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佛教源于古印度，印度的佛教美术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小乘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和金刚乘密教时期。印度的早期佛教美术以孔雀王朝的雕刻、巴尔胡特佛塔和桑奇大塔的雕刻为代表。根据小乘佛教的观念，佛陀耶已涅槃，彻底摆脱了轮回，不应再以人形出现，因此印度早期佛教雕刻从未出现人形的佛像，而仅仅以菩提、法轮、祖籍等象征物代替佛陀的存在，这就是“无佛像时代”。
　　佛教美术虽然是在古印度产生的，但目前印度人更尊崇印度教，其反而在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也构成了中华文化艺术的主脉，但中国佛像更多得力于中国人自身的创造。佛教经由塔里木盆地南北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丝绸南路沿线的于阗、鄯善和龟兹最先接受佛教。沿着丝绸之路，西至东传，佛教越过阳关和玉门关进入凉州，再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雕塑，形象地記录着佛教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也是人们系统了解佛教艺术发展脉络的宝贵遗产。中国的人物画传续了几千年，莫高窟的开凿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所以题材比较狭小，但是在数以千计的匠师创造之下，这些造像被赋予了特有的个性，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唐代现实社会的艺术发展程度。所以，佛教美术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艺术风格、造像题材、宗教信仰。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依托。
　　敦煌早期人物画的风格特点是人物多头戴花蔓或宝冠，曲发垂肩，肩披大巾，腰裹长裙。人物的身高都只有四五个头长，面部丰满，手势多样，仪态庄重静谧，人物衣冠服饰呈现多样化、特色化。色调上的质朴、单纯、豪放给人不同的感受，人物形象赋色后以深墨铁线定型，线条韧劲有力。人物的面容都充满神秘色彩，这与北方重禅行，讲究“沉心静滤”“深入禅定”是分不开的。北魏时，敦煌壁画较前朝有了发展，内容逐渐丰富，大都以悲剧性、寓言型等故事画为主题，这时期人物画开始变得修长，面相饱满，与魏晋时期的壁画和中原汉族地区的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中人物形象相似，这时候西域本土化特征愈发明显。
　　隋代是莫高窟开窟极其频繁的时代，虽然历史短暂，但占据重要地位，较唐代艺术仍有不足，因此隋代是一个过渡时代。唐代壁画内容丰富，在塑造人物的艺术语言上，人物的类型、性格的程式逐渐关注行、住、坐、卧，注重在举止言谈中展现心灵境界，从面部、姿态、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局部情节乃至主体人物的关系等方面，表现人物发自心灵的神采，从而完美地创造出中国式的写实风格。因此，“唐风”是敦煌石窟的重要时期，它的艺术传统沉淀、文化思想抉择、政治宗教功能、社会环境影响深刻地影响着造型与法度、表现技法和精神气质。
　　北魏时，佛教艺术受到西域和凉州的深刻影响，文成帝和平初年开凿了皇家第一所石窟寺——云冈石窟。北魏距今有一千多年，其遗迹大都湮灭无存，但云冈石窟基本保持原貌，实属不易，它是佛教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国家主持营造的大型石窟，反映了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不仅规模宏大、雄伟，而且造像内容选择体现出强烈的皇家意识。石窟的开凿会受本土观念和固有文化的影响，因而在继承、融合与创新等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模式。北魏的建立者是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云冈石窟又是皇家主持开凿，不可避免地反映其民族特色，经历了从“胡貌梵像”到“改梵为夏”的过程，云冈石窟造像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造像方面，中期佛像体量较前期缩小，表现题材多样化，却也渗透了当时的社会时尚和雕造者本人的审美情趣。
　　迁都洛阳后，北魏开凿了龙门石窟，此后都有续雕，唐贞观年间，造像活动又趋于兴盛。其间，我国古代人民用自己的审美意识来描绘心中的佛教造像，消除了外来艺术风格的不良影响。唐代匠人创造的佛像造像，面部结构以圆润为主，表情和善，衣服下部下垂，其已经形成中国特有的艺术风格，完全不见印度风格的踪影，没有丝毫的不自然感。襞衣以极优美的曲线表现出来。由于造像匠人的技艺超人，技巧圆熟，所造之像并无生硬的感觉，又无拘泥于形式的迹象。
　　从东汉至唐代，佛教造像在传承和发展中不断改造，为了实现造像的世俗化，中国佛教美术逐步趋于汉化。东汉时期，我国先人接受古印度佛教造像，直到唐代，佛教造像才基本完成汉化过程，逐渐深受人们的喜爱。佛教美术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影响，因此佛像造型不断发生演变，最终基本实现中国化。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