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我们看来，从阳明先生的“心即理”之“吾性自足”，“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到“知行合一”说从本体论而非认识论的层面谈知行问题，再到“良知与致良知”之本体论与修养论一时并在的为学特点，都表明了阳明学的为学的实质就在于“内圣外王”，其旨归在于成就圣贤、安邦治国利益天下，而非“见驱于声利辞章”。
　　关键词：阳明学;心即理;致良知
　　关于阳明先生的学问，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良知与致良知”及工夫论等部分。我们首先需要对这诸多问题进行各个研究，给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唯此才能形成我们眼中的阳明学“何为者也”的答案。
　　首先关于“心即理”的表述。阳明先生在著名的“龙场悟道”之后曾这样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阳明先生论学的出发点是在要找寻“天理”，找寻那个宇宙人生最根本的东西之所是。而他悟道之所得，首先便是天理“都只是此心，心即理也”。他不再遵循先前宋明儒家多所提倡的格物穷理的路径，而是反观自身，“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是的，在阳明先生看来“吾性自足”，“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但在肯定自我内在根基的同时，这其中也点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内在根基的“心”须是无有私欲的遮蔽的。而这是另外一个修养论或说工夫论的问题了。可见，“心即理”的表述更主要的是在本体论上立论的，而且具有鲜明的德性。从“心即理”的表述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后，已然居住在一种超凡脱俗的德性境界之上了。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也是如此。
　　在一般的认识理论里面，那种知得父当孝而不去孝的现象被称为知而不行。而阳明先生认为这种“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并且直言“未有知而不行者”。可见他所谓的“知”，是对天理或明德或至善之性的识得，是一种价值自觉或说开悟，去除了童蒙愚昧与麻木不仁;并且这种价值自觉自然会伴随着德行的外显。可见阳明先生是在本体论上谈“知”的范畴，是以晓明天理为期的。晓明天理之后，人生实践必然是知行合一的，不存在知而不行的情况。这是多么富有德性的一种境界啊！或许只有当我们也能像阳明先生那样“龙场悟道”有所证入时，才可能真切地理会其意思。对于一般认识理论所言的知而不行、知行两分的问题，阳明先生则认为那是“失了古人宗旨”，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人们的心已被私欲隔断，不能体认天理或至善之性，以致要么“懵懵懂懂”、“冥行妄作”，要么“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 。古人立了一个知的名词，又立了一个行的名词，实在是不得已的做法。其立此二个名词的“宗旨”并非让人去探讨所谓的知行先后的问题，而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待功夫成熟，瓜熟蒂落，明心见性，自然就是阳明先生所言的“知行合一”。对此，阳明先生不无感慨：“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可见，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问题”，其根底不在知行的名词，而在对古圣先贤境界的体认和对道的证入。
　　阳明先生晚年又提出了“良知”与“致良知”的学说。首先，什么是良知呢？
　　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可见，“良知”之说也是与“知”联系最紧密的，并且具有不假外求的特点。阳明先生还指出良知能“随时知是知非”，是“古今人人真面目”，是人的“天植灵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所谓“良知”，即与至善之性或天理一样，都是“吾性自足”的，都是从本体论上讲的。对此，阳明先生也明示过，“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另外，我们认为“良知”之说似与天理还稍稍有异，“良知”相对于天理来说似乎多了一分外显发用的特点，因为良知可“随时知是知非”，阳明先生也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
　　虽然说“良知”相对于天理有一些外显发用的意味，但更多的还是从本体论层面来讲，毕竟还是“灵根”，从日常生活的实然角度讲难以见得“昭明”，而是随时被私欲蒙蔽。因此阳明先生又提出了“致良知”之说。“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良知。” 致就是推致，将良知切实地发显出来，也就是需要修养的工夫。
　　谈到修养工夫论，首先需要知道阳明先生学习成长及为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重视躬行实践，有一种说做就要做的雷厉风行本色。在他十五岁尚年少之时，为了学习保境安民的知识与本领，自主前去出游考察居庸三关，“逐胡儿骑射”，“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读书时晓得朱子之格物可以穷理的道理，便亲试格竹子的格物工夫，直到病倒为止 ;督造威宁伯王越墓时对工匠以军事手段来管理，不限于纸上谈兵，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阳明先生躬行实践的本色。而就阳明先生所提及的具体的修养工夫，一方面他有提到静的工夫，通过“静坐”可以将好名、好色、好利等病根，“扫除荡涤，无复丝毫留滞”，他在龙场悟道时就是在生死存亡之间自制的石墩上静坐沉思“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久之有所证悟;另一方面，似乎他更提倡动的工夫，也就是“必有事”的工夫，为学须“事上磨炼”，在谈及勿忘勿助之说时阳明先生说：
　　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
　　当然，阳明先生的“必有事”的工夫并不是那种“牵滞纷扰”于事，而是能够“时时去集义”。当问及“主一之功”是否就是“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时，阳明先生回答说那是“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当门人问及立志时，他则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而且“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可见必有事的工夫的实质是集义，是对天理的存养工夫。另外，在修养工夫方面，阳明先生也讲剔除的工夫，或说刮净明镜所覆斑斑锈迹的工夫，因为蒙蔽良知的那些私欲若不清除，将永无见性悟道之日。例如阳明先生对孟源的自是好名之病，视为一大病根，其对良知之害有以下比喻来形容：
　　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因此，阳明先生也是一方面强调主一存养的工夫，同时也强调剔除私欲的工夫。这与佛家之“戒”与“定”两方面的工夫相类。
　　阳明先生的学问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是有其真修实证的根底在的。阳明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还在关心着弟子周积的学问。当周积问他有什么遗言的时候，阳明先生只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说罢，瞑目而逝。这是何等的从容境界！阳明先生大概已然了悟了人生的生死真谛，岂是笔头口舌工夫所能碰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