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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阿来的新作《云中记》以“汶川地震”中的一个村庄“云中村”为叙写对象，集中书写了四年之后村中的祭师阿巴执意回到村庄，对受难亡灵的祭祀与安抚，并最终与云中村一起消失的故事。《云中记》虽以地震中的灾难故事為创作基础，但是整部作品的内容却远远超越了现实的灾难记忆，由此使其成为对藏族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展现。《云中记》对藏族乡村的书写，既是对现代化境遇下藏族乡村的命运省思、民族文化的忧思，又是对以“藏族乡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现代命运的统一沉思。“云中村”犹如一个中国现代乡村寓言，它的受难乃至最后的消失，体现出阿来在宏大社会历史视域下对乡村现代命运的丰厚而深刻的艺术表现。
关键词：《云中记》 创伤记忆 现代化进程 乡村寓言 乡村命运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摧毁了人们千百年来生兹在兹的美好家园，面对这种巨大的创伤，文学能够做什么？是再次再现那些不堪回首的灾难惨状？是呈现灾难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式”故事？是表现劫后余生的人们对罹难的亲人们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还是站在当下的角度叙述灾难后人们的何去何从？……在叙述灾难的诸多选择面前，阿来的《云中记》给人们呈现出了另一种叙述的可能：以对死去灵魂的安抚为线索，去追述云中村的前世今生，去追溯云中村文化命运的深层缘由，去省思中国乡村的命运与前途。
一、一个人的祭祀：对现实创伤记忆的超越
文学对灾难、尤其是苦难的书写极为丰富。文学上较早关于这方面的书写，主要见于宗教典籍和神话传说。《圣经》等宗教典籍以及在东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洪水神话即是典型的代表。在此类灾难的书写中，自然灾难虽然表面上是突然爆发、毁天灭地，但是其在后世的解说中却不是完全的无缘无故、无迹可寻。实际上，每一次大的自然灾难，在后世的阐释中都是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人类伦理状况的某种回应，换句话说，在宗教典籍以及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中，那些可怕的灾难往往是对人类罪恶的某种净化，是人类自身因自己的贪婪和罪恶遭致的某种毁灭。当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这些带着“神圣惩罚”性的灾难书写也慢慢被祛除了神秘的氛围，而那种更注重现世人类情怀的“苦难”书写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这些苦难尽管不乏对天灾的隐喻，但更多的则是关于人祸的谴责，由此文学也较多地体现出了“诗学正义”的特性。
在科技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当下社会，人们感受灾难的观念和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学”的制约。在现代社会，灾难会被人们以各种“科学”的原因去解释，这种状况力求向人们阐释每一种灾难的发生都可以找到某种相对明确的因果缘由，而以往的那种神秘元素、神圣因素则被尽可能地弱化、甚至消解。在当下的灾难面前，人们虽然深感悲痛，但是这种情感更多是一种主体性伦理的情绪反应，尽管这种情感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甚至对会当事人造成过度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形成所谓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消极情感的记忆”。这种情感记忆，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源于外力的突发性的暴力打击和由震惊引发的伤害（情感意义上的伤害）。”①很显然，创伤记忆既包含身体上的痛苦记忆，又含有精神上的创伤记忆，特别是后者，更是长期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进而对人的情感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创伤记忆面前，科学的解释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那些创伤者的精神世界，但是科学也时常面临着无能为力的窘迫境地。这种情形在那些具有鲜明民族文化印记的个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阿来的《云中记》中，阿巴的创伤记忆呈现出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如果说由于地震造成了云中村九十多人的逝去给阿巴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体验，那么这种悲痛不仅缘于那些令人震惊的悲惨场景、那些作为他的邻居和亲人的罹难，而且来自他作为一个祭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在临行前，他来到移民村的每一户人家，告诉大家，他将为人们捎去给那些死去的亲人准备的东西。阿巴的回去勾起了大家对亲人的伤痛，但他告诉人们：“不许悲伤。”他让大家用歌唱、用祈祷的方式送他回去，这样会“让道路笔直，让灵魂清净”。《云中记》中对阿巴创伤记忆的表现更多是基于其作为祭师的特殊身份。这种由祭师身份和使命引发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愿望，既是基于眼前的灾难场景，又是一种超越了现实、融通周遭万物的生命理念。在此情形下，人们送别阿巴的歌声也就具有了另一种意蕴。“于是，一村人在汽车站唱起歌来。一村人聚在一起，他们的歌声在汽车站的屋顶下飘荡。他们在水泥站台上摇晃着身体，就像被风吹动的森林一样。歌唱像是森林在风中深沉的喧哗。岩石在听。苔藓在听。鸟停在树上。鹿站在山岗。灵魂在这一切之上，在歌声之上。”
正是基于对创伤记忆的精神文化理解，《云中记》将主要的内容集中于祭祀与安抚鬼魂的叙写上。《云中记》以阿巴独自从山道上攀爬为开端，阿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回那个地震中遭受灾难、并且被地质专家们预测为将要消失的故乡——云中村。在云中村活着的人都离开这里后，阿巴义无反顾地回来了。他回来不是对已成为废墟的故乡的短暂停留，而是打算再也不回到那个已经没有了云中村“味道”的移民村。“弓着腰向上的阿巴跟在两匹马后面，鼻梁高耸，宽大的鼻翼翕动，他闻到了牲口汗水腥膻的味道。阿巴已经有四年多时间没有闻到这令人安心的味道了。以前的他，身上也满是这种味道。以前的日子里，他总是在这种味道中走动，在这种味道中坐在树下休息。身体很热，味道很浓烈，团团树荫围拢过来，带来些微的凉气，那浓烈的味道就淡下去了。”阿巴深深留恋云中村的一切，特别是对那些因为地震而“留”在村子里的“鬼魂”们更是放心不下，他告诉那些劝阻他的人，活着的人有政府照顾，而他的任务是照顾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的乡亲的鬼魂，他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去完成这一目的。在《云中记》中，从一个人踏上归程的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以及后面六个月的大多数时间，阿巴都是在做着与祭祀相关的工作，他祭祀的对象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山神阿吾塔毗，是他带领着先人们来到云中村、并最终在此定居，而阿吾塔毗则在死后成为云中村人世代祭祀的山神。另一个则是那些由于地震而死去的乡亲的鬼魂。虽然二者都同样重要，但是阿巴做得最多的则是对这些鬼魂们的抚慰。阿巴在回到云中村的半年多时间里，一直力图与鬼魂们沟通，让他们平静下来，引导他们如何寄魂、如何大化。尽管阿巴一直渴望看到鬼魂们的现身，但是他却没有如愿。“云中村有过很多鬼魂如何现身的传说。一头奶牛会突然说出人话。诸如此类，很多很多。但这些情形，在阿巴回到云中村来的这些日子，都没有出现。……阿巴以为，阴雨天，鬼魂们会在夜晚的月亮底下围在一起互相询问：云中村的活人都去哪里了？那样，他就有事可干。他回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安抚他们。但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使他无事可干。”②阿巴虽然有时会很困惑鬼魂的有无，但是他更多的则是对于鬼魂们存在的相信，这不仅是他祭师的身份使然，更是一种对于民族文化的深深信仰。 阿巴的祭祀不仅是对死去灵魂的抚慰，而且还想象性地再现出那些地震受难者的现实人生。阿巴之所以克服各种障碍回云中村去祭祀，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云中村人眼中的祭师，而且还因为在地震中逝去的这些人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有着自己的美好现实人生，同时有些人在地震中的表现堪称悲壮、令人敬佩。《云中记》以阿巴的口吻为人们呈现了“死难者们”多样的现实人生。在这些死者当中，有年轻的幼儿园老师、自己的妹妹、白玛家的儿子、罗洪家、阿介、阿麦家、祥巴家、谢巴家以及其他遇难者。在云中村，有三十六户人家，而在地震中有九十三人失去了生命。阿巴走过一家又一家，向那些死去邻居的鬼魂呼喊：回来！回来！于此同时，那些死难者们过往的人生也不断浮现在阿巴的记忆中。在地震中，一个年轻的幼儿园老师和孩子们手牵着手，在被挖出来时，大家的手还是牢牢地牵在一起;亲爱的妹妹，被水磨坊的巨石砸到了地下;白玛家那个和善、怕麻烦别人的儿子，走在后面却被倒塌的房子压在下面;勤劳的罗洪家，在地震中失去了四个亲人;那个孤独的阿介，在地震中主动放弃逃生的机会;阿麦家，是个以前人丁不旺，后来却人口众多的家庭;而祥巴家，则是在村民眼中带有魔性的家庭;謝巴家，则是主动选择逃离现代生活而到山上放牧为生……。《云中记》为人们呈现出了一个藏族村庄在现代社会的丰富样态，以此让人们尽可能地看到现代社会以云中村为代表的藏族村庄的“真实”。这实际上也是阿来长期以来秉持的小说理念：“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须的基石。”③阿巴的祭祀是由他自己进行的，这是一个人的祭祀。阿巴在云中村的祭祀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次是在地震刚刚发生后的时日。痛失亲人们的村民们处在巨大的悲痛当中，与此同时，他们还出现了某种幻觉。“地震刚过的那些日子，悲伤的人们总是说，昨天夜间梦见某个死去的亲人了，或者直接就说在废墟上，在泉水旁，在大白天的村道上，看见了某个死于地震的人。这种情形发展到后来，有人在白天坐着打个盹，睁开眼睛就说刚才某个死人托梦给了他，睁开眼睛就说，看呀，谁谁的鬼魂正从屋顶上看着我们！那些日子，云中村简直成了一个鬼世界。在那些人的描述中，云中村的鬼魂都是一脸惊愕的表情，好像到死都没明白是什么样的灾难降临在了云中村，什么样的变故降临到了自己身上。”在云中村，人们有十几年没有怎么说过关于鬼魂的事情，而因地震灾难陷入悲痛的人们不仅重新复活了这个字眼，而且还陷入仿佛鬼魂随处可见的恍惚境地。在此时，身为祭师的阿巴自然成为人们的求助对象，然阿巴却告诉人们，自己只管祭祀山神而不管鬼魂。后来面对人们无尽的伤痛、消沉的意志，阿巴前往别处学习了如何祭祀。归来后，阿巴立在村民们的共同注视下开始了对亡魂的祭祀。于是，云中村人都睡得很安稳。做完法事后，阿巴觉得自己成了云中村真正的祭师。
如果说第一次为了安抚鬼魂进行的祭祀主要是一种被动的情形，那么在四年之后，阿巴坚决离开移民村，选择前去那个即将要塌陷下去的云中村时，就更多了一种个人性的情怀和悲壮的色彩。虽然在《云中记》中，阿来没有具体为人们呈现“移民村”的生活状况，但透过只言片语，我们还是能够隐约知晓大家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特别是那种以物质追求与消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然而作为祭师的阿巴却无法适应这一切，不仅在直接感受上他觉得失去了云中村的气味，而且在更深处的内心世界他心心念念那些留在云中村废墟中的鬼魂们，他觉得这些鬼魂无人照顾、无人安抚，而实际上这些鬼魂并不是人们可以忽视的存在，他们同样需要人们的关心和抚慰。“他对移民村的乡亲们说：你们在这里好好过活。我是云中村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这种对鬼魂世界的意识虽然是得之于阿巴作为一个苯教祭师的宗教信仰，但与那些主动放弃宗教事务的其他宗教人士相比，阿巴的行为就更能够体现一种个人的自觉精神追求，一种个人性的大爱情怀。当然，阿巴的这种个人性情怀在《云中记》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叙写。这种叙写主要体现在阿巴的行为与其他各种人行为的对比上。当大家都忙于眼前的现实世界，奔波忙碌于可见的物质利益时，阿巴却时刻牵挂着另一个世界、执著于那些悠远而飘渺的精神世界。在这一意义上，阿巴的祭祀虽然可以接通悠久的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但是在现代世界的境况下却更多显示出一种无奈现实下的悲壮。当然这种悲壮因云中村最终的即将塌陷而更显深刻韵味。
阿巴的祭祀是对现实创伤记忆的超越。云中村的地震毫无疑问为无数人制造了现实的巨大伤痛，这些伤痛记忆虽然会在时间中被冲淡，但一遇到一定的机会就会被重新唤醒。当阿巴在移民村到各家各户告知自己即将回村祭祀这些鬼魂时，“气氛立即变得悲伤了……乡亲们留着泪，说，请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现实的创伤记忆让人们时常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缓解这种创伤记忆的重要方式则是对于死后亡魂的祭祀。这从地震刚刚发生后的祭祀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阿巴对于鬼魂和山神的再次祭祀不仅是缘于对现实创伤记忆的舒缓，更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某种超脱，一种对于云中村人现世生活的超越性审视，以及对于当下藏族乡村甚至是中国乡村的深情省思。阿巴在祭祀中不仅安抚这些受难的鬼魂们，而且还直指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得失。对于那些具有美好精神品性的鬼魂们，阿巴给予了深情的赞颂，而对于那些沉溺于现实利益而品行有亏的鬼魂们，阿巴则对其进行了友好的劝诫。在祭祀中，阿巴既感受到了现实创伤记忆的伤痛（这主要体现在他一直渴望看到鬼魂们的出现，或者以某种迹象显示自己的存在），又体悟到了一个人（尤其是作为祭师）如何在文化信仰中实现超越。在《云中记》中，阿巴的对祭祀的执著也是一种对当下社会精神文化的超越，在现实性、个人性与利己化的精神追求中，阿巴的祭祀无疑会显示出一种高雅而神性的光彩。由此，阿来的《云中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创伤记忆叙写，而是更着眼于对民族文化、民族命运的深切沉思。 二、“云中村”的前世今生：对民族文化的忧思
《云中记》不仅叙述了云中村人在地震中的受难故事、祭师阿巴如何去安抚那些死去的亡魂，而且还为人们呈现了云中村的历史演变。在这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叙写中，阿来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层次的沉思，表达出了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切忧思。
云中村虽然历经千载仍保持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在外人眼中他们已经是一个另类（非我同类）的存在。这种另类，不是指地理位置与族别的特殊，而是指彼此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然而，如果去回溯云中村和周围几个村庄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竟然有着一致的历史起源。在《云中记》中，阿巴祭祀山神时讲述的故事就是关于以“云中村”为核心的村庄的起源故事。在故事中，在西方很远的地方，有三兄弟。由于人口越来越多，三兄弟开始分家，而三弟阿吾塔毗带领大家到达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云中村。众人来到云中村后，战胜了当地的土著矮脚人，云中村从此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家园，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后来由于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开始从云中村向外拓展，于是就形成了另外相邻的几个村子。从这些村庄的起源故事来看，大家无疑是同根同源，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中，云中村却和其他几个村子变得不一样，甚至被其他村子的人视为另类。云中村的这种特殊实际上并不是其自身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而是其周围村庄进行了重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最主要的则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即由信仰苯教转为信仰佛教。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得云中村人的身份被同族的邻村人质疑。“云中村人远离故土，来到云中村已经一千多年。云中村也是祖师托梦给阿吾塔毗让他在这里率领族人扎下根的地方。森林土地肥沃，气候温润，云中村很快人丁兴旺。有很多族人进入更深的河谷，变成了瓦约乡的七个村庄。只是那些村庄的人后来改变了信仰。他们信仰释迦佛，信仰莲花生大师，云中村就不被认为和他们同为一族了。”云中村的历史境遇既显示出藏区社会（尤其是嘉绒藏区）所经历的重要文化变迁，又体现了小说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思索。总体上来说，在人类文明被不断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文明往往会逐渐在历史的发展中慢慢逝去，对此，后世那些不明就里者往往轻易地以某种单一的标签对某些对象进行肤浅的评判，殊不知，那些看似的进步、正统，往往经不起历史的细致推敲。阿来自己也在一篇后记中对类似的状况有如下的看法：“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毒素，那就是必须为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貌似新的东西尽情欢呼，与此同时，就是不应该在对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事物表示些许的眷念。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对‘新’的简单崇敬当中。认为‘新’一定高歌猛进，‘新’一定带来无边福祉，‘新’不会带来不适应症，‘新’当然不会包含任何悲剧性的因素。”④这种带有“文化进化论”色彩的观念，无形中对那些现存的文化遗产构成了诸多威胁，而云中村在千年历史长河中显现出的尴尬信仰与身份问题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
如果说云中村的文化历史显示出人类在此方面的沧桑巨变，那么在当下时常被人们冠以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的时代境遇下，云中村的遭遇无疑更富有价值和启示意义。在《云中记》中，“现代化”构成了云中村当代命运的潜在发展背景。正是在这一极具愿景想象与现实吁求的思想感召下，云中村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历史命运大转变。虽然这些为云中村带来了一个个被视为奇迹般的现实成果，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云中村未来的命运，一种悲剧性的未来。小说中带有神性色彩的阿巴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名祭师，实际上，阿巴能够最终走上祭师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现代”发展的挫折。尽管阿巴的父辈们都身为祭师，但阿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对如何祭祀懵懂无知。面对祭祀，他只隐约在夜晚看见父亲偷偷祭祀的情形，而对那些更具体的东西则缺乏认知。导致这一切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科学”成为整个社会倡导的先进思想，而那些传统的信仰等则被视为“迷信”遭到压制。正是在科学观念的影响下，云中村以及云中村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云中村不仅有了现代道路，而且还出现了拖拉机、特别是建立了发电厂，电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重要的作用。在这些“现代”元素的作用下，云中村由一个较为“落后”的村庄变为一个“先进村”。《云中记》以概述性的文字对云中村的“现代”发展做了叙述。“之前，村里已经有了第一个拖拉机手，第一个脱粒机手，第一个赤脚医生。这是留在云中村的。还有不在云中村的第一个解放军，第一个中专生，第一个干部。那些年头，云中村的历史就像重新开始一样，好多第一个啊！”可以说，云中村不仅逐渐拥有了各种现代性物质设备，特别是那些代表现代特性的各种大型机器，而且还出现了被现代知识与现代政治制度所塑造的“新人”。这些人开始成为云中村逐渐走向现代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云中村人也对“现代”的进入怀有一种惊奇和赞叹，持有一种高昂的热情。当那些现代机器进入云中村时，人们兴奋地蜂拥而至想一睹风采，甚至有些人还想上前去摸一摸，亲自接触一下这些神奇的东西。小说特别写到了拖拉机和发电机来到云中村时人们的热情反应。“拖拉机进村的时候，云中村欢声四起。”“机器在村子里停留一天。人们像敬神一样绕着走了一圈又一圈。机器身子很沉，坐在那里，接受人们称奇，赞叹。”随着这些现代机器给云中村人带来的新奇、欣悦与赞叹，成为一名现代机器的操纵者（驾驶者）就成为一种巨大的荣誉。“和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拖拉机不一样，和后来拖拉机落伍成寻常的农机具不一样，那时的拖拉機手神气得要命。”而作为一名发电员的阿巴，在第一次工作时，竟然对平时多次练习的任务表现出手足无措的情形，而当电灯亮起时，“十八岁的阿巴，云中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电员的身体触了电一样震颤不已。”当阿巴成为发电员后，他的妈妈和家人都感到了无上光荣。正是由于大量现代元素对云中村人的巨大影响，那些传统的东西（尤其是信仰等）开始被人们忽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漠视宗教信仰，而一些主持法事的人也不得不离开寺庙，开始对人生重新规划。《云中记》中叙述了一个主动离开小庙回归家庭的喇嘛。他之所以主动离开，是因为村里的宗教氛围的变化。“宗教气氛不像信仰佛教的村子那般浓重。新事物越来越多，政府反对封建迷信，来庙里的人越来越少。世道变了，我就在自己家里诵经祈祷吧。”现代化对人们施加的现代性深刻改变了云中村以及云中村人的命运与精神面貌，而那些文化传统在此情形下受到的冷遇也自然可想而知。正是在此状况下，出自祭师世家的阿巴对祭祀的陌生甚至无知就显得非常平常。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阿巴的父親的意外亡故。在云中村，阿巴的父亲由于是祭师，被认为能够与鬼神沟通，而人们认为炸药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只有祭师才能够控制，因而阿巴的父亲成为了云中村第一个爆破手。不幸的是，阿巴的父亲因为爆破延迟前去查看，被突然爆炸的炸药炸死。阿巴父亲的死亡虽然是意外，但是它却是在为云中村通向“现代”的道路上做出的牺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阿巴父亲也是为现代献出了生命。父亲的过早亡故，使得阿巴缺少了对于祭祀最直接的言传身教，这无疑使得阿巴不清楚如何祭祀。
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阿巴的祭师之路，它虽然为阿巴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是这条道路却充满了诸多坎坷，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威胁到了生命。在《云中记》中，水电站因滑坡而导致的消失可以说是现代化遭遇挫折的早期先兆。阿巴因此事故突然变得痴痴呆呆，直到几年之后才慢慢清醒，并在他人的引导下慢慢走上了祭师之路。阿巴最终走上祭师之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云中村现代进程的反思。当人们都迷醉于现代所带来的物质现实的时候，如何去充实与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现代任务。这不仅是个人精神世界的需要，而且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旨归。实际上，在云中村的发展中，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显现。
在《云中记》中，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也被较为节制地关注。虽然在作品中，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地震中受难的那些家庭，但是作品在叙写的时候并不是就灾难而写灾难，而是将其放置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此，我们了解的不仅是地震中那些短时间的状况，而且是关于这些人近乎整个人生的长时段生活情景。在云中村人的生活图景中，我们既看到了那些健康的生活状况，也可以看到极少数人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生活方式，如那个整天无所事事只愿意守着电视的孩子，而祥巴一家的几个儿子在外面的黑社会行为以及在村里的强横等，这些状况都令人不安。《云中记》在表现这些的时候，是极为节制的，而谢巴一家主动选择传统藏族生活方式的书写，则能够为人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藏族人日常生活。《云中记》对这些生活方式的叙写不仅使作品具有了真切的艺术表现力，而且更增加了作品的生命质感，表现出作品内在的“艺术深度”。“创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艺术的深度’有关，而艺术的深度，又总是与人类生命意义的探究有关，当创作者的作品提供给接受者以说不完的生命启示时，创作的深度也就呈现出来了。当然，任何深度的发现，其实，皆离不开日常生活本身的感知与体悟，因为日常生活的存在体验，对于作家来说，是永远值得着迷的神奇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事、情与景、心与物时时刻刻皆在变动着，它给创作本身提供了无限可能性。”⑤
云中村在千年历史发展中，虽然经受住了宗教信仰的冲击，但是在现代的滚滚大潮下却出现了诸多令人忧虑的状况。现代化对云中村人人性的重新塑造、对宗教信仰的弱化、对文化习俗的忽视，都不同程度地慢慢改变着淳朴的云中村，而云中人逐渐对民族文化的漠视和忘却更是令云中村在发展中迷失。阿来曾经在讲演中对传统文化有如下的看法：“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也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拥护者，也非常强烈地希望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传统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珍视与传承。”⑥基于此，阿巴在云中村的祭祀，不仅是对死去的鬼魂和山神的安抚和敬拜，而且是对那些在当下社会即将迷失或已经迷失者的灵魂回归呼唤，正如阿巴在安抚鬼魂中进行的声声呼喊：回来，回来！然而云中村最终的消失则向人们预示了一个悲剧性的可能，一种隐喻性的村庄文化命运，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切忧思。阿来正是以这样的忧思表现着一个作家如何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作为作家，有责任提醒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也有责任使公众注意，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经济与技术的，更应该是政治与文化的。……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后发国家的作家，在赞同并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有责任用自己的写作提醒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不能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胜利。无论是个人还是文化，都应该被珍视，被‘同情的理解’所观照。”⑦
三、作为寓言的云中村：阿来对中国乡村的独特艺术审视
在集中关于乡村的史诗性书写《空山》后记中，阿来曾对乡村发表过如下看法：“我想，当一个小说家尽其所能做了这样的表达，那么，也会希望读者有这样的视点，在阅读时把他者的命运当成自己的命运，因为相同或者相似的境遇与苦难，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曾经遭遇与经受，或者会在未来与之遭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人类境况的寓言。”⑧阿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中，曾多次论及他要书写村庄的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藏族社会，而是一个虽具有藏族特色但又体现了世界性的特质，用阿来自己的话说，他书写村庄的是一个既属于藏族社会，又属于中国，甚至也可以看作是属于世界的。“我写的是一个藏族的村庄，但绝不只是为了某种独特性，为了可以挖掘也可以生造的文化符号使小说显得光怪陆离而来写这个异族的村庄。再说一次，我所写的是一个中国的村庄。”⑨
云中村作为寓言，呈现出了中国村庄的现代命运。在当下有关乡村的各种书写中，村庄的现代命运是这些书写的重心。所谓现代命运，在这里主要指随着现代化、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村庄的发展趋势。在诸多的相关写作中，村庄的现代命运都带有某种或多或少的悲剧趋势。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藏族村庄，云中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村庄的寓言性命运。云中村历经上千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特别是能够在藏传佛教有极大辐射力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本身就已经非常难能可贵。然而，在现代化先进与落后的观念影响下，云中村人也开始步入现代进程，“追求进步”成为他们向往与奋斗的目标，而无数的“第一个”既标志着云中村的现代性节点，又表现出云中村人如何融入现代进程的发展历程。正是在现代化的帮助下，那个在人们眼中的落后之地，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先进村。然而，现代化既为云中村人带来了快速发展，又无形中给云中村与云中村人造成了难以察觉的巨大危机。 如果说作为空间的云中村的消失是人们对这一方水土没有清晰的科学认知的话，那么云中村人精神观念的转变则是最为令人震惊的。云中村作为瓦约乡苯教的核心区域，尽管坚持自己的信仰千年之久，但是在现代的氛围下这种信仰逐渐被弱化，而关于最核心的祭祀则是几乎断了传承。在此情况下，云中人的精神文化出现问题就在所难免。小说一开始即写到人们对传统惯习的忘却。“‘告诉’，是瓦约乡的古老风俗，两个人在路上相遇，要是昨天才见过面，就互相把昨天以来的事情告诉一遍。要是一个月一年没有见过面，就把一个月一年以来的事情告诉一遍。所以，方圆百十里，全乡七个村子家家户户的事情，彼此都清清楚楚。现在，除了一些守旧的人，没有多少人耐烦两个人站在路上，重述一天、一月、一年以来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了。”“告诉”的忘却甚至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人心理距离的疏远，而这在更注重个体精神世界的现代社会无疑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导致的更主要的精神变化则体现于宗教信仰。云中村人虽然在云中村地震后以致彻底消失前都还是信仰苯教，但是在小说的只言片语或暗示中，已经显示出这种信仰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迹象，而誓死要与云中村共存亡的祭师阿巴，在他的决绝里既可以看到出于祭师的身份责任感和内心的良知，也可以体察出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宗教信仰在当下逐渐衰落的现实。他在近乎遗言的话语中曾经这样告诫自己的外甥：“你要对改了祖宗信仰的乡亲们好。”“你要对好人好，对犯了错的错的人也要好。你这样了，就是真正对舅舅我好。舅舅没什么本事。舅舅不想回移民村。我不喜欢家具厂的油漆味。”阿巴的告诫具有某种启示性的预言意味，他虽则身为苯教宗教人士，但他已经预感到云中村人今后信仰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阿巴表现出了宽容与理解，同时，他还以博爱的精神劝诫自己的外甥要善待一切人。阿巴的“遗言”和他的选择无疑令人感慨和钦佩。云中村人精神转变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现代物质崇拜、特别是对当下的拜金主义观念的迎合與认同。不仅在地震前有些云中村人有这样的观念和行为，而且在地震后有些人竟然打着某些幌子来利用云中村去牟利。云中村虽然地处偏僻，有着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但是这里并不是外人眼中那种纯粹的理想精神乐土——用来荡涤现代的各种庸俗世俗理念，相反，它是一个现实中的乡村，是一个与其他地方的人有着相似的思想和观念的人，而当下社会的物质崇拜、金钱至上正是我们常见的精神症状。阿来在自己的文学论述中，曾多次对那种虚假性的藏族人书写进行批判，而他的文学目的则是叙写“一样的人”。“文学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写成一样的人，并不是要塑造一群和全世界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的文学书写中有这种倾向，而这种倾向不是我们自发的，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⑩正是基于上述的文学目的，我们在阿来的文学创作中看到的不是那些对于民族独特文化的着力渲染，而是对于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藏族乡村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这种变化是整个中国社会、甚至是全世界都或多或少出现的发展趋向。尽管《云中记》是针对“5·12大地震”这一特殊的悲剧事件而作，但是阿来并不是就地震来写地震，而是以地震来反思乡村的当下命运，“云中村”由此成为一个寓言性的乡村，一个携带着中国乡村相似命运的表征。
阿来之所以能够把地震中受难的云中村变为一个寓言性的符码，主要是缘于他对于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阿来的很多作品，都带有很鲜明的宏观历史走向的大背景。《尘埃落定》为人们表现了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最终消亡，《空山》则在几十年的历史纵深中展现机村的沧桑巨变，而近年来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山珍三部曲”更是将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放置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下，而新作《云中记》则是浓缩了一个村庄千余年的历史变化。阿来善于在一种大历史的视野下进行创作，而这种大历史则更能够揭示出历史的主导趋势、洞悉历史的本真。对于当下的社会，阿来以自己的诸多创作给出了回应。
在阿来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消费”成为理解其创作主题的核心问题之一。阿来在近年来的“山珍三部曲”的序言中曾对此有过直接的回应。“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跟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而在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正是在“消费”的大潮下，虫草、松茸、岷江柏等遭到了疯狂的采购;而为了更好地迎合外人的“消费”，一切都需要按照满足“消费”的需求进行改变，甚至不惜伪造、杜撰。在《蘑菇圈》中，为了显示培育天然蘑菇的“真实”，不惜偷梁换柱;而在《河上柏影》中，为了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岷江柏的神奇故事便孕育而生。同样，在《云中记》中，“消费”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在地震前，为了更好地打造旅游景点，副县长建议把祭祀山神和观花的时间都固定下来，而实际上这两个节日的时间都是根据现实状况临时决定的。而在地震后，云中村人更是想尽各种方法去搞好旅游。
当然，在满足消费的同时，由消费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效应突出表现在人的精神品性的下降。虫草、松茸、岷江柏等不仅让那些普通的民众为之疯狂，做出诸多有违常理、生态的行为，而且更被那些所谓的公司抓住机会，通过制造所谓的民族物产或民族文化景观，赚取巨额金钱。尽管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但是人们的精神品性并没有随之而提升，相反，人们的精神品性出现了令人忧虑的下滑状况。在《三只虫草》中，孩子和父母一起被现实的金钱追求所裹挟，孩子虽然表现得内心纯净，但是现实的物质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对孩子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在此意义上，“救救孩子”就成为当下社会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在《蘑菇圈》中，虽然阿妈斯炯能够抵抗住外界的各种诱惑去保护自己的蘑菇圈，但是在巨额金钱的蛊惑下，丹雅却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将阿妈斯炯的蘑菇圈据为己用。明白真相的阿妈斯炯感受到的不是悲伤，“而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而造成这一切的缘由则是金钱。“丹雅说，阿妈斯炯，为了钱，那些人看到蘑菇如此生长，他们就会给我们很多很多钱。”在《河上柏影》中，王泽周深深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一种境况：“可怕的没有任何原则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使得人们不再坚守各种原则，不再恪守伦理道德。在《云中记》中，地震后的村民们也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金钱，为此不惜对游客有意欺骗、漫天要价。而央金和祥巴，更是希望以消费地震后的废墟和苦难去获得前途和金钱。可以说，在现实的利益面前，不管是云中村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们，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而由此带来的是，人们在精神品性上的不断后退、在现实利益面前的不断臣服。阿来近年来以一系列的作品为人们深刻表现了当下社会状况下人性的不断迷失和迷茫。 阿来在表现由消费导致的乡村的精神危机时，怀着一种对美好人性回归的向往，他更愿意写出那种迷途知返的温馨场景。“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在阿来不断对人性进行的批判性叙写中，尽管人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性沉沦的情形，但是这并不是像当下其他作家着力于对人性“恶”或者“欲望”的泛滥性书写。即是说，阿来并不是为恶或欲望而写恶或欲望，恶或欲望不是他创作的目的，他叙写它们的目的则是为了表现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诱惑、苦难与罪过，而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人们能在现代性的物质或欲望泥淖中能够觉醒，能够保持人性的美好。于是，我们看到了《三只虫草》中，那个孩子美好纯净心灵对成人社会可能具有的启示;《蘑菇圈》中阿妈斯炯虽然对当下人心变好不抱希望，但她对蘑菇圈的珍视又无形中显示出那种潜藏的对人性觉醒的期望;《河上柏影》中王泽周的经历既显示出现实社会对人施加的各种磨难，又表现出人能够逐渐走出迷茫、走向觉醒。而在新作《云中记》中，央金和祥巴最终幡然悔悟，以此实现了灵魂的新生，也以此摆脱了俗世欲望对灵魂施加的痛苦折磨。阿来对人性光辉与温暖的凸显，虽然在有些作品中显得微弱，但即使这星星之火却是能够荡涤现代社会灵魂污垢的宝贵火种。
“旅游”则是阿来在近来的文学创作中重点叙写的另一重要对象。《蘑菇圈》《河上柏影》以及新作《云中记》等都有对于旅游的大量书写，而有些书写则直接左右着小说情节的走向。对于旅游，特别是为了迎合外人对藏族社会的旅游，文学艺术上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阿来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来到这里寻找一些和他们的生活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目的是来寻找差异。他们能把一切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普遍的奇观化——他们开始书写，大量地书写他们生活中没有而这里有的东西。这种书写会影响我们，我们在打造旅游景观的时候，为了迎合他们的喜好，我们就大量制造。有的东西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有的东西是为了符合别人的想象编造的，是本来没有的。”阿来对这种“奇观化”的书写保持了足够的警醒，在承认藏族社会固有差异的基础上，他极力反对那种欺骗性的“景观制造”。因为，这种制造，不仅远离了藏族社会本身的真实存在状况，而且还将藏族社会与外界隔绝开来，使其成为一种专供旅游消费的所在，而这则会更加偏离现实的西藏社会。“当在消费社会变成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成为旅游目的地好像变成了边疆地带的基本宿命。这样的观念会深刻影响今天的文学书写，有意无意地对大量有关西藏的书写进行模仿。”阿来对旅游的批判性沉思表明，西藏社会在很多外人的心目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而一些文学创作更是以某种独特性来渲染所谓的差异，很显然，这些消费社会下的“异域性”书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阿来希望以自己的创作实现的则是西藏社会不是一块飞地，孤悬于中国与世界之外的孤岛性存在，它也与中国的其他地方有着相似的历史性进程、相似的现代性遭遇，换言之，作为一种旅游目的地的存在并不是西藏社会的本来面目，它是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藏族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藏族社会即是中国社会。作为作家，在特别喜欢强调文化的当下，该如何书写藏族社会呢？阿来给出的回答是：“那就是认为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
阿来以极为冷静的笔调写下了云中村的最后消亡情景：“对岸的一切都已改变。闪着金属光泽的岩石泄满山坡，只有小小一部分伸入了江流。江水稍微转了一个弯，淹没了江这边一片沙滩。把沿河护岸的柳树与杨树根部淹没了一点。除此之外，就像一切都沒发生，就像一切都从来就是这样。风中还传来清丽的鸟鸣。风还摇晃着树梢。地里没有收割的庄稼在阳光下一片金黄。江水仍然浩荡流淌。如果不是瓦约乡人，不是云中村人，不会有人知道世界上刚刚消失了一个古老美丽的村庄。”这里没有痛心疾首的呼号，相反语气极其平静、豁达，饱含着对天地万物规律的体悟。云中村的消失在此似乎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自然现象，唯有那些真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人才会对其铭记和怀念。正是在这种更空阔的历史时空下，云中村的命运具有了一种深刻的哲思意味。
简单的结语：在阿来创作《云中记》之前，已经有过不少关于“汶川地震”的文学作品，阿来在给一部名为《幸存者》的书中曾经表达过自己关于此类书写的看法：这类书写不需要去煽情与刻意放大苦难，因为实际的灾难已经不需要夸张与渲染;而对于如何去书写，他则提出如下告诫与期望：“我警告自己不要让书写成为表演。……但我一直也在盼望，盼望能看到一种有力量的书写，看到有关灾难的书写向深度发展。”正是在这种深度书写意识的推动下，阿来十年后动笔创作了《云中记》。在《云中记》中，阿来虽然以云中村的地震灾难为基体，但是作品书写的对象远远超出了这一切。阿来将云中村置于藏族社会的历史长河和中国当下乡村的现代发展中，在展现其历史文化特性的同时，着力表现其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发展命运。云中村的命运发展既可看作一个藏族乡村的缩影，又与当下中国乡村的现代进程密切相连。云中村最终的消失固然令人惋惜，但是阿来期望的是人们在尊重消亡者的同时，能够让那些新的存在“更人道、更文明”。显然，这需要许多人的多方努力。
注释：
①[以]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②本文引文皆出自阿来：《云中记》，《十月》2019年1期，不再一一注明。
③阿来：《小说，或小说家的使命》，《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精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④⑧阿来：《空山》三记，《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第203页。
⑤李咏吟：《创作解释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⑥⑦⑩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0页、第11页、第242页、第244页。
⑨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第173页。
阿来：《三只虫草·序》，《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第83页。
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阿来：《幸存者序》，《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精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华民族观与现代中国多民族文学思想生成研究”（项目编号：18BZW180）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云中记》 创伤记忆 现代化进程 乡村寓言 乡村命运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摧毁了人们千百年来生兹在兹的美好家园，面对这种巨大的创伤，文学能够做什么？是再次再现那些不堪回首的灾难惨状？是呈现灾难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式”故事？是表现劫后余生的人们对罹难的亲人们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还是站在当下的角度叙述灾难后人们的何去何从？……在叙述灾难的诸多选择面前，阿来的《云中记》给人们呈现出了另一种叙述的可能：以对死去灵魂的安抚为线索，去追述云中村的前世今生，去追溯云中村文化命运的深层缘由，去省思中国乡村的命运与前途。
一、一个人的祭祀：对现实创伤记忆的超越
文学对灾难、尤其是苦难的书写极为丰富。文学上较早关于这方面的书写，主要见于宗教典籍和神话传说。《圣经》等宗教典籍以及在东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洪水神话即是典型的代表。在此类灾难的书写中，自然灾难虽然表面上是突然爆发、毁天灭地，但是其在后世的解说中却不是完全的无缘无故、无迹可寻。实际上，每一次大的自然灾难，在后世的阐释中都是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人类伦理状况的某种回应，换句话说，在宗教典籍以及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中，那些可怕的灾难往往是对人类罪恶的某种净化，是人类自身因自己的贪婪和罪恶遭致的某种毁灭。当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这些带着“神圣惩罚”性的灾难书写也慢慢被祛除了神秘的氛围，而那种更注重现世人类情怀的“苦难”书写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这些苦难尽管不乏对天灾的隐喻，但更多的则是关于人祸的谴责，由此文学也较多地体现出了“诗学正义”的特性。
在科技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当下社会，人们感受灾难的观念和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学”的制约。在现代社会，灾难会被人们以各种“科学”的原因去解释，这种状况力求向人们阐释每一种灾难的发生都可以找到某种相对明确的因果缘由，而以往的那种神秘元素、神圣因素则被尽可能地弱化、甚至消解。在当下的灾难面前，人们虽然深感悲痛，但是这种情感更多是一种主体性伦理的情绪反应，尽管这种情感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甚至对会当事人造成过度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形成所谓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消极情感的记忆”。这种情感记忆，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源于外力的突发性的暴力打击和由震惊引发的伤害（情感意义上的伤害）。”①很显然，创伤记忆既包含身体上的痛苦记忆，又含有精神上的创伤记忆，特别是后者，更是长期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进而对人的情感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创伤记忆面前，科学的解释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那些创伤者的精神世界，但是科学也时常面临着无能为力的窘迫境地。这种情形在那些具有鲜明民族文化印记的个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阿来的《云中记》中，阿巴的创伤记忆呈现出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如果说由于地震造成了云中村九十多人的逝去给阿巴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体验，那么这种悲痛不仅缘于那些令人震惊的悲惨场景、那些作为他的邻居和亲人的罹难，而且来自他作为一个祭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在临行前，他来到移民村的每一户人家，告诉大家，他将为人们捎去给那些死去的亲人准备的东西。阿巴的回去勾起了大家对亲人的伤痛，但他告诉人们：“不许悲伤。”他让大家用歌唱、用祈祷的方式送他回去，这样会“让道路笔直，让灵魂清净”。《云中记》中对阿巴创伤记忆的表现更多是基于其作为祭师的特殊身份。这种由祭师身份和使命引发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愿望，既是基于眼前的灾难场景，又是一种超越了现实、融通周遭万物的生命理念。在此情形下，人们送别阿巴的歌声也就具有了另一种意蕴。“于是，一村人在汽车站唱起歌来。一村人聚在一起，他们的歌声在汽车站的屋顶下飘荡。他们在水泥站台上摇晃着身体，就像被风吹动的森林一样。歌唱像是森林在风中深沉的喧哗。岩石在听。苔藓在听。鸟停在树上。鹿站在山岗。灵魂在这一切之上，在歌声之上。”
正是基于对创伤记忆的精神文化理解，《云中记》将主要的内容集中于祭祀与安抚鬼魂的叙写上。《云中记》以阿巴独自从山道上攀爬为开端，阿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回那个地震中遭受灾难、并且被地质专家们预测为将要消失的故乡——云中村。在云中村活着的人都离开这里后，阿巴义无反顾地回来了。他回来不是对已成为废墟的故乡的短暂停留，而是打算再也不回到那个已经没有了云中村“味道”的移民村。“弓着腰向上的阿巴跟在两匹马后面，鼻梁高耸，宽大的鼻翼翕动，他闻到了牲口汗水腥膻的味道。阿巴已经有四年多时间没有闻到这令人安心的味道了。以前的他，身上也满是这种味道。以前的日子里，他总是在这种味道中走动，在这种味道中坐在树下休息。身体很热，味道很浓烈，团团树荫围拢过来，带来些微的凉气，那浓烈的味道就淡下去了。”阿巴深深留恋云中村的一切，特别是对那些因为地震而“留”在村子里的“鬼魂”们更是放心不下，他告诉那些劝阻他的人，活着的人有政府照顾，而他的任务是照顾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的乡亲的鬼魂，他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去完成这一目的。在《云中记》中，从一个人踏上归程的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以及后面六个月的大多数时间，阿巴都是在做着与祭祀相关的工作，他祭祀的对象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山神阿吾塔毗，是他带领着先人们来到云中村、并最终在此定居，而阿吾塔毗则在死后成为云中村人世代祭祀的山神。另一个则是那些由于地震而死去的乡亲的鬼魂。虽然二者都同样重要，但是阿巴做得最多的则是对这些鬼魂们的抚慰。阿巴在回到云中村的半年多时间里，一直力图与鬼魂们沟通，让他们平静下来，引导他们如何寄魂、如何大化。尽管阿巴一直渴望看到鬼魂们的现身，但是他却没有如愿。“云中村有过很多鬼魂如何现身的传说。一头奶牛会突然说出人话。诸如此类，很多很多。但这些情形，在阿巴回到云中村来的这些日子，都没有出现。……阿巴以为，阴雨天，鬼魂们会在夜晚的月亮底下围在一起互相询问：云中村的活人都去哪里了？那样，他就有事可干。他回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安抚他们。但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使他无事可干。”②阿巴虽然有时会很困惑鬼魂的有无，但是他更多的则是对于鬼魂们存在的相信，这不仅是他祭师的身份使然，更是一种对于民族文化的深深信仰。 阿巴的祭祀不仅是对死去灵魂的抚慰，而且还想象性地再现出那些地震受难者的现实人生。阿巴之所以克服各种障碍回云中村去祭祀，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云中村人眼中的祭师，而且还因为在地震中逝去的这些人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有着自己的美好现实人生，同时有些人在地震中的表现堪称悲壮、令人敬佩。《云中记》以阿巴的口吻为人们呈现了“死难者们”多样的现实人生。在这些死者当中，有年轻的幼儿园老师、自己的妹妹、白玛家的儿子、罗洪家、阿介、阿麦家、祥巴家、谢巴家以及其他遇难者。在云中村，有三十六户人家，而在地震中有九十三人失去了生命。阿巴走过一家又一家，向那些死去邻居的鬼魂呼喊：回来！回来！于此同时，那些死难者们过往的人生也不断浮现在阿巴的记忆中。在地震中，一个年轻的幼儿园老师和孩子们手牵着手，在被挖出来时，大家的手还是牢牢地牵在一起;亲爱的妹妹，被水磨坊的巨石砸到了地下;白玛家那个和善、怕麻烦别人的儿子，走在后面却被倒塌的房子压在下面;勤劳的罗洪家，在地震中失去了四个亲人;那个孤独的阿介，在地震中主动放弃逃生的机会;阿麦家，是个以前人丁不旺，后来却人口众多的家庭;而祥巴家，则是在村民眼中带有魔性的家庭;謝巴家，则是主动选择逃离现代生活而到山上放牧为生……。《云中记》为人们呈现出了一个藏族村庄在现代社会的丰富样态，以此让人们尽可能地看到现代社会以云中村为代表的藏族村庄的“真实”。这实际上也是阿来长期以来秉持的小说理念：“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须的基石。”③阿巴的祭祀是由他自己进行的，这是一个人的祭祀。阿巴在云中村的祭祀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次是在地震刚刚发生后的时日。痛失亲人们的村民们处在巨大的悲痛当中，与此同时，他们还出现了某种幻觉。“地震刚过的那些日子，悲伤的人们总是说，昨天夜间梦见某个死去的亲人了，或者直接就说在废墟上，在泉水旁，在大白天的村道上，看见了某个死于地震的人。这种情形发展到后来，有人在白天坐着打个盹，睁开眼睛就说刚才某个死人托梦给了他，睁开眼睛就说，看呀，谁谁的鬼魂正从屋顶上看着我们！那些日子，云中村简直成了一个鬼世界。在那些人的描述中，云中村的鬼魂都是一脸惊愕的表情，好像到死都没明白是什么样的灾难降临在了云中村，什么样的变故降临到了自己身上。”在云中村，人们有十几年没有怎么说过关于鬼魂的事情，而因地震灾难陷入悲痛的人们不仅重新复活了这个字眼，而且还陷入仿佛鬼魂随处可见的恍惚境地。在此时，身为祭师的阿巴自然成为人们的求助对象，然阿巴却告诉人们，自己只管祭祀山神而不管鬼魂。后来面对人们无尽的伤痛、消沉的意志，阿巴前往别处学习了如何祭祀。归来后，阿巴立在村民们的共同注视下开始了对亡魂的祭祀。于是，云中村人都睡得很安稳。做完法事后，阿巴觉得自己成了云中村真正的祭师。
如果说第一次为了安抚鬼魂进行的祭祀主要是一种被动的情形，那么在四年之后，阿巴坚决离开移民村，选择前去那个即将要塌陷下去的云中村时，就更多了一种个人性的情怀和悲壮的色彩。虽然在《云中记》中，阿来没有具体为人们呈现“移民村”的生活状况，但透过只言片语，我们还是能够隐约知晓大家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特别是那种以物质追求与消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然而作为祭师的阿巴却无法适应这一切，不仅在直接感受上他觉得失去了云中村的气味，而且在更深处的内心世界他心心念念那些留在云中村废墟中的鬼魂们，他觉得这些鬼魂无人照顾、无人安抚，而实际上这些鬼魂并不是人们可以忽视的存在，他们同样需要人们的关心和抚慰。“他对移民村的乡亲们说：你们在这里好好过活。我是云中村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这种对鬼魂世界的意识虽然是得之于阿巴作为一个苯教祭师的宗教信仰，但与那些主动放弃宗教事务的其他宗教人士相比，阿巴的行为就更能够体现一种个人的自觉精神追求，一种个人性的大爱情怀。当然，阿巴的这种个人性情怀在《云中记》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叙写。这种叙写主要体现在阿巴的行为与其他各种人行为的对比上。当大家都忙于眼前的现实世界，奔波忙碌于可见的物质利益时，阿巴却时刻牵挂着另一个世界、执著于那些悠远而飘渺的精神世界。在这一意义上，阿巴的祭祀虽然可以接通悠久的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但是在现代世界的境况下却更多显示出一种无奈现实下的悲壮。当然这种悲壮因云中村最终的即将塌陷而更显深刻韵味。
阿巴的祭祀是对现实创伤记忆的超越。云中村的地震毫无疑问为无数人制造了现实的巨大伤痛，这些伤痛记忆虽然会在时间中被冲淡，但一遇到一定的机会就会被重新唤醒。当阿巴在移民村到各家各户告知自己即将回村祭祀这些鬼魂时，“气氛立即变得悲伤了……乡亲们留着泪，说，请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现实的创伤记忆让人们时常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缓解这种创伤记忆的重要方式则是对于死后亡魂的祭祀。这从地震刚刚发生后的祭祀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阿巴对于鬼魂和山神的再次祭祀不仅是缘于对现实创伤记忆的舒缓，更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某种超脱，一种对于云中村人现世生活的超越性审视，以及对于当下藏族乡村甚至是中国乡村的深情省思。阿巴在祭祀中不仅安抚这些受难的鬼魂们，而且还直指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得失。对于那些具有美好精神品性的鬼魂们，阿巴给予了深情的赞颂，而对于那些沉溺于现实利益而品行有亏的鬼魂们，阿巴则对其进行了友好的劝诫。在祭祀中，阿巴既感受到了现实创伤记忆的伤痛（这主要体现在他一直渴望看到鬼魂们的出现，或者以某种迹象显示自己的存在），又体悟到了一个人（尤其是作为祭师）如何在文化信仰中实现超越。在《云中记》中，阿巴的对祭祀的执著也是一种对当下社会精神文化的超越，在现实性、个人性与利己化的精神追求中，阿巴的祭祀无疑会显示出一种高雅而神性的光彩。由此，阿来的《云中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创伤记忆叙写，而是更着眼于对民族文化、民族命运的深切沉思。 二、“云中村”的前世今生：对民族文化的忧思
《云中记》不仅叙述了云中村人在地震中的受难故事、祭师阿巴如何去安抚那些死去的亡魂，而且还为人们呈现了云中村的历史演变。在这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叙写中，阿来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层次的沉思，表达出了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切忧思。
云中村虽然历经千载仍保持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在外人眼中他们已经是一个另类（非我同类）的存在。这种另类，不是指地理位置与族别的特殊，而是指彼此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然而，如果去回溯云中村和周围几个村庄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竟然有着一致的历史起源。在《云中记》中，阿巴祭祀山神时讲述的故事就是关于以“云中村”为核心的村庄的起源故事。在故事中，在西方很远的地方，有三兄弟。由于人口越来越多，三兄弟开始分家，而三弟阿吾塔毗带领大家到达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云中村。众人来到云中村后，战胜了当地的土著矮脚人，云中村从此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家园，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后来由于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开始从云中村向外拓展，于是就形成了另外相邻的几个村子。从这些村庄的起源故事来看，大家无疑是同根同源，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中，云中村却和其他几个村子变得不一样，甚至被其他村子的人视为另类。云中村的这种特殊实际上并不是其自身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而是其周围村庄进行了重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最主要的则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即由信仰苯教转为信仰佛教。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得云中村人的身份被同族的邻村人质疑。“云中村人远离故土，来到云中村已经一千多年。云中村也是祖师托梦给阿吾塔毗让他在这里率领族人扎下根的地方。森林土地肥沃，气候温润，云中村很快人丁兴旺。有很多族人进入更深的河谷，变成了瓦约乡的七个村庄。只是那些村庄的人后来改变了信仰。他们信仰释迦佛，信仰莲花生大师，云中村就不被认为和他们同为一族了。”云中村的历史境遇既显示出藏区社会（尤其是嘉绒藏区）所经历的重要文化变迁，又体现了小说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思索。总体上来说，在人类文明被不断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文明往往会逐渐在历史的发展中慢慢逝去，对此，后世那些不明就里者往往轻易地以某种单一的标签对某些对象进行肤浅的评判，殊不知，那些看似的进步、正统，往往经不起历史的细致推敲。阿来自己也在一篇后记中对类似的状况有如下的看法：“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毒素，那就是必须为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貌似新的东西尽情欢呼，与此同时，就是不应该在对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事物表示些许的眷念。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对‘新’的简单崇敬当中。认为‘新’一定高歌猛进，‘新’一定带来无边福祉，‘新’不会带来不适应症，‘新’当然不会包含任何悲剧性的因素。”④这种带有“文化进化论”色彩的观念，无形中对那些现存的文化遗产构成了诸多威胁，而云中村在千年历史长河中显现出的尴尬信仰与身份问题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
如果说云中村的文化历史显示出人类在此方面的沧桑巨变，那么在当下时常被人们冠以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的时代境遇下，云中村的遭遇无疑更富有价值和启示意义。在《云中记》中，“现代化”构成了云中村当代命运的潜在发展背景。正是在这一极具愿景想象与现实吁求的思想感召下，云中村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历史命运大转变。虽然这些为云中村带来了一个个被视为奇迹般的现实成果，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云中村未来的命运，一种悲剧性的未来。小说中带有神性色彩的阿巴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名祭师，实际上，阿巴能够最终走上祭师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现代”发展的挫折。尽管阿巴的父辈们都身为祭师，但阿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对如何祭祀懵懂无知。面对祭祀，他只隐约在夜晚看见父亲偷偷祭祀的情形，而对那些更具体的东西则缺乏认知。导致这一切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科学”成为整个社会倡导的先进思想，而那些传统的信仰等则被视为“迷信”遭到压制。正是在科学观念的影响下，云中村以及云中村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云中村不仅有了现代道路，而且还出现了拖拉机、特别是建立了发电厂，电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重要的作用。在这些“现代”元素的作用下，云中村由一个较为“落后”的村庄变为一个“先进村”。《云中记》以概述性的文字对云中村的“现代”发展做了叙述。“之前，村里已经有了第一个拖拉机手，第一个脱粒机手，第一个赤脚医生。这是留在云中村的。还有不在云中村的第一个解放军，第一个中专生，第一个干部。那些年头，云中村的历史就像重新开始一样，好多第一个啊！”可以说，云中村不仅逐渐拥有了各种现代性物质设备，特别是那些代表现代特性的各种大型机器，而且还出现了被现代知识与现代政治制度所塑造的“新人”。这些人开始成为云中村逐渐走向现代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云中村人也对“现代”的进入怀有一种惊奇和赞叹，持有一种高昂的热情。当那些现代机器进入云中村时，人们兴奋地蜂拥而至想一睹风采，甚至有些人还想上前去摸一摸，亲自接触一下这些神奇的东西。小说特别写到了拖拉机和发电机来到云中村时人们的热情反应。“拖拉机进村的时候，云中村欢声四起。”“机器在村子里停留一天。人们像敬神一样绕着走了一圈又一圈。机器身子很沉，坐在那里，接受人们称奇，赞叹。”随着这些现代机器给云中村人带来的新奇、欣悦与赞叹，成为一名现代机器的操纵者（驾驶者）就成为一种巨大的荣誉。“和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拖拉机不一样，和后来拖拉机落伍成寻常的农机具不一样，那时的拖拉機手神气得要命。”而作为一名发电员的阿巴，在第一次工作时，竟然对平时多次练习的任务表现出手足无措的情形，而当电灯亮起时，“十八岁的阿巴，云中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电员的身体触了电一样震颤不已。”当阿巴成为发电员后，他的妈妈和家人都感到了无上光荣。正是由于大量现代元素对云中村人的巨大影响，那些传统的东西（尤其是信仰等）开始被人们忽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漠视宗教信仰，而一些主持法事的人也不得不离开寺庙，开始对人生重新规划。《云中记》中叙述了一个主动离开小庙回归家庭的喇嘛。他之所以主动离开，是因为村里的宗教氛围的变化。“宗教气氛不像信仰佛教的村子那般浓重。新事物越来越多，政府反对封建迷信，来庙里的人越来越少。世道变了，我就在自己家里诵经祈祷吧。”现代化对人们施加的现代性深刻改变了云中村以及云中村人的命运与精神面貌，而那些文化传统在此情形下受到的冷遇也自然可想而知。正是在此状况下，出自祭师世家的阿巴对祭祀的陌生甚至无知就显得非常平常。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阿巴的父親的意外亡故。在云中村，阿巴的父亲由于是祭师，被认为能够与鬼神沟通，而人们认为炸药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只有祭师才能够控制，因而阿巴的父亲成为了云中村第一个爆破手。不幸的是，阿巴的父亲因为爆破延迟前去查看，被突然爆炸的炸药炸死。阿巴父亲的死亡虽然是意外，但是它却是在为云中村通向“现代”的道路上做出的牺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阿巴父亲也是为现代献出了生命。父亲的过早亡故，使得阿巴缺少了对于祭祀最直接的言传身教，这无疑使得阿巴不清楚如何祭祀。
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阿巴的祭师之路，它虽然为阿巴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是这条道路却充满了诸多坎坷，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威胁到了生命。在《云中记》中，水电站因滑坡而导致的消失可以说是现代化遭遇挫折的早期先兆。阿巴因此事故突然变得痴痴呆呆，直到几年之后才慢慢清醒，并在他人的引导下慢慢走上了祭师之路。阿巴最终走上祭师之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云中村现代进程的反思。当人们都迷醉于现代所带来的物质现实的时候，如何去充实与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现代任务。这不仅是个人精神世界的需要，而且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旨归。实际上，在云中村的发展中，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显现。
在《云中记》中，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也被较为节制地关注。虽然在作品中，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地震中受难的那些家庭，但是作品在叙写的时候并不是就灾难而写灾难，而是将其放置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此，我们了解的不仅是地震中那些短时间的状况，而且是关于这些人近乎整个人生的长时段生活情景。在云中村人的生活图景中，我们既看到了那些健康的生活状况，也可以看到极少数人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生活方式，如那个整天无所事事只愿意守着电视的孩子，而祥巴一家的几个儿子在外面的黑社会行为以及在村里的强横等，这些状况都令人不安。《云中记》在表现这些的时候，是极为节制的，而谢巴一家主动选择传统藏族生活方式的书写，则能够为人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藏族人日常生活。《云中记》对这些生活方式的叙写不仅使作品具有了真切的艺术表现力，而且更增加了作品的生命质感，表现出作品内在的“艺术深度”。“创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艺术的深度’有关，而艺术的深度，又总是与人类生命意义的探究有关，当创作者的作品提供给接受者以说不完的生命启示时，创作的深度也就呈现出来了。当然，任何深度的发现，其实，皆离不开日常生活本身的感知与体悟，因为日常生活的存在体验，对于作家来说，是永远值得着迷的神奇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事、情与景、心与物时时刻刻皆在变动着，它给创作本身提供了无限可能性。”⑤
云中村在千年历史发展中，虽然经受住了宗教信仰的冲击，但是在现代的滚滚大潮下却出现了诸多令人忧虑的状况。现代化对云中村人人性的重新塑造、对宗教信仰的弱化、对文化习俗的忽视，都不同程度地慢慢改变着淳朴的云中村，而云中人逐渐对民族文化的漠视和忘却更是令云中村在发展中迷失。阿来曾经在讲演中对传统文化有如下的看法：“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也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拥护者，也非常强烈地希望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传统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珍视与传承。”⑥基于此，阿巴在云中村的祭祀，不仅是对死去的鬼魂和山神的安抚和敬拜，而且是对那些在当下社会即将迷失或已经迷失者的灵魂回归呼唤，正如阿巴在安抚鬼魂中进行的声声呼喊：回来，回来！然而云中村最终的消失则向人们预示了一个悲剧性的可能，一种隐喻性的村庄文化命运，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切忧思。阿来正是以这样的忧思表现着一个作家如何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作为作家，有责任提醒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也有责任使公众注意，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经济与技术的，更应该是政治与文化的。……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后发国家的作家，在赞同并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有责任用自己的写作提醒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不能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胜利。无论是个人还是文化，都应该被珍视，被‘同情的理解’所观照。”⑦
三、作为寓言的云中村：阿来对中国乡村的独特艺术审视
在集中关于乡村的史诗性书写《空山》后记中，阿来曾对乡村发表过如下看法：“我想，当一个小说家尽其所能做了这样的表达，那么，也会希望读者有这样的视点，在阅读时把他者的命运当成自己的命运，因为相同或者相似的境遇与苦难，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曾经遭遇与经受，或者会在未来与之遭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人类境况的寓言。”⑧阿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中，曾多次论及他要书写村庄的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藏族社会，而是一个虽具有藏族特色但又体现了世界性的特质，用阿来自己的话说，他书写村庄的是一个既属于藏族社会，又属于中国，甚至也可以看作是属于世界的。“我写的是一个藏族的村庄，但绝不只是为了某种独特性，为了可以挖掘也可以生造的文化符号使小说显得光怪陆离而来写这个异族的村庄。再说一次，我所写的是一个中国的村庄。”⑨
云中村作为寓言，呈现出了中国村庄的现代命运。在当下有关乡村的各种书写中，村庄的现代命运是这些书写的重心。所谓现代命运，在这里主要指随着现代化、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村庄的发展趋势。在诸多的相关写作中，村庄的现代命运都带有某种或多或少的悲剧趋势。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藏族村庄，云中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村庄的寓言性命运。云中村历经上千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特别是能够在藏传佛教有极大辐射力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本身就已经非常难能可贵。然而，在现代化先进与落后的观念影响下，云中村人也开始步入现代进程，“追求进步”成为他们向往与奋斗的目标，而无数的“第一个”既标志着云中村的现代性节点，又表现出云中村人如何融入现代进程的发展历程。正是在现代化的帮助下，那个在人们眼中的落后之地，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先进村。然而，现代化既为云中村人带来了快速发展，又无形中给云中村与云中村人造成了难以察觉的巨大危机。 如果说作为空间的云中村的消失是人们对这一方水土没有清晰的科学认知的话，那么云中村人精神观念的转变则是最为令人震惊的。云中村作为瓦约乡苯教的核心区域，尽管坚持自己的信仰千年之久，但是在现代的氛围下这种信仰逐渐被弱化，而关于最核心的祭祀则是几乎断了传承。在此情况下，云中人的精神文化出现问题就在所难免。小说一开始即写到人们对传统惯习的忘却。“‘告诉’，是瓦约乡的古老风俗，两个人在路上相遇，要是昨天才见过面，就互相把昨天以来的事情告诉一遍。要是一个月一年没有见过面，就把一个月一年以来的事情告诉一遍。所以，方圆百十里，全乡七个村子家家户户的事情，彼此都清清楚楚。现在，除了一些守旧的人，没有多少人耐烦两个人站在路上，重述一天、一月、一年以来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了。”“告诉”的忘却甚至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人心理距离的疏远，而这在更注重个体精神世界的现代社会无疑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导致的更主要的精神变化则体现于宗教信仰。云中村人虽然在云中村地震后以致彻底消失前都还是信仰苯教，但是在小说的只言片语或暗示中，已经显示出这种信仰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迹象，而誓死要与云中村共存亡的祭师阿巴，在他的决绝里既可以看到出于祭师的身份责任感和内心的良知，也可以体察出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宗教信仰在当下逐渐衰落的现实。他在近乎遗言的话语中曾经这样告诫自己的外甥：“你要对改了祖宗信仰的乡亲们好。”“你要对好人好，对犯了错的错的人也要好。你这样了，就是真正对舅舅我好。舅舅没什么本事。舅舅不想回移民村。我不喜欢家具厂的油漆味。”阿巴的告诫具有某种启示性的预言意味，他虽则身为苯教宗教人士，但他已经预感到云中村人今后信仰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阿巴表现出了宽容与理解，同时，他还以博爱的精神劝诫自己的外甥要善待一切人。阿巴的“遗言”和他的选择无疑令人感慨和钦佩。云中村人精神转变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现代物质崇拜、特别是对当下的拜金主义观念的迎合與认同。不仅在地震前有些云中村人有这样的观念和行为，而且在地震后有些人竟然打着某些幌子来利用云中村去牟利。云中村虽然地处偏僻，有着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但是这里并不是外人眼中那种纯粹的理想精神乐土——用来荡涤现代的各种庸俗世俗理念，相反，它是一个现实中的乡村，是一个与其他地方的人有着相似的思想和观念的人，而当下社会的物质崇拜、金钱至上正是我们常见的精神症状。阿来在自己的文学论述中，曾多次对那种虚假性的藏族人书写进行批判，而他的文学目的则是叙写“一样的人”。“文学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写成一样的人，并不是要塑造一群和全世界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的文学书写中有这种倾向，而这种倾向不是我们自发的，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⑩正是基于上述的文学目的，我们在阿来的文学创作中看到的不是那些对于民族独特文化的着力渲染，而是对于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藏族乡村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这种变化是整个中国社会、甚至是全世界都或多或少出现的发展趋向。尽管《云中记》是针对“5·12大地震”这一特殊的悲剧事件而作，但是阿来并不是就地震来写地震，而是以地震来反思乡村的当下命运，“云中村”由此成为一个寓言性的乡村，一个携带着中国乡村相似命运的表征。
阿来之所以能够把地震中受难的云中村变为一个寓言性的符码，主要是缘于他对于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阿来的很多作品，都带有很鲜明的宏观历史走向的大背景。《尘埃落定》为人们表现了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最终消亡，《空山》则在几十年的历史纵深中展现机村的沧桑巨变，而近年来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山珍三部曲”更是将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放置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下，而新作《云中记》则是浓缩了一个村庄千余年的历史变化。阿来善于在一种大历史的视野下进行创作，而这种大历史则更能够揭示出历史的主导趋势、洞悉历史的本真。对于当下的社会，阿来以自己的诸多创作给出了回应。
在阿来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消费”成为理解其创作主题的核心问题之一。阿来在近年来的“山珍三部曲”的序言中曾对此有过直接的回应。“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跟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而在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正是在“消费”的大潮下，虫草、松茸、岷江柏等遭到了疯狂的采购;而为了更好地迎合外人的“消费”，一切都需要按照满足“消费”的需求进行改变，甚至不惜伪造、杜撰。在《蘑菇圈》中，为了显示培育天然蘑菇的“真实”，不惜偷梁换柱;而在《河上柏影》中，为了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岷江柏的神奇故事便孕育而生。同样，在《云中记》中，“消费”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在地震前，为了更好地打造旅游景点，副县长建议把祭祀山神和观花的时间都固定下来，而实际上这两个节日的时间都是根据现实状况临时决定的。而在地震后，云中村人更是想尽各种方法去搞好旅游。
当然，在满足消费的同时，由消费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效应突出表现在人的精神品性的下降。虫草、松茸、岷江柏等不仅让那些普通的民众为之疯狂，做出诸多有违常理、生态的行为，而且更被那些所谓的公司抓住机会，通过制造所谓的民族物产或民族文化景观，赚取巨额金钱。尽管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但是人们的精神品性并没有随之而提升，相反，人们的精神品性出现了令人忧虑的下滑状况。在《三只虫草》中，孩子和父母一起被现实的金钱追求所裹挟，孩子虽然表现得内心纯净，但是现实的物质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对孩子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在此意义上，“救救孩子”就成为当下社会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在《蘑菇圈》中，虽然阿妈斯炯能够抵抗住外界的各种诱惑去保护自己的蘑菇圈，但是在巨额金钱的蛊惑下，丹雅却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将阿妈斯炯的蘑菇圈据为己用。明白真相的阿妈斯炯感受到的不是悲伤，“而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而造成这一切的缘由则是金钱。“丹雅说，阿妈斯炯，为了钱，那些人看到蘑菇如此生长，他们就会给我们很多很多钱。”在《河上柏影》中，王泽周深深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一种境况：“可怕的没有任何原则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使得人们不再坚守各种原则，不再恪守伦理道德。在《云中记》中，地震后的村民们也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金钱，为此不惜对游客有意欺骗、漫天要价。而央金和祥巴，更是希望以消费地震后的废墟和苦难去获得前途和金钱。可以说，在现实的利益面前，不管是云中村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们，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而由此带来的是，人们在精神品性上的不断后退、在现实利益面前的不断臣服。阿来近年来以一系列的作品为人们深刻表现了当下社会状况下人性的不断迷失和迷茫。 阿来在表现由消费导致的乡村的精神危机时，怀着一种对美好人性回归的向往，他更愿意写出那种迷途知返的温馨场景。“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在阿来不断对人性进行的批判性叙写中，尽管人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性沉沦的情形，但是这并不是像当下其他作家着力于对人性“恶”或者“欲望”的泛滥性书写。即是说，阿来并不是为恶或欲望而写恶或欲望，恶或欲望不是他创作的目的，他叙写它们的目的则是为了表现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诱惑、苦难与罪过，而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人们能在现代性的物质或欲望泥淖中能够觉醒，能够保持人性的美好。于是，我们看到了《三只虫草》中，那个孩子美好纯净心灵对成人社会可能具有的启示;《蘑菇圈》中阿妈斯炯虽然对当下人心变好不抱希望，但她对蘑菇圈的珍视又无形中显示出那种潜藏的对人性觉醒的期望;《河上柏影》中王泽周的经历既显示出现实社会对人施加的各种磨难，又表现出人能够逐渐走出迷茫、走向觉醒。而在新作《云中记》中，央金和祥巴最终幡然悔悟，以此实现了灵魂的新生，也以此摆脱了俗世欲望对灵魂施加的痛苦折磨。阿来对人性光辉与温暖的凸显，虽然在有些作品中显得微弱，但即使这星星之火却是能够荡涤现代社会灵魂污垢的宝贵火种。
“旅游”则是阿来在近来的文学创作中重点叙写的另一重要对象。《蘑菇圈》《河上柏影》以及新作《云中记》等都有对于旅游的大量书写，而有些书写则直接左右着小说情节的走向。对于旅游，特别是为了迎合外人对藏族社会的旅游，文学艺术上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阿来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来到这里寻找一些和他们的生活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目的是来寻找差异。他们能把一切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普遍的奇观化——他们开始书写，大量地书写他们生活中没有而这里有的东西。这种书写会影响我们，我们在打造旅游景观的时候，为了迎合他们的喜好，我们就大量制造。有的东西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有的东西是为了符合别人的想象编造的，是本来没有的。”阿来对这种“奇观化”的书写保持了足够的警醒，在承认藏族社会固有差异的基础上，他极力反对那种欺骗性的“景观制造”。因为，这种制造，不仅远离了藏族社会本身的真实存在状况，而且还将藏族社会与外界隔绝开来，使其成为一种专供旅游消费的所在，而这则会更加偏离现实的西藏社会。“当在消费社会变成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成为旅游目的地好像变成了边疆地带的基本宿命。这样的观念会深刻影响今天的文学书写，有意无意地对大量有关西藏的书写进行模仿。”阿来对旅游的批判性沉思表明，西藏社会在很多外人的心目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而一些文学创作更是以某种独特性来渲染所谓的差异，很显然，这些消费社会下的“异域性”书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阿来希望以自己的创作实现的则是西藏社会不是一块飞地，孤悬于中国与世界之外的孤岛性存在，它也与中国的其他地方有着相似的历史性进程、相似的现代性遭遇，换言之，作为一种旅游目的地的存在并不是西藏社会的本来面目，它是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藏族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藏族社会即是中国社会。作为作家，在特别喜欢强调文化的当下，该如何书写藏族社会呢？阿来给出的回答是：“那就是认为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
阿来以极为冷静的笔调写下了云中村的最后消亡情景：“对岸的一切都已改变。闪着金属光泽的岩石泄满山坡，只有小小一部分伸入了江流。江水稍微转了一个弯，淹没了江这边一片沙滩。把沿河护岸的柳树与杨树根部淹没了一点。除此之外，就像一切都沒发生，就像一切都从来就是这样。风中还传来清丽的鸟鸣。风还摇晃着树梢。地里没有收割的庄稼在阳光下一片金黄。江水仍然浩荡流淌。如果不是瓦约乡人，不是云中村人，不会有人知道世界上刚刚消失了一个古老美丽的村庄。”这里没有痛心疾首的呼号，相反语气极其平静、豁达，饱含着对天地万物规律的体悟。云中村的消失在此似乎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自然现象，唯有那些真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人才会对其铭记和怀念。正是在这种更空阔的历史时空下，云中村的命运具有了一种深刻的哲思意味。
简单的结语：在阿来创作《云中记》之前，已经有过不少关于“汶川地震”的文学作品，阿来在给一部名为《幸存者》的书中曾经表达过自己关于此类书写的看法：这类书写不需要去煽情与刻意放大苦难，因为实际的灾难已经不需要夸张与渲染;而对于如何去书写，他则提出如下告诫与期望：“我警告自己不要让书写成为表演。……但我一直也在盼望，盼望能看到一种有力量的书写，看到有关灾难的书写向深度发展。”正是在这种深度书写意识的推动下，阿来十年后动笔创作了《云中记》。在《云中记》中，阿来虽然以云中村的地震灾难为基体，但是作品书写的对象远远超出了这一切。阿来将云中村置于藏族社会的历史长河和中国当下乡村的现代发展中，在展现其历史文化特性的同时，着力表现其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发展命运。云中村的命运发展既可看作一个藏族乡村的缩影，又与当下中国乡村的现代进程密切相连。云中村最终的消失固然令人惋惜，但是阿来期望的是人们在尊重消亡者的同时，能够让那些新的存在“更人道、更文明”。显然，这需要许多人的多方努力。
注释：
①[以]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②本文引文皆出自阿来：《云中记》，《十月》2019年1期，不再一一注明。
③阿来：《小说，或小说家的使命》，《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精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④⑧阿来：《空山》三记，《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第203页。
⑤李咏吟：《创作解释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⑥⑦⑩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0页、第11页、第242页、第244页。
⑨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第173页。
阿来：《三只虫草·序》，《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第83页。
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阿来：《幸存者序》，《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精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华民族观与现代中国多民族文学思想生成研究”（项目编号：18BZW18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