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我们上溯韩国的历史,就能够惊奇地发现,“湖南”“岭南”之争,简直就是“百济”“新罗”之争的现代版。湖南地区就是百济的故地,而岭南地区则是新罗的故地。区域的隔膜,影响到当今人们政治理念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分歧。虽然说导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极其复杂的因素。但可以大胆推测的是,当年百济、新罗的分治与对峙,恐怕也多少影响到今天的政治生态形成与嬗变,影响到如今两大地区民众的社会政治理想向往与追求。
韩国的主流学术界,将朝鲜半岛的整个历史梳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青铜时代——古朝鲜(新金属时期、卫满朝鲜、汉的郡县)——诸联盟王国(高句丽、辰国与三韩)——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南北国时期(新罗、渤海)——高丽——朝鲜——韩国。另外还有一种非学术意味更多一些的观点则是以“檀君朝鲜”时期来标记青铜时代和古朝鲜时期。相对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是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那个时期。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大约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上诸多小国与部落经多年的残酷征战,逐渐形成了三个独立国家,北部为高丽,南部偏东为新罗,南部偏西为百济。其中高丽以今天的平壤为其政治统治中心,百济的政治中心在今天韩国的扶余一带,新罗的统治中心则处于今天韩国的东南部庆州。
到了隋唐时期,这三国先后与中原王朝发生直接的纠葛。其兴衰荣辱,多与隋、唐王朝的关系互动有关。隋、唐王朝对三国或征伐或拉拢,纵横捭阖,各个击破。而三国对隋、唐王朝或抗衡或联合,以期在三国争霸兼并中把握主动,赢得胜利。这种古代的“国际关系”博弈上的复杂与激烈,一点不亚于今天。
三国之中,以高丽国土面积最大,军事实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朝建立后,高丽也是桀骜不驯,与唐廷相对峙,泱泱中原王朝面对它的强梁,曾一度束手无策,唐太宗御驾亲征,未讨得便宜。一直要到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统率劲旅,一举踏平高丽,才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的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高丽之所以长期与隋、唐王朝为敌,就“国际关系”原则而言,乃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的。它与隋唐疆域相接壤,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下,它一定是中原王朝打击进攻的目标,而不可能成为交往安抚的对象。形格势禁,这不是它自己所能选择的。
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中原王朝相隔最远,没有面对大国时所感到的沉重压力或紧迫危机,故长时期内与唐王朝保持较为友好的往来,多次遣使入唐,与唐廷建立起相对牢固的朝贡关系。不仅如此,它还巧妙地利用其他两国与唐王朝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扇风点火,借刀杀人,混水摸鱼,打击消弱半岛上的竞争对手,壮大自己,最后实现统一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事实证明,它的战略运筹与操作是十分成功的,即它的战略意图与唐王朝的战略愿景有高度的重合处,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遂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它积极配合唐王朝的战略进攻,充当“为王先驱”的角色,派出军队支援策应唐军,先后攻灭百济、高丽两国,借助唐军的力量,完成了它自己的半岛统一大业。
百济的情况有些特殊,本来它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并未与唐王朝直接相毗邻,不应该成为唐军首选的进攻对象,成了三国中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它由于战略思维的混乱与战略选择的错误,让唐军寻找到首先攻击的藉口,很快亡国。也许是对新罗借助外力致力统一的意图懵然无知,或许是因唐军几度攻打高丽而产生“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预感,百济在唐丽纷争中,表现得比较高调,把注完全下在了高丽这一边。这就为唐军与新罗联合,共同起兵攻伐百济提供了契机。另外,避实击虚,侮亡取乱,也是军事斗争的一条重要原则,唐军在与高丽战略相持过程中,若不能立即歼灭对手,那么,率先打击相对弱势的百济,除高丽之羽翼,绝高丽之奥援,为日后最终平定高丽,也不失为阶段性的高明战略抉择。
惨烈的统一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向百济国王下诏劝和,“……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又恃有高丽作自己的靠山,遂拒绝了唐高宗的“哀的美敦书”。“敬酒不吃吃罚酒”,唐廷遂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新罗也乘机出兵,策应唐军的进攻。唐军兵贵神速,很快兵临百济都城城下,时隔不久,百济都城告陷,唐军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后来,百济的王族与民众还借助倭人今日本国的势力掀起一场复国运动。但人心思定,在刘仁轨统率的留守唐军镇压下,百济的“复国”之梦终于未能圆成。百济,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从历史长河中永远消逝了,其疆土被并入新罗,新罗遂成为朝鲜半岛上“三国演义”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现实中的战争场景,一直比史书的文字记载来得逼真,但也来得残酷。“边亭流血成海水”,“一将功成万骨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百济亡国的悲剧同样惊心动魄,惨绝人寰。有一个血腥而壮烈的情景就是百济国覆灭时的悲惨缩影。“一将军(三忠之一,但不知其中文名字)在大兵压境之时,临危受命,抱着必死之心,斩杀全家老小,带领5000绝地武士抵抗唐军和新罗联军。终因力量悬殊,全军覆没。住在扶余山城宫内的3000宫女和百济女子为保贞节,全部从落花岩跳下,投白马江自尽。”
据韩国历史记载,战士与宫人的鲜血染红了玉带一样环绕山城的白马江,风萧萧,马萧萧,悲歌四起,惨烈已极。后来人们在落花岩上修建了百花亭,以纪念百济女子的高贵和坚贞。
这真是一个揪人心肺的悲痛故事。借用某教授的感慨来表达自己的心绪:“碧澈的蓝天下,青翠的稻田被阳光激发出点点金色光晕,看不到一个人,格外的清静。现在的百济人憾与恨的情绪平复很多了吧,只是古代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了吧?公元六百多年距今很久远了,当看到Video中战场厮杀、横尸遍野、妻离子散的情景,心中还不免升腾着悲愤和凄凉;那么短短70年前的那场战争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战争结束了,人们的生活继续,一派大东亚共荣的局面,但是内心深处还有痛吗?抑或是其他的情绪?”
历史的深远影响
其实,从大历史的视野来观察,朝鲜半岛的三国演义之余波迴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来得深刻与久远。在某种程度上,今天朝鲜半岛的政治生态是当年三国鼎峙的阴晦延续。
高丽之故地上,今天存在的是金正日绝对领导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百济、新罗故地上建立的是大韩民国。
百济、新罗的故地今天虽都在韩国境内,属同一个国家,但政治生态却显然有差异。稍知当代韩国社会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韩国的政治文化由两大板块所组成。一大板块为岭南集团,另一大板块为湖南集团。岭南集团就地域范围而言,以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庆尚北道为主体;湖南集团则以西南部的全罗道为主体。
一般而言,岭南地区人们政治上相对保守、右倾,比较亲近美国,像军人政治时期的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现任总统李明博皆出于这一地区。而湖南地区则是韩国国内左倾势力的大本营,对美国不感冒,对华、对北朝鲜比较友善,民主斗士金大中总统、平民总统卢武铉,均出于这个地区。韩国社会的左、右抗衡,韩国政治的此消彼长,实际上就是“岭南”“湖南”两大区域的博弈较量。
如果我们上溯韩国的历史,就能够惊奇地发现,“湖南”“岭南”之争,简直就是“百济”“新罗”之争的现代版。湖南地区就是百济的故地,而岭南地区则是新罗的故地。区域的隔膜,影响到当今人们政治理念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分歧。虽然说导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极其复杂的因素。但可以大胆推测的是,当年百济、新罗的分治与对峙,恐怕也多少影响到今天的政治生态形成与嬗变,影响到如今两大地区民众的社会政治理想向往与追求。
换言之,历史是人心深处最隐蔽但又最深沉之恸,它总是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定势与行为方式,真可谓:千年易过,历史伤痛的记忆难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韩国的主流学术界,将朝鲜半岛的整个历史梳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青铜时代——古朝鲜(新金属时期、卫满朝鲜、汉的郡县)——诸联盟王国(高句丽、辰国与三韩)——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南北国时期(新罗、渤海)——高丽——朝鲜——韩国。另外还有一种非学术意味更多一些的观点则是以“檀君朝鲜”时期来标记青铜时代和古朝鲜时期。相对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是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那个时期。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大约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上诸多小国与部落经多年的残酷征战,逐渐形成了三个独立国家,北部为高丽,南部偏东为新罗,南部偏西为百济。其中高丽以今天的平壤为其政治统治中心,百济的政治中心在今天韩国的扶余一带,新罗的统治中心则处于今天韩国的东南部庆州。
到了隋唐时期,这三国先后与中原王朝发生直接的纠葛。其兴衰荣辱,多与隋、唐王朝的关系互动有关。隋、唐王朝对三国或征伐或拉拢,纵横捭阖,各个击破。而三国对隋、唐王朝或抗衡或联合,以期在三国争霸兼并中把握主动,赢得胜利。这种古代的“国际关系”博弈上的复杂与激烈,一点不亚于今天。
三国之中,以高丽国土面积最大,军事实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朝建立后,高丽也是桀骜不驯,与唐廷相对峙,泱泱中原王朝面对它的强梁,曾一度束手无策,唐太宗御驾亲征,未讨得便宜。一直要到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统率劲旅,一举踏平高丽,才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的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高丽之所以长期与隋、唐王朝为敌,就“国际关系”原则而言,乃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的。它与隋唐疆域相接壤,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下,它一定是中原王朝打击进攻的目标,而不可能成为交往安抚的对象。形格势禁,这不是它自己所能选择的。
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中原王朝相隔最远,没有面对大国时所感到的沉重压力或紧迫危机,故长时期内与唐王朝保持较为友好的往来,多次遣使入唐,与唐廷建立起相对牢固的朝贡关系。不仅如此,它还巧妙地利用其他两国与唐王朝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扇风点火,借刀杀人,混水摸鱼,打击消弱半岛上的竞争对手,壮大自己,最后实现统一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事实证明,它的战略运筹与操作是十分成功的,即它的战略意图与唐王朝的战略愿景有高度的重合处,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遂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它积极配合唐王朝的战略进攻,充当“为王先驱”的角色,派出军队支援策应唐军,先后攻灭百济、高丽两国,借助唐军的力量,完成了它自己的半岛统一大业。
百济的情况有些特殊,本来它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并未与唐王朝直接相毗邻,不应该成为唐军首选的进攻对象,成了三国中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它由于战略思维的混乱与战略选择的错误,让唐军寻找到首先攻击的藉口,很快亡国。也许是对新罗借助外力致力统一的意图懵然无知,或许是因唐军几度攻打高丽而产生“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预感,百济在唐丽纷争中,表现得比较高调,把注完全下在了高丽这一边。这就为唐军与新罗联合,共同起兵攻伐百济提供了契机。另外,避实击虚,侮亡取乱,也是军事斗争的一条重要原则,唐军在与高丽战略相持过程中,若不能立即歼灭对手,那么,率先打击相对弱势的百济,除高丽之羽翼,绝高丽之奥援,为日后最终平定高丽,也不失为阶段性的高明战略抉择。
惨烈的统一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向百济国王下诏劝和,“……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又恃有高丽作自己的靠山,遂拒绝了唐高宗的“哀的美敦书”。“敬酒不吃吃罚酒”,唐廷遂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新罗也乘机出兵,策应唐军的进攻。唐军兵贵神速,很快兵临百济都城城下,时隔不久,百济都城告陷,唐军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后来,百济的王族与民众还借助倭人今日本国的势力掀起一场复国运动。但人心思定,在刘仁轨统率的留守唐军镇压下,百济的“复国”之梦终于未能圆成。百济,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从历史长河中永远消逝了,其疆土被并入新罗,新罗遂成为朝鲜半岛上“三国演义”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现实中的战争场景,一直比史书的文字记载来得逼真,但也来得残酷。“边亭流血成海水”,“一将功成万骨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百济亡国的悲剧同样惊心动魄,惨绝人寰。有一个血腥而壮烈的情景就是百济国覆灭时的悲惨缩影。“一将军(三忠之一,但不知其中文名字)在大兵压境之时,临危受命,抱着必死之心,斩杀全家老小,带领5000绝地武士抵抗唐军和新罗联军。终因力量悬殊,全军覆没。住在扶余山城宫内的3000宫女和百济女子为保贞节,全部从落花岩跳下,投白马江自尽。”
据韩国历史记载,战士与宫人的鲜血染红了玉带一样环绕山城的白马江,风萧萧,马萧萧,悲歌四起,惨烈已极。后来人们在落花岩上修建了百花亭,以纪念百济女子的高贵和坚贞。
这真是一个揪人心肺的悲痛故事。借用某教授的感慨来表达自己的心绪:“碧澈的蓝天下,青翠的稻田被阳光激发出点点金色光晕,看不到一个人,格外的清静。现在的百济人憾与恨的情绪平复很多了吧,只是古代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了吧?公元六百多年距今很久远了,当看到Video中战场厮杀、横尸遍野、妻离子散的情景,心中还不免升腾着悲愤和凄凉;那么短短70年前的那场战争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战争结束了,人们的生活继续,一派大东亚共荣的局面,但是内心深处还有痛吗?抑或是其他的情绪?”
历史的深远影响
其实,从大历史的视野来观察,朝鲜半岛的三国演义之余波迴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来得深刻与久远。在某种程度上,今天朝鲜半岛的政治生态是当年三国鼎峙的阴晦延续。
高丽之故地上,今天存在的是金正日绝对领导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百济、新罗故地上建立的是大韩民国。
百济、新罗的故地今天虽都在韩国境内,属同一个国家,但政治生态却显然有差异。稍知当代韩国社会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韩国的政治文化由两大板块所组成。一大板块为岭南集团,另一大板块为湖南集团。岭南集团就地域范围而言,以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庆尚北道为主体;湖南集团则以西南部的全罗道为主体。
一般而言,岭南地区人们政治上相对保守、右倾,比较亲近美国,像军人政治时期的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现任总统李明博皆出于这一地区。而湖南地区则是韩国国内左倾势力的大本营,对美国不感冒,对华、对北朝鲜比较友善,民主斗士金大中总统、平民总统卢武铉,均出于这个地区。韩国社会的左、右抗衡,韩国政治的此消彼长,实际上就是“岭南”“湖南”两大区域的博弈较量。
如果我们上溯韩国的历史,就能够惊奇地发现,“湖南”“岭南”之争,简直就是“百济”“新罗”之争的现代版。湖南地区就是百济的故地,而岭南地区则是新罗的故地。区域的隔膜,影响到当今人们政治理念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分歧。虽然说导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极其复杂的因素。但可以大胆推测的是,当年百济、新罗的分治与对峙,恐怕也多少影响到今天的政治生态形成与嬗变,影响到如今两大地区民众的社会政治理想向往与追求。
换言之,历史是人心深处最隐蔽但又最深沉之恸,它总是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定势与行为方式,真可谓:千年易过,历史伤痛的记忆难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