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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古代朝鲜人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秩序”外世界的认识是以中国为媒介进行的，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朝鲜人对俄罗斯人的认知情况。早期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教俗人员及俄罗斯商人、外交人员的劣行导致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印象不佳，并间接地影响了朝鲜人心目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朝鲜“北学运动”的兴起和来华俄罗斯人素质的提高，俄罗斯人技艺精湛的形象出现在了朝鲜朝燕行使臣的笔下。
[关键词]朝鲜人；俄罗斯人；《燕行录》
[中图分类号]I31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34-06
[收稿日期]2017-04-26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在俄远东的活动及影响：1860-1917》，项目批准号：14YJC770023。
[作者简介]潘晓伟，男，历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哈尔滨150080）
国内外学术界对《燕行录》的研究历经多年，成果颇丰，涉及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文学及中朝关系等诸多领域。朝鲜燕行人员和当时在华西方人交往的情况近期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葛兆光：《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2000年；杨雨蕾：《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等。但这些成果均是以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以至于未能涵盖在华的、以东正教传教士团成员为主体的俄罗斯人。笔者在翻阅《燕行录》时发现有大量关于俄罗斯及俄罗斯人的记载，约10余种，涉及俄罗斯的方位、俄罗斯人的相貌、东正教、在北京俄罗斯人的行为举止及清代中俄关系等方面。这些记述从中俄关系角度看，是研究早期中俄关系的域外史料，对“本土史料”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据此，我们还可以窥探近代前朝鲜对俄罗斯的了解程度，也有助于加深对清代的中俄关系和中朝关系的认识。
一、19世纪前燕行使眼中的俄罗斯人：相貌丑陋、性情凶悍朝鲜朝燕行使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前后变化的一个分水岭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前一阶段燕行使眼中俄罗斯人形象是不佳的：相貌丑陋、性情凶悍。18世纪中叶前，涉及俄罗斯及俄罗斯人形象的《燕行錄》主要有三部，分别是柳命天的《燕行日记》、李宜显的《庚子燕行杂识》、金舜协的《燕行录》。
1694年使华的柳命天在《燕行日记》中对俄罗斯人描述如下：
卢车近代前朝鲜人对俄罗斯更多的称呼是“罗禅”，此外，朝鲜人有时也写作“卢车”“虏车”“貉车”等。一种，乃大鼻鞑子之部落也。八月，因新贡入北京，安在玉河馆。自禁门日给生猪脚，至卢车以为若给牛猪至当，全体给之一二脚，分给似未妥，却之不受。明阁老索阁老命人来，言前例之则，然卢车以为吾酋长与皇帝一心，吾当陈白于皇帝，不必与阁老相争。皇帝震怒，欲厮杀卢车种类，阁老争之，姑关闭玉河馆，发甲军环守之，不给日所云。[1]（444～445）
从时间上推算，柳命天笔下的“大鼻鞑子之部落”是1693年来华的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但柳氏对于该使团的记载和中、俄文史料所载有出入。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满文俄罗斯档》记载伊台斯让清廷不快的原因为：
览俄罗斯国察罕汗文书，将其君主写金字置前，且不写奏字而写朋友。凡外国来疏，无不将朕置前并写奏字者，俄罗斯国君主之文书，既不合外国奏书之例，故不予接受，其文书及贡物，均著退回。[2]（148）
而据早期中俄关系的俄文资料——《俄中外交文献汇编》载，俄罗斯人被禁锢在玉河馆的原因是，伊台斯没有按照清政府要求交出沙皇给康熙皇帝的国书和礼物，[3]（91）这与柳命天所言的因为抱怨供给食物差而引起清廷的不快大相径庭。柳命天的记载有一点和满文档案的记载是相同的，就是使华的俄国使团没有听从中国方面的安排而激怒了清廷，以至“关闭玉河馆，发甲军环守之，不给日所云”。从柳命天的《燕行日记》记载来看，朝鲜朝使行人员对俄罗斯人的“执拗”有一定认识，对后来朝鲜人心目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李宜显在《庚子燕行杂识》中对俄罗斯的记载语焉不详，只是在叙述朝鲜朝使团未被安置在北京的常驻地——玉河馆的原因时提到“大鼻鞑子”：“申时，入北极寺宿，以大鼻鞑子先已来接玉河馆，故自礼部移送我国使臣于此寺。”[4]（376）
1729年来华的金舜协在北京停留期间曾到过俄罗斯馆，并和在馆的俄罗斯人有过交谈，金舜协对于俄罗斯人的描述如下：
闻大鼻鞑子方来，留玉河馆，遂入见焉。其状只恰似西洋人，而其眼尤碧，其鼻尤大，其鬚尤细而紫。且多语近南方之鴂舌，与汉语小同大异……方与其大官者相语之际，驿卒辈牵马而入于庭中，诸他大鼻鞑子者高声而叱之，曰大官在此何敢牵马突入，遂殴打之，乃使崔寿溟善论而止之。[5]（376）
金舜协对俄罗斯人的称呼上延续了之前的叫法，称其为“大鼻鞑子”；对其相貌描述为“似西洋人”“眼尤碧”“鼻尤大”等；将俄语比作杜鹃叫声，有贬低之意，并认为俄语“与汉语小同大异”，这显然不准确，汉语和俄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差别很大。金舜协对“大鼻鞑子”惩罚同胞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描述，因为驿卒“牵马而入于庭中”，于是当着外人面先高声“叱之”，后“殴打”。
以上几部《燕行录》在称呼俄罗斯人时都称呼其为“大鼻鞑子”，在此，“大鼻鞑子”由两个词组成，即“大鼻”和“鞑子”。“大鼻”的叫法是用典型的外貌特征“鼻大”称呼之，并将其同亚洲人的相貌做比照，据此得出对方相貌“另类”的结论。而“鞑子”的称呼则有一定的深意，是将俄罗斯人归入北方游牧民族之列的表现，反映出朝鲜人对俄罗斯人的蔑视。“鞑子”是“鞑靼”的转义，“鞑靼”一词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指代对象不尽一致，但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原王朝和中原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含有排斥和蔑视对方的意思。由此可见，朝鲜朝使行人员对俄罗斯人“大鼻鞑子”称呼，既有视其相貌上的“另类”，同时也表现为文化上的蔑视，将俄罗斯人视为“夷狄”，将其归入不开化的野蛮民族之列，这是朝鲜“华夷”思想的反映。 笔者认为，以燕行人员为代表的朝鲜人眼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之所以不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从朝鲜朝角度看，受“华夷”思想的影响，蔑视蒙古人，并“顺带”蔑视俄罗斯人；其二，从俄罗斯角度看，与来华的俄罗斯人的劣行有關。
朝鲜朝长期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其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都深受中国的影响，这导致朝鲜朝以继承儒家正统文化的“小中华”自居。在朝鲜人的“华夷”观中，只把汉族看成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蔑视汉族外的民族，因此蒙古也被纳入“夷狄”之列，所以在赴华燕行人员笔下的蒙古人是粗鄙和野蛮的。如1712年来华的金昌业笔下的蒙古人：“其人皆广颧异于清人，衣裘敝污不似人形。一胡方脱衣抓虱，得辄吞之，尤可丑也……其衣制如胡女，头髻类我国，但便旌不避人，盖去禽兽无远矣。”[6]（450）清朝前期朝鲜朝燕行使称蒙古人为“胡”“臊达子”，认为蒙古人“衣裘敝污”“形体之丑恶”，容貌“臭秽”，蒙古人女人“便旌不避人”，甚至用了“去禽兽无远”“不似人形”“不似人类”等谩骂式词汇来形容蒙古人，鄙视、诋毁蒙古人之意溢于言表。
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局限，朝鲜人错误地认为俄罗斯人是“蒙古别种”：“大鼻鞑子者，即鄂罗斯，蒙古之别种”；[7]（151）“鄂罗斯或称阿罗斯，或称俄罗斯……即蒙古别种也”。[8]（291）由于对俄罗斯人有“蒙古别种”的认识，因而对蒙古人的蔑视延伸到了俄罗斯人身上。在朝鲜人对俄罗斯认识过程中，蒙古的角色不可忽视，朝鲜人对蒙古人的态度影响了其心目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形成。
除去思想观念因素外，来华的俄罗斯人的行为也加深了朝鲜人对他们的不良印象。来华俄罗斯人的劣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17世纪中叶俄国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的烧杀劫掠行径；二是，早期来北京的俄罗斯人“不规矩”的行为。
17世纪四五十年代，哈巴罗夫等哥萨克匪帮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为保护黑龙江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清政府积极筹备抗俄事宜，为了增加胜算，清政府向朝鲜借兵助战，于是有了朝鲜史书中所言的“罗禅征伐”。“罗禅征伐”中朝鲜人与哥萨克发生近距离接触，朝鲜朝援军将领申浏对哥萨克描述道：“贼人而目原文如此，应为“贼人面目”——引者注。，毛发酷似南蛮人，而状貌狞恶过之，虽非南蛮之人，必是南蛮接邻之丑。”[9]（429）在申浏笔下，哥萨克是“状貌狞恶”的“贼人”，哥萨克恶行给朝鲜人留下深刻印象，并逐渐地由对哥萨克的印象扩大至对俄罗斯人的印象笔者认为“罗禅征伐”时清政府或许不知道哥萨克的“来历”，但之后至少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政府是知道哥萨克和俄政府关系的，因为1692年彼得一世令使华的伊台斯向清政府提出允许俄政府在北京为阿尔巴津人（албазинцы，雅克萨之战后移居北京的俄国哥萨克及其后裔，俄国人称其为“阿尔巴津人”，这一叫法来自于俄国对雅克萨的称呼“阿尔巴津堡”）建所教堂；1712年，彼得一世再令来华的商队专员胡加科夫向清廷提出，允许俄罗斯政府派一名东正教司祭来北京为阿尔巴津人举行宗教仪式。无论是伊台斯还是胡加科夫都遵照沙皇旨意向清政府提出。由此推断，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政府已经知道了之前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是俄国臣民，从这时开始中国人对哥萨克的印象可以作为对俄罗斯人印象的一部分。。
来华俄罗斯人劣行的第二个表现是早期来北京的俄罗斯人“不规矩”的行为。近代前，来北京的俄罗斯人主要有三类：外交人员、商人及东正教传教士团教俗人员，然而他们给清廷的印象都不佳，这给中俄早期交往蒙上了阴影。1676年抵京的斯帕法里给清廷留下的印象极差，在清朝正史中故意将斯帕法里的名字“尼古拉”写成“尼古赖”或“米库赖”，[10]（799）厌恶之意溢于言表。大概是斯帕法里在华的表现给清廷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多年后康熙在致沙皇的国书中仍不乏批评斯帕法里的语言：“不谙大国典礼，出言不逊，举止鄙陋”。[10]（77）在斯帕法里之后使华的伊台斯在华的表现仍让清廷不悦，被批评为：“鄂罗斯国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亦多胶滞。”[11]（761）
以上是中文史料关于中国官方对俄使华外交人员的印象。另外，俄文史料中也有俄外交人员“不检点”行为的记载。如1756年，来华的俄国信使扎莫西科夫曾向清廷索要赠品，在收到花缎后嫌礼物“不贵重”，和理藩院的接待人员大吵大闹，要求赠给与俄国枢密院发给他的同样数目的银两。[3]（305）
和俄罗斯外交人员“不娴典礼”“出言不逊”相比，部分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在塑造“粗俗”“野蛮”形象上做得更加“到位”。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前几届教俗人员既不专心传教，也不学习满、汉语，整日酗酒、斗殴，那时因酗酒过度而暴亡的神职人员或随班学生大有人在。据考证，第一班传教士团团长列扎伊斯基来京仅9个多月即狂饮染病，后病死；第二班传教士团团长普拉科夫斯基和其他成员不睦，醉酒后经常起争执，打伤同伴的事时有发生；第二班传教士团修士辅祭约萨夫酒后闯皇宫，叫嚷滋事，并殴打侍卫；第三班传教士团团长伊拉里昂不仅酗酒成性，并且喜欢穿着女装去教堂。[12]（108，128）早期来北京的俄罗斯外交人员、传教士等给清廷和中国人留下了粗鲁、不守规矩、凶悍的形象，这些印象间接影响了朝鲜人心目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形成。
在以上两个因素，即朝鲜“华夷”思想和早期来华的俄罗斯人劣行的共同作用下，朝鲜人心目中形成了俄罗斯人野蛮、凶悍的形象，并一直持续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影响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形成的两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人的形象随之转变。
二、19世纪后燕行使眼中的俄罗斯人：技艺精湛从18世纪下半叶起，朝鲜燕行使行人员笔下俄罗斯人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仍在一定程度上鄙视俄罗斯人，但更多的是对俄罗斯人使用器物及其精通技艺的赞誉之情，这是之前《燕行录》中所未见的。朝鲜朝后期，洪大容的《湛轩燕记》和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均有关于俄罗斯及俄罗斯人的描述。在洪大容和朴趾源的笔下，他们一方面仍保有对俄罗斯人一定程度的蔑视，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俄罗斯人使用器具及精通技艺的欣赏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蔑视俄罗斯人的描述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燕行使笔下蔑视俄罗斯人的文字几乎看不到，余下的都是对其技艺和使用器物的欣赏。 18世纪下半叶，曾几次来华的洪大容在《湛轩燕记》对俄罗斯人描述如下：
闻诸译言，十年前大鞑数人行劫于市，仍强污妇女，不听则殴杀之。……年前有译官要买鼠皮，至其馆，诸鞑故放其狗而戏之，狗奋迅狂吠而前，譯官大惊，拔刀距之，诸鞑皆大笑，即呵止之，其顽习类此。闻译官言，尝见其居有一盅，正圆而上平，上打十数圈子，皆有分度，中有声铮铮。不知其何用也，似是倏钟之类。其俗性之蠢愚如彼，而尚有此奇盅，亦可异也。[7]（151～152）
洪大容的笔下仍有描述俄罗斯人凶悍性情的语句，如“行劫于市”“强污妇女”“不听则殴杀之”等，但这说的是“十年前”的事情。当时洪大容对俄罗斯人性情最直接的感受是“顽习”“放其狗而戏之”“诸鞑皆大笑”，这同之前燕行人员笔下的“凶悍”是有区别的。此外，洪大容笔下出现了对俄罗斯人使用“器物”——“盅”的欣赏，称其为“奇盅”“亦可异也”，这是之前的《燕行录》中所未见的。
1780年来华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对俄罗斯人描写道：“顺治初年，设朝鲜使邸于玉河西畔，称玉河馆。后为鄂罗斯所占，鄂罗斯所谓大鼻鞑子，最为凶悍，清人不能制，遂设会同馆于干鱼胡同都统满丕之宅也。”[13]（220）在朴趾源眼中，俄罗斯人是凶悍的，但得此结论的依据是俄罗斯人占据了玉河馆。有史料记载俄罗斯人入驻玉河馆始于17世纪末。1692年，奉彼得一世之令率团来华的伊台斯使团被安置在“俄罗斯馆”，后人经研究认为伊台斯一行入驻的“俄罗斯馆”就是之前接待朝鲜朝使团的“高丽馆”，即朴趾源所称的“玉河馆”。[14]（197～198）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1780年来华的朴趾源给俄罗斯人下的“最为凶悍”结论所依据的是100年前发生的事，据此得出结论的客观性要打折扣。
1828年，来华的朴思浩在参观完俄罗斯馆后创作了《鄂罗斯馆记》一文，文中主要是对馆中陈设物品的描述及感想。关于耶稣受难像，朴恩浩写道：“阁中画一丈夫，披发赤身，流血淋漓，瞑目垂首，奄然一死人也。”[15]（508）但参观俄罗斯馆的一行朝鲜人对耶稣茫然不知，发出了“问其尊奉何神”的疑问，并对其身份进行了猜测。有人认为“画中人”是俄国王子的遗像：“鄂罗太子被杀于中国，死而有灵，故旌表其被杀之状以奉之。”还有人认为是利玛窦的遗像，“利玛窦被杀留像”。[15]（506～507）从中可以看出，朝鲜朝赴华使行人员对东正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鄂罗斯馆记》关于馆中的陈设物，如钟、琴等描述，其中充斥着“精妙”“清婉”等词汇：
桌上有自鸣钟，制甚精妙。又有自鸣琴，大如掌者，其制一转轴，其随柱发丝弹成音调。又有一纹匣，长数尺者，雕刻精妙。上有圆孔，贴琉璃，悬于壁间，其匣底有枢机，以手转之则杜鸽忽自匣中飞上琉璃，圆孔矫首窥外，一声叫，二声叫，声声清婉，俄而还下，此非真禽也。[15]（508）
朴思浩的《鄂罗斯馆记》中仅用了少量笔墨描述了俄罗斯的方位、俄罗斯人面貌性情及中俄关系情况：“按鄂罗斯亦名大鼻鞑子，国在黑龙江，业与中国通商旅，不臣不贡，十岁一至。留馆替易，其人深目高鼻，天性悍狞。尝白日杀人于街市，乾隆命磔其数人，自是稍畏。”[15]（507）朴思浩认为俄罗斯人“天性悍狞”，但得出该结论的依据仍是俄罗斯人之前的行为——“尝白日杀人于街市”，但在中国的严刑峻法下，俄罗斯人有所收敛，“自是稍畏”。
到了1832年到过俄罗斯馆的金景善的笔下，除了称呼俄罗斯人“大鼻鞑子”外，几乎见不到蔑视俄罗斯人的字眼，更多的是关于俄罗斯地理位置和俄罗斯人来华情况的介绍：
其国幅员甚大，东西三万余里，南北二万余里，东南接琉球、安南，东北接蒙古，西南接大、小洋，西通流沙之外不知为几万里，东距中国为五万里……自古以来，初非朝贡之国，而康熙时自来通好，要学汉语、汉书。中国以绥远之义，授馆以处之。然其严门禁，无得出入。其来往人员之多少，替归年限之久速，应有定式而不可知。然燕市所买石镜及鼠皮，多其国所产。然则其来通，似为交易之利也。[8]（291～292）
与此同时，金景善对俄罗斯人使用器物，掌握技术的赞扬之词明显增加。如“以文木、沉香、紫檀雕镂为饰，床卓器物皆奇妙。”看到室内悬挂的西洋画后，感叹道“四壁环挂大镜，又挂人物、山水、楼台杂画，画法皆逼真。”在感叹技艺之精妙后，朝鲜人还请画师画肖像，“正副使皆请写照”。关于俄罗斯人弹奏的乐曲，金景善感叹道：“不待吹弹搏拊，而五音六律自成腔调，盖是奇技也。”[8]（294、296）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从18世纪末起，燕行使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发生了一定变化，之前燕行人员笔下充斥着俄罗斯人野蛮、凶悍的描述，而进入19世纪后燕行人员笔下关于俄罗斯人更多的是对其使用器物和精通技艺的欣赏和赞叹。
三、燕行使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嬗变的原因对于19世纪前后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二：一是朝鲜“北学论”思想的兴起；二是在华俄罗斯人自身素质的提高。这两个因素逐渐改变了朝鲜人对俄罗斯人的最初印象。
“北学论”是相对于之前“北伐论”而提出的。满族入主中原后极大地震撼了有着浓厚“华夷”思想的朝鲜朝士大夫，他们不愿接受清朝代替明朝的事实，鄙视满族政权，进而要“北伐”清朝，“反清复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伐论”逐渐为多数士大夫所摈弃，代之以全面学习清朝思想文化的“北学运动”。“北学运动”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学习的对象既包括清朝先进的文化思想，也包括传入清朝的西方文明。北学运动一改之前传统的将汉族之外的民族和国家视为“夷狄”的看法，并认识到清朝在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开始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清朝文化，这其中包括传播到清朝的部分西方文明成果。上文提到的洪大容、朴趾源等都是北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洪大容的“华夷一也”思想，朴趾源、朴齐家的“师夷长技”论都是北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北学论者“北学中国”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朝鲜朝的封建统治，从这一目的出发，北学思想不能完全脱离儒家思想的窠臼。关于西学，北学论者持“二元论”观点，将西学分为“理”和“器”两部分，并排斥“理”而接纳“器”。在这里，“理”主要指的是宗教、伦理层面的，而“器”指的是科学技术层面的。《燕行录》所述的“自鸣钟”“石镜”“锁状物”都属于“器”的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华的朝鲜朝燕行人员对俄罗斯馆所见的“器物”产生好奇，进而赞赏，态度大变就不足为奇了。 俄罗斯人形象在朝鲜朝燕行人员眼中的嬗变，除去“北学中国”的因素外，也与在北京的俄罗斯人素质提高有关系。早期来华的三类俄罗斯人当中，兼具多种功能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在塑造俄罗斯人形象上作用突出。前几届传教士团成员在华表现给中国人及朝鲜燕行人员留下不佳印象，然而从18世纪末起这一印象逐渐得到改变，这一转变与俄政府加强传教士团管理密切相关。从18世纪末起俄国政府开始对传教士团进行整顿，其中一些措施有利于教俗人员的素质提高和传教士团影响力扩大。
经过改革，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成员的素质明显提高。从第8届起，传教士团成员酗酒、打架滋事等不良行为明显减少。医生和画家的派遣在扩大传教士团影响上效果明显。传教士团的画家和医生以其精湛技艺赢得了北京上流社会人士的好奇和好感，这对于提升在华俄罗斯人的形象是功不可没的。如第十一届传教士团的随团画师列加绍夫与清宗室奕绘、禧恩等交往密切，奕绘曾专门赋诗称赞列加绍夫的丹青妙笔，并将其与之前出入皇宫的意大利籍的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相提并论。其中，金景善提到的為朝鲜正副使“写照”的“赫”经蔡鸿生先生考证为传教士团第十一班随班画师列加绍夫。[16]（107、52）在俄罗斯政府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教俗人员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并影响了来华的朝鲜燕行人员对俄罗斯人的印象，之后在朝鲜朝燕行人员的笔下几乎再未出现有关俄罗斯人劣行的记载。
四、结语
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变化反映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人对清王朝态度的变化。最初受“华夷”思想影响，朝鲜朝使臣蔑视包括蒙古人在内的汉族之外的民族。同时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局限，错误地认为俄罗斯人是“蒙古别种”，对蒙古人的蔑视扩及到俄罗斯人身上，形成了俄罗斯人相貌“另类”、性情凶悍的形象。到了19世纪，之前影响朝鲜人心目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形成的两个因素——“华夷”思想和在华俄罗斯人劣行都发生了改变，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的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兴起的“北学运动”改变了之前文化上蔑视清朝的看法，开始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清朝文化，这其中包括传播到中国的欧洲科技成果。对在俄罗斯馆所见的“器物”及俄罗斯人精通的技艺持欣赏态度，进而形成了俄罗斯人技艺精湛的形象。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政府对驻华传教士团成员选拔标准的提高和日常管理的加强，传教士团成员劣行减少，中国人和赴华的朝鲜人对俄罗斯人的印象逐渐发生了改变。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形成及转变也反映了早期俄朝关系的一些特点：无论是朝鲜朝对俄罗斯情况的了解，还是俄罗斯对朝鲜朝信息的获取无不是以中国为媒介进行的，中国人对二者的了解程度制约了它们对彼此的认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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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关键词]朝鲜人；俄罗斯人；《燕行录》
[中图分类号]I31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34-06
[收稿日期]2017-04-26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在俄远东的活动及影响：1860-1917》，项目批准号：14YJC770023。
[作者简介]潘晓伟，男，历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哈尔滨150080）
国内外学术界对《燕行录》的研究历经多年，成果颇丰，涉及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文学及中朝关系等诸多领域。朝鲜燕行人员和当时在华西方人交往的情况近期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葛兆光：《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2000年；杨雨蕾：《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等。但这些成果均是以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以至于未能涵盖在华的、以东正教传教士团成员为主体的俄罗斯人。笔者在翻阅《燕行录》时发现有大量关于俄罗斯及俄罗斯人的记载，约10余种，涉及俄罗斯的方位、俄罗斯人的相貌、东正教、在北京俄罗斯人的行为举止及清代中俄关系等方面。这些记述从中俄关系角度看，是研究早期中俄关系的域外史料，对“本土史料”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据此，我们还可以窥探近代前朝鲜对俄罗斯的了解程度，也有助于加深对清代的中俄关系和中朝关系的认识。
一、19世纪前燕行使眼中的俄罗斯人：相貌丑陋、性情凶悍朝鲜朝燕行使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前后变化的一个分水岭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前一阶段燕行使眼中俄罗斯人形象是不佳的：相貌丑陋、性情凶悍。18世纪中叶前，涉及俄罗斯及俄罗斯人形象的《燕行錄》主要有三部，分别是柳命天的《燕行日记》、李宜显的《庚子燕行杂识》、金舜协的《燕行录》。
1694年使华的柳命天在《燕行日记》中对俄罗斯人描述如下：
卢车近代前朝鲜人对俄罗斯更多的称呼是“罗禅”，此外，朝鲜人有时也写作“卢车”“虏车”“貉车”等。一种，乃大鼻鞑子之部落也。八月，因新贡入北京，安在玉河馆。自禁门日给生猪脚，至卢车以为若给牛猪至当，全体给之一二脚，分给似未妥，却之不受。明阁老索阁老命人来，言前例之则，然卢车以为吾酋长与皇帝一心，吾当陈白于皇帝，不必与阁老相争。皇帝震怒，欲厮杀卢车种类，阁老争之，姑关闭玉河馆，发甲军环守之，不给日所云。[1]（444～445）
从时间上推算，柳命天笔下的“大鼻鞑子之部落”是1693年来华的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但柳氏对于该使团的记载和中、俄文史料所载有出入。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满文俄罗斯档》记载伊台斯让清廷不快的原因为：
览俄罗斯国察罕汗文书，将其君主写金字置前，且不写奏字而写朋友。凡外国来疏，无不将朕置前并写奏字者，俄罗斯国君主之文书，既不合外国奏书之例，故不予接受，其文书及贡物，均著退回。[2]（148）
而据早期中俄关系的俄文资料——《俄中外交文献汇编》载，俄罗斯人被禁锢在玉河馆的原因是，伊台斯没有按照清政府要求交出沙皇给康熙皇帝的国书和礼物，[3]（91）这与柳命天所言的因为抱怨供给食物差而引起清廷的不快大相径庭。柳命天的记载有一点和满文档案的记载是相同的，就是使华的俄国使团没有听从中国方面的安排而激怒了清廷，以至“关闭玉河馆，发甲军环守之，不给日所云”。从柳命天的《燕行日记》记载来看，朝鲜朝使行人员对俄罗斯人的“执拗”有一定认识，对后来朝鲜人心目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李宜显在《庚子燕行杂识》中对俄罗斯的记载语焉不详，只是在叙述朝鲜朝使团未被安置在北京的常驻地——玉河馆的原因时提到“大鼻鞑子”：“申时，入北极寺宿，以大鼻鞑子先已来接玉河馆，故自礼部移送我国使臣于此寺。”[4]（376）
1729年来华的金舜协在北京停留期间曾到过俄罗斯馆，并和在馆的俄罗斯人有过交谈，金舜协对于俄罗斯人的描述如下：
闻大鼻鞑子方来，留玉河馆，遂入见焉。其状只恰似西洋人，而其眼尤碧，其鼻尤大，其鬚尤细而紫。且多语近南方之鴂舌，与汉语小同大异……方与其大官者相语之际，驿卒辈牵马而入于庭中，诸他大鼻鞑子者高声而叱之，曰大官在此何敢牵马突入，遂殴打之，乃使崔寿溟善论而止之。[5]（376）
金舜协对俄罗斯人的称呼上延续了之前的叫法，称其为“大鼻鞑子”；对其相貌描述为“似西洋人”“眼尤碧”“鼻尤大”等；将俄语比作杜鹃叫声，有贬低之意，并认为俄语“与汉语小同大异”，这显然不准确，汉语和俄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差别很大。金舜协对“大鼻鞑子”惩罚同胞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描述，因为驿卒“牵马而入于庭中”，于是当着外人面先高声“叱之”，后“殴打”。
以上几部《燕行录》在称呼俄罗斯人时都称呼其为“大鼻鞑子”，在此，“大鼻鞑子”由两个词组成，即“大鼻”和“鞑子”。“大鼻”的叫法是用典型的外貌特征“鼻大”称呼之，并将其同亚洲人的相貌做比照，据此得出对方相貌“另类”的结论。而“鞑子”的称呼则有一定的深意，是将俄罗斯人归入北方游牧民族之列的表现，反映出朝鲜人对俄罗斯人的蔑视。“鞑子”是“鞑靼”的转义，“鞑靼”一词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指代对象不尽一致，但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原王朝和中原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含有排斥和蔑视对方的意思。由此可见，朝鲜朝使行人员对俄罗斯人“大鼻鞑子”称呼，既有视其相貌上的“另类”，同时也表现为文化上的蔑视，将俄罗斯人视为“夷狄”，将其归入不开化的野蛮民族之列，这是朝鲜“华夷”思想的反映。 笔者认为，以燕行人员为代表的朝鲜人眼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之所以不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从朝鲜朝角度看，受“华夷”思想的影响，蔑视蒙古人，并“顺带”蔑视俄罗斯人；其二，从俄罗斯角度看，与来华的俄罗斯人的劣行有關。
朝鲜朝长期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其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都深受中国的影响，这导致朝鲜朝以继承儒家正统文化的“小中华”自居。在朝鲜人的“华夷”观中，只把汉族看成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蔑视汉族外的民族，因此蒙古也被纳入“夷狄”之列，所以在赴华燕行人员笔下的蒙古人是粗鄙和野蛮的。如1712年来华的金昌业笔下的蒙古人：“其人皆广颧异于清人，衣裘敝污不似人形。一胡方脱衣抓虱，得辄吞之，尤可丑也……其衣制如胡女，头髻类我国，但便旌不避人，盖去禽兽无远矣。”[6]（450）清朝前期朝鲜朝燕行使称蒙古人为“胡”“臊达子”，认为蒙古人“衣裘敝污”“形体之丑恶”，容貌“臭秽”，蒙古人女人“便旌不避人”，甚至用了“去禽兽无远”“不似人形”“不似人类”等谩骂式词汇来形容蒙古人，鄙视、诋毁蒙古人之意溢于言表。
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局限，朝鲜人错误地认为俄罗斯人是“蒙古别种”：“大鼻鞑子者，即鄂罗斯，蒙古之别种”；[7]（151）“鄂罗斯或称阿罗斯，或称俄罗斯……即蒙古别种也”。[8]（291）由于对俄罗斯人有“蒙古别种”的认识，因而对蒙古人的蔑视延伸到了俄罗斯人身上。在朝鲜人对俄罗斯认识过程中，蒙古的角色不可忽视，朝鲜人对蒙古人的态度影响了其心目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形成。
除去思想观念因素外，来华的俄罗斯人的行为也加深了朝鲜人对他们的不良印象。来华俄罗斯人的劣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17世纪中叶俄国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的烧杀劫掠行径；二是，早期来北京的俄罗斯人“不规矩”的行为。
17世纪四五十年代，哈巴罗夫等哥萨克匪帮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为保护黑龙江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清政府积极筹备抗俄事宜，为了增加胜算，清政府向朝鲜借兵助战，于是有了朝鲜史书中所言的“罗禅征伐”。“罗禅征伐”中朝鲜人与哥萨克发生近距离接触，朝鲜朝援军将领申浏对哥萨克描述道：“贼人而目原文如此，应为“贼人面目”——引者注。，毛发酷似南蛮人，而状貌狞恶过之，虽非南蛮之人，必是南蛮接邻之丑。”[9]（429）在申浏笔下，哥萨克是“状貌狞恶”的“贼人”，哥萨克恶行给朝鲜人留下深刻印象，并逐渐地由对哥萨克的印象扩大至对俄罗斯人的印象笔者认为“罗禅征伐”时清政府或许不知道哥萨克的“来历”，但之后至少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政府是知道哥萨克和俄政府关系的，因为1692年彼得一世令使华的伊台斯向清政府提出允许俄政府在北京为阿尔巴津人（албазинцы，雅克萨之战后移居北京的俄国哥萨克及其后裔，俄国人称其为“阿尔巴津人”，这一叫法来自于俄国对雅克萨的称呼“阿尔巴津堡”）建所教堂；1712年，彼得一世再令来华的商队专员胡加科夫向清廷提出，允许俄罗斯政府派一名东正教司祭来北京为阿尔巴津人举行宗教仪式。无论是伊台斯还是胡加科夫都遵照沙皇旨意向清政府提出。由此推断，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政府已经知道了之前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是俄国臣民，从这时开始中国人对哥萨克的印象可以作为对俄罗斯人印象的一部分。。
来华俄罗斯人劣行的第二个表现是早期来北京的俄罗斯人“不规矩”的行为。近代前，来北京的俄罗斯人主要有三类：外交人员、商人及东正教传教士团教俗人员，然而他们给清廷的印象都不佳，这给中俄早期交往蒙上了阴影。1676年抵京的斯帕法里给清廷留下的印象极差，在清朝正史中故意将斯帕法里的名字“尼古拉”写成“尼古赖”或“米库赖”，[10]（799）厌恶之意溢于言表。大概是斯帕法里在华的表现给清廷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多年后康熙在致沙皇的国书中仍不乏批评斯帕法里的语言：“不谙大国典礼，出言不逊，举止鄙陋”。[10]（77）在斯帕法里之后使华的伊台斯在华的表现仍让清廷不悦，被批评为：“鄂罗斯国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亦多胶滞。”[11]（761）
以上是中文史料关于中国官方对俄使华外交人员的印象。另外，俄文史料中也有俄外交人员“不检点”行为的记载。如1756年，来华的俄国信使扎莫西科夫曾向清廷索要赠品，在收到花缎后嫌礼物“不贵重”，和理藩院的接待人员大吵大闹，要求赠给与俄国枢密院发给他的同样数目的银两。[3]（305）
和俄罗斯外交人员“不娴典礼”“出言不逊”相比，部分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在塑造“粗俗”“野蛮”形象上做得更加“到位”。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前几届教俗人员既不专心传教，也不学习满、汉语，整日酗酒、斗殴，那时因酗酒过度而暴亡的神职人员或随班学生大有人在。据考证，第一班传教士团团长列扎伊斯基来京仅9个多月即狂饮染病，后病死；第二班传教士团团长普拉科夫斯基和其他成员不睦，醉酒后经常起争执，打伤同伴的事时有发生；第二班传教士团修士辅祭约萨夫酒后闯皇宫，叫嚷滋事，并殴打侍卫；第三班传教士团团长伊拉里昂不仅酗酒成性，并且喜欢穿着女装去教堂。[12]（108，128）早期来北京的俄罗斯外交人员、传教士等给清廷和中国人留下了粗鲁、不守规矩、凶悍的形象，这些印象间接影响了朝鲜人心目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形成。
在以上两个因素，即朝鲜“华夷”思想和早期来华的俄罗斯人劣行的共同作用下，朝鲜人心目中形成了俄罗斯人野蛮、凶悍的形象，并一直持续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影响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形成的两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人的形象随之转变。
二、19世纪后燕行使眼中的俄罗斯人：技艺精湛从18世纪下半叶起，朝鲜燕行使行人员笔下俄罗斯人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仍在一定程度上鄙视俄罗斯人，但更多的是对俄罗斯人使用器物及其精通技艺的赞誉之情，这是之前《燕行录》中所未见的。朝鲜朝后期，洪大容的《湛轩燕记》和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均有关于俄罗斯及俄罗斯人的描述。在洪大容和朴趾源的笔下，他们一方面仍保有对俄罗斯人一定程度的蔑视，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俄罗斯人使用器具及精通技艺的欣赏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蔑视俄罗斯人的描述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燕行使笔下蔑视俄罗斯人的文字几乎看不到，余下的都是对其技艺和使用器物的欣赏。 18世纪下半叶，曾几次来华的洪大容在《湛轩燕记》对俄罗斯人描述如下：
闻诸译言，十年前大鞑数人行劫于市，仍强污妇女，不听则殴杀之。……年前有译官要买鼠皮，至其馆，诸鞑故放其狗而戏之，狗奋迅狂吠而前，譯官大惊，拔刀距之，诸鞑皆大笑，即呵止之，其顽习类此。闻译官言，尝见其居有一盅，正圆而上平，上打十数圈子，皆有分度，中有声铮铮。不知其何用也，似是倏钟之类。其俗性之蠢愚如彼，而尚有此奇盅，亦可异也。[7]（151～152）
洪大容的笔下仍有描述俄罗斯人凶悍性情的语句，如“行劫于市”“强污妇女”“不听则殴杀之”等，但这说的是“十年前”的事情。当时洪大容对俄罗斯人性情最直接的感受是“顽习”“放其狗而戏之”“诸鞑皆大笑”，这同之前燕行人员笔下的“凶悍”是有区别的。此外，洪大容笔下出现了对俄罗斯人使用“器物”——“盅”的欣赏，称其为“奇盅”“亦可异也”，这是之前的《燕行录》中所未见的。
1780年来华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对俄罗斯人描写道：“顺治初年，设朝鲜使邸于玉河西畔，称玉河馆。后为鄂罗斯所占，鄂罗斯所谓大鼻鞑子，最为凶悍，清人不能制，遂设会同馆于干鱼胡同都统满丕之宅也。”[13]（220）在朴趾源眼中，俄罗斯人是凶悍的，但得此结论的依据是俄罗斯人占据了玉河馆。有史料记载俄罗斯人入驻玉河馆始于17世纪末。1692年，奉彼得一世之令率团来华的伊台斯使团被安置在“俄罗斯馆”，后人经研究认为伊台斯一行入驻的“俄罗斯馆”就是之前接待朝鲜朝使团的“高丽馆”，即朴趾源所称的“玉河馆”。[14]（197～198）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1780年来华的朴趾源给俄罗斯人下的“最为凶悍”结论所依据的是100年前发生的事，据此得出结论的客观性要打折扣。
1828年，来华的朴思浩在参观完俄罗斯馆后创作了《鄂罗斯馆记》一文，文中主要是对馆中陈设物品的描述及感想。关于耶稣受难像，朴恩浩写道：“阁中画一丈夫，披发赤身，流血淋漓，瞑目垂首，奄然一死人也。”[15]（508）但参观俄罗斯馆的一行朝鲜人对耶稣茫然不知，发出了“问其尊奉何神”的疑问，并对其身份进行了猜测。有人认为“画中人”是俄国王子的遗像：“鄂罗太子被杀于中国，死而有灵，故旌表其被杀之状以奉之。”还有人认为是利玛窦的遗像，“利玛窦被杀留像”。[15]（506～507）从中可以看出，朝鲜朝赴华使行人员对东正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鄂罗斯馆记》关于馆中的陈设物，如钟、琴等描述，其中充斥着“精妙”“清婉”等词汇：
桌上有自鸣钟，制甚精妙。又有自鸣琴，大如掌者，其制一转轴，其随柱发丝弹成音调。又有一纹匣，长数尺者，雕刻精妙。上有圆孔，贴琉璃，悬于壁间，其匣底有枢机，以手转之则杜鸽忽自匣中飞上琉璃，圆孔矫首窥外，一声叫，二声叫，声声清婉，俄而还下，此非真禽也。[15]（508）
朴思浩的《鄂罗斯馆记》中仅用了少量笔墨描述了俄罗斯的方位、俄罗斯人面貌性情及中俄关系情况：“按鄂罗斯亦名大鼻鞑子，国在黑龙江，业与中国通商旅，不臣不贡，十岁一至。留馆替易，其人深目高鼻，天性悍狞。尝白日杀人于街市，乾隆命磔其数人，自是稍畏。”[15]（507）朴思浩认为俄罗斯人“天性悍狞”，但得出该结论的依据仍是俄罗斯人之前的行为——“尝白日杀人于街市”，但在中国的严刑峻法下，俄罗斯人有所收敛，“自是稍畏”。
到了1832年到过俄罗斯馆的金景善的笔下，除了称呼俄罗斯人“大鼻鞑子”外，几乎见不到蔑视俄罗斯人的字眼，更多的是关于俄罗斯地理位置和俄罗斯人来华情况的介绍：
其国幅员甚大，东西三万余里，南北二万余里，东南接琉球、安南，东北接蒙古，西南接大、小洋，西通流沙之外不知为几万里，东距中国为五万里……自古以来，初非朝贡之国，而康熙时自来通好，要学汉语、汉书。中国以绥远之义，授馆以处之。然其严门禁，无得出入。其来往人员之多少，替归年限之久速，应有定式而不可知。然燕市所买石镜及鼠皮，多其国所产。然则其来通，似为交易之利也。[8]（291～292）
与此同时，金景善对俄罗斯人使用器物，掌握技术的赞扬之词明显增加。如“以文木、沉香、紫檀雕镂为饰，床卓器物皆奇妙。”看到室内悬挂的西洋画后，感叹道“四壁环挂大镜，又挂人物、山水、楼台杂画，画法皆逼真。”在感叹技艺之精妙后，朝鲜人还请画师画肖像，“正副使皆请写照”。关于俄罗斯人弹奏的乐曲，金景善感叹道：“不待吹弹搏拊，而五音六律自成腔调，盖是奇技也。”[8]（294、296）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从18世纪末起，燕行使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发生了一定变化，之前燕行人员笔下充斥着俄罗斯人野蛮、凶悍的描述，而进入19世纪后燕行人员笔下关于俄罗斯人更多的是对其使用器物和精通技艺的欣赏和赞叹。
三、燕行使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嬗变的原因对于19世纪前后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形象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二：一是朝鲜“北学论”思想的兴起；二是在华俄罗斯人自身素质的提高。这两个因素逐渐改变了朝鲜人对俄罗斯人的最初印象。
“北学论”是相对于之前“北伐论”而提出的。满族入主中原后极大地震撼了有着浓厚“华夷”思想的朝鲜朝士大夫，他们不愿接受清朝代替明朝的事实，鄙视满族政权，进而要“北伐”清朝，“反清复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伐论”逐渐为多数士大夫所摈弃，代之以全面学习清朝思想文化的“北学运动”。“北学运动”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学习的对象既包括清朝先进的文化思想，也包括传入清朝的西方文明。北学运动一改之前传统的将汉族之外的民族和国家视为“夷狄”的看法，并认识到清朝在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开始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清朝文化，这其中包括传播到清朝的部分西方文明成果。上文提到的洪大容、朴趾源等都是北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洪大容的“华夷一也”思想，朴趾源、朴齐家的“师夷长技”论都是北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北学论者“北学中国”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朝鲜朝的封建统治，从这一目的出发，北学思想不能完全脱离儒家思想的窠臼。关于西学，北学论者持“二元论”观点，将西学分为“理”和“器”两部分，并排斥“理”而接纳“器”。在这里，“理”主要指的是宗教、伦理层面的，而“器”指的是科学技术层面的。《燕行录》所述的“自鸣钟”“石镜”“锁状物”都属于“器”的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华的朝鲜朝燕行人员对俄罗斯馆所见的“器物”产生好奇，进而赞赏，态度大变就不足为奇了。 俄罗斯人形象在朝鲜朝燕行人员眼中的嬗变，除去“北学中国”的因素外，也与在北京的俄罗斯人素质提高有关系。早期来华的三类俄罗斯人当中，兼具多种功能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在塑造俄罗斯人形象上作用突出。前几届传教士团成员在华表现给中国人及朝鲜燕行人员留下不佳印象，然而从18世纪末起这一印象逐渐得到改变，这一转变与俄政府加强传教士团管理密切相关。从18世纪末起俄国政府开始对传教士团进行整顿，其中一些措施有利于教俗人员的素质提高和传教士团影响力扩大。
经过改革，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成员的素质明显提高。从第8届起，传教士团成员酗酒、打架滋事等不良行为明显减少。医生和画家的派遣在扩大传教士团影响上效果明显。传教士团的画家和医生以其精湛技艺赢得了北京上流社会人士的好奇和好感，这对于提升在华俄罗斯人的形象是功不可没的。如第十一届传教士团的随团画师列加绍夫与清宗室奕绘、禧恩等交往密切，奕绘曾专门赋诗称赞列加绍夫的丹青妙笔，并将其与之前出入皇宫的意大利籍的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相提并论。其中，金景善提到的為朝鲜正副使“写照”的“赫”经蔡鸿生先生考证为传教士团第十一班随班画师列加绍夫。[16]（107、52）在俄罗斯政府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教俗人员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并影响了来华的朝鲜燕行人员对俄罗斯人的印象，之后在朝鲜朝燕行人员的笔下几乎再未出现有关俄罗斯人劣行的记载。
四、结语
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变化反映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人对清王朝态度的变化。最初受“华夷”思想影响，朝鲜朝使臣蔑视包括蒙古人在内的汉族之外的民族。同时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局限，错误地认为俄罗斯人是“蒙古别种”，对蒙古人的蔑视扩及到俄罗斯人身上，形成了俄罗斯人相貌“另类”、性情凶悍的形象。到了19世纪，之前影响朝鲜人心目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形成的两个因素——“华夷”思想和在华俄罗斯人劣行都发生了改变，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的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兴起的“北学运动”改变了之前文化上蔑视清朝的看法，开始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清朝文化，这其中包括传播到中国的欧洲科技成果。对在俄罗斯馆所见的“器物”及俄罗斯人精通的技艺持欣赏态度，进而形成了俄罗斯人技艺精湛的形象。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政府对驻华传教士团成员选拔标准的提高和日常管理的加强，传教士团成员劣行减少，中国人和赴华的朝鲜人对俄罗斯人的印象逐渐发生了改变。朝鲜人眼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形成及转变也反映了早期俄朝关系的一些特点：无论是朝鲜朝对俄罗斯情况的了解，还是俄罗斯对朝鲜朝信息的获取无不是以中国为媒介进行的，中国人对二者的了解程度制约了它们对彼此的认识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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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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