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戴维·哈伯斯塔姆认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根源，要追溯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以及之后美国国内对“失去中国”的问责。
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李奇微将军让美国免于更早地介入越战。1952年竞选总统时，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必须发生战争，那么，让亚洲人去打亚洲人，我们支持自由的一边。”曾担任朝鲜战争指挥官的李奇微将军则强烈反对介入印度支那。每次当国务院要求增加对法国人的军事援助时，他都会激烈反对。
虽然不再有像李奇微这样的陆军参谋长，但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仍然组建了一个全都由出类拔萃之辈组成的团队。他们中间，包括福特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包括差一点当上哈佛大学校长的麦乔治·邦迪，包括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包括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军人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包括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腊斯克……这是一群因其聪明才智而被寄予厚望的人。按照戴维·哈伯斯塔姆的描述，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疲沓、软弱无能的市侩心理状态转移到一代人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手里。”
“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被召集起来，利用美国新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作为动力，把一种新的坚强而有活力的精神灌输到美国在全球事务的历史作用中，这倒并不一定是要在国内把美国理想变为现实，而是在全球各地把美国理想变为现实。”戴维·哈伯斯塔姆写道。
约翰·肯尼迪是不情不愿地被卷入越战的。在阅读《出类拔萃之辈》时，你总会有一种感觉，这位年轻的总统一直以敷衍的态度面对美国在越南的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再也无力承受自己在印度支那的义务，此前的帝国英国也对之抱以一种爱莫能助的态度。这些义务只能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西方式民主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捍卫者美国来承担了。“这些建议送到肯尼迪那里，肯尼迪看了十分讨厌。他一点也不急于送这么多美国人到越南，他好不容易从猪湾事件里摆脱出来，如果他的小心谨慎不至于被看成是在冷战冲突中表现软弱，那么要跳入另一场冲突，他也是小心谨慎的。”
1961年肯尼迪决定派自己的代表去越南做一次实地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是泰勒-罗斯托报告。好斗的沃尔特·罗斯托和鸽派将军马可斯韦尔·泰勒组成的代表团带着明确的任务到访越南。他们需要调查三种战略：一是派遣三个师去打垮越共；二是派少量部队象征性地到越南去；三是不派遣部队，但是增加装备援助，尤其是直升机和轻型飞机。泰勒-罗斯托报告的内容正是美国陷入越南的征兆。因为报告认为最有助于使南越政府和人民安心的是，美军开入越南，以及美国有必要摆出一副美国会在越南战争中奉陪到底的架势，“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低估了对方的认真程度和决心，以为只要我们表示强硬，河内就不敢惹我们。”
总统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派遣美国军队到越南去并无兴趣。他甚至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肯尼迪对阿瑟·施莱辛格说：“他们想派一支美国军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为了保持士气，必须这样做。但是，肯定和柏林一样，军队开了进去，军乐齐鸣，群众欢呼，四天之后大家就忘了。随后人家又要求我们增兵。这就像喝酒一样，酒劲儿过去就又得来一杯。”
肯尼迪的问题是他并不愿意直接地拒绝。他采取了折中方案。他没有派遣军队去，但是他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和后勤部队，总数高达1.8万人左右。采取折中方案的恶果是，每一方都认为自己赢得了辩论。肯尼迪和鸽派认为自己依靠妥协和采取政治手段，避免了事情的恶化；鹰派则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从而可以更加努力。事实上结果是，由于派遣顾问的方式并没有缓解北越对南越的压力，“这使政府更深地陷入越战，使越南显得是一个更重要的国家，使越南问题更为突出，而不再被看做是次要的危机。”
唯一能制止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人是总统本人，但是约翰·肯尼迪却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老家被刺杀了。越南问题被交到了副总统和他留给副总统的那帮聪明绝顶也自负绝顶的团队手上。这下在越南问题上就糟糕了。“他的继承人所必须处理的主要不是肯尼迪那些非常小心谨慎地表达出来的内心怀疑，而更多地是要处理肯尼迪那些公开讲话—全都是强调越南的重要性的。”
林登·约翰逊的政府在1964年替换了驻越总司令。麦克纳马拉发现此前的总司令哈金斯总是对他报喜不报忧，总是让他误以为只需要再投入一点点就可以天下太平。于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被派去取代他。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小小的修补。对于麦克纳马拉这样的聪明人而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确相信自己和美国是无所不能的，另一方面是他们确实也缺乏果断中止援助越南从而抽身离开的决心—或许只有真正伟大的领导者，如猪湾事件中的肯尼迪，或者决定与中国建交时的尼克松，再或者二战中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纳粹的丘吉尔，才具备这样的决心。结果只能是“华盛顿再一次采取了简化的做法，说是要派一位好将军去替换一个坏将军；似乎这种欺骗行为并不是整个制度的问题，好像换几个人就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似的。”
开始考虑轰炸北越，就标识着美国进一步陷入越战。鹰派和鸽派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像开始向越南派遣顾问时一样，反对者和赞成者扭成一团，但却朝同一个方向滚去。“文职人员想把轰炸作为一种佯攻，一张可以打出来的牌；军方则想把它作为战争工具、力量的杠杆，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这些人由于相互矛盾的原因而团结在了一起。麦克纳马拉和麦乔治·邦迪在1965年提交给约翰逊总统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说对越南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全力进行谈判，一是加大使用武力。麦克纳马拉和邦迪的建议是后者。
一旦开始轰炸，距离派遣地面部队也就不远了。如果要进行轰炸，你就需要机场；如果有了机场，你就需要军队去保护，而光靠南越军队显然难以保护；一旦开始派遣军队，那接下来就是派遣更多的军队。
最后占据上风的是这种理论：敌人有一个界限，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猛烈的打击，让痛苦达到这个界限，那么敌人就会认输。但是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美国。北越人也在寻找美国的界限，而且他们发现了这个界限，那就是美国人不能忍受巨大的人员伤亡。在互相试探界限的过程中，对美国而言，战争终于从不情不愿的事情变成了深度卷入的消耗战。
这就是美国一个出类拔萃的群体的悲剧：“肯尼迪的知识分子曾被赞扬为这一代的出类拔萃之辈，然而他们就是越南战争的策划者，我和许多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悲剧。”一群那么理性、聪明和理想主义的人，竟然拖着这个国家进入到一场凄惨的战争。
以商学院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聪明人失败地治理国家的故事。当你读到书中麦克纳马拉让人赞叹的勤奋和他的高效时，你会感慨说这真是一个超级精英，他在任何方面都不亚于今天创造了互联网奇迹的神奇企业家。但是当他陷入自己参与编织的巨网时，你又会感慨，也有可能，这些聪明的人，都是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其在战略上的懒惰甚或无能。
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李奇微将军让美国免于更早地介入越战。1952年竞选总统时，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必须发生战争，那么，让亚洲人去打亚洲人，我们支持自由的一边。”曾担任朝鲜战争指挥官的李奇微将军则强烈反对介入印度支那。每次当国务院要求增加对法国人的军事援助时，他都会激烈反对。
虽然不再有像李奇微这样的陆军参谋长，但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仍然组建了一个全都由出类拔萃之辈组成的团队。他们中间，包括福特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包括差一点当上哈佛大学校长的麦乔治·邦迪，包括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包括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军人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包括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腊斯克……这是一群因其聪明才智而被寄予厚望的人。按照戴维·哈伯斯塔姆的描述，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疲沓、软弱无能的市侩心理状态转移到一代人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手里。”
“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被召集起来，利用美国新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作为动力，把一种新的坚强而有活力的精神灌输到美国在全球事务的历史作用中，这倒并不一定是要在国内把美国理想变为现实，而是在全球各地把美国理想变为现实。”戴维·哈伯斯塔姆写道。
约翰·肯尼迪是不情不愿地被卷入越战的。在阅读《出类拔萃之辈》时，你总会有一种感觉，这位年轻的总统一直以敷衍的态度面对美国在越南的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再也无力承受自己在印度支那的义务，此前的帝国英国也对之抱以一种爱莫能助的态度。这些义务只能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西方式民主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捍卫者美国来承担了。“这些建议送到肯尼迪那里，肯尼迪看了十分讨厌。他一点也不急于送这么多美国人到越南，他好不容易从猪湾事件里摆脱出来，如果他的小心谨慎不至于被看成是在冷战冲突中表现软弱，那么要跳入另一场冲突，他也是小心谨慎的。”
1961年肯尼迪决定派自己的代表去越南做一次实地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是泰勒-罗斯托报告。好斗的沃尔特·罗斯托和鸽派将军马可斯韦尔·泰勒组成的代表团带着明确的任务到访越南。他们需要调查三种战略：一是派遣三个师去打垮越共；二是派少量部队象征性地到越南去；三是不派遣部队，但是增加装备援助，尤其是直升机和轻型飞机。泰勒-罗斯托报告的内容正是美国陷入越南的征兆。因为报告认为最有助于使南越政府和人民安心的是，美军开入越南，以及美国有必要摆出一副美国会在越南战争中奉陪到底的架势，“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低估了对方的认真程度和决心，以为只要我们表示强硬，河内就不敢惹我们。”
总统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派遣美国军队到越南去并无兴趣。他甚至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肯尼迪对阿瑟·施莱辛格说：“他们想派一支美国军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为了保持士气，必须这样做。但是，肯定和柏林一样，军队开了进去，军乐齐鸣，群众欢呼，四天之后大家就忘了。随后人家又要求我们增兵。这就像喝酒一样，酒劲儿过去就又得来一杯。”
肯尼迪的问题是他并不愿意直接地拒绝。他采取了折中方案。他没有派遣军队去，但是他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和后勤部队，总数高达1.8万人左右。采取折中方案的恶果是，每一方都认为自己赢得了辩论。肯尼迪和鸽派认为自己依靠妥协和采取政治手段，避免了事情的恶化；鹰派则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从而可以更加努力。事实上结果是，由于派遣顾问的方式并没有缓解北越对南越的压力，“这使政府更深地陷入越战，使越南显得是一个更重要的国家，使越南问题更为突出，而不再被看做是次要的危机。”
唯一能制止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人是总统本人，但是约翰·肯尼迪却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老家被刺杀了。越南问题被交到了副总统和他留给副总统的那帮聪明绝顶也自负绝顶的团队手上。这下在越南问题上就糟糕了。“他的继承人所必须处理的主要不是肯尼迪那些非常小心谨慎地表达出来的内心怀疑，而更多地是要处理肯尼迪那些公开讲话—全都是强调越南的重要性的。”
林登·约翰逊的政府在1964年替换了驻越总司令。麦克纳马拉发现此前的总司令哈金斯总是对他报喜不报忧，总是让他误以为只需要再投入一点点就可以天下太平。于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被派去取代他。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小小的修补。对于麦克纳马拉这样的聪明人而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确相信自己和美国是无所不能的，另一方面是他们确实也缺乏果断中止援助越南从而抽身离开的决心—或许只有真正伟大的领导者，如猪湾事件中的肯尼迪，或者决定与中国建交时的尼克松，再或者二战中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纳粹的丘吉尔，才具备这样的决心。结果只能是“华盛顿再一次采取了简化的做法，说是要派一位好将军去替换一个坏将军；似乎这种欺骗行为并不是整个制度的问题，好像换几个人就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似的。”
开始考虑轰炸北越，就标识着美国进一步陷入越战。鹰派和鸽派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像开始向越南派遣顾问时一样，反对者和赞成者扭成一团，但却朝同一个方向滚去。“文职人员想把轰炸作为一种佯攻，一张可以打出来的牌；军方则想把它作为战争工具、力量的杠杆，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这些人由于相互矛盾的原因而团结在了一起。麦克纳马拉和麦乔治·邦迪在1965年提交给约翰逊总统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说对越南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全力进行谈判，一是加大使用武力。麦克纳马拉和邦迪的建议是后者。
一旦开始轰炸，距离派遣地面部队也就不远了。如果要进行轰炸，你就需要机场；如果有了机场，你就需要军队去保护，而光靠南越军队显然难以保护；一旦开始派遣军队，那接下来就是派遣更多的军队。
最后占据上风的是这种理论：敌人有一个界限，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猛烈的打击，让痛苦达到这个界限，那么敌人就会认输。但是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美国。北越人也在寻找美国的界限，而且他们发现了这个界限，那就是美国人不能忍受巨大的人员伤亡。在互相试探界限的过程中，对美国而言，战争终于从不情不愿的事情变成了深度卷入的消耗战。
这就是美国一个出类拔萃的群体的悲剧：“肯尼迪的知识分子曾被赞扬为这一代的出类拔萃之辈，然而他们就是越南战争的策划者，我和许多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悲剧。”一群那么理性、聪明和理想主义的人，竟然拖着这个国家进入到一场凄惨的战争。
以商学院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聪明人失败地治理国家的故事。当你读到书中麦克纳马拉让人赞叹的勤奋和他的高效时，你会感慨说这真是一个超级精英，他在任何方面都不亚于今天创造了互联网奇迹的神奇企业家。但是当他陷入自己参与编织的巨网时，你又会感慨，也有可能，这些聪明的人，都是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其在战略上的懒惰甚或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