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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建议我们大学四年应当如何度过，师兄师姐、老师家长各有各的建议，但没有人能对“大学究竟怎么上”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答案——这个问题也许是不可回答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志向、旨趣各异，真正可以回答的只有“我的大学究竟怎么上”这个问题。
框，大点
从中学到大学，最大的不同就是视野大大开阔。我的大学四年在北大度过，四年里经历了许多独特的体验，这其中不免有挫折，也有面对挫折迎难而上的逆袭。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我的求知欲异常强烈，几乎是“有书就看”，整个人整颗心都沉浸在读书当中，甚至无视作业与考试的存在。到了考试的前两天，才发现老师不知不觉之间讲过了几百页的内容，到了非复习不可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好多知识点还是第一次看。自由阅读、有书就看的结果是把自己推上了一条单向度的路：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将有限的时间用到了读书上就自然会压缩课堂学习以及复习考试的时间。这条单向度的路走到最后的结果是确实把一些经典的书读到了心里，并且久久不能忘，但是考试成绩就不那么好看了。时隔三年多，回首当年，觉得那时候虽然“不顾一切只管读书”，看似不讲究章法，但毕竟没有做违背自己心思的事情，虽然有得有失，但心里还是相当满意。
其实那时候的我充满迷茫，不知道该怎样上大学，怎样读书。北大是这样一个地方：她让学生拥有充分的自由，把学生放进知识的海洋中，学生为了不淹死，必须拼命地学游泳。通过在北大的读书生活，我最终确立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作为自己为人为学的基本准则。而这种价值观，最初就萌芽于大一上学期。
第一次读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到很多前所未闻的观点。我先前在中学里学到的多是应试的东西，就算自己看了一些书，也不成体系，更不知道其中的科学内涵。《西方哲学史》中的许多观点，比如对“唯心主义”“理念论”等问题的理解，几乎是与我先前接受的观点背道而驰的。罗素是英国哲学家，他认为德国哲学多少带有独断色彩，许多命题是无法证实的；无法证实的命题我们无法相信，于是便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既然无法证实，那么正着说也行，反着说也行，既然能正着说，为什么不能反着说？既然不能证明“正着说”是对的，那么同样也不能证明“反着说”是错的，于是为什么不能反着说呢？罗素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将命题归为两类，把那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命题（比如“世界本质是什么”“万物的起源是否存在”等等命题）统统拒斥掉，认为哲学家追问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当我读到罗素的这部著作时，我陷入了迷茫和困惑：究竟是接受新观点，还是“坚守”以前的观点？我感到一种让我恐惧又兴奋的震撼。我决定放宽自己的“容纳限度”：更多地吸收不同的观点，以及自己曾经不知道的事实。为什么要用以前不成熟的观点去“框”住自己的思想，而不去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呢？而后又想到，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不了解的世界很大很广阔，面对这些未知，我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脑，洗洗
对历史，我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中学阶段，除教材之外，我只读过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所接受的观点也基本是老一辈学者所确立的观点。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写于上世纪60年代，这本书的写作受到前苏联史学的影响，有较为强烈的条条框框色彩。中学时候也翻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及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这些观点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与老师上课所讲相差较远，面对这样的矛盾，我选择不接受。而进入大学之后，当我再次读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以及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时，感受却是不一样的。对于同样一段熟悉的历史，我们过去采取的分析方法与评判态度与这些书当中的观点甚是不同。如果将自己的观点限制在以前的那种条条框框之内，结果只能是肢解掉真实的历史；真正研究历史，应当回到史实本身，并且多接触不同的史学观点，听听不同的史学家对于同一段历史是怎样认识。
比如鸦片战争，黄仁宇、钱穆等史学家则提出它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中国与西方工业社会正面接触的开始，费正清则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逐渐解体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汤因比则从“中国对于西方文明冲击的回应”的角度重新分析了中国近代史。再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号召每一个学习历史的人都应当对本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用心读史，才能加深对本国历史的理解。陈寅恪、梁漱溟、季羡林、牟宗三等学者则从中西文明对比的角度反观中国的历史、宗教以及哲学，进而加深对国学与西学的认识。而这些是我在进入大学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我渐渐发现，抱持着以前的框架是无法接受这些新观点的；必须冲破旧有的桎梏，拓宽视野，增加对新事物、新观点的包容度，才能继续不断进步。
但是，弃旧迎新又谈何容易？这无疑是一个“苦其心志”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每一个渴望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的。经历过一番痛苦之后，我方才明白“宽容”这个道理：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抱持着旧有的观点，对新事物不宽容，从而难以接受；而想要克服痛苦，超越痛苦，就应当暂时放下旧有的观点，以一颗宽容的心接纳新事物。面对未知，让我们首先躬下身子仔细俯察，看清楚未知事物的所以然，而后再进行判断与评价。
北大一位教授讲，在大学上课的过程，就是被多种不同观点一遍遍“洗脑”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多给自己洗洗脑，我们的头脑大概会变得更为清晰、冷静，进而不易“头脑发热”。若在大学期间多用有益的经典文字给自己“洗脑”，则日后就不容易被危害社会、危害人类的极端观点洗脑了。
责任编辑：刁雅琴
框，大点
从中学到大学，最大的不同就是视野大大开阔。我的大学四年在北大度过，四年里经历了许多独特的体验，这其中不免有挫折，也有面对挫折迎难而上的逆袭。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我的求知欲异常强烈，几乎是“有书就看”，整个人整颗心都沉浸在读书当中，甚至无视作业与考试的存在。到了考试的前两天，才发现老师不知不觉之间讲过了几百页的内容，到了非复习不可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好多知识点还是第一次看。自由阅读、有书就看的结果是把自己推上了一条单向度的路：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将有限的时间用到了读书上就自然会压缩课堂学习以及复习考试的时间。这条单向度的路走到最后的结果是确实把一些经典的书读到了心里，并且久久不能忘，但是考试成绩就不那么好看了。时隔三年多，回首当年，觉得那时候虽然“不顾一切只管读书”，看似不讲究章法，但毕竟没有做违背自己心思的事情，虽然有得有失，但心里还是相当满意。
其实那时候的我充满迷茫，不知道该怎样上大学，怎样读书。北大是这样一个地方：她让学生拥有充分的自由，把学生放进知识的海洋中，学生为了不淹死，必须拼命地学游泳。通过在北大的读书生活，我最终确立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作为自己为人为学的基本准则。而这种价值观，最初就萌芽于大一上学期。
第一次读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到很多前所未闻的观点。我先前在中学里学到的多是应试的东西，就算自己看了一些书，也不成体系，更不知道其中的科学内涵。《西方哲学史》中的许多观点，比如对“唯心主义”“理念论”等问题的理解，几乎是与我先前接受的观点背道而驰的。罗素是英国哲学家，他认为德国哲学多少带有独断色彩，许多命题是无法证实的；无法证实的命题我们无法相信，于是便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既然无法证实，那么正着说也行，反着说也行，既然能正着说，为什么不能反着说？既然不能证明“正着说”是对的，那么同样也不能证明“反着说”是错的，于是为什么不能反着说呢？罗素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将命题归为两类，把那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命题（比如“世界本质是什么”“万物的起源是否存在”等等命题）统统拒斥掉，认为哲学家追问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当我读到罗素的这部著作时，我陷入了迷茫和困惑：究竟是接受新观点，还是“坚守”以前的观点？我感到一种让我恐惧又兴奋的震撼。我决定放宽自己的“容纳限度”：更多地吸收不同的观点，以及自己曾经不知道的事实。为什么要用以前不成熟的观点去“框”住自己的思想，而不去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呢？而后又想到，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不了解的世界很大很广阔，面对这些未知，我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脑，洗洗
对历史，我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中学阶段，除教材之外，我只读过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所接受的观点也基本是老一辈学者所确立的观点。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写于上世纪60年代，这本书的写作受到前苏联史学的影响，有较为强烈的条条框框色彩。中学时候也翻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及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这些观点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与老师上课所讲相差较远，面对这样的矛盾，我选择不接受。而进入大学之后，当我再次读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以及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时，感受却是不一样的。对于同样一段熟悉的历史，我们过去采取的分析方法与评判态度与这些书当中的观点甚是不同。如果将自己的观点限制在以前的那种条条框框之内，结果只能是肢解掉真实的历史；真正研究历史，应当回到史实本身，并且多接触不同的史学观点，听听不同的史学家对于同一段历史是怎样认识。
比如鸦片战争，黄仁宇、钱穆等史学家则提出它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中国与西方工业社会正面接触的开始，费正清则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逐渐解体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汤因比则从“中国对于西方文明冲击的回应”的角度重新分析了中国近代史。再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号召每一个学习历史的人都应当对本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用心读史，才能加深对本国历史的理解。陈寅恪、梁漱溟、季羡林、牟宗三等学者则从中西文明对比的角度反观中国的历史、宗教以及哲学，进而加深对国学与西学的认识。而这些是我在进入大学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我渐渐发现，抱持着以前的框架是无法接受这些新观点的；必须冲破旧有的桎梏，拓宽视野，增加对新事物、新观点的包容度，才能继续不断进步。
但是，弃旧迎新又谈何容易？这无疑是一个“苦其心志”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每一个渴望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的。经历过一番痛苦之后，我方才明白“宽容”这个道理：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抱持着旧有的观点，对新事物不宽容，从而难以接受；而想要克服痛苦，超越痛苦，就应当暂时放下旧有的观点，以一颗宽容的心接纳新事物。面对未知，让我们首先躬下身子仔细俯察，看清楚未知事物的所以然，而后再进行判断与评价。
北大一位教授讲，在大学上课的过程，就是被多种不同观点一遍遍“洗脑”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多给自己洗洗脑，我们的头脑大概会变得更为清晰、冷静，进而不易“头脑发热”。若在大学期间多用有益的经典文字给自己“洗脑”，则日后就不容易被危害社会、危害人类的极端观点洗脑了。
责任编辑：刁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