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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与瞿秋白是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代译风的开创者。他们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和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鲁迅和瞿秋白同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白话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其翻译思想有着共性的一面，也存在着诸多分歧。
关键词：鲁迅；瞿秋白；翻译思想；共性；分歧
一 、引言
鲁迅和瞿秋白有着太多的共同和相似之处。他们二人在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都是与其所从事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密不可分。作为亲密的战友，鲁迅和瞿秋白在表达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时，虽然有着相同的一面，但彼此之间又始终保持着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甚至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为了纪念这两位译界前辈，同时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们在译介国内外先进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质和可贵的学术批评态度，本文旨在对鲁迅和瞿秋白在翻译思想中的共性与分歧进行探讨。
鲁迅和瞿秋白的最大的共同点是对翻译和汉语发展关系的认识。瞿秋白努力从事汉语拉丁语化，希望通过语言大众化达到文艺大众化，从而完成群众革命启蒙和战争动员宣传任务。鲁迅则从日语在翻译中不断添加新表现法而臻于完美的事实得到启发。鲁迅认为“宁信而不顺”也是一种译本，而“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要克服中国文字的缺点，“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继而认为，可以“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时代里”，所以现在可以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而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
二、鲁迅和瞿秋白翻译思想的共性
（一）对翻译的政治功能性的认识相同
鲁迅和瞿秋白最初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都是译作；都属于从天上窃的火来照亮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都可比作从国外运进军火来武装奴隶的“造反的战士”。瞿秋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翻译，不但向中国人民传输了马列主义，而且对他自己思想的改变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他最后成了“中国最早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武器，解决中国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运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积极将马列主义由西方介绍过来，对以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鲁迅，则是一如既往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和“战斗的作品”，旨在影响国人思想，治疗中国“痼疾”。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明的译介“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正是他从事文学翻译限于文学创作的原因。可见，瞿秋白与鲁迅都是在思想上和实践中解决落实了“翻译为谁服务”的问题。
（二）提倡“直译”的翻译方法
关于翻译中的“信”的问题，两人都坚持译文忠于原文的“直译”翻译观，因为“直译”是最能够忠实于原作的“首选”方法。对于赵景深等人“宁顺而不信”的翻译主张，瞿秋白和鲁迅均完全一致地予以否定，指出了赵的翻译方法及其太普遍的翻译错误，强调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鲁迅指出“译得‘信而不顺’至多不过看不懂，译得‘顺耳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是入了迷途了。”鲁迅对于“顺译”的批评，也就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直译”的理论。相同地，瞿秋白强调翻译外国革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因此，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可见他们对于直译的观点是完全肯定的。
（三）都认为翻译可输入新的表现法
在当时文言文与白话文相接之时，他们都提倡输入新的表现方法和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这也就是他们提倡直译的重要原因之一。鲁迅亦认为： 倘要翻译， 就不能不既“输入新的内容”，又“输入新的表现法”，所谓“输入新的表现法”，就是引进一些外国的新词汇和新句法， 以丰富中国的文字。瞿秋白指出了翻译应当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的著名论点。他主张翻译“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即“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虽然二人在对待白话文程度上有差别但是在翻译中“输入新的表现方法”这一点上两者一致。
三、鲁迅与瞿秋白翻译思想的不同点
（一）翻译方法上的不同
（1）虽说瞿秋白和鲁迅都坚持直译的翻译方法，但是在具体的观点上还是有区别的。鲁迅坚持直译的翻译方法。有的学者将他的“直译”与“硬译”混为翻译标准。然而，“直译”和“硬译”应该是针对“翻译方法”而言的。准确来说，鲁迅所坚持的“直译”翻译法和有的批评者所指的“硬译”，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鲁迅的“直译”是针对“歪译”而言的。鲁迅的“直译”实际就是“正译”，它的对立面是“歪译”，而不仅仅是相对于“意译”而言的。换言之，从浅处说，“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从深处说，鲁迅的“直译”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所以鲁迅的翻译方法可以总结为“宁信而不顺”的“直译”和必要的“意译”。
（2）瞿秋白认为翻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的白话来写”这样既能保存原作的精神又能使译文“顺”，以避免“以质应文，则悦者寡”的结果。瞿秋白还采取二至三人的“多人合作”的翻译方法，以确保他主张的既信又顺的翻译效果。其实质是要求译者在“每一个字眼”上都要运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文字来进行翻译。从瞿秋白的翻译作品中不难看出译文的“直译”的效果，都是用白话做本位来翻译的，读起来非常流畅。瞿秋白的翻译方法概括起来说就是“既信又顺”的直译。
（二）翻译标准认识的不同
（1）鲁迅的提倡的是多元化、开放性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标准。他表示：“所以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不是一种‘进攻’”。鲁迅所考虑的是在没有最好的翻译——既顺又信——的情况下，不妨用不顺但还可以信的翻译。只“顺”不“信”是不能允许的，因为那是蒙骗读者。其实，鲁迅的翻译标准是“宁信而不顺”。从实际的情况看，鲁迅所追求的“原味”的翻译效果，在他的翻译思想中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鲁迅的翻译标准既有各自的针对性，又有读者的层次性，可以说是一种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标准观。 （2）瞿秋白提倡的是“既信又顺”的翻译标准。在他看来，翻译首先应该遵循“信”的原则。瞿秋白的主要作品是外国革命文学作品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因而他认为必须将马列主义要义原原本本地译过来。这体现了他对翻译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因此，他认为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瞿秋白认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介绍给读者，完全不能容忍任何的“不顺”，当然更不能容忍“不信”。“既信又顺”的标准在当时可能太苛刻，很难做到，但是十分正确、理想的的标准。
四、结束语
鲁迅和瞿秋白都主张让翻译为大众服务，通过翻译来传播先进文化，改良中国大众，并促进中国现代语言文化的发展；但也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综合看来其实质在于他们对“顺”的理解，以及是否应该实现、如何实现翻译语言大众化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瞿秋白与鲁迅之间的争论始终充满着诚挚、友好、信任的学术探讨气氛。究其原因，就是两人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都是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而奋斗的亲密战友。如果说，瞿秋白是为了“小百姓”能读懂的而用心良苦地追求“绝对的白话”来体现“既信又顺”的翻译标准是“求俗”；鲁迅坚持多少带有文言痕迹、似乎不属于完全白话的不太“顺”的“直译”。从他们之间的探讨中，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一切为了民族大众的优秀品质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态度，看到了我国的翻译事业曾走过的困难和艰辛，更看到了我们普通翻译工作者身上所担负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李今.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J]. 河北学刊，2007（2）
[3] 单演义. 鲁迅与瞿秋白[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4] 韦建华. 鲁迅与文学翻译[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1.（2）：37
[5] 王宏志. 论瞿秋白翻译理论的中心思想[J]. 中国比较文学，1998.（3）：85-86
作者简介：
薛亚男（1987～），女，山东青岛人，汉族，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鲁迅；瞿秋白；翻译思想；共性；分歧
一 、引言
鲁迅和瞿秋白有着太多的共同和相似之处。他们二人在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都是与其所从事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密不可分。作为亲密的战友，鲁迅和瞿秋白在表达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时，虽然有着相同的一面，但彼此之间又始终保持着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甚至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为了纪念这两位译界前辈，同时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们在译介国内外先进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质和可贵的学术批评态度，本文旨在对鲁迅和瞿秋白在翻译思想中的共性与分歧进行探讨。
鲁迅和瞿秋白的最大的共同点是对翻译和汉语发展关系的认识。瞿秋白努力从事汉语拉丁语化，希望通过语言大众化达到文艺大众化，从而完成群众革命启蒙和战争动员宣传任务。鲁迅则从日语在翻译中不断添加新表现法而臻于完美的事实得到启发。鲁迅认为“宁信而不顺”也是一种译本，而“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要克服中国文字的缺点，“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继而认为，可以“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时代里”，所以现在可以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而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
二、鲁迅和瞿秋白翻译思想的共性
（一）对翻译的政治功能性的认识相同
鲁迅和瞿秋白最初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都是译作；都属于从天上窃的火来照亮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都可比作从国外运进军火来武装奴隶的“造反的战士”。瞿秋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翻译，不但向中国人民传输了马列主义，而且对他自己思想的改变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他最后成了“中国最早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武器，解决中国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运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积极将马列主义由西方介绍过来，对以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鲁迅，则是一如既往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和“战斗的作品”，旨在影响国人思想，治疗中国“痼疾”。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明的译介“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正是他从事文学翻译限于文学创作的原因。可见，瞿秋白与鲁迅都是在思想上和实践中解决落实了“翻译为谁服务”的问题。
（二）提倡“直译”的翻译方法
关于翻译中的“信”的问题，两人都坚持译文忠于原文的“直译”翻译观，因为“直译”是最能够忠实于原作的“首选”方法。对于赵景深等人“宁顺而不信”的翻译主张，瞿秋白和鲁迅均完全一致地予以否定，指出了赵的翻译方法及其太普遍的翻译错误，强调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鲁迅指出“译得‘信而不顺’至多不过看不懂，译得‘顺耳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是入了迷途了。”鲁迅对于“顺译”的批评，也就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直译”的理论。相同地，瞿秋白强调翻译外国革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因此，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可见他们对于直译的观点是完全肯定的。
（三）都认为翻译可输入新的表现法
在当时文言文与白话文相接之时，他们都提倡输入新的表现方法和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这也就是他们提倡直译的重要原因之一。鲁迅亦认为： 倘要翻译， 就不能不既“输入新的内容”，又“输入新的表现法”，所谓“输入新的表现法”，就是引进一些外国的新词汇和新句法， 以丰富中国的文字。瞿秋白指出了翻译应当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的著名论点。他主张翻译“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即“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虽然二人在对待白话文程度上有差别但是在翻译中“输入新的表现方法”这一点上两者一致。
三、鲁迅与瞿秋白翻译思想的不同点
（一）翻译方法上的不同
（1）虽说瞿秋白和鲁迅都坚持直译的翻译方法，但是在具体的观点上还是有区别的。鲁迅坚持直译的翻译方法。有的学者将他的“直译”与“硬译”混为翻译标准。然而，“直译”和“硬译”应该是针对“翻译方法”而言的。准确来说，鲁迅所坚持的“直译”翻译法和有的批评者所指的“硬译”，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鲁迅的“直译”是针对“歪译”而言的。鲁迅的“直译”实际就是“正译”，它的对立面是“歪译”，而不仅仅是相对于“意译”而言的。换言之，从浅处说，“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从深处说，鲁迅的“直译”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所以鲁迅的翻译方法可以总结为“宁信而不顺”的“直译”和必要的“意译”。
（2）瞿秋白认为翻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的白话来写”这样既能保存原作的精神又能使译文“顺”，以避免“以质应文，则悦者寡”的结果。瞿秋白还采取二至三人的“多人合作”的翻译方法，以确保他主张的既信又顺的翻译效果。其实质是要求译者在“每一个字眼”上都要运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文字来进行翻译。从瞿秋白的翻译作品中不难看出译文的“直译”的效果，都是用白话做本位来翻译的，读起来非常流畅。瞿秋白的翻译方法概括起来说就是“既信又顺”的直译。
（二）翻译标准认识的不同
（1）鲁迅的提倡的是多元化、开放性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标准。他表示：“所以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不是一种‘进攻’”。鲁迅所考虑的是在没有最好的翻译——既顺又信——的情况下，不妨用不顺但还可以信的翻译。只“顺”不“信”是不能允许的，因为那是蒙骗读者。其实，鲁迅的翻译标准是“宁信而不顺”。从实际的情况看，鲁迅所追求的“原味”的翻译效果，在他的翻译思想中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鲁迅的翻译标准既有各自的针对性，又有读者的层次性，可以说是一种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标准观。 （2）瞿秋白提倡的是“既信又顺”的翻译标准。在他看来，翻译首先应该遵循“信”的原则。瞿秋白的主要作品是外国革命文学作品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因而他认为必须将马列主义要义原原本本地译过来。这体现了他对翻译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因此，他认为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瞿秋白认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介绍给读者，完全不能容忍任何的“不顺”，当然更不能容忍“不信”。“既信又顺”的标准在当时可能太苛刻，很难做到，但是十分正确、理想的的标准。
四、结束语
鲁迅和瞿秋白都主张让翻译为大众服务，通过翻译来传播先进文化，改良中国大众，并促进中国现代语言文化的发展；但也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综合看来其实质在于他们对“顺”的理解，以及是否应该实现、如何实现翻译语言大众化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瞿秋白与鲁迅之间的争论始终充满着诚挚、友好、信任的学术探讨气氛。究其原因，就是两人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都是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而奋斗的亲密战友。如果说，瞿秋白是为了“小百姓”能读懂的而用心良苦地追求“绝对的白话”来体现“既信又顺”的翻译标准是“求俗”；鲁迅坚持多少带有文言痕迹、似乎不属于完全白话的不太“顺”的“直译”。从他们之间的探讨中，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一切为了民族大众的优秀品质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态度，看到了我国的翻译事业曾走过的困难和艰辛，更看到了我们普通翻译工作者身上所担负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李今.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J]. 河北学刊，2007（2）
[3] 单演义. 鲁迅与瞿秋白[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4] 韦建华. 鲁迅与文学翻译[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1.（2）：37
[5] 王宏志. 论瞿秋白翻译理论的中心思想[J]. 中国比较文学，1998.（3）：85-86
作者简介：
薛亚男（1987～），女，山东青岛人，汉族，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