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有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这条战线的人员心中怀着坚定的信仰，以对党组织无限的忠诚，隐藏在敌人内部，战斗在敌人心脏，为党秘密搜集、传递情报，完成党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路纪宇同志就是其中优秀的一员。

热血青年

　　路纪宇同志于1917年12月18日出生在运城西门外西关镇（今运城市盐湖区西城街道）一个路姓富裕中农家庭。8岁进入运城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现盐湖区实验小学的前身）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运城初级盐务职业学校。学业期满后以前五名的毕业成绩，被安排到运城盐务机关就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对日作战。抗日的号角唤醒了正在运城河东解池盐场公署当雇员的路纪宇。20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华，为了抗日，他毅然辞掉了那份酬劳颇丰（月薪11银元）的工作，经在民族革命大学二分校当教官的中共党员、表兄王一然介绍，于1938年2月初考入“民大”三分校（原运城师范旧址、现力行中学）。其间，他在聆听了李公朴、何思敬、陈唯实、侯外卢、秦丰川、温健公、胡磊、江隆基、李又然、史若絮等全国声望颇著的学者、专家讲课后，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深深地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进一步增强了抗日救国的责任感。

　　2月底，由于日军开始侵犯晋南，设在临汾、运城的“民大”二、三分校不得不向陕西转移。在去往陕西宜川的途中，王一然奉组织之命去了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秘书。临行前，他留函介绍路纪宇与时任“民大”教务主任办公室干事的中共党员樊耕农（运城市盐湖区寺北村人，系王一然内侄）相识。当时二人约定：过段时间一同去延安学习。
　　路纪宇在“民大”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荣河县牺盟会工作。二人从此分离，音信隔绝。是年冬，樊耕农从吉县南村去往延安学习，路纪宇因不知情而未成行。

隐蔽战士

　　1939年冬，当路纪宇到阎军66师担任政治部组织科长时，樊耕农从延安学习归来，绕道中条山，在阎属第七行政公署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到阎锡山总部秋林镇，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秘书。不久，路纪宇又随杜任之到民族革命同志会第五组担任文化股长。杜任之公开身份是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主管训练和任免干部工作;隐蔽身份却是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特别小组组长，打入阎锡山总部后，通过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向党中央提供阎锡山方面的重要情报。
　　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能成为该特别小组成员的，无疑都是以忠诚、奉献、热血和牺牲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甘当无名英雄”的隐蔽战士。
　　是年，“晋西事变”爆发后，路纪宇所在的阎军66师驻防永和县城，正处于晋西地区。当时为白色恐怖所笼罩，社会秩序混乱，人人自危。路纪宇陷入了极度的愤懑和彷徨之中。1940年2月间，他毅然离开了66师，前往秋林镇去找樊耕农。
　　二人相见之后，顾不上寒暄，路纪宇便迫不及待地请求樊耕农帮助他到延安去学习。樊耕农没有贸然答应他的这一要求，而是约他第二天一同去见杜任之商量商量再说。
　　翌日，路纪宇跟着樊耕农来到秋林镇南薰沟，会见了时任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执行部第五组组长杜任之。杜任之听了樊耕农讲明来意后，转身对路纪宇说：“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晋西事变后，这个地区还需要进行革命工作，你不必去延安了，党需要你留在这里工作。”
　　樊耕农也接着对路纪宇说道：“我离开延安时，王一然也让我转告你，从延安向二战区派个人，没有历史关系进不来。你能在这里站住脚，和杜任之、樊耕农一道工作，也是党的需要。”
　　路纪宇听了此话，欣然答应留下来工作。为了不露痕迹，杜任之让路纪宇直接去找执行部第四组组长梁天明。原来，路纪宇初到66师任职时，梁天明为该师的政治部主任，两个人相处得还比较好。此时梁天明正赶上要到外地找工作，便落了个顺水人情，安排路纪宇接任，当了执行部第四组组长。
　　随后，杜任之秘密地向路纪宇传达了党的工作指示：利用蒋、阎之间的矛盾，支持阎锡山这一中间力量，不要让蒋吃掉。阎锡山既有抗日的一面，也有妥协投降、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我们就是要和他进行隐蔽的斗争，促进他抗日，阻止他妥协投降、反共反人民。并指示路纪宇工作中要勤和樊耕农联系。
　　路纪宇所任的执行部第四组组长，主要分管阎统区学校同志会工作。他便通过拉家常座谈，耳闻目睹，了解该组人事、工作情况，并着重了解执行部内部派系矛盾和斗争情况，然后及时把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樊耕农。此时，二战区总部移驻吉县克难坡。同志会执行部改组，采用“高干驻会委员”三人集体负责制，领导日常工作。一切军政大事由阎锡山亲自主持的“高干会议”作出决策。由于樊耕农擅长写作，已担任了办公室秘书。阎锡山每次召开高干委员（委员13人，候补委员20余人，都是高级军政要员）会议讨论问题时，都是樊耕农与会做记录。这样一来，他便将会上阎锡山的语言、态度、会议讨论中的重要情节以及路纪宇汇报的情况写成报告，秘密传递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转报延安党中央。当时王世英对杜任之赞叹说：“我们的耳目已安插在阎锡山的心脏了！”

与狼共舞

　　1942年春，阎锡山已经准备公开对日投降了。为此，延安党中央特地指示特别小组：“阎锡山是个军人，公开投降，比汪精卫对民族的危害性更大。因此必须设法阻止阎锡山公开投降。”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杜任之和樊耕农商量后，决定利用阎锡山的“密报”制度，在舆论上狠狠敲击。路纪宇在杜任之的带领下，同樊耕农、安民、沈洪江等特别小组成员，连夜用左右手，以不同笔体写了十几封匿名信：“谁不抗日就不跟谁，谁要投降就反对谁！”“民族革命必须抗战到底，谁回太原，就是汉奸！”“你当汉奸，你的儿子都会打死你，因为他们不愿意当汉奸的后代！”“我们手握抗日枪，谁要投降就打谁！”等。写好后投入阎锡山设的“密报箱”内。路纪宇、沈洪江还动员当地一些思想进步、爱国爱乡的绅士，致函阎锡山务必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重，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
　　阎锡山收到这些匿名信和致函后，深深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只怕到头来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因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那一时期，日军对阎锡山采取的是“又打又拉”政策，阎锡山暗地指示现在孝义的驻军与日军勾结，这样，就为阎锡山军官和地方官员自由出入敌占区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军政人员中倒贩日伪货币和毒品、投机发财成风。日军甚至可以用几块伪币就可以买通阎军一个士兵过来，以此瓦解阎军士气。阎锡山为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头疼。虽曾派过几批高级干部下去整顿，但却禁而不止，收效甚微。在万般无奈情况下，他采纳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建议：要解决孝义问题，非杜任之去不可。委派杜任之为孝义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又经杜任之提名，路纪宇任同志会孝义中心区分会副主任特派员，杨自秀（亦系杜任之领导的中共晋西特别小组成员）任孝义区经济作战处处长。

　　1942年9月末，路纪宇跟随杜任之，同杨自秀等前往孝义走马上任。到任后，首先制定出孝义区“经济作战”和“经济生活改善运动”方案。具体任务是：肃清伪币，肃清贪污，统制贸易，以货易货，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其间，他们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鼓动抗日，反贪肃纪，革弊清风，搞得轰轰烈烈。
　　他们利用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代表阎总部首脑政权这一金字招牌，趁机除掉或撤换了几个最反动的干部，如孝义县政府承审员白某某贪赃枉法，证据确凿，便召开了全县人民反贪污斗争大会，对其执行了枪决;孝义二区某编村一国民党兵团干部借征兵之机，向群众敲诈勒索，也被执行了枪决。路纪宇还寻找理由，将孝义、介休两个县分会主任特派员赵尔锃、邸如斗这两个顽固派，分别以“贩卖毒品”“开会不到，精神萎靡”为理由，向执行部提出“撤职处分”报告，由杜任之批准，将其二人遣返回了阎锡山总部做反省，达到了削弱阎锡山反动势力的目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连接敌占区边缘地带建立哨卡，实行管制，使阎锡山的军政人员不能再随意到敌占区去了，从而刹住了歪风，也遏制了日军对阎军的瓦解。

瞒天过海

　　由于杜任之带着路纪宇、杨自秀认真执行了阎锡山“对日经济作战”的方针，断绝了孝义区军政干部出入敌占区发财的门路，这些人都对他们三人怀恨在心，开始设计陷害了。阎锡山身边的检点参事、行政专员宁梦喜曾公开在战工会上讲道：“干部们都反映说杜主任和路副主任讲话不提肃伪。”
　　1943年1月，阎锡山的高参、时任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的梁化之到孝义视察工作时，专门召集杜任之、路纪宇、杨自秀、宁梦喜、沈瑞（骑兵军军长）、崔道修（战工团长）、黄耿夫（战工会专任委员）等开会。他在会上悻悻然地说：“孝义地区经济工作很有成绩，肃伪工作却毫无成绩。”于是会后，他便交给杜任之一份政治犯名单，令其伺机抓捕。杜任之和路纪宇看过这份名单后，不由得愁云满面，心急如焚。原来名单上的“政治犯”都是自己的同志，這如何能抓，又何以营救？二人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采用“瞒天过海”的方式来应付：路纪宇找来自己人——同志会介休县分会副主任李祥瑞，让他到各县机关先去放放口风，过了几天之后，杜任之才以战时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下达逮捕令，结果是一个人也没有抓到。
　　阎锡山和梁化之对此事大为疑忌，却又抓不住任何人的把柄。

虎口脱险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9月初，路纪宇随阎军回到了太原，经杜任之与阎政府山西实物准备库秘书主任吴晟（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介绍，来到山西盐务局担任秘书，主要处理日常公文工作。
　　1946年初，由于山西盐务局被国民党政府派员接收了，路纪宇便离开了该局。由吴晟介绍到阳泉平定县实物准备库当了副理。不久，该库经理杜辅民被调走，他便担任了经理。该实物准备库属阎政府贸易单位，主要经营纸烟、布匹等日用物品。从此，路纪宇利用工作之便，不时回到太原，与杜任之和吴晟联系。
　　那年夏季的一天，吴晟约路纪宇到太原实物准备总库（阎的省政府大门西侧楼门）见了面，告诉他说：“中共晋绥党委要在太原城内唱经楼开个点心铺作为工作点，需要400元资金周转一下。”路纪宇二话不说，当即返回平定，从实物准备库的账上支取出现金400元，又赶到太原交给了吴晟。
　　1947年 12月中旬，平定县同志会的青年干部朱敬礼、郭毅夫妇（路纪宇任战工团三队队长时，二人是他的队员）来见路纪宇，言说他俩准备到解放区北方大学去学习。路一听非常支持，当即资助了一笔路费。不料，他俩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扣押在了石家庄市，尽管地下党组织利用社会关系，多方周旋，解救出了他俩，但还是有人将路纪宇曾资助他俩之事告发给了阎政府太原警察局局长师则程。路纪宇因此遭到了秘密监视。
　　杜任之得知这个情况后，认为：既然师则程已经注意上了路纪宇，就有发生不测的可能。因此路纪宇不能再在阎辖区待下去了，当即决定让他先由太原到北平，再伺机转往解放区。首先由吴晟把准备派路纪宇去北平、天津搞业务的意见向实物准备总库经理段式强作了正式说明，经他同意后，路纪宇便在总库开了离开太原到北平的护照，第二天即飞往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