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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家庭资本对子代教育及教育期望的影响是存在的。在本文，作者通过对CFPS2018中1093个样本的调查发现：（1）子女性别、户口类型对子代教育期望影响显著;（2）教育期望存在代际传递，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影响显著;（3）子代学习成绩影响子代的教育期望。
关键词：代际;教育期望;代际传递
一、研究背景
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深深影响着每一代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成为了大多数中国家长的愿望。许多父母和子女希望自己的后代或是自己在教育、学业上取得成就，获取成功。教育与个人的成长、工作，甚至收入等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父母对子女一般都有着较高的教育期望，子女们也大多继承着这种教育期望。然而，改革开放使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社会流动日益固化，伴随而来的是由于经济差距不断加大所导致的教育市场与教育资源向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家庭倾斜的事实。由此，人们的教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基线数据，超半数的家长认为“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孩子未来的成就会越大”。新“读书无用论”、“寒门难出贵子”等思想重新抬头。
许多研究表明，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并非完全一致的，二者在未来的教育目标上通常会产生不同的教育认知，并且这种存于代际之间的差异是普遍的。据此，本研究的意义便在于通过对父代教育期望与子代教育期望之间差异的描述，探求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基础。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教育与代际传递
敖翔等人将代际传递定义为父母的能力、特征、行为、观念、发展结果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人们对于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最早根源于对代际资源传递的研究，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被学者们归为“重要他人”的鼓励，父母的教育期望被学者们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因素家庭对其后代教育情况的影响（Kim et al，2013）。教育的代际传递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中一方面包括教育期望、对未来的规划、父母对子女的参与和鼓励等观念方面的传递，另一方面指的是家庭图书存量、教育资源及户籍状况等可以进行直接描述和测量的结构性指标。
（二）教育期望的代际传递与研究假设
父母教育期望是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将教育期望定义为希望未来能够达到的受教育水平。从期望发出者和被期望者的角度来看，教育期望可以被分为父母教育期望和子女教育期望。其中，父母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未来能够达到的教育水平，子女教育期望是指子女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达到的教育水平。
国内有关教育期望的研究大多探讨孩子自身的教育期望或父母（家庭）教育期望形成的影响因素。这些相关探讨大体在两大视角下展开：一是理性选择视角，二是文化约束视角。采用理性选择视角的研究多借鉴国外既有研究，关注家庭或个体的资源状况，认为教育期望是家庭决策的一种，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基础上。既有研究表明，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国内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文化资本存量与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即父母的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基于此，有理由认为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子女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假设1-2.2。
假设1：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较高的父母教育期望常伴随较高的子女教育期望;
假设2.1：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具体变现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教育期望越高;
假设2.2：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对子女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子女教育期望越高。
文化约束视角则关注文化、观念的作用，强调中国传统的生育观、现代化观念的特殊作用，讨论父母自身的教育认知、子女性别、市民化水平等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该观点强调教育认同，认为对教育的制度化作用的认同会提升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关注男孩偏好、养老观念等是否会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关心。还有研究发现，市民化水平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子女的户籍、性别等因素也会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假设3.1-3.2。
假设3.1：子女的户籍对子女教育期望产生影响，拥有城市户籍的子女教育期望普遍较高;
假设3.2：子女的性别对子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影响，男孩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
三、研究思路
（一）操作化与指标设定
本文的因变量是青少年子女教育期望，是指青少年子女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达到的教育水平。通过CFPS2018个人问卷中“您希望自己至少念完哪一程度？”这一问题对10-16对青少年子女进行测量，回答分别为“不必读书”、“文盲/半文盲”、 “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本文将其转为定距变量，赋分情况为：1=小学及以下;2-中学;3=大专及大学本科;4=硕士及以上。
本文的自变量为父母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未来能够达到的教育水平。通过CFPS2018父母代答问卷中“您希望孩子念书最高念完哪一程度？”这一问题对10-16岁青少年子女的父母进行测量，回答与以上相同，并采取相同的赋分方式 。
本文选取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两个能够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子女学年成绩排名以及子女户籍及性别两个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使用CFPS2018个人问卷中“您/你已完成的最高学历是？”这一问题对父代受教育程度进行测量，将其转换为定距变量，赋分情况为：1=从未上过学;2=小学及以下;3=中学;4=大专及大学本科;5=硕士及以上。采用个人问卷中“您每月的税后收入有多少？”这一问题对父代经济收入进行测量，该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并将其分为三组，分别为1=低收入组（0-2000元）、2=中等收入组（2000-10000元）及3=高收入组（10000元以上）;采用问卷中“您/你最近一次期末考試在学年的排名是？”这一问题对子代成绩进行测量，该变量为定距变量，赋分情况为：1=后25%，2=51%-75%，3=26%-50%，4=11%-25%，5=前10%;性别为二分变量，男孩为1，女孩为0;户口为二分变量，城市为1，农村为0。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结构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CFPS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具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CFPS（2018）问卷收集了少儿成长各个方面的信息，同时有翔实的家庭背景信息可供综合分析。其中，CFPS2018个人问卷及父母代答问卷中有对父母教育期望及子女教育期望的测量，而以往的全国性社会调查很少收集这方面的信息。
关于样本的选取，本文采用了如下方法：在CFPS2018个人问卷中筛选出10-16岁的青少年子女，通过他（她）们的个人ID，在家庭成员问卷中检索到其家庭所在ID，最后再次在个人问卷中匹配到他（她）们的父母ID。经过以上处理，得到的样本数量为2440个，去除各变量的缺失值后，最终进入分析模型的样本量为1093个（每个子女及他们的父代家人视为同一个样本）。
各变量基本特征详见表1。
在被试的1093个子代样本中，年龄最小为10岁，最大16岁，平均年龄为12.78±1.72岁。其中，有493人为女生，占总人数的45.10%，600人为男生，占总人数的54.90%。户口状况为农业户口的有923人，占总人数的84.40%，其余非农户口，共170人，占总人数的15.60%。
四、子代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表14中，笔者报告了子代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的四个模型。模型1是基准模型，主要由性别、户口类型及年龄三个控制变量组成。根据模型1，子代性别及子代户口类型对子代教育期望均产生显著影响，年龄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不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父代教育期望这一变量。根据模型2，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将父代教育程度和父代個人月均收入两个能够反映家庭资本的自变量纳入。在模型3中可以看到，父代教育程度和父代个人月均收入这两个变量均不对子代教育期望产生显著影响。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了子代成绩学年排名这一变量。根据模型4，可以看到子代性别和户口类型对子代教育期望均产生显著影响，女生的教育期望要高于男生的教育期望，拥有城镇户籍的子代的教育期望高于拥有农业户籍的子代的教育期望，据此，假设3.1得到证实，假设3.2被推翻。子代年龄、家庭资本（父代教育程度及父代个人月均收入）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假设2.1，假设2.2被推翻。在模型4中，父代教育期望与子代教育期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当子代性别、户口类型等因素固定不变时，父代教育期望每增加1个单位，子代教育期望随之增加0.112个单位。据此，假设1得到证实。此外，子代成绩的学年排名对子代教育期望也产生影响，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子代较好的学习成绩常伴随较高的教育期望。
五、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以子代教育期望为因变量，父代教育期望、子代成绩等为自变量，使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探讨了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1）子女性别、户口类型对子代教育期望影响显著，女生教育期望高于男生，拥有城镇户口的子代的教育期望高于拥有农业户口的子代;（2）教育期望存在代际传递，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影响显著，父代较高的教育期望通常伴随着子代较高的教育期望;（3）子代教育期望受到子代学习成绩的影响，在学业成绩中表现优异的子代，其教育期望要高于学业成绩一般的同龄群体。
罗默认为，环境和努力都是决定个体教育、健康、收入等结果的重要因素，在本文，环境主要体现为子女的性别、户口类型及父母教育期望等先赋因素，而子代学业成绩这种自致因素则是其个体努力的重要表现。所有结果离不开二者的共同作用，子代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功需要其自身努力和生活环境、背景的双重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杨，蔡宏波.父代特征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代际趋势[J].劳动经济研究，2020，8（03）：77-96.
[2]罗良，郭筱琳.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概念框架、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30-42.
[3]敖翔，陈轩，赵忠.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基于控制点和信任的证据[J].劳动经济研究，2019，7（03）：29-55.
[4]布尔迪约P.J.-C.帕斯隆.2002.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5]李颖晖，王奕轩.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分层：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兰州学刊，2019（10）：194-208.
[6]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03）：158-176+192.
[7]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4，34（01）：175-195.
[8]仇立平，肖日葵.2011.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6）;121—135.
[9]靳振忠，严斌剑，王亮.家庭背景、学校质量与子女教育期望——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9，40（12）：107-121.
[10]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J].社会，2014（2）：1-32.
[11]Roemer，J. E. & Trannoy，A. Equality of Opportunity：Theory and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6，（4）.
作者简介：
于美钰，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城市社会学方向
关键词：代际;教育期望;代际传递
一、研究背景
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深深影响着每一代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成为了大多数中国家长的愿望。许多父母和子女希望自己的后代或是自己在教育、学业上取得成就，获取成功。教育与个人的成长、工作，甚至收入等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父母对子女一般都有着较高的教育期望，子女们也大多继承着这种教育期望。然而，改革开放使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社会流动日益固化，伴随而来的是由于经济差距不断加大所导致的教育市场与教育资源向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家庭倾斜的事实。由此，人们的教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基线数据，超半数的家长认为“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孩子未来的成就会越大”。新“读书无用论”、“寒门难出贵子”等思想重新抬头。
许多研究表明，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并非完全一致的，二者在未来的教育目标上通常会产生不同的教育认知，并且这种存于代际之间的差异是普遍的。据此，本研究的意义便在于通过对父代教育期望与子代教育期望之间差异的描述，探求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基础。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教育与代际传递
敖翔等人将代际传递定义为父母的能力、特征、行为、观念、发展结果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人们对于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最早根源于对代际资源传递的研究，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被学者们归为“重要他人”的鼓励，父母的教育期望被学者们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因素家庭对其后代教育情况的影响（Kim et al，2013）。教育的代际传递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中一方面包括教育期望、对未来的规划、父母对子女的参与和鼓励等观念方面的传递，另一方面指的是家庭图书存量、教育资源及户籍状况等可以进行直接描述和测量的结构性指标。
（二）教育期望的代际传递与研究假设
父母教育期望是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将教育期望定义为希望未来能够达到的受教育水平。从期望发出者和被期望者的角度来看，教育期望可以被分为父母教育期望和子女教育期望。其中，父母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未来能够达到的教育水平，子女教育期望是指子女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达到的教育水平。
国内有关教育期望的研究大多探讨孩子自身的教育期望或父母（家庭）教育期望形成的影响因素。这些相关探讨大体在两大视角下展开：一是理性选择视角，二是文化约束视角。采用理性选择视角的研究多借鉴国外既有研究，关注家庭或个体的资源状况，认为教育期望是家庭决策的一种，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基础上。既有研究表明，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国内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文化资本存量与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即父母的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基于此，有理由认为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子女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假设1-2.2。
假设1：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较高的父母教育期望常伴随较高的子女教育期望;
假设2.1：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具体变现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教育期望越高;
假设2.2：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对子女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子女教育期望越高。
文化约束视角则关注文化、观念的作用，强调中国传统的生育观、现代化观念的特殊作用，讨论父母自身的教育认知、子女性别、市民化水平等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该观点强调教育认同，认为对教育的制度化作用的认同会提升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关注男孩偏好、养老观念等是否会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关心。还有研究发现，市民化水平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子女的户籍、性别等因素也会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假设3.1-3.2。
假设3.1：子女的户籍对子女教育期望产生影响，拥有城市户籍的子女教育期望普遍较高;
假设3.2：子女的性别对子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影响，男孩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
三、研究思路
（一）操作化与指标设定
本文的因变量是青少年子女教育期望，是指青少年子女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达到的教育水平。通过CFPS2018个人问卷中“您希望自己至少念完哪一程度？”这一问题对10-16对青少年子女进行测量，回答分别为“不必读书”、“文盲/半文盲”、 “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本文将其转为定距变量，赋分情况为：1=小学及以下;2-中学;3=大专及大学本科;4=硕士及以上。
本文的自变量为父母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未来能够达到的教育水平。通过CFPS2018父母代答问卷中“您希望孩子念书最高念完哪一程度？”这一问题对10-16岁青少年子女的父母进行测量，回答与以上相同，并采取相同的赋分方式 。
本文选取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两个能够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子女学年成绩排名以及子女户籍及性别两个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使用CFPS2018个人问卷中“您/你已完成的最高学历是？”这一问题对父代受教育程度进行测量，将其转换为定距变量，赋分情况为：1=从未上过学;2=小学及以下;3=中学;4=大专及大学本科;5=硕士及以上。采用个人问卷中“您每月的税后收入有多少？”这一问题对父代经济收入进行测量，该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并将其分为三组，分别为1=低收入组（0-2000元）、2=中等收入组（2000-10000元）及3=高收入组（10000元以上）;采用问卷中“您/你最近一次期末考試在学年的排名是？”这一问题对子代成绩进行测量，该变量为定距变量，赋分情况为：1=后25%，2=51%-75%，3=26%-50%，4=11%-25%，5=前10%;性别为二分变量，男孩为1，女孩为0;户口为二分变量，城市为1，农村为0。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结构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CFPS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具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CFPS（2018）问卷收集了少儿成长各个方面的信息，同时有翔实的家庭背景信息可供综合分析。其中，CFPS2018个人问卷及父母代答问卷中有对父母教育期望及子女教育期望的测量，而以往的全国性社会调查很少收集这方面的信息。
关于样本的选取，本文采用了如下方法：在CFPS2018个人问卷中筛选出10-16岁的青少年子女，通过他（她）们的个人ID，在家庭成员问卷中检索到其家庭所在ID，最后再次在个人问卷中匹配到他（她）们的父母ID。经过以上处理，得到的样本数量为2440个，去除各变量的缺失值后，最终进入分析模型的样本量为1093个（每个子女及他们的父代家人视为同一个样本）。
各变量基本特征详见表1。
在被试的1093个子代样本中，年龄最小为10岁，最大16岁，平均年龄为12.78±1.72岁。其中，有493人为女生，占总人数的45.10%，600人为男生，占总人数的54.90%。户口状况为农业户口的有923人，占总人数的84.40%，其余非农户口，共170人，占总人数的15.60%。
四、子代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表14中，笔者报告了子代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的四个模型。模型1是基准模型，主要由性别、户口类型及年龄三个控制变量组成。根据模型1，子代性别及子代户口类型对子代教育期望均产生显著影响，年龄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不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父代教育期望这一变量。根据模型2，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将父代教育程度和父代個人月均收入两个能够反映家庭资本的自变量纳入。在模型3中可以看到，父代教育程度和父代个人月均收入这两个变量均不对子代教育期望产生显著影响。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了子代成绩学年排名这一变量。根据模型4，可以看到子代性别和户口类型对子代教育期望均产生显著影响，女生的教育期望要高于男生的教育期望，拥有城镇户籍的子代的教育期望高于拥有农业户籍的子代的教育期望，据此，假设3.1得到证实，假设3.2被推翻。子代年龄、家庭资本（父代教育程度及父代个人月均收入）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假设2.1，假设2.2被推翻。在模型4中，父代教育期望与子代教育期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当子代性别、户口类型等因素固定不变时，父代教育期望每增加1个单位，子代教育期望随之增加0.112个单位。据此，假设1得到证实。此外，子代成绩的学年排名对子代教育期望也产生影响，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子代较好的学习成绩常伴随较高的教育期望。
五、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以子代教育期望为因变量，父代教育期望、子代成绩等为自变量，使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探讨了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1）子女性别、户口类型对子代教育期望影响显著，女生教育期望高于男生，拥有城镇户口的子代的教育期望高于拥有农业户口的子代;（2）教育期望存在代际传递，父代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影响显著，父代较高的教育期望通常伴随着子代较高的教育期望;（3）子代教育期望受到子代学习成绩的影响，在学业成绩中表现优异的子代，其教育期望要高于学业成绩一般的同龄群体。
罗默认为，环境和努力都是决定个体教育、健康、收入等结果的重要因素，在本文，环境主要体现为子女的性别、户口类型及父母教育期望等先赋因素，而子代学业成绩这种自致因素则是其个体努力的重要表现。所有结果离不开二者的共同作用，子代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功需要其自身努力和生活环境、背景的双重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杨，蔡宏波.父代特征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代际趋势[J].劳动经济研究，2020，8（03）：77-96.
[2]罗良，郭筱琳.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概念框架、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30-42.
[3]敖翔，陈轩，赵忠.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基于控制点和信任的证据[J].劳动经济研究，2019，7（03）：29-55.
[4]布尔迪约P.J.-C.帕斯隆.2002.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5]李颖晖，王奕轩.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分层：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兰州学刊，2019（10）：194-208.
[6]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03）：158-176+192.
[7]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4，34（01）：175-195.
[8]仇立平，肖日葵.2011.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6）;121—135.
[9]靳振忠，严斌剑，王亮.家庭背景、学校质量与子女教育期望——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9，40（12）：107-121.
[10]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J].社会，2014（2）：1-32.
[11]Roemer，J. E. & Trannoy，A. Equality of Opportunity：Theory and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6，（4）.
作者简介：
于美钰，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城市社会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