假说，大有弄假成真之势。因此，考实两个版本的刊竣年月， 不仅关乎目录排序，而且关系到《总目}的校勘乃至传播史之大局，并非小事一桩。
一、殿本刊竣刷印装潢“恭呈御览”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武英殿刊竣《总目》的年月大致有5种说法：{1)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首见于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编印《故宫所藏殿本书目》卷二著录，1936年陶湘辑印《武进陶氏书目丛刊，清代殿版书目》 沿袭之。中华书局1965年6月影印浙本《总目》时在《出版说明》中称：“据现在所知，《总目》在乾隆 五十四年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中华书局在1997年1月排印殿本《总目》时亦称：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完成之后，于清乾隆五十四年由武英殿首次刊印，是为殿本。”(2)大概是在乾 隆五十五年(1790)。见台北《故宫季刊》第17卷第2期载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3)乾 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之间(1790－1794)。见洪业《四库全书总目引得•序》，t931年燕京大学引得 编纂处排印本。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1937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 发行)沿袭之。(4)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八年秋冬之间，最晚不过这一年的冬季(1793)。见王重民《论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及《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吉林省图书馆 学会会刊》1981年第1期)。1999年5月，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其《整理说明》称殿本在“五十八年 秋冬之间刻成”。(5)乾隆六十年(1795)。见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殿本之《弁言》(1983)。
前四说或云“大概”如何，或言之凿凿。“大概”云云者，表明只是根据部分学术现象作出的推测 之辞，留有余地；而言之凿凿者，却全无证据。第五说年份不误，可惜未能举证，误说照旧流行。笔 者于18年前前往北京图书馆时，在普通书库见到四部武英殿原刊原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 卷首4卷，每部120册，纸幅极宽大，但却无刊刻年月之记录，连“武英殿”三字也不见踪影。由此可 知关于殿本刊印年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不同说法，“大约”、“大概”之类用语，透露着研究者的无 奈。当然，“浙本翻刻殿本”假说的先人为主，驱使学者们必须把殿本锁定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前，因 为浙本刊竣于乾隆六十年是毫无疑义的。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弁言》承认殿本刊竣于乾隆六十 年，却隐掉了月份，这实在又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也是“浙奉翻刻殿本”假说的信从者。
其实，一个物品完全没有岁月痕迹是不太可能的，图书亦不例外。当年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古籍 部阅览室仔细翻阅《总目》，还是觉察到不少蛛丝马迹。例如：卷八二《八旬万寿盛典》(120卷)提要 云：“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学士阿桂等奏请纂修，五十七年十月告成。”卷一九○《钦定千叟宴诗》 (36卷)提要云：“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这样的内证，足以将上述五种说法中的第一、第二两种说 法彻底推翻。再如卷三著录《周易集说》40卷、《读易举要》4卷，卷一二一著录《书斋夜话》4卷， 卷一二七著录《月下偶谈》1卷，卷一四六著录《周易参同契发挥》3卷及《释疑》1卷、《易外别传》1 卷、《席上腐谈》2卷，卷一四七著录《阴符经注》1卷、《元学正宗》2卷、《炉火鉴戒录》1卷，以上10种 皆为宋、元之际吴县学者俞琰所著，《提要》皆作“俞琰撰”，“琰”宇缺末笔。卷五七《名臣碑传琬琰 集》170卷、卷六○《梅虚先生别录》2卷为“明李日华、郑琰同撰”，“琰”字亦缺末笔。上述现象应该 被视作有意避嘉庆皇帝(颐琰)名讳之举措。《四库全书》内全本缮写《名臣碑传琬琰集》及俞琰著作 七种，“琰”字皆不缺笔。显然，殿本《总目》刊竣刷印之时始将“琰”字末笔铲掉。这样的内证，不仅 将上述说法中的前四说全部推翻，对第五说亦构成挑战。
1997年7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公世，内有宫中朱批乾隆六十年十 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书、办理《四库全书》副总裁曹文埴的奏折。奏折云：“臣曹文埴谨奏，为刊刻 《四库全书总目》竣工，敬谨刷印装潢，恭呈御览事。臣窃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 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鉴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 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 个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现交武英殿收贮。再， 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饬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 阁分贮。查是书便于翻阅，欲得之人自多，亦应听武英殿总裁照向办官书之例，集工刷印，发交京城 各书坊领售，俾得家有其书，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艺林之至意。伏祈睿鉴。谨奏。朱批：知道 了。”这道奏折向乾隆皇帝禀报殿本《总目》的刊刻经过、竣工刷印装潢时间、刷印数量及 其具体用项，作为武英殿刊刻《总目》的第一责任人，曹文埴的报告应该是可信的，“每部十六函，共 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可见有实物在案，曹文埴不可能虚应故事。据此，我们可以确认：殿本《总 目》刊竣刷印装潢、呈送御览的具体时间是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既然是乾隆朝刻印装潢， 书中避嘉庆名讳，又当如何解释呢?历史上，爱新觉罗•颐琰实际掌握皇权的时间要早于嘉庆元年 (1796)。《清史稿》卷一五《高宗本纪》记载：乾隆六十年“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 公、大臣等人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明年为嗣皇帝元年”。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立太子，倒更像是立“皇帝”，只不过暂缓三个月而已。85岁的老皇帝弘历公开宣示交权给35 岁的颐琰，貌似“禅位”，实则是被迫无奈，“耄期倦勤，蔽于权倬，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太息焉”。 宫廷政治的实际运作情形，比史家的描述要严酷得多。乾隆的“九月宣示”，实际是承认失败，退人 冷宫，而三个月的暂缓条件，丝毫也不能阻止“太子”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殿本《总目》此时刊成，身 任太子太保的曹文埴避“太子”名讳，可谓识时得体之举。这就是《钦定四库全书》中的“琰”字在乾 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刊刻竣工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统统铲掉末笔的原因所在，也是文渊阁 《四库全书》中的殿本《总目》既钤“乾隆御览之宝”，又避嘉庆名讳的奥妙之所在。
二、浙本早于殿本，“浙本翻刻殿本”论根本不能成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翻刻殿本《总目》。主持校刊的傅以礼发现，殿本与浙本“所 载不尽相符，或此有而彼遗，或彼有而此阙，而卷数之多寡，字句之详略，更无论已”。傅氏臆测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总目》是殿本，但浙本既据以校刊，“亦应无不吻合”。面对差异殊多的状 况，傅氏感到困惑。他在《校刊殿本{总目)跋》中说：“曾偕孙鹾尹星华，拟共荟萃细绎，胪叙异同，为 校勘记，以兹事体大，未容草草卒业，谨先据浙本增入《谕旨》一道，乃乾隆五十五年所颁者…… 《表》尾偶缺诸臣职名，并依浙本补镌，即此亦足为各本互异之一证焉。”傅以礼的失误是想当然地设 定文澜阁藏的是殿本，由此推理，浙本“当然”是“翻刻殿本”。但是当他面对两本《总目》中实质性的 差异，却没有强作解人，而是作《校勘记》，并且积极吸收浙本的内容，增人广雅书局翻刻的殿本《总 目》之中。傅以礼之后的百余年间，研究者则没有这份耐心，他们视“浙本据殿本翻刻”为捷径，递相 传述。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浙本《总目》，该局影印组在《出版说明》中断言“浙本据殿本重刻，校 正了殿本的不少错误”。1997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殿本(整理本)，坚持“浙江官府根据杭州文澜 阁所藏殿本重刻”之立场(见《整理凡例》)。事实上，这也是整个20世纪版本目录学界的主流观点。
浙本《总目》果真是“据殿本重刻”吗?回答是否定的。浙本卷末刊有阮元《跋》，对刊刻过程有 具体之记述。文中说：“四库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览，而《提要》一书，实备载时地姓名及作书大 旨，承学之土，抄录尤勤，毫楮丛集，求者不给。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谢启昆、署按察使 司臣秦瀛、都转盐运使司臣阿林保，请于巡抚兼署盐政臣吉庆，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贡 生沈青、生员沈凤楼等，咸愿输资，鸠工蒇事，以广流传。六十年，工竣。学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渊 阁事，又籍隶扬州，扬州大观堂所建阁曰文汇，在镇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见江淮人士，瞻阅二阁，感恩 被教，忻幸难名。兹复奉命视学两浙，得仰瞻文澜阁于杭州之西湖，而是书适刊成。士林传播，家有 一编，由此得以津逮全书，广所未见，文治涵濡，欢腾海宇，宁有既欤!臣是以敬述东南学人欢忭感 激微忱，识于简末，以仰颂皇上教育之恩于万一云尔。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学政臣阮元恭纪。”
阮元于乾隆五十六年五月端午日奉旨补授詹事府詹事，又奉旨补文渊阁直阁事；乾隆五十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奉旨放山东学政，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调任浙江学政，十月初三日交印启 程，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初六日接印。乾隆五十九年浙扛“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土人”，至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初阮元到任之日，“是书适刊成”。我们可据此第一手文献记载把浙本刊版完成 的时间定格在乾隆六十年十月。一个多月之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曹文埴刊竣刷印装潢殿 本一百部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试问：浙江人是何方神圣，怎么可能在乾隆五十九年就得到殿 本，并且在皇帝“御览”之前已经翻刻“工竣”?阮元又是何等胆量，竟把“土林传播，家有一编”的历 史功绩归之于浙本，却只字不提皇帝身边的武英殿本?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殿本刊成在浙本之后，是 谢启昆等“恭发”的“文澜阁藏本”，不是武英殿校刊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卷首4卷，而是四 库馆写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卷首1卷，于乾隆五十八年颁发至文澜阁，计125册，封面分四 种色调(经绿、史红、子蓝、集灰)，分置《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之首。浙本依样画葫芦，连 写本的错别字亦照刻，只是将“俞琰”改刻为“俞琬”，卷五七《名臣碑传琬琰集》一条则改刻为“琬 炎”，卷六○《梅虚先生别录》二卷“明李日华、郑琰同撰”一条仍改为“琬”。浙本或改字，或去偏旁， 体例虽不纯，避太子名讳则一。如前所述，乾隆六十年九月以后的三个月，国家政治呈现“皇帝”非 皇帝、“太子”即皇帝的特殊格局。浙本与殿本虽稍有先后，但都是这一特殊时期与最高政治密切关 联的出版物，两个刻本不约而同地避“太子”名讳，堪称时代印记。
浙本与殿本并非源出同一个底本，内容相互关联又互有短长。试举三例以明之：
例(1)《周忠愍奏疏》提要(卷五五)：
(浙本)明周起元撰……明未积习，好以哗讦取名。其奏议大抵客气浮词，无裨实用。起元 诸疏，尚多有关国计民生，非虚矜气节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录其《奏疏》二卷，以遗诗 首附后。
(殿本)明周起元撰……当魏忠贤肆虐之日，国事日非，几几乎毒焰熏天，狂澜泪地，无耻者 从风而靡，代为搏噬，无论已；即嫩然自好者，亦洁身去之而已。起元独与杨、左诸人奋起而婴 其锋，虽率至白骨衔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赖此数十君子知世间有廉耻事，亦不可谓非中流 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传，岂明末台谏，连篇累牍、徒以哗讦取名者所可同日语哉!录 而存之，以表彰忠义之气也。
例(2)《礼白岳记》提要(卷六四)：
(浙本)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虚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自纪其万历庚戌礼神白岳之 事。卷末又题曰“篷栊夜话”，殆是书有二名耶?《因树屋书影》曰：“尝见携李李君实所为《礼白 岳记》，分视之各为一则，合视之共为一记，而诗即连缀于中，分视之则诗，合视之诗亦记也。诗 文照映，使山水神情无所遁于其间，真是合作。今人为游记者，意在谋篇，终难逐境，章法固自 贯串，境地终未分明。且记自记，诗自诗，使读者因记以忆诗，持诗以寻记，笔墨间隔，神情不 属，不数行欠伸欲卧矣。故予以为李公之记，可为今人法也”云云，其推挹甚至。然终不出万历 后纤巧之格，所谓才士之文，非作者之丈也。
(殿本)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虚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自纪其万历庚戌礼神白岳之 事。卷末又题曰“篷栊夜话”，殆是书有二名耶?
例(3)《七颂堂识小录》提要(卷一二三)：
(浙本)国朝刘体仁撰……惟苏轼所书《醉翁亭记》，《因树屋书影》以为出中州士人白麟之 手，高拱误为真迹，勒之于石……
(殿本)国朝刘体仁撰……惟苏轼所书《醉翁亭记》，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误为真迹， 勒之于石……
例(1)《周忠愍奏疏》提要，浙本切入点为“有关国计民生”，旨在总结明季之教训；殿本切入点为 “表彰忠义之气”，旨在为乾隆惩治“贰臣”造势。例(2)《礼白岳记》提要，浙本引用周亮工《因树屋书 影》之评论为主，盛赞才土之文，堪称真正的文学批评；殿本则全部删除，背景是乾隆五十三年十月 二十四日下令“将周亮工所撰各书一概查毁”。例(3)《七颂堂识小录》提要，浙本称引周亮工 《因树屋书影》之说，殿本亦采信之，惟《飞因树屋书影》以为”七字而已。乾隆声色俱厉、磨刀霍霍， 文人们倒还从容，略施小计，瞒天过海，煞是有趣。如果我们把顺序颠倒，回到“浙本翻刻殿本”论， 情形将会难以想像。首先，《周忠愍奏疏》提要，两本大不同，所谓“翻刻”，从何谈起?其次，《七颂堂 识小录》提要，浙江士绅竟敢擅自增入飞因树屋书影》以为”七字，公然标榜禁毁之书；《礼白岳记》提 要更是增引“悖逆”周亮工之长篇大论，此等做派，岂不是自己找死?世上断无这等傻瓜。须知浙 人从“毫楮丛集、求者不给”的现象中敏锐觉察到的是“商机”，于是迅速行动，由民间集资，“恭发文 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土人”。为规避政治风险，只有小心谨慎地遵照文澜阁藏的钤有“乾隆御览之 宝”的“钦定”之本，连错字也不动一个，依样画葫芦，既保险又省事，何乐而不为?至于增避嘉庆名 讳，则透露着浙人的睿智。商业头脑与政治考量的完美结合，从而使浙本成为《总目》传播史上影响 最大的版本，至今口碑载道。可是，它的底本——文澜阁写本在《总目》撰著(含修订删补)过程中的 地位(自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初稿，至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编撰完稿”，到乾 隆六十年纪昀修订“完竣”，历时二十余年)，则被“浙本翻刻殿本”迷雾所遮蔽，学界无问津者。所以 必须认清浙本早于殿本，浙本的底本——文澜阁藏本，更早于殿本的底本——乾隆六十年纪昀修订 “完竣”之本，浙本展现的是乾隆五十七年的《总目》修订面貌，殿本展现的是乾隆六十年的《总目》修 订“完竣”面貌。研究者只有从“浙本翻刻殿本”论之误区走出来，才有可能欣赏殿本的“成熟”精致， 才有可能发现浙奉虽未“熟透”，然而“可爱”，还可能察觉乾隆五十七年的《总目》修订成果在乾隆六 十年纪昀修订“完竣”之本中竟有部分失踪，进而确认浙本与殿本不仅一先一后，而且互有短长、互 相补充，可为《总目》的校勘，为探讨《总目》撰著修改的全过程，为厘清《总目》传播史上的版本源流， 提供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 徐 枫]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浙本；殿本；考实
[中图分类号]Z12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1—0104—06
乾隆六十年(1795)，《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有两个刻本问世。一个是浙江刻本，简 称浙本、杭本、杭州小字本，亦有人误称作“扬州本”或“扬州小字本”；另一个是北京武英殿刻本，简 称殿本，亦有人误称为“聚珍本”。从乾隆六十年到现在，两百多年间，《总目》有二十几个版本，分 别源白浙本和殿本。这两个最早的刻本几乎同时问世，孰先孰后，本是关乎排序的小事。可是，近 一百年来，学界流行“浙本据殿本翻刻”假说，大有弄假成真之势。因此，考实两个版本的刊竣年月， 不仅关乎目录排序，而且关系到《总目}的校勘乃至传播史之大局，并非小事一桩。
一、殿本刊竣刷印装潢“恭呈御览”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武英殿刊竣《总目》的年月大致有5种说法：{1)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首见于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编印《故宫所藏殿本书目》卷二著录，1936年陶湘辑印《武进陶氏书目丛刊，清代殿版书目》 沿袭之。中华书局1965年6月影印浙本《总目》时在《出版说明》中称：“据现在所知，《总目》在乾隆 五十四年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中华书局在1997年1月排印殿本《总目》时亦称：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完成之后，于清乾隆五十四年由武英殿首次刊印，是为殿本。”(2)大概是在乾 隆五十五年(1790)。见台北《故宫季刊》第17卷第2期载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3)乾 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之间(1790－1794)。见洪业《四库全书总目引得•序》，t931年燕京大学引得 编纂处排印本。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1937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 发行)沿袭之。(4)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八年秋冬之间，最晚不过这一年的冬季(1793)。见王重民《论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及《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吉林省图书馆 学会会刊》1981年第1期)。1999年5月，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其《整理说明》称殿本在“五十八年 秋冬之间刻成”。(5)乾隆六十年(1795)。见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殿本之《弁言》(1983)。
前四说或云“大概”如何，或言之凿凿。“大概”云云者，表明只是根据部分学术现象作出的推测 之辞，留有余地；而言之凿凿者，却全无证据。第五说年份不误，可惜未能举证，误说照旧流行。笔 者于18年前前往北京图书馆时，在普通书库见到四部武英殿原刊原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 卷首4卷，每部120册，纸幅极宽大，但却无刊刻年月之记录，连“武英殿”三字也不见踪影。由此可 知关于殿本刊印年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不同说法，“大约”、“大概”之类用语，透露着研究者的无 奈。当然，“浙本翻刻殿本”假说的先人为主，驱使学者们必须把殿本锁定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前，因 为浙本刊竣于乾隆六十年是毫无疑义的。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弁言》承认殿本刊竣于乾隆六十 年，却隐掉了月份，这实在又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也是“浙奉翻刻殿本”假说的信从者。
其实，一个物品完全没有岁月痕迹是不太可能的，图书亦不例外。当年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古籍 部阅览室仔细翻阅《总目》，还是觉察到不少蛛丝马迹。例如：卷八二《八旬万寿盛典》(120卷)提要 云：“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学士阿桂等奏请纂修，五十七年十月告成。”卷一九○《钦定千叟宴诗》 (36卷)提要云：“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这样的内证，足以将上述五种说法中的第一、第二两种说 法彻底推翻。再如卷三著录《周易集说》40卷、《读易举要》4卷，卷一二一著录《书斋夜话》4卷， 卷一二七著录《月下偶谈》1卷，卷一四六著录《周易参同契发挥》3卷及《释疑》1卷、《易外别传》1 卷、《席上腐谈》2卷，卷一四七著录《阴符经注》1卷、《元学正宗》2卷、《炉火鉴戒录》1卷，以上10种 皆为宋、元之际吴县学者俞琰所著，《提要》皆作“俞琰撰”，“琰”宇缺末笔。卷五七《名臣碑传琬琰 集》170卷、卷六○《梅虚先生别录》2卷为“明李日华、郑琰同撰”，“琰”字亦缺末笔。上述现象应该 被视作有意避嘉庆皇帝(颐琰)名讳之举措。《四库全书》内全本缮写《名臣碑传琬琰集》及俞琰著作 七种，“琰”字皆不缺笔。显然，殿本《总目》刊竣刷印之时始将“琰”字末笔铲掉。这样的内证，不仅 将上述说法中的前四说全部推翻，对第五说亦构成挑战。
1997年7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公世，内有宫中朱批乾隆六十年十 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书、办理《四库全书》副总裁曹文埴的奏折。奏折云：“臣曹文埴谨奏，为刊刻 《四库全书总目》竣工，敬谨刷印装潢，恭呈御览事。臣窃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 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鉴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 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 个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现交武英殿收贮。再， 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饬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 阁分贮。查是书便于翻阅，欲得之人自多，亦应听武英殿总裁照向办官书之例，集工刷印，发交京城 各书坊领售，俾得家有其书，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艺林之至意。伏祈睿鉴。谨奏。朱批：知道 了。”这道奏折向乾隆皇帝禀报殿本《总目》的刊刻经过、竣工刷印装潢时间、刷印数量及 其具体用项，作为武英殿刊刻《总目》的第一责任人，曹文埴的报告应该是可信的，“每部十六函，共 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可见有实物在案，曹文埴不可能虚应故事。据此，我们可以确认：殿本《总 目》刊竣刷印装潢、呈送御览的具体时间是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既然是乾隆朝刻印装潢， 书中避嘉庆名讳，又当如何解释呢?历史上，爱新觉罗•颐琰实际掌握皇权的时间要早于嘉庆元年 (1796)。《清史稿》卷一五《高宗本纪》记载：乾隆六十年“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 公、大臣等人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明年为嗣皇帝元年”。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立太子，倒更像是立“皇帝”，只不过暂缓三个月而已。85岁的老皇帝弘历公开宣示交权给35 岁的颐琰，貌似“禅位”，实则是被迫无奈，“耄期倦勤，蔽于权倬，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太息焉”。 宫廷政治的实际运作情形，比史家的描述要严酷得多。乾隆的“九月宣示”，实际是承认失败，退人 冷宫，而三个月的暂缓条件，丝毫也不能阻止“太子”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殿本《总目》此时刊成，身 任太子太保的曹文埴避“太子”名讳，可谓识时得体之举。这就是《钦定四库全书》中的“琰”字在乾 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刊刻竣工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统统铲掉末笔的原因所在，也是文渊阁 《四库全书》中的殿本《总目》既钤“乾隆御览之宝”，又避嘉庆名讳的奥妙之所在。
二、浙本早于殿本，“浙本翻刻殿本”论根本不能成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翻刻殿本《总目》。主持校刊的傅以礼发现，殿本与浙本“所 载不尽相符，或此有而彼遗，或彼有而此阙，而卷数之多寡，字句之详略，更无论已”。傅氏臆测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总目》是殿本，但浙本既据以校刊，“亦应无不吻合”。面对差异殊多的状 况，傅氏感到困惑。他在《校刊殿本{总目)跋》中说：“曾偕孙鹾尹星华，拟共荟萃细绎，胪叙异同，为 校勘记，以兹事体大，未容草草卒业，谨先据浙本增入《谕旨》一道，乃乾隆五十五年所颁者…… 《表》尾偶缺诸臣职名，并依浙本补镌，即此亦足为各本互异之一证焉。”傅以礼的失误是想当然地设 定文澜阁藏的是殿本，由此推理，浙本“当然”是“翻刻殿本”。但是当他面对两本《总目》中实质性的 差异，却没有强作解人，而是作《校勘记》，并且积极吸收浙本的内容，增人广雅书局翻刻的殿本《总 目》之中。傅以礼之后的百余年间，研究者则没有这份耐心，他们视“浙本据殿本翻刻”为捷径，递相 传述。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浙本《总目》，该局影印组在《出版说明》中断言“浙本据殿本重刻，校 正了殿本的不少错误”。1997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殿本(整理本)，坚持“浙江官府根据杭州文澜 阁所藏殿本重刻”之立场(见《整理凡例》)。事实上，这也是整个20世纪版本目录学界的主流观点。
浙本《总目》果真是“据殿本重刻”吗?回答是否定的。浙本卷末刊有阮元《跋》，对刊刻过程有 具体之记述。文中说：“四库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览，而《提要》一书，实备载时地姓名及作书大 旨，承学之土，抄录尤勤，毫楮丛集，求者不给。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谢启昆、署按察使 司臣秦瀛、都转盐运使司臣阿林保，请于巡抚兼署盐政臣吉庆，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贡 生沈青、生员沈凤楼等，咸愿输资，鸠工蒇事，以广流传。六十年，工竣。学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渊 阁事，又籍隶扬州，扬州大观堂所建阁曰文汇，在镇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见江淮人士，瞻阅二阁，感恩 被教，忻幸难名。兹复奉命视学两浙，得仰瞻文澜阁于杭州之西湖，而是书适刊成。士林传播，家有 一编，由此得以津逮全书，广所未见，文治涵濡，欢腾海宇，宁有既欤!臣是以敬述东南学人欢忭感 激微忱，识于简末，以仰颂皇上教育之恩于万一云尔。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学政臣阮元恭纪。”
阮元于乾隆五十六年五月端午日奉旨补授詹事府詹事，又奉旨补文渊阁直阁事；乾隆五十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奉旨放山东学政，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调任浙江学政，十月初三日交印启 程，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初六日接印。乾隆五十九年浙扛“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土人”，至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初阮元到任之日，“是书适刊成”。我们可据此第一手文献记载把浙本刊版完成 的时间定格在乾隆六十年十月。一个多月之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曹文埴刊竣刷印装潢殿 本一百部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试问：浙江人是何方神圣，怎么可能在乾隆五十九年就得到殿 本，并且在皇帝“御览”之前已经翻刻“工竣”?阮元又是何等胆量，竟把“土林传播，家有一编”的历 史功绩归之于浙本，却只字不提皇帝身边的武英殿本?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殿本刊成在浙本之后，是 谢启昆等“恭发”的“文澜阁藏本”，不是武英殿校刊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卷首4卷，而是四 库馆写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卷首1卷，于乾隆五十八年颁发至文澜阁，计125册，封面分四 种色调(经绿、史红、子蓝、集灰)，分置《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之首。浙本依样画葫芦，连 写本的错别字亦照刻，只是将“俞琰”改刻为“俞琬”，卷五七《名臣碑传琬琰集》一条则改刻为“琬 炎”，卷六○《梅虚先生别录》二卷“明李日华、郑琰同撰”一条仍改为“琬”。浙本或改字，或去偏旁， 体例虽不纯，避太子名讳则一。如前所述，乾隆六十年九月以后的三个月，国家政治呈现“皇帝”非 皇帝、“太子”即皇帝的特殊格局。浙本与殿本虽稍有先后，但都是这一特殊时期与最高政治密切关 联的出版物，两个刻本不约而同地避“太子”名讳，堪称时代印记。
浙本与殿本并非源出同一个底本，内容相互关联又互有短长。试举三例以明之：
例(1)《周忠愍奏疏》提要(卷五五)：
(浙本)明周起元撰……明未积习，好以哗讦取名。其奏议大抵客气浮词，无裨实用。起元 诸疏，尚多有关国计民生，非虚矜气节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录其《奏疏》二卷，以遗诗 首附后。
(殿本)明周起元撰……当魏忠贤肆虐之日，国事日非，几几乎毒焰熏天，狂澜泪地，无耻者 从风而靡，代为搏噬，无论已；即嫩然自好者，亦洁身去之而已。起元独与杨、左诸人奋起而婴 其锋，虽率至白骨衔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赖此数十君子知世间有廉耻事，亦不可谓非中流 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传，岂明末台谏，连篇累牍、徒以哗讦取名者所可同日语哉!录 而存之，以表彰忠义之气也。
例(2)《礼白岳记》提要(卷六四)：
(浙本)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虚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自纪其万历庚戌礼神白岳之 事。卷末又题曰“篷栊夜话”，殆是书有二名耶?《因树屋书影》曰：“尝见携李李君实所为《礼白 岳记》，分视之各为一则，合视之共为一记，而诗即连缀于中，分视之则诗，合视之诗亦记也。诗 文照映，使山水神情无所遁于其间，真是合作。今人为游记者，意在谋篇，终难逐境，章法固自 贯串，境地终未分明。且记自记，诗自诗，使读者因记以忆诗，持诗以寻记，笔墨间隔，神情不 属，不数行欠伸欲卧矣。故予以为李公之记，可为今人法也”云云，其推挹甚至。然终不出万历 后纤巧之格，所谓才士之文，非作者之丈也。
(殿本)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虚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自纪其万历庚戌礼神白岳之 事。卷末又题曰“篷栊夜话”，殆是书有二名耶?
例(3)《七颂堂识小录》提要(卷一二三)：
(浙本)国朝刘体仁撰……惟苏轼所书《醉翁亭记》，《因树屋书影》以为出中州士人白麟之 手，高拱误为真迹，勒之于石……
(殿本)国朝刘体仁撰……惟苏轼所书《醉翁亭记》，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误为真迹， 勒之于石……
例(1)《周忠愍奏疏》提要，浙本切入点为“有关国计民生”，旨在总结明季之教训；殿本切入点为 “表彰忠义之气”，旨在为乾隆惩治“贰臣”造势。例(2)《礼白岳记》提要，浙本引用周亮工《因树屋书 影》之评论为主，盛赞才土之文，堪称真正的文学批评；殿本则全部删除，背景是乾隆五十三年十月 二十四日下令“将周亮工所撰各书一概查毁”。例(3)《七颂堂识小录》提要，浙本称引周亮工 《因树屋书影》之说，殿本亦采信之，惟《飞因树屋书影》以为”七字而已。乾隆声色俱厉、磨刀霍霍， 文人们倒还从容，略施小计，瞒天过海，煞是有趣。如果我们把顺序颠倒，回到“浙本翻刻殿本”论， 情形将会难以想像。首先，《周忠愍奏疏》提要，两本大不同，所谓“翻刻”，从何谈起?其次，《七颂堂 识小录》提要，浙江士绅竟敢擅自增入飞因树屋书影》以为”七字，公然标榜禁毁之书；《礼白岳记》提 要更是增引“悖逆”周亮工之长篇大论，此等做派，岂不是自己找死?世上断无这等傻瓜。须知浙 人从“毫楮丛集、求者不给”的现象中敏锐觉察到的是“商机”，于是迅速行动，由民间集资，“恭发文 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土人”。为规避政治风险，只有小心谨慎地遵照文澜阁藏的钤有“乾隆御览之 宝”的“钦定”之本，连错字也不动一个，依样画葫芦，既保险又省事，何乐而不为?至于增避嘉庆名 讳，则透露着浙人的睿智。商业头脑与政治考量的完美结合，从而使浙本成为《总目》传播史上影响 最大的版本，至今口碑载道。可是，它的底本——文澜阁写本在《总目》撰著(含修订删补)过程中的 地位(自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初稿，至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编撰完稿”，到乾 隆六十年纪昀修订“完竣”，历时二十余年)，则被“浙本翻刻殿本”迷雾所遮蔽，学界无问津者。所以 必须认清浙本早于殿本，浙本的底本——文澜阁藏本，更早于殿本的底本——乾隆六十年纪昀修订 “完竣”之本，浙本展现的是乾隆五十七年的《总目》修订面貌，殿本展现的是乾隆六十年的《总目》修 订“完竣”面貌。研究者只有从“浙本翻刻殿本”论之误区走出来，才有可能欣赏殿本的“成熟”精致， 才有可能发现浙奉虽未“熟透”，然而“可爱”，还可能察觉乾隆五十七年的《总目》修订成果在乾隆六 十年纪昀修订“完竣”之本中竟有部分失踪，进而确认浙本与殿本不仅一先一后，而且互有短长、互 相补充，可为《总目》的校勘，为探讨《总目》撰著修改的全过程，为厘清《总目》传播史上的版本源流， 提供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 徐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