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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英国的“黄金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度发达的技术。可以说，技术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之一。但是，在这个时代，技术不仅是一种外在性的现象，也是一种内在性的文化。本文以维多利亚时代铁路大发展作为背景，通过解读狄更斯的短篇小说《信号员》，从技术社会史的视角展开对这种技术文化的分析。作者认为技术在维多利亚时代呈现了高度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渗透到了人的内心深处。与此同时，在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技术文化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 技术文化 维多利亚时代 狄更斯《信号员》
一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他。”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一生创作中用笔书写的这个时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而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书写全景式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1870年6月10日，狄更斯去世后的第二天，英国的《每日新闻》就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他“绝对是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小说家”，不仅如此，“后人将在他刻画的当代生活图景中了解到比史料还要清晰的19世纪生活面貌。”因而，深度阅读狄更斯可以成为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条可选途径。
毫无疑问，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一个“黄金时代”，科学研究兴盛，文学艺术繁荣。在这60多年间，英国取得了无数影响深远的科学发现，也诞生了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然而，一个显然但是常常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那更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技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题词之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文学者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就曾尖锐地指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是英雄时代、虔信时代、哲学时代或道德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机械时代”。“机械时代”的实质就是工业革命，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集中展示了这次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革命所创造的成就，夏洛蒂·勃朗特在第二次参观完这次博览会后的日记中写道“这里能够找到人类劳动可以创造的一切”。马克思早已指出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是工具机的变革，技术在大工业生产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18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社会的一切都与欧洲其它国家差别不大，但到了19世纪中期它就已经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工业化国家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技术变革而不是其它造就了现代英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现代世界。
但是，“技术”二字不只是一系列外在性现象的集合，而是具备了文化内涵的一个概念，“技术的本质不仅决定了与自然的交往，而且也深深地铭刻在人的文化创造上，占领了一切存在领域，包括科学、艺术或政治，以至于从本质上来考虑，尽管有存在的领域的差别，已不存在自然和文化展现上的区别”，因而人类文化无法避免技术这个“座架”的“限定”与“强求”。技术渗透在人类的一切文化存在之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种存在环境，“技术文化，即与宗教、艺术文化一样，是大文化之下的一种文化类型”。维多利亚时代的60余年间，英国本土涌现出一大批技术乐观论者，他们盛赞技术革新所释放的惊人力量，认为“人间乐园就在眼前了”；与技术乐观主义者的立场相反，浪漫主义文人则公开反对以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发思古之幽情，崇尚自然纯洁的乡村生活。早期的产业工人中还爆发了以破坏机器为目标的“卢德运动”，机器被视作恶的来源，像哈格里夫斯的珍尼纺纱机刚刚被发明出来就被本地工人所捣毁。所有这些，无论是歌颂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辉煌成就，担忧人类将远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或者直接采取行动来应对技术带给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人工物的技术本身，而成为了一种技术文化。
因而，全面理解维多利亚时代需要技术文化的视角，而狄更斯的小说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绝佳的窗口。其短篇小说《信号员》直接呈现的就是人们在遭遇铁路技术后的心理状态，既真切地反映了一些技术内容，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二
在维多利亚时代，铁路是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一项事业。克拉潘在其巨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直接把英国1820年至1850年这三十年称为“铁路时代前夕”和“早期铁路时代”；言下之意，1850年后的英国处于“铁路时代”中。铁路的背后是被大规模开发的蒸汽动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后，蒸汽动力取代人力揭开人类工业文明的序幕。蒸汽动力在交通工具上的应用，特别是蒸汽机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面貌，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这个划时代的交通变革极大地刺激了生产效率，加速了原料、生产与市场间的流通速度，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完成。1869年英国的煤炭运输量比1865年增长了一倍；1865-1870年间英国节约下来的运输成本，占到国民收入的17%。除了作为大工业生产中非常关键的一环，铁路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初的铁路运输就有客运的功能。1825年史蒂芬逊设计的第一条铁路正式开通，试运行的第一列火车不仅可以运货，而且也是一辆客运列车，“从达灵顿到斯科特顿，它拉着33节车厢和300名乘客，可当它到达斯科特顿的时候，因为路上有许多观众忍不住都爬进了车厢，这时火车上的乘客估计增加到了650人”。随后，铁路建设在全英国范围内大力开展，“1825年斯托克顿一达灵顿铁路通车，1830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用铁路连接起来。到50年代，英国的主要铁路干线均已完成”，铁路交通很快就成为人们在长途旅行中普遍采用的交通方式。以人们参加伦敦“万国博览会”的交通数据为例，1851年4月至9月间，乘火车和蒸汽船到伦敦的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近150万人，造就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英国铁路业此后迅猛发展，乘火车旅行从“一件新鲜事物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生活既定的现实”。然而，伴随铁路融入社会生产活动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技术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问题。 19世纪后半叶，随着铁路大提速和运输压力的攀升，英国的铁路事故频发，其中包括许多次特大事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1865年的“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The Staplehurst accident）更是直接与狄更斯相关——他在那次事故中死里逃生，而这次“铁路惊魂”也是促使狄更斯写作《信号员》这个短篇小说的重要动因。
1865年6月9日，狄更斯从法国乘船回到英国的福克斯，然后在那里乘火车返回伦敦，与他同行的是特楠夫人和爱伦·特楠。火车下午两点从福克斯开出，半小时后，事故毫无征兆地在斯泰普尔赫斯特前面的博易特河高架桥上发生了。《狄更斯传》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事故：
那个时候，高架桥（事实上不仅仅是一座桥）上工人们正在进行维修工作，两条铁轨被移开并放在了铁路线的一边。而这个时候火车正在飞速驶向他们。负责维修工作的工头看错了一张铁路时间表，他以为火车还有两个小时才来，而本应给迎面而来的火车发出警告、提示任何障碍物的信号旗手违反了规定，离施工现场只有五百五十码。所以，一切都太晚了。火车司机看见红旗便急忙刹车，但时间不够。他赶紧鸣笛让列车长关闸（当时还没有连续制动系统），但这还是不够。火车以每小时二十到三十英里的速度驶向了拆卸的铁轨，跳过了那一段四十二英尺长的缺口，然后突然转弯脱离了铁轨，中间和后面的车厢都从桥上掉了下去，摔到了下面的河床上。所有七节头等车厢都陡然冲了下去——只有一节因为车钩挂在前面的二等车厢上幸免于难，而那节车厢上就坐着查尔斯·狄更斯和特楠母女。它翻出了铁轨斜挂在桥上，所以他们三人都掉到了车厢的一个角落里。
这次事故非常严重，共造成10死49伤。事故发生后，狄更斯在把随行的特楠母女安置好后，立即加入了救护队中。他尽可能地抢救和安慰见到的每一个伤员，也亲眼目睹了伤员当场死亡或在被救出来后死去的场景。这些真实的场景给狄更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心理阴影，使他在事后的几个月内常常会觉得非常虚弱，莫名奇妙地感到紧张。后来，他在乘坐火车时还会出现幻觉，也不能忍受伦敦大街上马车的声音。旅行成了最让他痛苦的事情，以致于他不得不停止参加一切公共活动，而他这段时期的创作水准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后果事实上是永久性的，狄更斯一直未能走出这次事故的阴影，而且他本人就是在“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的第五个纪念日去世的。
事故后的一年间，狄更斯都不愿意提及他的那次惊魂一刻，朋友来信询问有关那次事故的细节，他也避而不谈，只是不停地诉说事故的可怕性。1866年夏末，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狄更斯开始着手创作该年的《一年到头》圣诞特刊，此时终于鼓起勇气直面一年前的痛苦回忆，以那次事故为蓝本写作了《信号员》这个短篇小说。圣诞节期间，它作为《一年到头》圣诞特刊中的一个故事正式与读者见面。在人们眼中，《信号员》是一个十足的鬼故事，因为故事里面出现了一种无法名状的力量，就像不可捉摸的幽灵，而这个故事后来也确实总被编入狄更斯的“鬼魅小说集”中。其实，这个故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超自然元素，它所描绘的无非是铁路技术带给人们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人处在技术之中，从技术中受益，但又无时不刻不担忧技术会反过来损害享受其好处的人。这就是这个故事所传递出的技术文化信号，而它也是现实中狄更斯在经历过那次事故后一再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源头。
三
《信号员》的故事情节一点也不复杂，然而确实透露出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惊悚感。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故事叙述者，一个是小说的主人公信号员。叙述者一天傍晚在铁路沿线散步，结识了一个正在工作的信号员，而后者对叙述者的出现感到无比恐惧。在第一次会面中，信号员只是向叙述者介绍了他的工作职责——引导火车安全通过一段隧道，但未透露其内心的不安。
我站起来打算告辞时说：“你几乎使我觉得，我见到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恐怕我必须承认，我这么讲的原因是要让他感到满足。）
“我相信我一向如此，”他答道，声音像开始谈话时一样轻，“但我心里其实很不安，先生，很不安。”
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许会收回他的话。然而话已经讲了，而我又很快接了上去。
“为什么？什么事使你不安？”
“这是很难讲清楚的，先生。这谈起来非常非常困难。如果你再来看我的话，我尽量告诉你吧。”
第二天，叙述者再次去找了这个信号员，而且知道了信号员恐惧他出现的原因。原来叙述者前一天无意间走到了这个信号员管理的信号灯下，而在过去，一个左手遮住自己的脸，右手剧烈挥动的人曾经两次在那个地方出现过，似乎是在发出警告：“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离开铁路！”恐怖的是，就在这个幽灵般的人每次出现之后，路段附近都会出现一次铁路事故。这让信号员捉摸不透，内心非常不安，而且认为他看见的场景不是人而是一个宣示灾祸的鬼魂。就在一周之前，信号员口中的那个鬼魂又出现了，这似乎预示着又会有一次铁路事故发生。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信号员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处在一种高度的焦虑之中。
“现在，先生，你想必已完全明白，”他说，“使我这么害怕、这么不安的是这个疑问：那个鬼究竟要向我表示什么？”
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我已完全明白这点。
“它在警告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琢磨，眼睛望着炉火，只是偶然看我一眼。“那是什么危险？在什么地方？铁路上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危险。也可能发生可怕的灾祸。在前两次出事后，还会发生第三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的确弄得我惶恐不安，无法平静。我能做什么呢？”
他掏出手帕，擦掉额头上挂下的汗珠。
“如果我用电报向铁路两头，或者任何一头，发出危险警报，却讲不出个所以然，”他继续道，用巴掌抹着汗，“我只能自找麻烦，毫无好处。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事情会这样：我发电道，‘危险！注意！’他们回电道，‘什么危险？在哪里？’我发电道，‘不知道。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小心！’结果他们把我撤换了事。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他内心的痛苦是很值得同情的，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所感受到的精神折磨，他要为生命负责，可又不知道怎么尽这责任，这叫他无法忍受。
听了信号员毫无保留的诉说，叙述者非常同情他，因此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摆脱这种高度焦虑的状态。他准备先带他去找本地最有经验的医生咨询一下。但是，第三天傍晚，当叙述者去找这个信号员的时候，却被告知这个可怜的人那天早晨已经被火车撞死了。
狄更斯的故事写到这里就完结了，但是弥漫在故事中的焦虑却一直在绵延。《信号员》表面上像是一个鬼故事，但是本质上刻画了人们在面对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那种手足无措的心理状态。信号员口中出现的“鬼”及“鬼”发出的警示在小说结尾处已经被点出，其实是人及人的行为，所谓的超自然力量是不存在的。因而小说中的“鬼”不过是铁路技术的一种隐喻。信号员之死不是缘于一次铁路事故，而是由于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焦虑不仅是让信号员苦恼的，也是叙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故事之中描绘出来的，也是故事之外写故事的狄更斯正在经历的。
狄更斯的小说绝不只是一种个人经验的文学表达。这个深受民众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体现的往往是大众关切的内容，这是狄更斯本人写作的立场及其追求所决定的。作为一个独具慧眼的作家，其写作虽然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批判色彩，但也一直处在调整之中，目的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除了我们心目中的狄更斯——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逆，还有另一个狄更斯——迎合大众趣味的通俗小说作者”。也正因为这一点，狄更斯成为一位能真实反映公众想法的作家，《信号人》中描述的铁路就是技术在公众心中的一种具象化。这种写作背后表达了一股强大的公众期望——确保铁路技术的安全性。
四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技术文化与铁路交通运输的兴起大有关系，这种技术文化的核心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在特定社会条件中成长起来的技术文化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其主要表现就是打造了新一代英国的铁路政策，推动了铁路安全系统在技术上的改进。
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说某某地区又发生了一起铁路事故，报纸上也常常充斥着这些事故的报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信号员》中所表现的那种高度焦虑的气氛。著名物理学家斯托克斯（George G.Stokes，1819-1903）参加过多次铁路重大事故的调查，并对铁路桥梁钢材与设计的改进做出过贡献。在《信号员》出版之前，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就已经提出了改善铁路安全状况的要求，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加强铁路安全监管及铁路公司采取更先进的技术系统两方面。然而，面对公众的批评，政府部门却层层推诿，不承认在铁路事故上负有管理责任；铁路公司也直接把事故的责任推给个人，认为是基层工人的素质低下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些都是舆论所不能接受的，以狄更斯遭遇的“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为例，《泰晤士报》调查的结果就与官方报告的结论不一样。官方报告的结论把责任推给具体的个人，而《泰晤士报》认为主要原因是铁路公司在管理上存在巨大漏洞而且没有采取足以保障铁路安全的技术措施，相关部门也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如议会没有通过铁路公司应对乘客安全负责的法案。狄更斯的《信号员》不过是推动这股公众舆论巨浪冲击原始的铁路制度的一股小浪，小说中的确真实地呈现了信号员的工作状态——这些基层的工人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根本就无法确保铁路运行的安全，正如小说中信号员所呼喊的“可我，上帝帮助我吧！我只是守在这偏僻地方的一个可怜的信号员！为什么它（鬼）不找别的可以信任、又有力量采取行动的人呢？”
在现实中，信号员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凑：每八小时轮一次班，他们负责的信号房每天都有大约500辆火车通过，有些大站每天的火车吞吐量竟然超过了1200辆。数据表明，这些信号员每3分钟就要引导一辆火车通过，每18秒就要操控信号房的机械杆一次，每14.4秒就要发一次电报。劳动如此繁重，技术性如此之强，使得他们不可能毫无差错，何况他们的收入与所肩负的责任是如此严重地不对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把信号员认定为铁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实在是难以令人接受的。这股舆论的巨浪经过发酵，最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效应，导致了铁路安全措施的改进和铁路管理体制的更新，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打造了英国新的铁路政策。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议会都不愿勉强铁路企业采取安全措施，而是依赖于检查来激励企业保证铁路安全。制动器和信号系统作为最关键的安全装置，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议会鼓励铁路方采取的办法是，要求铁路部门在年度报告中反映每一条铁路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利用机构监察和舆论监督来保证安全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被证明是无效的，铁路事故的数量依然居高不下。面对层出不穷的铁路事故，英国终于在1889年通过了强制铁路公司安装安全装置的法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必须安装连续刹车系统，其次是必须安装完全闭塞系统。这些技术措施的采用和法案的通过是政治运作的结果，但是，这种政治运作更广阔的背景是技术文化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整个社会弥漫着衍生自技术的焦虑情绪，公众由于技术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陷入深度的恐惧之中。
《信号员》只是狄更斯捕捉铁路意象的一个焦点，也是观察维多利亚时代技术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所见到的风景与通过其它窗口所见到的风景也许存在不同之处，然而，纵观维多利亚时代，技术作为一种文化要素确实在这个窗口的风景中体现了出来。
关键词 技术文化 维多利亚时代 狄更斯《信号员》
一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他。”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一生创作中用笔书写的这个时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而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书写全景式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1870年6月10日，狄更斯去世后的第二天，英国的《每日新闻》就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他“绝对是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小说家”，不仅如此，“后人将在他刻画的当代生活图景中了解到比史料还要清晰的19世纪生活面貌。”因而，深度阅读狄更斯可以成为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条可选途径。
毫无疑问，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一个“黄金时代”，科学研究兴盛，文学艺术繁荣。在这60多年间，英国取得了无数影响深远的科学发现，也诞生了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然而，一个显然但是常常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那更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技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题词之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文学者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就曾尖锐地指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是英雄时代、虔信时代、哲学时代或道德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机械时代”。“机械时代”的实质就是工业革命，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集中展示了这次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革命所创造的成就，夏洛蒂·勃朗特在第二次参观完这次博览会后的日记中写道“这里能够找到人类劳动可以创造的一切”。马克思早已指出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是工具机的变革，技术在大工业生产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18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社会的一切都与欧洲其它国家差别不大，但到了19世纪中期它就已经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工业化国家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技术变革而不是其它造就了现代英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现代世界。
但是，“技术”二字不只是一系列外在性现象的集合，而是具备了文化内涵的一个概念，“技术的本质不仅决定了与自然的交往，而且也深深地铭刻在人的文化创造上，占领了一切存在领域，包括科学、艺术或政治，以至于从本质上来考虑，尽管有存在的领域的差别，已不存在自然和文化展现上的区别”，因而人类文化无法避免技术这个“座架”的“限定”与“强求”。技术渗透在人类的一切文化存在之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种存在环境，“技术文化，即与宗教、艺术文化一样，是大文化之下的一种文化类型”。维多利亚时代的60余年间，英国本土涌现出一大批技术乐观论者，他们盛赞技术革新所释放的惊人力量，认为“人间乐园就在眼前了”；与技术乐观主义者的立场相反，浪漫主义文人则公开反对以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发思古之幽情，崇尚自然纯洁的乡村生活。早期的产业工人中还爆发了以破坏机器为目标的“卢德运动”，机器被视作恶的来源，像哈格里夫斯的珍尼纺纱机刚刚被发明出来就被本地工人所捣毁。所有这些，无论是歌颂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辉煌成就，担忧人类将远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或者直接采取行动来应对技术带给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人工物的技术本身，而成为了一种技术文化。
因而，全面理解维多利亚时代需要技术文化的视角，而狄更斯的小说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绝佳的窗口。其短篇小说《信号员》直接呈现的就是人们在遭遇铁路技术后的心理状态，既真切地反映了一些技术内容，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二
在维多利亚时代，铁路是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一项事业。克拉潘在其巨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直接把英国1820年至1850年这三十年称为“铁路时代前夕”和“早期铁路时代”；言下之意，1850年后的英国处于“铁路时代”中。铁路的背后是被大规模开发的蒸汽动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后，蒸汽动力取代人力揭开人类工业文明的序幕。蒸汽动力在交通工具上的应用，特别是蒸汽机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面貌，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这个划时代的交通变革极大地刺激了生产效率，加速了原料、生产与市场间的流通速度，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完成。1869年英国的煤炭运输量比1865年增长了一倍；1865-1870年间英国节约下来的运输成本，占到国民收入的17%。除了作为大工业生产中非常关键的一环，铁路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初的铁路运输就有客运的功能。1825年史蒂芬逊设计的第一条铁路正式开通，试运行的第一列火车不仅可以运货，而且也是一辆客运列车，“从达灵顿到斯科特顿，它拉着33节车厢和300名乘客，可当它到达斯科特顿的时候，因为路上有许多观众忍不住都爬进了车厢，这时火车上的乘客估计增加到了650人”。随后，铁路建设在全英国范围内大力开展，“1825年斯托克顿一达灵顿铁路通车，1830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用铁路连接起来。到50年代，英国的主要铁路干线均已完成”，铁路交通很快就成为人们在长途旅行中普遍采用的交通方式。以人们参加伦敦“万国博览会”的交通数据为例，1851年4月至9月间，乘火车和蒸汽船到伦敦的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近150万人，造就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英国铁路业此后迅猛发展，乘火车旅行从“一件新鲜事物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生活既定的现实”。然而，伴随铁路融入社会生产活动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技术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问题。 19世纪后半叶，随着铁路大提速和运输压力的攀升，英国的铁路事故频发，其中包括许多次特大事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1865年的“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The Staplehurst accident）更是直接与狄更斯相关——他在那次事故中死里逃生，而这次“铁路惊魂”也是促使狄更斯写作《信号员》这个短篇小说的重要动因。
1865年6月9日，狄更斯从法国乘船回到英国的福克斯，然后在那里乘火车返回伦敦，与他同行的是特楠夫人和爱伦·特楠。火车下午两点从福克斯开出，半小时后，事故毫无征兆地在斯泰普尔赫斯特前面的博易特河高架桥上发生了。《狄更斯传》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事故：
那个时候，高架桥（事实上不仅仅是一座桥）上工人们正在进行维修工作，两条铁轨被移开并放在了铁路线的一边。而这个时候火车正在飞速驶向他们。负责维修工作的工头看错了一张铁路时间表，他以为火车还有两个小时才来，而本应给迎面而来的火车发出警告、提示任何障碍物的信号旗手违反了规定，离施工现场只有五百五十码。所以，一切都太晚了。火车司机看见红旗便急忙刹车，但时间不够。他赶紧鸣笛让列车长关闸（当时还没有连续制动系统），但这还是不够。火车以每小时二十到三十英里的速度驶向了拆卸的铁轨，跳过了那一段四十二英尺长的缺口，然后突然转弯脱离了铁轨，中间和后面的车厢都从桥上掉了下去，摔到了下面的河床上。所有七节头等车厢都陡然冲了下去——只有一节因为车钩挂在前面的二等车厢上幸免于难，而那节车厢上就坐着查尔斯·狄更斯和特楠母女。它翻出了铁轨斜挂在桥上，所以他们三人都掉到了车厢的一个角落里。
这次事故非常严重，共造成10死49伤。事故发生后，狄更斯在把随行的特楠母女安置好后，立即加入了救护队中。他尽可能地抢救和安慰见到的每一个伤员，也亲眼目睹了伤员当场死亡或在被救出来后死去的场景。这些真实的场景给狄更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心理阴影，使他在事后的几个月内常常会觉得非常虚弱，莫名奇妙地感到紧张。后来，他在乘坐火车时还会出现幻觉，也不能忍受伦敦大街上马车的声音。旅行成了最让他痛苦的事情，以致于他不得不停止参加一切公共活动，而他这段时期的创作水准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后果事实上是永久性的，狄更斯一直未能走出这次事故的阴影，而且他本人就是在“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的第五个纪念日去世的。
事故后的一年间，狄更斯都不愿意提及他的那次惊魂一刻，朋友来信询问有关那次事故的细节，他也避而不谈，只是不停地诉说事故的可怕性。1866年夏末，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狄更斯开始着手创作该年的《一年到头》圣诞特刊，此时终于鼓起勇气直面一年前的痛苦回忆，以那次事故为蓝本写作了《信号员》这个短篇小说。圣诞节期间，它作为《一年到头》圣诞特刊中的一个故事正式与读者见面。在人们眼中，《信号员》是一个十足的鬼故事，因为故事里面出现了一种无法名状的力量，就像不可捉摸的幽灵，而这个故事后来也确实总被编入狄更斯的“鬼魅小说集”中。其实，这个故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超自然元素，它所描绘的无非是铁路技术带给人们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人处在技术之中，从技术中受益，但又无时不刻不担忧技术会反过来损害享受其好处的人。这就是这个故事所传递出的技术文化信号，而它也是现实中狄更斯在经历过那次事故后一再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源头。
三
《信号员》的故事情节一点也不复杂，然而确实透露出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惊悚感。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故事叙述者，一个是小说的主人公信号员。叙述者一天傍晚在铁路沿线散步，结识了一个正在工作的信号员，而后者对叙述者的出现感到无比恐惧。在第一次会面中，信号员只是向叙述者介绍了他的工作职责——引导火车安全通过一段隧道，但未透露其内心的不安。
我站起来打算告辞时说：“你几乎使我觉得，我见到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恐怕我必须承认，我这么讲的原因是要让他感到满足。）
“我相信我一向如此，”他答道，声音像开始谈话时一样轻，“但我心里其实很不安，先生，很不安。”
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许会收回他的话。然而话已经讲了，而我又很快接了上去。
“为什么？什么事使你不安？”
“这是很难讲清楚的，先生。这谈起来非常非常困难。如果你再来看我的话，我尽量告诉你吧。”
第二天，叙述者再次去找了这个信号员，而且知道了信号员恐惧他出现的原因。原来叙述者前一天无意间走到了这个信号员管理的信号灯下，而在过去，一个左手遮住自己的脸，右手剧烈挥动的人曾经两次在那个地方出现过，似乎是在发出警告：“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离开铁路！”恐怖的是，就在这个幽灵般的人每次出现之后，路段附近都会出现一次铁路事故。这让信号员捉摸不透，内心非常不安，而且认为他看见的场景不是人而是一个宣示灾祸的鬼魂。就在一周之前，信号员口中的那个鬼魂又出现了，这似乎预示着又会有一次铁路事故发生。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信号员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处在一种高度的焦虑之中。
“现在，先生，你想必已完全明白，”他说，“使我这么害怕、这么不安的是这个疑问：那个鬼究竟要向我表示什么？”
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我已完全明白这点。
“它在警告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琢磨，眼睛望着炉火，只是偶然看我一眼。“那是什么危险？在什么地方？铁路上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危险。也可能发生可怕的灾祸。在前两次出事后，还会发生第三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的确弄得我惶恐不安，无法平静。我能做什么呢？”
他掏出手帕，擦掉额头上挂下的汗珠。
“如果我用电报向铁路两头，或者任何一头，发出危险警报，却讲不出个所以然，”他继续道，用巴掌抹着汗，“我只能自找麻烦，毫无好处。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事情会这样：我发电道，‘危险！注意！’他们回电道，‘什么危险？在哪里？’我发电道，‘不知道。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小心！’结果他们把我撤换了事。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他内心的痛苦是很值得同情的，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所感受到的精神折磨，他要为生命负责，可又不知道怎么尽这责任，这叫他无法忍受。
听了信号员毫无保留的诉说，叙述者非常同情他，因此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摆脱这种高度焦虑的状态。他准备先带他去找本地最有经验的医生咨询一下。但是，第三天傍晚，当叙述者去找这个信号员的时候，却被告知这个可怜的人那天早晨已经被火车撞死了。
狄更斯的故事写到这里就完结了，但是弥漫在故事中的焦虑却一直在绵延。《信号员》表面上像是一个鬼故事，但是本质上刻画了人们在面对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那种手足无措的心理状态。信号员口中出现的“鬼”及“鬼”发出的警示在小说结尾处已经被点出，其实是人及人的行为，所谓的超自然力量是不存在的。因而小说中的“鬼”不过是铁路技术的一种隐喻。信号员之死不是缘于一次铁路事故，而是由于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焦虑不仅是让信号员苦恼的，也是叙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故事之中描绘出来的，也是故事之外写故事的狄更斯正在经历的。
狄更斯的小说绝不只是一种个人经验的文学表达。这个深受民众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体现的往往是大众关切的内容，这是狄更斯本人写作的立场及其追求所决定的。作为一个独具慧眼的作家，其写作虽然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批判色彩，但也一直处在调整之中，目的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除了我们心目中的狄更斯——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逆，还有另一个狄更斯——迎合大众趣味的通俗小说作者”。也正因为这一点，狄更斯成为一位能真实反映公众想法的作家，《信号人》中描述的铁路就是技术在公众心中的一种具象化。这种写作背后表达了一股强大的公众期望——确保铁路技术的安全性。
四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技术文化与铁路交通运输的兴起大有关系，这种技术文化的核心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在特定社会条件中成长起来的技术文化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其主要表现就是打造了新一代英国的铁路政策，推动了铁路安全系统在技术上的改进。
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说某某地区又发生了一起铁路事故，报纸上也常常充斥着这些事故的报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信号员》中所表现的那种高度焦虑的气氛。著名物理学家斯托克斯（George G.Stokes，1819-1903）参加过多次铁路重大事故的调查，并对铁路桥梁钢材与设计的改进做出过贡献。在《信号员》出版之前，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就已经提出了改善铁路安全状况的要求，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加强铁路安全监管及铁路公司采取更先进的技术系统两方面。然而，面对公众的批评，政府部门却层层推诿，不承认在铁路事故上负有管理责任；铁路公司也直接把事故的责任推给个人，认为是基层工人的素质低下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些都是舆论所不能接受的，以狄更斯遭遇的“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为例，《泰晤士报》调查的结果就与官方报告的结论不一样。官方报告的结论把责任推给具体的个人，而《泰晤士报》认为主要原因是铁路公司在管理上存在巨大漏洞而且没有采取足以保障铁路安全的技术措施，相关部门也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如议会没有通过铁路公司应对乘客安全负责的法案。狄更斯的《信号员》不过是推动这股公众舆论巨浪冲击原始的铁路制度的一股小浪，小说中的确真实地呈现了信号员的工作状态——这些基层的工人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根本就无法确保铁路运行的安全，正如小说中信号员所呼喊的“可我，上帝帮助我吧！我只是守在这偏僻地方的一个可怜的信号员！为什么它（鬼）不找别的可以信任、又有力量采取行动的人呢？”
在现实中，信号员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凑：每八小时轮一次班，他们负责的信号房每天都有大约500辆火车通过，有些大站每天的火车吞吐量竟然超过了1200辆。数据表明，这些信号员每3分钟就要引导一辆火车通过，每18秒就要操控信号房的机械杆一次，每14.4秒就要发一次电报。劳动如此繁重，技术性如此之强，使得他们不可能毫无差错，何况他们的收入与所肩负的责任是如此严重地不对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把信号员认定为铁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实在是难以令人接受的。这股舆论的巨浪经过发酵，最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效应，导致了铁路安全措施的改进和铁路管理体制的更新，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打造了英国新的铁路政策。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议会都不愿勉强铁路企业采取安全措施，而是依赖于检查来激励企业保证铁路安全。制动器和信号系统作为最关键的安全装置，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议会鼓励铁路方采取的办法是，要求铁路部门在年度报告中反映每一条铁路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利用机构监察和舆论监督来保证安全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被证明是无效的，铁路事故的数量依然居高不下。面对层出不穷的铁路事故，英国终于在1889年通过了强制铁路公司安装安全装置的法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必须安装连续刹车系统，其次是必须安装完全闭塞系统。这些技术措施的采用和法案的通过是政治运作的结果，但是，这种政治运作更广阔的背景是技术文化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整个社会弥漫着衍生自技术的焦虑情绪，公众由于技术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陷入深度的恐惧之中。
《信号员》只是狄更斯捕捉铁路意象的一个焦点，也是观察维多利亚时代技术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所见到的风景与通过其它窗口所见到的风景也许存在不同之处，然而，纵观维多利亚时代，技术作为一种文化要素确实在这个窗口的风景中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