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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事件是指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突然发生的、违反人们意志的、迫使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并且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或环境污染的意外事件。突发的灾难性事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现代讯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瞬间就会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国在2006年1月25日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其中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①做好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对一个地区的稳定及新闻媒体的信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大媒体在面临重大灾难性突发事件时,争取在第一时间将最新的信息传达给受众。灾难性突发事件往往都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完善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及其报道趋势。
完善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的策略
聘请媒体公关顾问。在2003年的“非典”报道中,我国媒体在报道中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和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才得以在2006年制定,这也为我国媒体在后来的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取得新的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应急预案》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聘请媒体公关顾问就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在公共性的危机发生时,媒体报道和相关部门的对症举措是危机消减的两大出路,而媒体与相关部门的积极沟通和合作,是公共危机事件得到解决的最佳途径。比如,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媒体公关顾问可以和相关卫生部门做好沟通和联系;针对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媒体公关顾问可以和相关地质部门做好互动,等等。这种媒体危机公关顾问制度的建立,不但可以降低灾难带来的危害度,更将是我国媒体在报道制度上的重大进步和革新。让媒体主动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处理机构中的一分子,与相关机构长期保持一定的联系,对各种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做好监测工作,时刻把握危机的动态,也将有利于媒体更好地了解事实真相并报道事实真相,不给谣言传播的机会,不给外媒抨击的可能,从而实现在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快、准、真。正如李普曼所说:“哪里有好的记录器械,哪里就有新闻报道的精确性。”②媒体公关顾问就犹如灾难性突发事件的“监控器”。
建立突发事件处置舆论引导的组织机制。在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完善的舆论引导机制能够更好地实现报道的有利进行。因此,建立专门组织机构对舆情加以搜集、分析,是很必要的一个环节。公众舆论作为下层舆论,固然需要政府上层舆论的引导,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又是上层舆论形成的基础和反馈来源。公众往往会把自身意见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并以多种言论形式向国家管理机构诉求。而且还要对舆论引导流程加以规范,并保障常态协调运作。尽可能地拓展舆情渠道,畅通信息沟通渠道,无论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舆情,都应该积极慎重地对待。只有对群众和社会团体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才能为政府推行危机处理措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保证危机处理的有序和有效进行。“只有政府和传媒的互通互动,才能使公众及时、准确地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有利于平衡公众心态,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③
建立专门的危机新闻发布机制。新闻发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策的信任度,有助于维护政府良好的形象,并有利于危机的缓解甚至是化解。在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报道和“5·12”汶川地震报道中,我国媒体取得了不同于以往的很大成绩,但是灾难的背后也折射出了我国相关部门的预警机制不够完善以及政府在处理危机问题时的一些不足,从而显示了危机机制的运作不够灵活。
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应该依据相关的法规和政策,迅速启动新闻发布工作,确定新闻发布方案,并设立专门人员发布相关新闻。“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就是政府处理危机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体现出政府的责任感。在危机事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政府的坦诚和勇气,这对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公众应对危机的信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公开,政府能够取得公众的更多信任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就会凸显出来。”④新闻发言人可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各种形式接受记者采访,发布重要的新闻信息。无新闻发布任务的部门和个人,不能擅自就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工作接受记者采访,以防造成信息的混乱。而且在发布新闻时应遵循及时、准确、适度的原则,以保证广大受众的知情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也为民众做好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打下基础,从而也能稳定社会。危机新闻发布机制的建立也要注意对中外记者采访管理机制的构建,“新闻工作机构要及时受理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应主动向记者提供事件有关信息,必要时迅速设立新闻中心,并提供电话、传真、上网以及电视信号传输等服务,为记者的采访提供方便。要使记者有正式的渠道获得官方权威的信息,避免根据猜测和传闻去作报道,使记者知道要了解的情况在哪里、找谁了解,而不必四处打探消息。”⑤
我国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的发展趋势
随着报道观念的逐渐转变和报道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也日趋完善。对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在原来报道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
手机媒体的作用将日渐凸显。2008年,甘肃省发布新闻,甘肃重大公共事件将通过手机短信告知市民。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中,官方通过手机短信来传播正确信息,消除谣言。这是突发事件及时报道给公众的一种新的趋势。手机在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手机这一新媒体具有的优势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甚至比起网络媒体,手机更加具有便携性。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树状传播”的,是点对面的单向传播,也就是从一个信息源流向多个受众的单向传播。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则是“网状传播”,即它是一个鱼网式的传播网,网上的任意一个节点,都可以向其他任意一个节点或节点群作点对点、点对面的单向或双向互动式传播,传和受的位置可以即时互换。⑥而手机信息的传播方式则是树状传播和网状传播的结合,即由信息内容提供方完成点到面的“树状传播”后,信息接收终端又可以完成一个“网状传播”。因此,手机信息传播,不仅传播链较长,而且可以相互交错形成网状互动,“传者”和“受者”可以随时出现“角色互换”。⑦这是手机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一大特色。而且手机用户极为广泛,传播速度又极为迅速,资费也越来越低,这些都为手机媒体的新发展提供了可能。
越来越注重受众知情权的满足。美国社会学家G·阿尔波特提出流言传播的公式:流言流传的强度=问题的重要性×不了解程度。⑧也就是说,越是重大的事件,在公众越是不了解情况的条件下,流言的传播速度将会越快。这就要求在对灾难性突发事件进行报道时,更多地关注公众的知情权,加大突发事件报道的透明度,就意味着流言消除的速度也会越快。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满足,流言得以及时消解,从而鼓舞了全民齐心协力一致抗震救灾。然而媒体也不能一味地为了满足公众获取信息的需求,而忘记了自身的职业道德,单纯地为了迎合公众的趣味而报道。尤其是有些媒体极力报道一些暴力、血腥的场面来迎合受众,看似是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实际上却降低了媒体自身的素质,破坏了媒体自身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坚持新闻媒体的‘喉舌’定位,绝不意味着媒体是政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庸。他们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进行舆论监督的‘平台’。他们既要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应该不遗余力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⑨
加大对“灾情”的报道。当灾难发生后,受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灾情”如何了,并非政府是如何亲民爱民的。在重要程度上,我国媒体越来越认识到对“灾情”报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对“人”的报道。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报道角度的转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这一报道角度的转变可以说是汶川地震报道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以后的灾难性报道中,侧重报道灾区的具体情况,充分反映灾区人民的生存状态,是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发展的大趋势。这种报道契合人们思维的出发点,当灾难发生后,受灾情况如何,灾民状况如何,他们目前的生存环境如何,等等,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我国媒体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成功的转型。
注 释:
①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yjgl/2006-01/08/content_21048.htm
②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③郑保章、程佳琳:《突发事件中政府与传媒的作用探析》,《现代传播》,2003(6)。
④赵瑞华:《新闻发言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关利器》,《公关世界》,2006(2)。
⑤《公共危机新闻发布机制》,《党建研究》,2008(10)。
⑥姜迅、宋炯明、颜杰:《手机短信新闻管理和产业发展初探》,《新闻记者》,2007(8)。
⑦林喦、徐雅宁:《突发事件中手机预警信息发布机制浅析》,《今传媒》,2008(7)。
⑧朱金平:《论突发事件报道》,长征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2页。
⑨史安斌:《危机传播中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作者单位:河南省艺术职业学院)
编校:郑 艳
完善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的策略
聘请媒体公关顾问。在2003年的“非典”报道中,我国媒体在报道中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和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才得以在2006年制定,这也为我国媒体在后来的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取得新的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应急预案》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聘请媒体公关顾问就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在公共性的危机发生时,媒体报道和相关部门的对症举措是危机消减的两大出路,而媒体与相关部门的积极沟通和合作,是公共危机事件得到解决的最佳途径。比如,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媒体公关顾问可以和相关卫生部门做好沟通和联系;针对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媒体公关顾问可以和相关地质部门做好互动,等等。这种媒体危机公关顾问制度的建立,不但可以降低灾难带来的危害度,更将是我国媒体在报道制度上的重大进步和革新。让媒体主动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处理机构中的一分子,与相关机构长期保持一定的联系,对各种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做好监测工作,时刻把握危机的动态,也将有利于媒体更好地了解事实真相并报道事实真相,不给谣言传播的机会,不给外媒抨击的可能,从而实现在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快、准、真。正如李普曼所说:“哪里有好的记录器械,哪里就有新闻报道的精确性。”②媒体公关顾问就犹如灾难性突发事件的“监控器”。
建立突发事件处置舆论引导的组织机制。在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完善的舆论引导机制能够更好地实现报道的有利进行。因此,建立专门组织机构对舆情加以搜集、分析,是很必要的一个环节。公众舆论作为下层舆论,固然需要政府上层舆论的引导,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又是上层舆论形成的基础和反馈来源。公众往往会把自身意见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并以多种言论形式向国家管理机构诉求。而且还要对舆论引导流程加以规范,并保障常态协调运作。尽可能地拓展舆情渠道,畅通信息沟通渠道,无论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舆情,都应该积极慎重地对待。只有对群众和社会团体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才能为政府推行危机处理措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保证危机处理的有序和有效进行。“只有政府和传媒的互通互动,才能使公众及时、准确地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有利于平衡公众心态,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③
建立专门的危机新闻发布机制。新闻发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策的信任度,有助于维护政府良好的形象,并有利于危机的缓解甚至是化解。在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报道和“5·12”汶川地震报道中,我国媒体取得了不同于以往的很大成绩,但是灾难的背后也折射出了我国相关部门的预警机制不够完善以及政府在处理危机问题时的一些不足,从而显示了危机机制的运作不够灵活。
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应该依据相关的法规和政策,迅速启动新闻发布工作,确定新闻发布方案,并设立专门人员发布相关新闻。“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就是政府处理危机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体现出政府的责任感。在危机事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政府的坦诚和勇气,这对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公众应对危机的信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公开,政府能够取得公众的更多信任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就会凸显出来。”④新闻发言人可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各种形式接受记者采访,发布重要的新闻信息。无新闻发布任务的部门和个人,不能擅自就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工作接受记者采访,以防造成信息的混乱。而且在发布新闻时应遵循及时、准确、适度的原则,以保证广大受众的知情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也为民众做好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打下基础,从而也能稳定社会。危机新闻发布机制的建立也要注意对中外记者采访管理机制的构建,“新闻工作机构要及时受理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应主动向记者提供事件有关信息,必要时迅速设立新闻中心,并提供电话、传真、上网以及电视信号传输等服务,为记者的采访提供方便。要使记者有正式的渠道获得官方权威的信息,避免根据猜测和传闻去作报道,使记者知道要了解的情况在哪里、找谁了解,而不必四处打探消息。”⑤
我国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的发展趋势
随着报道观念的逐渐转变和报道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也日趋完善。对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在原来报道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
手机媒体的作用将日渐凸显。2008年,甘肃省发布新闻,甘肃重大公共事件将通过手机短信告知市民。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中,官方通过手机短信来传播正确信息,消除谣言。这是突发事件及时报道给公众的一种新的趋势。手机在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手机这一新媒体具有的优势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甚至比起网络媒体,手机更加具有便携性。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树状传播”的,是点对面的单向传播,也就是从一个信息源流向多个受众的单向传播。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则是“网状传播”,即它是一个鱼网式的传播网,网上的任意一个节点,都可以向其他任意一个节点或节点群作点对点、点对面的单向或双向互动式传播,传和受的位置可以即时互换。⑥而手机信息的传播方式则是树状传播和网状传播的结合,即由信息内容提供方完成点到面的“树状传播”后,信息接收终端又可以完成一个“网状传播”。因此,手机信息传播,不仅传播链较长,而且可以相互交错形成网状互动,“传者”和“受者”可以随时出现“角色互换”。⑦这是手机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一大特色。而且手机用户极为广泛,传播速度又极为迅速,资费也越来越低,这些都为手机媒体的新发展提供了可能。
越来越注重受众知情权的满足。美国社会学家G·阿尔波特提出流言传播的公式:流言流传的强度=问题的重要性×不了解程度。⑧也就是说,越是重大的事件,在公众越是不了解情况的条件下,流言的传播速度将会越快。这就要求在对灾难性突发事件进行报道时,更多地关注公众的知情权,加大突发事件报道的透明度,就意味着流言消除的速度也会越快。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满足,流言得以及时消解,从而鼓舞了全民齐心协力一致抗震救灾。然而媒体也不能一味地为了满足公众获取信息的需求,而忘记了自身的职业道德,单纯地为了迎合公众的趣味而报道。尤其是有些媒体极力报道一些暴力、血腥的场面来迎合受众,看似是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实际上却降低了媒体自身的素质,破坏了媒体自身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坚持新闻媒体的‘喉舌’定位,绝不意味着媒体是政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庸。他们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进行舆论监督的‘平台’。他们既要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应该不遗余力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⑨
加大对“灾情”的报道。当灾难发生后,受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灾情”如何了,并非政府是如何亲民爱民的。在重要程度上,我国媒体越来越认识到对“灾情”报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对“人”的报道。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报道角度的转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这一报道角度的转变可以说是汶川地震报道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以后的灾难性报道中,侧重报道灾区的具体情况,充分反映灾区人民的生存状态,是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发展的大趋势。这种报道契合人们思维的出发点,当灾难发生后,受灾情况如何,灾民状况如何,他们目前的生存环境如何,等等,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我国媒体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成功的转型。
注 释:
①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yjgl/2006-01/08/content_21048.htm
②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③郑保章、程佳琳:《突发事件中政府与传媒的作用探析》,《现代传播》,2003(6)。
④赵瑞华:《新闻发言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关利器》,《公关世界》,2006(2)。
⑤《公共危机新闻发布机制》,《党建研究》,2008(10)。
⑥姜迅、宋炯明、颜杰:《手机短信新闻管理和产业发展初探》,《新闻记者》,2007(8)。
⑦林喦、徐雅宁:《突发事件中手机预警信息发布机制浅析》,《今传媒》,2008(7)。
⑧朱金平:《论突发事件报道》,长征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2页。
⑨史安斌:《危机传播中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作者单位:河南省艺术职业学院)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