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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万历年间，朝鲜朝使臣李睟光先后与安南使臣冯克宽、琉球使臣蔡坚等在北京笔谈交流、诗文酬唱，留下了《安南使臣唱和问答录》和《琉球使臣赠答录》两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体现出朝鲜朝使臣对安南与琉球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认同以及对两国风俗人物的好奇与书写，客观上起到了为参与唱和之使臣播扬声名的作用，同时记录下了三国使臣文化竞赛中“隐形的在场者”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朝鲜朝燕行使；朝贡制度；文学交流
[中图分类号]I31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40-06
[收稿日期]2016-03-23
[作者简介]1.付优，女，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2.黄霖，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上海200082）
近年来，对于朝鲜汉文燕行文献的研究不断得到学界的关注，这些文献对揭示明清时期朝贡关系中礼仪与制度、思想与心态的“潜流”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然而，目前学界对朝贡体系下朝鲜朝燕行使者与他国使者文学交流的关注尚不充分，为燕行文献的研究留下了一份遗憾。本文将以16世纪朝鲜朝使臣李睟光（1563—1628）《安南使臣唱和问答录》和《琉球使臣赠答录》为中心，梳理朝鲜朝朝贡使臣在华期间与安南、琉球使臣诗文酬唱的文献资料，努力还原宏观的朝贡体系之下，各个来华朝贡国家之间次生的、互动的、混响的交流之声。
一、远凭重译谒君王：朝鲜、安南、琉球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及使臣交游情况概述明朝时期，朝鲜、安南、琉球三国年号、法度一遵大明，礼乐、文物皆仿效中华，定期遣使入贡，并接受明朝的册封，与明廷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宗藩关系。其中，朝鲜朝是朝贡次数最多的藩属国。据徐东日先生统计，在朱明享国的277年里，朝鲜朝向中国遣使1252次，平均每年出使4.6次。[1]（8）明朝对于“事大慕华”的朝鲜朝也是青眼相加。“壬辰之役”时（1592-1598），明神宗派兵援助朝鲜朝，对饱受日本侵略的朝鲜朝有“再造”之德。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率清军入侵朝鲜朝。崇祯帝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仍思出兵相救。双方联系如此紧密，无怪即使在明亡清兴之后，还有朝鲜朝肃宗建大报坛，朝鲜儒士权尚夏等在华阳洞建万东庙，在朝鲜朝的明朝九义士后裔在朝宗岩建大统庙崇祀明朝皇帝的记载。琉球对明室的朝贡次数仅次于朝鲜。自洪武五年（1372）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贡献方物至明太祖崩卒的二十八年间，琉球中山、山南、山北三王陆续派遣贵族子弟入明求学，并不断入贡，“遣使朝贡54次”。[2]（63）安南安南自嘉庆六年（1801）以后改称越南，本文按照历史事实，分别在对应的时间段称安南、越南。对明廷的朝贡同样非常频繁。洪武二年（1369），安南、占城占城，在中国典籍中又被称为林邑、临邑、占婆等，是今越南南部的一个古国。从10世纪中期后逐渐被邻国侵吞。嘉靖二十二年（1543）后再无占城的朝贡记录。1693年，占城王被越南阮王俘获，占城灭亡。分别遣使入明朝贡，并请求册封。此后至崇祯十年（1637），安南共朝贡79次，占城朝贡72次。明朝灭亡后，安南迟迟未改贡清朝。直到康熙五年（1666），安南才缴还明室敕命金印，与清廷建立封贡关系。研究者认为，朝鲜、琉球、安南、占城（明前期）与明朝的关系属于“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与其他仅与明朝保持“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或“名义上的朝贡关系”[2]（59～60）的诸国大不相同。因此，深入观照核心藩属国朝鲜、安南、琉球朝贡使臣间的文学交流，在燕行诗文文献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关于朝鲜、安南、琉球三国朝贡使臣在明朝京城会面，并直接诗文唱和的记载史不绝书。据王鑫磊统计，“1458年朝鲜使臣徐居正与安南使臣梁鹄、15世纪下半叶的朝鲜使臣曹伸与安南使臣黎时举、1481年朝鲜使臣洪贵达与安南使臣阮文质及阮伟、1496年朝鲜使臣申从濩与安南使臣武佐、1598年朝鲜使臣李睟光与安南使臣冯克宽、1760年朝鲜使臣洪启禧与安南使臣黎贵惇、1789年的朝鲜使臣徐浩修与安南使臣潘辉益等都曾在中国会面并有过交流”。[3]（192）此外，笔者发现，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还保留有1718至1719年的安南使臣阮公沆（1679—1732）与朝鲜朝正副使俞集、李世瑾，1771年的安南使臣武辉珽（1731—1789）与朝鲜朝使臣尹东升、李致中，1795年的安南使臣阮偍（1761—1805）与朝鲜朝使臣李亨元、徐有防，1819年越南使臣丁翔甫与朝鲜朝使臣，1845年越南使臣范芝香与朝鲜朝书状官李裕元，1868年越南使臣阮思僩与朝鲜朝使臣金有渊等人历次诗文唱酬的记录。朝鲜、琉球间的文学交流也颇为丰富。如洪武十九年（1386），朝鲜朝赴金陵贺正使李崇仁（1347—1392）作有《咏安南》《咏流求》两首七言诗。[4]（475）万历年间，三次赴华的朝鲜朝使节李廷馨（1549—1607）亦写有《赠琉球国使臣》诗。[5]（511）从整体上来看，在浩瀚的燕行文献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使臣李睟光与安南、琉球使臣的文学交流。
李睟光，字润卿，号芝峰，朝鲜全州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睟光以贺圣节使兼进慰使身份赴北京。期间，李睟光与安南使臣冯克宽（1528—1613）笔谈唱和，写下了《安南使臣唱和问答录》（以下简称《问答录》）。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睟光以冠服奏请副使身份再次来到北京，趁机与琉球使臣蔡坚（1587—1647）等笔谈唱和，写下了《琉球使臣赠答录》（以下简称《赠答录》）。从《问答录》《赠答录》文本出发，对李睟光与冯克宽、蔡坚等使臣的文学互动进行考察，无疑是对朝贡体系的细微运作和文化影响的有益观照。
二、渊源同一圣诗书：朝鲜朝使臣对安南与琉球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认同考察《问答录》和《赠答录》可以发现，李睟光与安南、琉球使臣文学交流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对三国文化“同出一源”的强调。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睟光出使北京，尹繼善为书状官。进京后，李睟光在朝会中遇见了安南使臣冯克宽冯克宽，字弘夫，号毅斋，安南后黎朝山西石室县冯舍乡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8），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冯克宽少有文名，于万历八年（1580，黎世宗光兴三年）进士及第。万历二十五年（1597，黎世宗光兴二十年），冯克宽以工部左侍郎身份出使明朝，其时年已七十。。时值冬至贺节，“外国来者甚伙，馆宇填满”，李睟光恰好与冯克宽“同处一照，留过五十个日，故得与相接熟。问答甚详”。[6]（353）唱和缘起于李睟光见冯克宽“其人虽甚老，精力尚健，常读书写册不休”，于是“欲观其文体如何，试制长句以送”。[6]（351）冯克宽迅速回诗相和，两人遂往复累度赠诗，分别馈送对方七言律诗八首，五言排律一首，合计十八首。在李睟光赠与冯克宽的诗文中先后出现“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四海一家肝胆照，对君眉宇喜清扬”[6]（349）等诗句。冯克宽的答诗中，也频频出现“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居乡必择鲁邹乡，讲道同师孔素王”[6]（349）的句子。 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睟光以奏请副使身份再次赴京。自到京师，琉球使臣蔡坚、马成骥一行“颇致殷勤之意，愿得所制诗文以为宝玩”，李睟光于是“略构以赠”。[7]（360）《赠答录》共收李睟光《赠琉球国使臣》近体诗十四首、《谢琉球使臣赠诗及刀扇》一首、蔡坚答诗一首、马成骥答诗一首。在赠诗中，李睟光也屡屡强调“休言海外乾坤别，却喜天心雨露同”“皇家一统车书日，使节同观礼乐年”。[7]（359）
究其原因，在明朝藩属国中，朝鲜、安南、琉球皆奉贡频繁，且三国同属“汉字文化圈”，虽语言不通，却可以通过汉文笔谈交流、诗歌酬唱。所谓“目击心喻之间，落地兄弟之欢”，[6]（354）建立在“书同文”基础上的亲切感与认同感自然非同一般。不止朝鲜朝使臣，安南使臣也曾留下“本国使与朝鲜、琉球诸使来者分住。盖外国表文，惟我并此二国用汉文，与中华同，殊异于诸国也”[8]（176）的感慨。然而，对于朝鲜朝使臣李睟光来说，这份亲切和认同不是无条件无差别的。当发现琉球使者蔡坚等人“短于属文，不足与唱和”，[7]（360）远不如安南使臣冯克宽才具过人时，李睟光颇为扫兴，落笔的重轻也就拉开了区别。不难发现，安南使臣“所为词律，庶几乎华人之为”[6]（354）的才华，才是令李睟光产生“识面宁嫌异域居，心期倾尽笑谈余”[6]（350）之亲切感受的基础，这和后者对琉球使臣所言的“交邻旧好须相念，异域何嫌识面新”[7]（359）在情感态度上差别不小。
实际上，这样的比较对琉球使臣并不公平，因为安南使臣冯克宽少时即以文学知名，享誉数年。冯克宽此次出使，“适遇天朝万寿圣节，诸国使臣各献诗一，公独献诗三十一首。天朝吏部尚书兼管礼部张位以公诗上进，大皇帝御笔批云：‘何地不生才，肤览诗集，具见冯克宽忠佃，殊可嘉美。’即命印板颁行天下，因赐‘南国状元’等字以荣之，故俗称号为‘状冯公’，给以冠服。”[9]（179）可见，冯克宽之诗才不仅赢得了朝鲜朝使臣赞许，还颇为明朝官方所认可。
三、闻说君居瘴海滣：朝鲜朝使臣对安南与琉球人物风俗的好奇与书写朝鲜朝与安南、琉球两国距离遥远，彼此朝贡时间不一，来往稀少。作为使臣，李睟光对两国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一方面，李睟光好奇于两国与朝鲜朝迥异的风土人情，在诗文中屡屡歌咏安南和琉球的风土物产。如咏安南的大象与白线香的诗句有“山出异形饶象骨，地蒸灵气产龙香”“将军石室黄茅瘴，仙客金炉白线香”[6]（349）等。巧的是，冯克宽为了答谢李睟光为自己的《万寿庆贺诗集》作序，特地以“土物白线香百枚脂香一器分送”。李睟光也由此进一步了解了安南特产，留下了“白线香者，极细而长，如一条线，香气甚烈。脂香者，烂煮如膏，涂着身面，经日不灭云”[6]（351）的记载。在《赠答录》中，李睟光同样不断歌咏琉球国风物。如《赠琉球国使臣》近体十四首之四云：“炎乡杳在海中间，从古风烟接百蛮。地势雄临龙伯国，溟涛屹立济灵山。轻绡久识芭蕉细，异货曾闻玳瑁斑。归去应知皇泽厚，好随春色一时还。”[7]（359）下附小注：“济灵山，即琉球山名，芭蕉布及玳瑁，乃其国所产。”[7]（359）
另一方面，一旦有机会笔谈，李睟光不免屡屡问及对方国情，提问涉及对方国家的地理位置、物产风俗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问答录》中记录了很多李睟光笔谈询问安南使臣相关问题的情况，如“贵国官制风俗何如？”“取人以诗赋乎？以策论乎？亦有武举否？”“贵国冬暖如春，无冰无雪云，信否？”“贵国有再熟之稻，八蚕之丝，信否？”[6]（352～353）等。《赠答录》中也记载了李睟光询问琉球使者的问题，诸如“贵国地方几里？”“贵国尚儒道乎？释道乎？”“风土寒暖？”“国王姓氏？”“立国以来传祚久近？”“距日本几许？”[7]（360～361）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答实际上显示了朝鲜朝使臣李睟光对于安南、琉球两国情况的熟悉。例如：
问：旧闻贵国王是莫姓，今黎氏乃创业是主耶？有何变乱而革命耶？
答曰：前者贱国是黎王管封，后为莫氏篡僭。今黎复旧业，再请封。
问：莫氏是莫茂洽耶？
使臣乃惊视良久，答曰：然。（莫茂洽，乃其故王姓名，盖讶其知之也）[6]（352）
安南使臣冯克宽缘何“惊视良久”？实际上，这涉及到他此次出使的政治背景。嘉靖六年（1527），安南权臣莫登庸自立为王，改元明德，建立莫氏政权。嘉靖十一年（1532），黎氏遗臣阮淦、郑检等拥护黎氏宗室黎宁为帝，中兴黎朝，形成了南北并立的局面。万历二十年（1592），郑检之子郑松带领黎军占领升龙，将莫朝皇帝莫茂洽斩首。万历二十一年（1593），安南国主黎维潭与大臣黄庭爱等前往镇南关叩关请封。万历二十五年（1597），黎维潭洗足入关勘验，并进伏罪本、代身金人、通国臣，明朝再次正式承认了黎氏统治，允许安南入贡。同年，安南国命工部侍郎冯克宽为正使，太常寺卿阮仁瞻为副使入明。冯克宽一行肩负重要的政治使命：一是消弭明朝关于安南是否恭顺的争议；二是将黎维潭的封号恢复王封。不过，是年十月，万历皇帝仅册封黎维潭为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这也是李睟光《问答录》中以下一段发生的背景：
问：贵国有都统使，是何官职？
答曰：贱国自古有国以来，未尝有都统使司之职。特以莫氏僭逆，天朝宥以不死，权置都统使司。秩从二品，以待叛臣耳。如今要復王封，廷臣方议定恩赏。[6]（352）
值得我们追问的是，既未亲赴远洋，又非彼此有旧，各国使臣“各处异馆，禁不得通。只于朝会，一再见面而已”，[6]（353）那么朝鲜朝使臣关于安南、琉球两国的知识从何而来？
首先，这些知识来源于历代朝鲜朝使臣巨细靡遗的使行记录。例如，嘉靖八年（1528），朝鲜朝使臣回国汇报提及安南莫登庸（1483—1541）篡夺黎朝帝位之事及明朝的对应方式。17世纪上半叶出使中国的许筠（1569—1618）曾向朝鲜朝介绍了明朝宾贡科及第的安南人。从整体上看，历代朝鲜朝燕行使往往同时肩负着通过笔谈探听中华政事、学风、民俗以及诸朝贡国实力虚实的政治任务。万历十八年（1590），李睟光入明朝贡归来，国王亲自召见他“下问安南使臣衣服制度与其国风俗如何，且或有唱和之作，并书启”，于是，李睟光“益恨不得与其使臣相问答酬唱，以仰复圣问也”。[6]（353） 其次，朝鲜使臣关于安南、琉球的知识，很大部分来自中华过去所传播的诗书典籍。如在提到琉球“惯凭重译觐天王，国号流求肇自唐”时，李睟光自注“流求之称，始见于韩昌黎送郑尚书序中，又《楞严经》曰：国香所生，以香为界”。在询问琉球风土人情时，李睟光并不全然相信琉球使臣，而是以中华典籍为准。例如：
问：贵国地方几里？
答曰：壤地褊小，不及朝鲜一布政所。东西仅万里，南北七千里。（《续文献通考》曰：琉球最小，则地方万里七千里之说谬矣）
问：距日本几许？
答曰：可万余里。其间有诸岛，各自为国，修贡于琉球日本。（《续文献通考》曰：自萨摩开船，可四日到琉球，则此说谬矣）[7]（360～361）
此处，李睟光作为依据的《续文献通考》，是明代王圻（约1530—约1615）仿照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1254—约1323）《文献通考》体例所作，“其<凡例>是在万历丙戌（十四年、一五八六）写定的，但全书的完成则在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601—1602）之间”。[10]（690）而李睟光本次出使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对刚刚成书的明朝文献如此熟悉，可见李睟光对中华典籍的认同和喜爱。
再次，朝鲜、琉球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的通交关系也丰富了朝鲜对琉球的认知和理解。李睟光《赠答录》中提到：
问：贵地有鹦鹉乎？（尝闻祖宗朝，琉球遣使献鹦鹉，故问之）
答曰：否。如玳瑁、硫磺、芭蕉布，是土产也。[7]（361）
上文所谓“尝闻祖宗朝，琉球遣使献鹦鹉”之事，就是指的朝、琉之间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通交关系。洪武二十五年（1392，朝鲜朝太祖元年），琉球人遣使入朝鲜朝献方物。据杨雨蕾研究，明太祖年间（1392-1398），琉球中山王四次派使者到朝鲜朝，或为遣送被掳掠及遭风漂海到琉球的朝鲜朝民众，或为向朝鲜朝进献方物。[11]（145～153）此后，从朝鲜朝定宗（1398-1400）到中宗（1505-1544）时期，均有琉球遣使朝鲜朝的记载。通过此类通交活动，朝鲜朝士大夫得以增进对琉球和海外各国风俗情况的了解。
四、彼此声名大播扬：朝鲜、安南、琉球使臣相互酬唱的实际影响正因为朝鲜朝与安南、琉球两国相距遥远，使臣罕能相遇，所以使臣唱和被朝鲜朝文坛视为“亦前古所未有者也”[6]（353）的佳话，客观上起到了为书写者扬名的作用。例如，《问答录》之“车天辂跋”对于使臣文学唱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云：“我朝二百年，文墨之士朝聘上国者冠盖相望。未尝有与异国人酬唱者，独先生得与安南国人有所白战，有所激昂，乃使异国之人，得知我国文献之盛，而奉使之臣，不下于古之人也。则先生此行，不但不辱君命，又使我国重于九鼎大吕也。”[6]（353）
更为著名的还有经漂海民赵完璧（约1567—？）传回的“芝峰诗流传海外”[3]（192～227）之说。丁酉倭乱（1597）中，朝鲜朝晋州人赵完璧被日本俘虏，并被带到京都为奴。随后，由于通曉汉字，赵完璧被日本商人角仓了以（1554—1614）雇佣，先后三次随日本商船前往安南，得以与一些安南文士往来，了解到李芝峰诗流传海外的情况：
（赵完璧）随商倭再至安南，见其国内人，家家传诵芝峰诗，若捧拱璧，如仰神人。以问于完璧曰：既是朝鲜人，若知尔国李芝峰乎？相与啧啧不已。其歆艳倾慕，在在皆是。[6]（355～356）
李睟光得知后亦感慨道：“丁酉赴京时，遇安南使臣冯毅斋克宽留诗为别。顷年，本国人赵完璧者陷倭中，随商倭往安南。其国人颇有颂鄙诗而问之者。后完璧回国，传说如此。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历世莫通，况海路之险远乎。事亦奇矣！”[12]（389）随后，李睟光还写下两首七律怀念冯克宽。
李、冯赠诗令后来使臣不断追忆先辈佳话，欲再续雅游。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八旬寿庆，越南使臣潘辉益（1751—1822）随越南国王阮光平出使祝寿时，记载“朝鲜正使驸马黄秉礼、副使吏曹判书徐浩修、书状宏文馆校理李百亨与我使连日侍宴，颇相款洽”，[13]（235）并投诗相赠，诗中云：“同风千古衣冠制，奇遇连朝指掌谈。骚雅拟追冯李旧，文情胜似饮醇甘。”[13]（235）此处的冯、李，便是指冯克宽与李睟光。直到道光五年（1825），潘辉益第三子潘辉注（1782—1840）以如清甲副使身份北使，依然慨叹，“闻有朝鲜使来，遭风反飘在山东，约十月旬始抵京，不及与见。回忆先辈与伊国使唱酬，传为佳话，弗获再续雅游，殊阙事也”。[8]（176）
五、即今中国逢神圣：三国使臣文化竞赛中的“隐形在场者”朝鲜、安南、琉球三国使臣间的相互酬唱，既是政治外交的官方使命，也是一种“文化间的比赛”。[14]（1～62）在此类“能够确认汉字文化圈同质性的重要礼节”[15]（324）中，朝鲜朝使臣始终带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文化地位应高于安南和琉球。
朝鲜朝使臣在与安南、琉球两国使臣相互酬唱时，往往有意无意地通过话语权力区分三方地位。如李睟光赠诗安南使臣，提到“诗成上国千秋节，恩荷重霄一札书”，下有小注“朝廷竟不准封王，只许仍前为都统使，一行犹动色相贺”。[6]（349）这里似有意将朝鲜朝当政者“王”的身份与安南统治者“都统使”的身份进行对比，彰显出一种自矜自得的满足感。这种文化自满的态度，在朝鲜朝使臣诗歌后的附文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如对安南风俗人物的嘲讽“若值朝会诣阙，则束发着巾帽，一依天朝服饰，而观其色，颇有蹙頞不堪之状。既还即脱去，一行凡二十三人皆被发，贵人则涅齿，下人则短衣跣足”。[6]（351）朝鲜使臣对安南使臣形象的描绘，“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16]（158）在朝鲜朝使臣笔下，安南使臣对于这种源于文化优越的权力等级也是比较认同的。如在《问答录》笔谈问答中，李睟光记载“其使臣问我国制度如何，答以官制仿天朝，置三公六部台省，自余法度，悉遵华制。使臣曰：‘贵大国旧称文献之国，贱国非敢望也’”，[6]（353）这就是明确的文化等级秩序的体现。此条问答下注“朝会时，我国使臣为首立于前行，安南使臣次于后行，相接之际，每致恭逊之意”，[6]（353）李睟光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朝鲜朝使臣所认为的文化等级秩序是否为各国所认同呢？一方面，作为宗主国的明廷待朝鲜朝最为亲厚。朝贡上殿站班时，明朝政府始终让朝鲜朝使者居于各国使臣之首位。明穆宗即位后，废藩使朝觐礼，四夷贡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见，唯独朝鲜朝直至明朝灭亡均享有御前觐见的优礼。万历二十一年（1593），安南莫氏因不敌黎氏，前往广东求救。御史徐元正上书称：“朝鲜与安南殊科。朝鲜中国之门户，势且当援。今安南远在万里之外，亦请比以援之，此于策不便。”[17]（776）这是从国家间实际利益出发对朝鲜朝与安南做出了区别对待。
另一方面，同为朝贡属国的安南是怎么认为的呢？我们可以同样从明清文献中找到一些资料，窥一斑而想全豹。例如，清道光十一年（1831），越南使臣李文馥（1785—1849）奉命驾“瑞龙”号大船，护送迷失海路的中国官员回福建，恰巧在福建遇见了琉球使臣。李文馥谈到：“天地间同文之国者，中州、我粤、朝鲜、日本、琉球，亦其次也。”[18]（264）从这个“亦其次也”看来，越南使臣并未将自身置于朝鲜朝之下，遑论琉球。
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使臣的往来赠诗中，始终存在“隐形的在场者”——明朝。在《赠答录》《问答录》中，三国使者往来赠诗，处处可见“即今中国逢神圣，千载风恬海不扬”“皇恩浩荡均霑被，珠玉淋漓我独深”这样带有颂圣色彩的句子。这表明，一方面，燕行录中所记载的使者赠答不是完全的私人行为，而是比较正式的外交活动，故而使臣时时不忘表达对作为交游活动背景和外交主导力量的宗主国的诚心尊奉；另一方面，各国使臣通过文化竞赛“拟向中朝夸特达”，[19]（45）这也体现出在一定时期内，在朝贡体系下的外交活动中，其使臣诗文中所展现出的中华文化的分量成为了评价“外国”文明程度和外交地位的一个依据。
从整体上来看，朝鲜、安南、琉球三国在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下的诗文酬唱，正是宏观的朝贡体系下微观的互动的“混响曲”，从侧面丰富了朝贡活动的细节，展示了朝贡体系在明朝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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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越]潘辉益：《星槎纪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
[15]张源哲：《朝鲜与琉球文学交流之一隅——以汉诗交流为中心》，王宝平主编：《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6]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7]汪森：《粤西文载·安南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四〇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越]李文馥：《闽行杂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十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越]黎贵惇：《桂堂诗汇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三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关键词]朝鲜朝燕行使；朝贡制度；文学交流
[中图分类号]I31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40-06
[收稿日期]2016-03-23
[作者简介]1.付优，女，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2.黄霖，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上海200082）
近年来，对于朝鲜汉文燕行文献的研究不断得到学界的关注，这些文献对揭示明清时期朝贡关系中礼仪与制度、思想与心态的“潜流”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然而，目前学界对朝贡体系下朝鲜朝燕行使者与他国使者文学交流的关注尚不充分，为燕行文献的研究留下了一份遗憾。本文将以16世纪朝鲜朝使臣李睟光（1563—1628）《安南使臣唱和问答录》和《琉球使臣赠答录》为中心，梳理朝鲜朝朝贡使臣在华期间与安南、琉球使臣诗文酬唱的文献资料，努力还原宏观的朝贡体系之下，各个来华朝贡国家之间次生的、互动的、混响的交流之声。
一、远凭重译谒君王：朝鲜、安南、琉球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及使臣交游情况概述明朝时期，朝鲜、安南、琉球三国年号、法度一遵大明，礼乐、文物皆仿效中华，定期遣使入贡，并接受明朝的册封，与明廷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宗藩关系。其中，朝鲜朝是朝贡次数最多的藩属国。据徐东日先生统计，在朱明享国的277年里，朝鲜朝向中国遣使1252次，平均每年出使4.6次。[1]（8）明朝对于“事大慕华”的朝鲜朝也是青眼相加。“壬辰之役”时（1592-1598），明神宗派兵援助朝鲜朝，对饱受日本侵略的朝鲜朝有“再造”之德。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率清军入侵朝鲜朝。崇祯帝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仍思出兵相救。双方联系如此紧密，无怪即使在明亡清兴之后，还有朝鲜朝肃宗建大报坛，朝鲜儒士权尚夏等在华阳洞建万东庙，在朝鲜朝的明朝九义士后裔在朝宗岩建大统庙崇祀明朝皇帝的记载。琉球对明室的朝贡次数仅次于朝鲜。自洪武五年（1372）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贡献方物至明太祖崩卒的二十八年间，琉球中山、山南、山北三王陆续派遣贵族子弟入明求学，并不断入贡，“遣使朝贡54次”。[2]（63）安南安南自嘉庆六年（1801）以后改称越南，本文按照历史事实，分别在对应的时间段称安南、越南。对明廷的朝贡同样非常频繁。洪武二年（1369），安南、占城占城，在中国典籍中又被称为林邑、临邑、占婆等，是今越南南部的一个古国。从10世纪中期后逐渐被邻国侵吞。嘉靖二十二年（1543）后再无占城的朝贡记录。1693年，占城王被越南阮王俘获，占城灭亡。分别遣使入明朝贡，并请求册封。此后至崇祯十年（1637），安南共朝贡79次，占城朝贡72次。明朝灭亡后，安南迟迟未改贡清朝。直到康熙五年（1666），安南才缴还明室敕命金印，与清廷建立封贡关系。研究者认为，朝鲜、琉球、安南、占城（明前期）与明朝的关系属于“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与其他仅与明朝保持“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或“名义上的朝贡关系”[2]（59～60）的诸国大不相同。因此，深入观照核心藩属国朝鲜、安南、琉球朝贡使臣间的文学交流，在燕行诗文文献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关于朝鲜、安南、琉球三国朝贡使臣在明朝京城会面，并直接诗文唱和的记载史不绝书。据王鑫磊统计，“1458年朝鲜使臣徐居正与安南使臣梁鹄、15世纪下半叶的朝鲜使臣曹伸与安南使臣黎时举、1481年朝鲜使臣洪贵达与安南使臣阮文质及阮伟、1496年朝鲜使臣申从濩与安南使臣武佐、1598年朝鲜使臣李睟光与安南使臣冯克宽、1760年朝鲜使臣洪启禧与安南使臣黎贵惇、1789年的朝鲜使臣徐浩修与安南使臣潘辉益等都曾在中国会面并有过交流”。[3]（192）此外，笔者发现，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还保留有1718至1719年的安南使臣阮公沆（1679—1732）与朝鲜朝正副使俞集、李世瑾，1771年的安南使臣武辉珽（1731—1789）与朝鲜朝使臣尹东升、李致中，1795年的安南使臣阮偍（1761—1805）与朝鲜朝使臣李亨元、徐有防，1819年越南使臣丁翔甫与朝鲜朝使臣，1845年越南使臣范芝香与朝鲜朝书状官李裕元，1868年越南使臣阮思僩与朝鲜朝使臣金有渊等人历次诗文唱酬的记录。朝鲜、琉球间的文学交流也颇为丰富。如洪武十九年（1386），朝鲜朝赴金陵贺正使李崇仁（1347—1392）作有《咏安南》《咏流求》两首七言诗。[4]（475）万历年间，三次赴华的朝鲜朝使节李廷馨（1549—1607）亦写有《赠琉球国使臣》诗。[5]（511）从整体上来看，在浩瀚的燕行文献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使臣李睟光与安南、琉球使臣的文学交流。
李睟光，字润卿，号芝峰，朝鲜全州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睟光以贺圣节使兼进慰使身份赴北京。期间，李睟光与安南使臣冯克宽（1528—1613）笔谈唱和，写下了《安南使臣唱和问答录》（以下简称《问答录》）。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睟光以冠服奏请副使身份再次来到北京，趁机与琉球使臣蔡坚（1587—1647）等笔谈唱和，写下了《琉球使臣赠答录》（以下简称《赠答录》）。从《问答录》《赠答录》文本出发，对李睟光与冯克宽、蔡坚等使臣的文学互动进行考察，无疑是对朝贡体系的细微运作和文化影响的有益观照。
二、渊源同一圣诗书：朝鲜朝使臣对安南与琉球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认同考察《问答录》和《赠答录》可以发现，李睟光与安南、琉球使臣文学交流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对三国文化“同出一源”的强调。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睟光出使北京，尹繼善为书状官。进京后，李睟光在朝会中遇见了安南使臣冯克宽冯克宽，字弘夫，号毅斋，安南后黎朝山西石室县冯舍乡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8），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冯克宽少有文名，于万历八年（1580，黎世宗光兴三年）进士及第。万历二十五年（1597，黎世宗光兴二十年），冯克宽以工部左侍郎身份出使明朝，其时年已七十。。时值冬至贺节，“外国来者甚伙，馆宇填满”，李睟光恰好与冯克宽“同处一照，留过五十个日，故得与相接熟。问答甚详”。[6]（353）唱和缘起于李睟光见冯克宽“其人虽甚老，精力尚健，常读书写册不休”，于是“欲观其文体如何，试制长句以送”。[6]（351）冯克宽迅速回诗相和，两人遂往复累度赠诗，分别馈送对方七言律诗八首，五言排律一首，合计十八首。在李睟光赠与冯克宽的诗文中先后出现“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四海一家肝胆照，对君眉宇喜清扬”[6]（349）等诗句。冯克宽的答诗中，也频频出现“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居乡必择鲁邹乡，讲道同师孔素王”[6]（349）的句子。 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睟光以奏请副使身份再次赴京。自到京师，琉球使臣蔡坚、马成骥一行“颇致殷勤之意，愿得所制诗文以为宝玩”，李睟光于是“略构以赠”。[7]（360）《赠答录》共收李睟光《赠琉球国使臣》近体诗十四首、《谢琉球使臣赠诗及刀扇》一首、蔡坚答诗一首、马成骥答诗一首。在赠诗中，李睟光也屡屡强调“休言海外乾坤别，却喜天心雨露同”“皇家一统车书日，使节同观礼乐年”。[7]（359）
究其原因，在明朝藩属国中，朝鲜、安南、琉球皆奉贡频繁，且三国同属“汉字文化圈”，虽语言不通，却可以通过汉文笔谈交流、诗歌酬唱。所谓“目击心喻之间，落地兄弟之欢”，[6]（354）建立在“书同文”基础上的亲切感与认同感自然非同一般。不止朝鲜朝使臣，安南使臣也曾留下“本国使与朝鲜、琉球诸使来者分住。盖外国表文，惟我并此二国用汉文，与中华同，殊异于诸国也”[8]（176）的感慨。然而，对于朝鲜朝使臣李睟光来说，这份亲切和认同不是无条件无差别的。当发现琉球使者蔡坚等人“短于属文，不足与唱和”，[7]（360）远不如安南使臣冯克宽才具过人时，李睟光颇为扫兴，落笔的重轻也就拉开了区别。不难发现，安南使臣“所为词律，庶几乎华人之为”[6]（354）的才华，才是令李睟光产生“识面宁嫌异域居，心期倾尽笑谈余”[6]（350）之亲切感受的基础，这和后者对琉球使臣所言的“交邻旧好须相念，异域何嫌识面新”[7]（359）在情感态度上差别不小。
实际上，这样的比较对琉球使臣并不公平，因为安南使臣冯克宽少时即以文学知名，享誉数年。冯克宽此次出使，“适遇天朝万寿圣节，诸国使臣各献诗一，公独献诗三十一首。天朝吏部尚书兼管礼部张位以公诗上进，大皇帝御笔批云：‘何地不生才，肤览诗集，具见冯克宽忠佃，殊可嘉美。’即命印板颁行天下，因赐‘南国状元’等字以荣之，故俗称号为‘状冯公’，给以冠服。”[9]（179）可见，冯克宽之诗才不仅赢得了朝鲜朝使臣赞许，还颇为明朝官方所认可。
三、闻说君居瘴海滣：朝鲜朝使臣对安南与琉球人物风俗的好奇与书写朝鲜朝与安南、琉球两国距离遥远，彼此朝贡时间不一，来往稀少。作为使臣，李睟光对两国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一方面，李睟光好奇于两国与朝鲜朝迥异的风土人情，在诗文中屡屡歌咏安南和琉球的风土物产。如咏安南的大象与白线香的诗句有“山出异形饶象骨，地蒸灵气产龙香”“将军石室黄茅瘴，仙客金炉白线香”[6]（349）等。巧的是，冯克宽为了答谢李睟光为自己的《万寿庆贺诗集》作序，特地以“土物白线香百枚脂香一器分送”。李睟光也由此进一步了解了安南特产，留下了“白线香者，极细而长，如一条线，香气甚烈。脂香者，烂煮如膏，涂着身面，经日不灭云”[6]（351）的记载。在《赠答录》中，李睟光同样不断歌咏琉球国风物。如《赠琉球国使臣》近体十四首之四云：“炎乡杳在海中间，从古风烟接百蛮。地势雄临龙伯国，溟涛屹立济灵山。轻绡久识芭蕉细，异货曾闻玳瑁斑。归去应知皇泽厚，好随春色一时还。”[7]（359）下附小注：“济灵山，即琉球山名，芭蕉布及玳瑁，乃其国所产。”[7]（359）
另一方面，一旦有机会笔谈，李睟光不免屡屡问及对方国情，提问涉及对方国家的地理位置、物产风俗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问答录》中记录了很多李睟光笔谈询问安南使臣相关问题的情况，如“贵国官制风俗何如？”“取人以诗赋乎？以策论乎？亦有武举否？”“贵国冬暖如春，无冰无雪云，信否？”“贵国有再熟之稻，八蚕之丝，信否？”[6]（352～353）等。《赠答录》中也记载了李睟光询问琉球使者的问题，诸如“贵国地方几里？”“贵国尚儒道乎？释道乎？”“风土寒暖？”“国王姓氏？”“立国以来传祚久近？”“距日本几许？”[7]（360～361）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答实际上显示了朝鲜朝使臣李睟光对于安南、琉球两国情况的熟悉。例如：
问：旧闻贵国王是莫姓，今黎氏乃创业是主耶？有何变乱而革命耶？
答曰：前者贱国是黎王管封，后为莫氏篡僭。今黎复旧业，再请封。
问：莫氏是莫茂洽耶？
使臣乃惊视良久，答曰：然。（莫茂洽，乃其故王姓名，盖讶其知之也）[6]（352）
安南使臣冯克宽缘何“惊视良久”？实际上，这涉及到他此次出使的政治背景。嘉靖六年（1527），安南权臣莫登庸自立为王，改元明德，建立莫氏政权。嘉靖十一年（1532），黎氏遗臣阮淦、郑检等拥护黎氏宗室黎宁为帝，中兴黎朝，形成了南北并立的局面。万历二十年（1592），郑检之子郑松带领黎军占领升龙，将莫朝皇帝莫茂洽斩首。万历二十一年（1593），安南国主黎维潭与大臣黄庭爱等前往镇南关叩关请封。万历二十五年（1597），黎维潭洗足入关勘验，并进伏罪本、代身金人、通国臣，明朝再次正式承认了黎氏统治，允许安南入贡。同年，安南国命工部侍郎冯克宽为正使，太常寺卿阮仁瞻为副使入明。冯克宽一行肩负重要的政治使命：一是消弭明朝关于安南是否恭顺的争议；二是将黎维潭的封号恢复王封。不过，是年十月，万历皇帝仅册封黎维潭为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这也是李睟光《问答录》中以下一段发生的背景：
问：贵国有都统使，是何官职？
答曰：贱国自古有国以来，未尝有都统使司之职。特以莫氏僭逆，天朝宥以不死，权置都统使司。秩从二品，以待叛臣耳。如今要復王封，廷臣方议定恩赏。[6]（352）
值得我们追问的是，既未亲赴远洋，又非彼此有旧，各国使臣“各处异馆，禁不得通。只于朝会，一再见面而已”，[6]（353）那么朝鲜朝使臣关于安南、琉球两国的知识从何而来？
首先，这些知识来源于历代朝鲜朝使臣巨细靡遗的使行记录。例如，嘉靖八年（1528），朝鲜朝使臣回国汇报提及安南莫登庸（1483—1541）篡夺黎朝帝位之事及明朝的对应方式。17世纪上半叶出使中国的许筠（1569—1618）曾向朝鲜朝介绍了明朝宾贡科及第的安南人。从整体上看，历代朝鲜朝燕行使往往同时肩负着通过笔谈探听中华政事、学风、民俗以及诸朝贡国实力虚实的政治任务。万历十八年（1590），李睟光入明朝贡归来，国王亲自召见他“下问安南使臣衣服制度与其国风俗如何，且或有唱和之作，并书启”，于是，李睟光“益恨不得与其使臣相问答酬唱，以仰复圣问也”。[6]（353） 其次，朝鲜使臣关于安南、琉球的知识，很大部分来自中华过去所传播的诗书典籍。如在提到琉球“惯凭重译觐天王，国号流求肇自唐”时，李睟光自注“流求之称，始见于韩昌黎送郑尚书序中，又《楞严经》曰：国香所生，以香为界”。在询问琉球风土人情时，李睟光并不全然相信琉球使臣，而是以中华典籍为准。例如：
问：贵国地方几里？
答曰：壤地褊小，不及朝鲜一布政所。东西仅万里，南北七千里。（《续文献通考》曰：琉球最小，则地方万里七千里之说谬矣）
问：距日本几许？
答曰：可万余里。其间有诸岛，各自为国，修贡于琉球日本。（《续文献通考》曰：自萨摩开船，可四日到琉球，则此说谬矣）[7]（360～361）
此处，李睟光作为依据的《续文献通考》，是明代王圻（约1530—约1615）仿照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1254—约1323）《文献通考》体例所作，“其<凡例>是在万历丙戌（十四年、一五八六）写定的，但全书的完成则在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601—1602）之间”。[10]（690）而李睟光本次出使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对刚刚成书的明朝文献如此熟悉，可见李睟光对中华典籍的认同和喜爱。
再次，朝鲜、琉球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的通交关系也丰富了朝鲜对琉球的认知和理解。李睟光《赠答录》中提到：
问：贵地有鹦鹉乎？（尝闻祖宗朝，琉球遣使献鹦鹉，故问之）
答曰：否。如玳瑁、硫磺、芭蕉布，是土产也。[7]（361）
上文所谓“尝闻祖宗朝，琉球遣使献鹦鹉”之事，就是指的朝、琉之间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通交关系。洪武二十五年（1392，朝鲜朝太祖元年），琉球人遣使入朝鲜朝献方物。据杨雨蕾研究，明太祖年间（1392-1398），琉球中山王四次派使者到朝鲜朝，或为遣送被掳掠及遭风漂海到琉球的朝鲜朝民众，或为向朝鲜朝进献方物。[11]（145～153）此后，从朝鲜朝定宗（1398-1400）到中宗（1505-1544）时期，均有琉球遣使朝鲜朝的记载。通过此类通交活动，朝鲜朝士大夫得以增进对琉球和海外各国风俗情况的了解。
四、彼此声名大播扬：朝鲜、安南、琉球使臣相互酬唱的实际影响正因为朝鲜朝与安南、琉球两国相距遥远，使臣罕能相遇，所以使臣唱和被朝鲜朝文坛视为“亦前古所未有者也”[6]（353）的佳话，客观上起到了为书写者扬名的作用。例如，《问答录》之“车天辂跋”对于使臣文学唱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云：“我朝二百年，文墨之士朝聘上国者冠盖相望。未尝有与异国人酬唱者，独先生得与安南国人有所白战，有所激昂，乃使异国之人，得知我国文献之盛，而奉使之臣，不下于古之人也。则先生此行，不但不辱君命，又使我国重于九鼎大吕也。”[6]（353）
更为著名的还有经漂海民赵完璧（约1567—？）传回的“芝峰诗流传海外”[3]（192～227）之说。丁酉倭乱（1597）中，朝鲜朝晋州人赵完璧被日本俘虏，并被带到京都为奴。随后，由于通曉汉字，赵完璧被日本商人角仓了以（1554—1614）雇佣，先后三次随日本商船前往安南，得以与一些安南文士往来，了解到李芝峰诗流传海外的情况：
（赵完璧）随商倭再至安南，见其国内人，家家传诵芝峰诗，若捧拱璧，如仰神人。以问于完璧曰：既是朝鲜人，若知尔国李芝峰乎？相与啧啧不已。其歆艳倾慕，在在皆是。[6]（355～356）
李睟光得知后亦感慨道：“丁酉赴京时，遇安南使臣冯毅斋克宽留诗为别。顷年，本国人赵完璧者陷倭中，随商倭往安南。其国人颇有颂鄙诗而问之者。后完璧回国，传说如此。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历世莫通，况海路之险远乎。事亦奇矣！”[12]（389）随后，李睟光还写下两首七律怀念冯克宽。
李、冯赠诗令后来使臣不断追忆先辈佳话，欲再续雅游。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八旬寿庆，越南使臣潘辉益（1751—1822）随越南国王阮光平出使祝寿时，记载“朝鲜正使驸马黄秉礼、副使吏曹判书徐浩修、书状宏文馆校理李百亨与我使连日侍宴，颇相款洽”，[13]（235）并投诗相赠，诗中云：“同风千古衣冠制，奇遇连朝指掌谈。骚雅拟追冯李旧，文情胜似饮醇甘。”[13]（235）此处的冯、李，便是指冯克宽与李睟光。直到道光五年（1825），潘辉益第三子潘辉注（1782—1840）以如清甲副使身份北使，依然慨叹，“闻有朝鲜使来，遭风反飘在山东，约十月旬始抵京，不及与见。回忆先辈与伊国使唱酬，传为佳话，弗获再续雅游，殊阙事也”。[8]（176）
五、即今中国逢神圣：三国使臣文化竞赛中的“隐形在场者”朝鲜、安南、琉球三国使臣间的相互酬唱，既是政治外交的官方使命，也是一种“文化间的比赛”。[14]（1～62）在此类“能够确认汉字文化圈同质性的重要礼节”[15]（324）中，朝鲜朝使臣始终带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文化地位应高于安南和琉球。
朝鲜朝使臣在与安南、琉球两国使臣相互酬唱时，往往有意无意地通过话语权力区分三方地位。如李睟光赠诗安南使臣，提到“诗成上国千秋节，恩荷重霄一札书”，下有小注“朝廷竟不准封王，只许仍前为都统使，一行犹动色相贺”。[6]（349）这里似有意将朝鲜朝当政者“王”的身份与安南统治者“都统使”的身份进行对比，彰显出一种自矜自得的满足感。这种文化自满的态度，在朝鲜朝使臣诗歌后的附文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如对安南风俗人物的嘲讽“若值朝会诣阙，则束发着巾帽，一依天朝服饰，而观其色，颇有蹙頞不堪之状。既还即脱去，一行凡二十三人皆被发，贵人则涅齿，下人则短衣跣足”。[6]（351）朝鲜使臣对安南使臣形象的描绘，“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16]（158）在朝鲜朝使臣笔下，安南使臣对于这种源于文化优越的权力等级也是比较认同的。如在《问答录》笔谈问答中，李睟光记载“其使臣问我国制度如何，答以官制仿天朝，置三公六部台省，自余法度，悉遵华制。使臣曰：‘贵大国旧称文献之国，贱国非敢望也’”，[6]（353）这就是明确的文化等级秩序的体现。此条问答下注“朝会时，我国使臣为首立于前行，安南使臣次于后行，相接之际，每致恭逊之意”，[6]（353）李睟光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朝鲜朝使臣所认为的文化等级秩序是否为各国所认同呢？一方面，作为宗主国的明廷待朝鲜朝最为亲厚。朝贡上殿站班时，明朝政府始终让朝鲜朝使者居于各国使臣之首位。明穆宗即位后，废藩使朝觐礼，四夷贡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见，唯独朝鲜朝直至明朝灭亡均享有御前觐见的优礼。万历二十一年（1593），安南莫氏因不敌黎氏，前往广东求救。御史徐元正上书称：“朝鲜与安南殊科。朝鲜中国之门户，势且当援。今安南远在万里之外，亦请比以援之，此于策不便。”[17]（776）这是从国家间实际利益出发对朝鲜朝与安南做出了区别对待。
另一方面，同为朝贡属国的安南是怎么认为的呢？我们可以同样从明清文献中找到一些资料，窥一斑而想全豹。例如，清道光十一年（1831），越南使臣李文馥（1785—1849）奉命驾“瑞龙”号大船，护送迷失海路的中国官员回福建，恰巧在福建遇见了琉球使臣。李文馥谈到：“天地间同文之国者，中州、我粤、朝鲜、日本、琉球，亦其次也。”[18]（264）从这个“亦其次也”看来，越南使臣并未将自身置于朝鲜朝之下，遑论琉球。
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使臣的往来赠诗中，始终存在“隐形的在场者”——明朝。在《赠答录》《问答录》中，三国使者往来赠诗，处处可见“即今中国逢神圣，千载风恬海不扬”“皇恩浩荡均霑被，珠玉淋漓我独深”这样带有颂圣色彩的句子。这表明，一方面，燕行录中所记载的使者赠答不是完全的私人行为，而是比较正式的外交活动，故而使臣时时不忘表达对作为交游活动背景和外交主导力量的宗主国的诚心尊奉；另一方面，各国使臣通过文化竞赛“拟向中朝夸特达”，[19]（45）这也体现出在一定时期内，在朝贡体系下的外交活动中，其使臣诗文中所展现出的中华文化的分量成为了评价“外国”文明程度和外交地位的一个依据。
从整体上来看，朝鲜、安南、琉球三国在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下的诗文酬唱，正是宏观的朝贡体系下微观的互动的“混响曲”，从侧面丰富了朝贡活动的细节，展示了朝贡体系在明朝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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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朝]李廷馨：《朝天录》，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朝]李睟光：《安南使臣唱和问答录》，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7][朝]李睟光：《琉球使臣赠答录》，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8][越]潘辉注：《猷轩丛笔》，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十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9][越]無名氏：《人物志》，陈庆洁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六册），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
[10]王德毅：《王圻与<续文献通考>》，《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
[11]杨雨蕾：《朝贡体制的另一面——朝鲜与琉球使臣在北京的交往》，《学术月刊》，2014年12期。
[12][朝]李睟光：《续朝天录》，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3][越]潘辉益：《星槎纪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
[15]张源哲：《朝鲜与琉球文学交流之一隅——以汉诗交流为中心》，王宝平主编：《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6]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7]汪森：《粤西文载·安南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四〇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越]李文馥：《闽行杂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十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越]黎贵惇：《桂堂诗汇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三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