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日本援助中国的防疫物资上所写的“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句引起人们热议。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中国国内疫情趋于平缓，中国投桃报李的时候到了。
　　在中国捐助给其他国家物资的包装箱上，出现了许多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诗句。
　　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人爱写诗赠人，来中国留学的学者也常用汉语写诗（这一现象在日本学者中更为常见），中国古人走出国门，也愿意用诗抒发情感，记录所见所闻。
　　自先秦开始，古代中国就有“诗言志，歌永言”的说法，意为诗是用来表达作者的内心志意，而唱歌则是为了拉长这些语言，使得情感能够充分展现。直到现代，仍被朱自清称为“开山的纲领”。可见，中国古人写诗、唱歌，正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所想。
　　《论语》中曾经记载孔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说明此时很多人已经将读诗视作某种标准。结合孔子曾经编纂《诗经》经历，以及其“尽善尽美”的论述不难发现，这种标准既是关乎某人“君子”与否的道德标准，亦是审美标准。
　　《论语》中还指出了诗“兴观群怨”的作用，既能让写的人、吟唱的人感发自己的内心志意，其他人亦能通过观看、听取一地的诗歌体味这里的风俗（《论语》中有“郑声淫，佞人殆”的说法）。人们在一同吟诗的过程中，可以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待到诗歌广为流传之后，采诗官便可以把这里人们的想法收集起来，报得天子，此为“怨刺上政”。而统治者则通过诗来对百姓进行教化，所谓“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正是此意。
　　可见，这时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是人对自己所见所想的记录和表达，也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互动。而曾经被统治者处以酷刑的司马迁则认为，作诗文者“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知来者”，其在评价屈原之离骚时也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至于魏文帝曹丕，在其表达自己治世思想的文集《典论》中专作《论文》一篇，將文提升到了“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高度。诚然如曹丕所说，年寿总有终结，荣乐随之而止，唯有一人之诗文，方能使其名于后世。这一观点放在曹家三父子身上似乎无比恰当，不论小说如何演绎，但凡懂点诗的人，都能体会到曹操的耿介多气，亦能体会到曹植的飘逸多才。
　　两晋时期的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文学创作其实是基于人对于物象的感知，也基于作者本身的才学修养。至于南朝的刘勰，则将人置于“天地之心”的位置，认为人是自然思考的器官，既然有心便有思考，既然有思考便有文，这是“自然之道”。
　　清代赵翼曾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句，并非唱衰，实则表明了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强大的刺激。可见用诗文来反映社会现实是中国古人的传统，这一点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亦有体现。时至今日，国人亦应发挥这种传统，用文字书写、记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