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拥有自己事业的人，都有把这事业越做越大的意愿。在出版界，人人都希望拼尽全力制作出畅销书，且多多益善，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多占一些份额，多圈几块地。当市场版图增大，出版实体也须随之扩大，招贤纳士，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出版相关事务。这也许是多数出版人期待的一条主流路线。然而大千世界，亦存有他者，例如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绪文化）。
　　地处台湾新北市的立绪文化，是台湾数千家出版社中的一员。1995年1月，郝碧莲和钟惠民这两位年近不惑、有着许多共同爱好的女士，先后从正中书局跳出来，创立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郝碧莲是完全出资人、发行人，钟惠民则担任总编辑兼总经理。立绪文化经营人文、社科类书籍的出版，包涵“新世纪丛书”、“启蒙学丛书”、“太平洋世纪丛书”、“世界公民”、“分享丛书”这五大类出版内容，涵盖当代重要思潮、人文心灵、宗教、社会文化关怀、21世纪华人的角色前景、21世纪世界公民必要知识等选题。
　　立绪文化小而精干的团队、小规模经营的乐趣、精致的出版内容，给读者和业界留下深刻印象。
　　
　　规模小，格局大
　　当提及创立当年出版界的今昔之比，钟惠民颇有感慨: “我们于1995年成立，那是延续7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各层面高度成长的时候，经济、文化、政治等百花齐放的局面，对形上知识还有一股追求的热诚，但毕竟也到了那样风潮的尾声，书市罗列着许多实用性书籍。立绪文化以较深层人文思考的书籍为主，在书市中也还算令人一新耳目，获得不少读者的肯定与鼓励。
　　但毕竟也到了社会翻转的时候，2000年以来，电子产品、网络时代的来临，改变了社会生活形态以及思考、阅读方式。快餐文化其实在上世纪也演化了许久，但今天更全面性。而近几年，却又让人感觉这个社会的面目全非。仿佛是一夕之间的事，它无所谓好或坏，只是时代不同了。在书市上看到的书，就有很大的不同，本来小众的更小众，而且分歧也越来越大。”
　　钟总编还表示：“社会上追求视觉上的美更甚以往，今天的阅读，不只是在阅读书籍的实质内容，更在于一种阅读上的感觉。纸本书籍的存在只有在它成为读者书架上的收藏品之后，才会赢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它不再只是传递知识、信息的功能，因为它可由网络与电子产品来取代。书籍成为收藏品比知识阅读的价值，越来越高。”
　　对出版品的定位，钟惠民如此剖析：“我们希望延续大学教育中博雅教育的理念，培养一种通达的智能。或可以说是博雅阅读，或作为全人理念阅读，在出版内容上这是立绪所重视的区块。”基本上立绪文化是文人出版社，比较注重把个人嗜好带入出版，他们把对自我的要求，例如对知识的摄取、对生命深度探索的要求等，反映在对出版的要求上。“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乡土，我们还想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国家、其它国家的人类、其它地区的事务。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有像我这样的渴望。”
　　因此立绪文化陆续推出带有强烈人文特色的书籍。如《一个犹太人的反省》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纠结几十年的生存权问题；“扎伊尔德的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相关何处”、“扎伊尔德流亡之书”等一系列著作，则是扎伊尔德作为反殖民主义重要学者最真挚和犀利的呐喊；《哭泣的橄榄树》讲述战争下巴勒斯坦难民的流离失所；《塔利班与女裁缝》呈现伊斯兰教践踏女权的情况下，女性求生的故事，以及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社会现状……
　　在纷繁的书市中，很多好书在激烈竞争中稀释了彼此的能量，使得其难得的光芒最终相互抵消，始终独树一帜的立绪文化却总能在这股奇怪风潮下脱颖而出。今年8月，立绪文化出版的《老年之书》被诚品书店选为当月选书特别推荐，《中国时报》对此书也加以评介。
　　钟惠民谈到这本书的出版时说：“这些年，我们和我们的读者也进入了前老年阶段，而其它许许多多中年知识群体也进入这一阶段，他们不再是弱势，不再是社会的边缘人，他们还有充分的社会资源，还有创造能力，有很大的社会功能。立绪开始考虑这方面的议题，作为前老年阶段的我们，很容易洞悉社会的脉动与需要，跳脱以往老人关心的医疗保健、养生的传统需求，而是提供文学这种形而上的心灵慰藉。”
　　以“小”著称的立绪文化，在成立的头五年出书不过百本，当时有人形容此数量的书“丢进书海，一溜烟就消失在茫茫书海中”。此后，立绪文化依然“慢悠悠”地推出新书，不争不抢，不慌不忙。“出版工作不是饮料工厂的固定生产线，更不可量产。每一本书都是新的思考，新的开始。”钟惠民如是说。凭借质量重于泰山的精神，这些精挑细选的人文关怀、宗教思潮作品，在学术界与知识精英中培养出一批忠实的阅读群体，甚至不少大学教授指定立绪文化的书为教科书，很有以小博大的气势。
　　新世纪网络时代的来临，大大改变了社会生活形态以及人的思考方式，正如钟惠民所言，快餐文化在今天演化得既充分又全面，书市出现了两个极端，大众畅销的泡沫越来越大，而小众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在“小众的更小众，而且分歧也越来越大”之时，立绪文化亦面临挑战。出版社面对的是更精致化、要求更高的读者，“我们常常会在社会的某个角落碰触到一些让人惊奇、深藏不露的高人，比照那些众声喧哗的人，他们更让我们尊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立绪在出版上就必须更谨慎，追求更精确、更经典的内容。
　　在书的宣传和营销方面，钟惠民坦言做得不够好，这时“只让书自己说话”。有人看到立绪文化的书后，质疑他们是反市场，其实不然，立绪一直肯定市场自有其参考价值，只不过他们用特有的方式，或取其精华，或以之反鉴，让出版品更受瞩目。
　　
　　小团队，大智慧
　　在立绪文化的出版原则中，“绝对不扩充”是最重要的一条。从创立那一年起，立绪的员工只有包括钟惠民在内的两位编辑，加上发行人郝碧莲，总共3人，这样的状况维持了2年；第三年起立绪文化新增了一位会计兼出货；第五年新进一名营销人员兼仓库管理员；到2011年，立绪文化含发行人在内总共有员工7人。会计、出货员、营销人员、仓库管理员都是公司运作必须备齐的人员，作为出版社核心的编辑，则在十几年时间中只增加了2名。“以后也不增加人了”，钟惠民说。
　　“6、7个人的规模，可以维持工作质量，充分享受工作乐趣，个人的整体感就变得强烈，成就感也比较高。规模大了就必须向商业低头，有各种顾虑，很难在工作中得到满足。”在钟惠民看来，自愿“小”是一种美德，一种自信。“人们经常是趋大耻小，可是，要大、要多是人自然的期待，只有经过文明的洗礼，获得大自在的人才能体味小的实质价值。”初级工业社会大都追逐“大”，经过后工业社会的沉淀，进入高度民主社会之后，个人要求得到更多的尊重，“大”反而不是主流。反观欧洲先进国度的文化生活，他们长期以来培养出自己的文化自信，形成了成熟的文化，其适当的火候散发出特有的魅力，钟惠民以“小”为美德的期许不无道理，而对于立绪文化这样的人文出版社，“小”而精致，则是最适合不过的经营方式。
　　对立绪的团队来说，从事出版是一种实现人性化与人文情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难以用“大规模”实现的。十几年来，立绪文化一直在控制扩大公司的规模，小规模直接面对核心事务，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事。“人事的增加常常意味着需要花更多时间、更多心思、更多金钱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人性化和人文情趣就谈不上了。”
　　台湾出版业薪资低，但仍有很多人才投入到这一行业，这些人对知识怀有敬意，淡泊名利，是一群富有质感的编辑。钟惠民认为“从事出版是不会发财的”，但也能维持开销，维持一个文化人尊严的生活，享受一种简单规律的恬淡。在她眼中，大部分的文化人都是这么可爱。
　　钟惠民认为好的编辑人员，也具备知识分子的特质。提供价值、指出理想、批判社会、做社会的良心。他(她)对书的选择，会对社会具有指引作用。
　　在立绪文化的合作伙伴中，一部分是国外的小型独立出版公司，这些公司规模与立绪文化类似，但他们出版的书却总是很有影响力。由于经营理念相通，钟惠民乐于与他们交流，一起参加各地的小型书展，“大家喝喝咖啡，聊聊天，谈谈工作，很轻松，还有什么比享受工作更幸福的事情吗？”
　　出版是创造性的工作，“享受工作”这种闲适的心情对这项工作大有裨益。“真正的效力会从闲适中产生，太讲究目标会失去目标；太讲究效率会失去效率，因为往往会舍本逐末；太盯着市场反而会失去市场，因为等市场反映出来的时候，时机总是就要过了，单从市场的需要来考虑，其结果经常是追着别人跑。”往往，自己的需要也可能是别人的需要，立绪文化从人的需要来规划出版，反而能洞察先机。倾听自己的声音，才能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