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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主题发展方式转变其实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主要就这两块。
中国经济：请您从研究的领域，对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做一个总结。
刘伟：我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经济转轨（即体制改革）两大方面。我就从这两个方面谈一谈对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的认识。从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来说，2010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我说它很有意思，至少它有三个特点是比较有价值的、标志性的：第一，它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时间。第二，它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展目标期。第三，十年的时间，往往意味的是中国一个经济长波，2010年处于周期的拐点上。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如果今年的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就前几年的平均水平，那“十一五”规划整个这五年下来，中国GDP的年增速水平平均大概能达到10.1%，就超过两位数了，当然这中间有波动，有金融危机。这比预定的目标——7.5%，实际上高出了2.6个百分点。而人均GDP增长速度将能达到9.8%，而“十一五”规划预期值是6.6%，实际比原来高了3.2的百分点。所以，作为“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10年的经济增长全面明显超出预期，无论是总量还是平均水平增长，全面超出了原来预期性指标。
关于中国经济的十年发展规划，我们当时经济目标提出来，是到20世纪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翻一番。邓小平提出来的三步走发展计划，实现初步小康。按照当时第三步的规划，进入新世纪，到中期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现在，在新世纪，我们实际上是把第三步给阶段化。第三步我们提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第一个十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要比2000年翻一番。这个阶段，我们说2010年是一个十年规划的起点，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所以它是新世纪的第一步，当时就翻一番。由于我们这十年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尤其是经历了一个2003年到2007年，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2003年到2007年这五年增长全在两位数以上。这个波动性这么少，速度这么高的情况，二次大战之后只出现过四次，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一次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还有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1992年到1996年的中国，再一次就是2003到2007年的中国。但是1992年到1996年那一次通货膨胀率高，当时特别1994年、1995年通货膨胀率非常高，1994年达到24.1%，通货膨胀率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实质性的增长水平，而2003年到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的。
在这十年中，尤其中间有五年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尽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整个下来我们这十年速度非常快。原来计划2010年实现比公元2000年翻一番，实际上2007年就实现了，提前了三年，这为第二步的目标就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了。接下来，在第二个十年，我们提出来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话，GDP的水平要比2000年那个水平翻两番，就比现在再翻一番。原来你2010年翻一番，然后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那比2000年等于是翻两番就增长4倍。现在，第一翻我提前了三年，就2007年中国就实现了。那么2007-2010年这三年就等于干了第二个十年的工作了，所以按照这个情况，如果时间表不变，今后十年中国总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一年只要达到5%左右，就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了。人均GDP增长水平只要达到6%左右，就能实现翻两番。
所以，这个十年不仅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而且给第二个十年的目标，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它挤出三年时间来。事实上就有一个可能，中国“十二五”计划期间到2015年，有可能把2020年的目标完成。“十一五”规划这个建议里开始就说了一句，就是“十二五”计划期间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完成了基本目标，也就取得决定性的成功。那么从这个国际水平来看，开始我们2000年算初步小康，翻一番，实际上我们现在严格地讲是达到什么？达到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今年中国的GDP预计能达到39万亿元人民币。39万亿元人民币的话，按照汇率法折成美元应该是5万多亿吧，人均达到4000多美元。当时我们讲中等收入实际翻一番是这个水平。2009年全球人均GDP是8700多美元，其实我们再到2020年就能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这个在发展中国家里就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我们把它叫做全面小康。这个全面小康的背后还有一个结构解读，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叫做基本实现工业化。就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就是世界的平均水平。
新世纪第三个十年到2030年，按普通价格计算，我们GDP的水平比2000年人均总量是增长10倍，就是比2020年再翻一番，还多一点。按当代国际标准，中国就属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就是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进入准发达国家了，在这个拐点之后，就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2030年的经济结构可以用“五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来概括。其中，工业化最快到2020年就基本实现。2030年再往后就是第四步到2050年，就是20年，我们从一个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过渡到一个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到202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十二五”规划期间不仅是国民经济全面小康目标实现的关键时期，同时是体制改革的攻坚时期。基本上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市场化体系基本上构建完了。
从中国经济周期来看，十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转换的时间长度，中国经济周期一般波动是五年一个周期，就是热闹它热闹五年，冷它冷五年。所以你从这个热闹再到冷再回来，大概十年。有一个现象的观察是，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来，基本上逢二就开始火，逢八就开始冷。像1978年那时候濒临国民经济崩溃，1988年通货膨胀加剧，连着三年国民经济调整，1989年、1990年、1991年极其困难；然后再过十年，1998年三年通缩，1999、2000年、2001年，一直到2002年物价上涨率都在2%以上；再过十年，2008年金融危机一冲击，中国连续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从2008年一直到2009年的第一季度，实际上是跌到了低谷，经济增长率才6.2%，2007年我们是13%，2008年第一季度是10.6%，第二季度是10.2%，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转年第一季度是6.2%，连续15个月往下掉。中国经济逢二就开始热闹，1982年，中国经济开始火，1983年、1984年，特别1984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很厉害的。然后是1992年到1994年，以及2002年到2007年的高速增长。
另外这十年显然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十年。中国这十年，包括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市场化。其实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拐点上，就是今后中国的体制改革有两个大的拐点。一个拐点是什么？就是市场化的重点从构建商品市场转向构建要素市场，现在很多中国的问题体制解决不了，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要素市场不发达，包括资本市场，现在融资难问题出现了等等，其实是资本市场欠发达。再一个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土地财政等等，实际上是土地市场要发育起来，而土地要素没有市场化，所以这些问题就很难用行政摆平。而劳动纠纷多，农民工受到制度歧视等等，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的有序性和公正性有问题。产权纠纷、知识产权等问题，表明专利市场没有发育起来。所以，像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等，包括企业产权这些都是要素。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失灵得不到微观基础的支撑，是因为这个微观基础上的要素市场欠发达。所以现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把商品市场化完成了，后面是要进一步所谓攻坚，解决要素市场化的问题了，这是一个转折。
再有一个体制改革变化的转折就是改革的难点，它从构建市场的规模、扩大市场作用、用市场替代计划、扩大市场数量方面，转向了改善市场的质量，就是完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的公正性，今后的反垄断、解决无序竞争问题，可能越来越成为中国市场化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总之，为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作一个总结，它就是，在经济发展方面，2010年是中国的一个发展段落的结束之年。在体制方面，2010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中国经济：2010年经济发展令人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伟：2010感触最深的经济发展，就是保增长没问题，全面超出，无论是十年的目标，还是“十一五”的目标；但是，调结构有问题，这个结构的矛盾越来越凸现了，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讲内需外需结构失衡，内需中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严重影响到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它不仅影响公平的目标，同时影响效率目标了。在产业结构当中，工业化水平明显地高于现代服务业发展，就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然后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当中以城市化率作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是一系列的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回过头来它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中国内需不足，表面看起来是内需不足，其实本质上是结构问题，是供给问题。为什么有这一些的结构矛盾？核心是什么呢？效率低，才有了这些结构矛盾。为什么过于依赖外需，是因为内需不足。为什么内需不足，是因为没有投资机会。为什么没有投资机会，是因为创新率低。创新率低就麻烦了，技术创新率低没有新产品开发，有钱不知道投什么，投资就导致了重复建设。
同时，制度创新力低，中国企业即使有了需求，也达不到有效需求，民营中小企业解决不了市场抵押担保，解决不了融资市场运行的公平性。它即使有投资需求，社会也不承认。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即使有资金但技术创新水平低，新产品开发和新投资领域发展迟缓，难以形成有效投资。中国没有超越供给创造需求的时代。中国工业化没有完成，城市化没有完成，中国需要发展与创新的空间大极了。
中国经济：2010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表现如何？
刘伟：现在投资需求2010年1到9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24.4%，这个数字不低了。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强劲，超过30%。2010年又增长了24%以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大概在13.5%左右。从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最低的年份增长率没有低于24%。我估计2010年可能在25%左右。投资需求差不多能拉动中国经济增长4到5个百分点，表现还是很强劲的。
2010年，中国强调扩大内需，主要强调扩大消费需求。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下来增长不到15%。2010年前三季度公布出来的数据是18%以上，而第四季度的数据不会往下掉，2010年全年下来我们估计应该在18%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大概3到4个百分点。
2010年，出口需求反弹是比较猛的，在2009年负的17%左右的情况下，今年肯定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但是这个高的增长它对经济拉动的真实增长要有一个折扣。如果2010年出口能达到正的增长20%左右，那它就有可能拉动两个百分点。如果说是考虑到2009年基数比较低，它的真实拉动作用绝对量会有所折扣的话，那我想一个百分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说今年的三驾马车拉动增长率是百分之8到10之间。
所以，我为什么说假定中国经济今年达到9%的增长率，就是我们预计三驾马车作用下来是在百分之8到10之间。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10%的增长率一点儿不出于意外，是在我们政策预期的目标里的。2010年，三驾马车表现还是可以的，投资强劲，消费稳中有升，出口明显回升。
中国经济：请问，2011年以及“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是什么？
刘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就从发展本身来说，我觉得还是一系列的结构矛盾的解决，是主要的目标，或者主要的任务。这个结构问题首先是内需和外需失衡，而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破坏太大。
其次，在内需方面，内需中确实过于依赖投资了。我们也知道，世界一般的经济增长如果10个百分点的话，7个百分点是靠消费需求增长的，3个百分点是靠投资拉动的，一般是三七开，我们是倒三七。就是我们七个百分点是靠投资，三个点大概是靠消费。而投资其实到一定程度它排斥消费，同一笔钱用于投资不能用于消费，但你只要资源是有限的话，你投资到了一定的增长点它对消费就是个排挤了。我们算过这个帐，就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如果是在23.5%以下，投资需求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大概放慢接近0.6个百分点左右。而超过23.5%之后，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还增加，它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速大概就下降了0.9%，就差不多一对一了。到了30%以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还在增加的话，每增加1%，这个消费需求就不是增速放慢了，是绝对负增长。2010年，中国扩大投资的增速和由此导致的消费需求的增速的放慢，基本上是抵消掉的。这个就要高度注意。
第三，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它会在影响公平的同时影响效率。进入新世纪以来2003年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超过0.45的，逼近0.5了，它同时损坏了效率，就是它会使有效需求不足。现在，居民收入增长最慢，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
第四个结构矛盾就是产业结构当中的，现代服务业落后。2005年现代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当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40.8%，不到41%。我们一年增长0.6个百分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五年提高3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就是今年应该达到43.8%的样子，就接近44%，现在很勉强就这个指标，是非常勉强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极为严峻。
最后是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2009年城市化率是46.6%，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是全球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同时，中国的城市化里面还是有些泡沫的，因为我们含了一亿多进城民工，农民工没有市民化，而只是随着进了城市。我们算过一个经济上的帐，3.3个农民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4.5个农民的购买力、消费力相当于一个市民。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如果按47.4%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于40%多一点的人口，这是个扭曲，也是难点。
因此，“十二五”中，我们要通过关键创新能力解决结构问题，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要创新分配制度、财税制度等等，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同时，要克服内需不足，除了直接刺激需求的短期宏观管理政策之外，实际上要深入到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真正要活跃提高供给能力，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就是创新问题，这个恐怕是“十二五”规划的难题所在。
在经济区域政策方面，“十二五”期间准备进一步加强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到了关键时刻了，然后进一步振兴东北地区，然后现在开始实施中原崛起，就是中部崛起。中国经济从到由局部地区的带动为主进入到全面地推进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区域战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很多的地区优势和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像长吉图、环渤海、天津滨海新区、北京中关村、山东黄三角生态经济圈国家战略。
问题在于，中国不愁增长速度，愁的是我们是以什么代价获得。这就回到了一个发展方式上，发展方式的转变核心是什么？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移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就是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其实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主要就这两块。所以，“十二五”期间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主题。
中国经济：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经定调，一个是积极，一个是稳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伟：货币政策，我们讲现在是稳健的，实际上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上去。因为对稳健那个词我们并不陌生，2003年到2007年我们当时采取了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叫做稳健的货币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解读是什么呢？从2003年的7月开始，其中信贷开始上调法定存款金率0.5个百分点。到2008年的上半年，已经调到了17.5%，17.5%就是什么？比1994年都高，1994年通货膨胀24.1%，紧缩银根是一个很坚定的目标政策导向的时候，这个数值是13%。同时，在存贷款基准利率方面，我们到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一年期基准利率达到了7.47%，贷款基准利率7.47%。因此，我们解读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持续紧缩的，并且它是属于渐进式的紧缩，它不是一下提很大，它一点点地紧缩，但它持续不断地这么去调，这就是稳健的。就是说它是在紧缩，但是它是逐渐地在紧缩，每一步上调的利率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坚定的方向。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信货币政策是在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紧缩的时期，我赞同这个政策的主张。
为什么呢？中国从2008年下半年扩大内需的一揽子措施出去了很多钱。08年下半年新增贷款大概4.9万亿，09年大概是9.6万亿，2010年的1到6月份出去了大概是4.6万亿，再加上4万亿的财政投资。这些钱出去以后，它在中国一般通常是半年以上到两年左右开始表现为通胀，这些钱如果是进入实体经济，它最后在一系列的传递之后，大概08年年底出去的钱，最迟到今年年底才要表现通胀压力。09年出去的这些钱，它大概到明年会表现通胀压力。今年上半年的钱到2012年的上半年，将会释放出来了。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未来一两年里中国要做好应对通货膨胀的长期准备。这个压力是长期的。但是有这个长期压力，我们别担心也别怕，第一，通货膨胀现在来临这个长期压力，是在政策的作用范围之内的；第二，只要这种通胀压力同时伴随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就不怕，因为增长速度高的话就意味着失业率不高。所以通胀率高一点，压力不太大，就说明社会承受力强。现在我们倒是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些钱它没进实体，它只留在虚体经济当中。在虚体经济当中怎么办呢？这些钱开始炒，然后金融符号化，今天绿豆、明天大蒜，后天石头，它在流通领域，要么它在股市上，要么在楼盘上。货币政策开始进入稳健的紧缩，把流动性上收，但是力度不要太大，为什么呢？一个要上收，因为流动性进入太多，但是力度不要太大。危机没有过去，紧缩得太大了，可能严重影响增长，那失业可能就比较高了。所以兼顾到这两个，这个货币调整政策我觉得是对的，而且我2009年下半年就主张货币开始收。如果2009年下半年就开始收的话，今年就不用这么密集地出招。
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它意味着方向不变，财政支出的增大和财政收入的减税方向应该是不变的，但是力度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弱。为什么呢？从财政支出政策来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红线了，财政赤字2009年9500亿，财政赤字的红线是不能超过GDP的3%，2009年GDP是不到34万亿，3%是一万亿左右，2009年的财政赤字是按9500亿安排的。所以，你说更加积极，是积极不到哪儿去，这是财政赤字到了红线了。在债务方面，中国还比较安全，但你要知道我们债务安全是什么意思？是指国债比例不大。但要把地方债算进去就麻烦了，可能最后促成政府的财政风险。
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尽量不要双紧或者双松，需要采取一种松紧搭配的方式。因为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如果双紧和双松，不是在危机特别严重，或者失衡特别严重的时候，你两个手段同时紧，或者同时松，可能就因为宏观调控的引入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经济的大起大落的波动。
中国经济：请您从研究的领域，对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做一个总结。
刘伟：我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经济转轨（即体制改革）两大方面。我就从这两个方面谈一谈对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的认识。从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来说，2010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我说它很有意思，至少它有三个特点是比较有价值的、标志性的：第一，它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时间。第二，它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展目标期。第三，十年的时间，往往意味的是中国一个经济长波，2010年处于周期的拐点上。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如果今年的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就前几年的平均水平，那“十一五”规划整个这五年下来，中国GDP的年增速水平平均大概能达到10.1%，就超过两位数了，当然这中间有波动，有金融危机。这比预定的目标——7.5%，实际上高出了2.6个百分点。而人均GDP增长速度将能达到9.8%，而“十一五”规划预期值是6.6%，实际比原来高了3.2的百分点。所以，作为“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10年的经济增长全面明显超出预期，无论是总量还是平均水平增长，全面超出了原来预期性指标。
关于中国经济的十年发展规划，我们当时经济目标提出来，是到20世纪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翻一番。邓小平提出来的三步走发展计划，实现初步小康。按照当时第三步的规划，进入新世纪，到中期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现在，在新世纪，我们实际上是把第三步给阶段化。第三步我们提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第一个十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要比2000年翻一番。这个阶段，我们说2010年是一个十年规划的起点，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所以它是新世纪的第一步，当时就翻一番。由于我们这十年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尤其是经历了一个2003年到2007年，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2003年到2007年这五年增长全在两位数以上。这个波动性这么少，速度这么高的情况，二次大战之后只出现过四次，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一次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还有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1992年到1996年的中国，再一次就是2003到2007年的中国。但是1992年到1996年那一次通货膨胀率高，当时特别1994年、1995年通货膨胀率非常高，1994年达到24.1%，通货膨胀率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实质性的增长水平，而2003年到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的。
在这十年中，尤其中间有五年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尽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整个下来我们这十年速度非常快。原来计划2010年实现比公元2000年翻一番，实际上2007年就实现了，提前了三年，这为第二步的目标就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了。接下来，在第二个十年，我们提出来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话，GDP的水平要比2000年那个水平翻两番，就比现在再翻一番。原来你2010年翻一番，然后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那比2000年等于是翻两番就增长4倍。现在，第一翻我提前了三年，就2007年中国就实现了。那么2007-2010年这三年就等于干了第二个十年的工作了，所以按照这个情况，如果时间表不变，今后十年中国总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一年只要达到5%左右，就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了。人均GDP增长水平只要达到6%左右，就能实现翻两番。
所以，这个十年不仅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而且给第二个十年的目标，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它挤出三年时间来。事实上就有一个可能，中国“十二五”计划期间到2015年，有可能把2020年的目标完成。“十一五”规划这个建议里开始就说了一句，就是“十二五”计划期间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完成了基本目标，也就取得决定性的成功。那么从这个国际水平来看，开始我们2000年算初步小康，翻一番，实际上我们现在严格地讲是达到什么？达到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今年中国的GDP预计能达到39万亿元人民币。39万亿元人民币的话，按照汇率法折成美元应该是5万多亿吧，人均达到4000多美元。当时我们讲中等收入实际翻一番是这个水平。2009年全球人均GDP是8700多美元，其实我们再到2020年就能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这个在发展中国家里就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我们把它叫做全面小康。这个全面小康的背后还有一个结构解读，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叫做基本实现工业化。就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就是世界的平均水平。
新世纪第三个十年到2030年，按普通价格计算，我们GDP的水平比2000年人均总量是增长10倍，就是比2020年再翻一番，还多一点。按当代国际标准，中国就属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就是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进入准发达国家了，在这个拐点之后，就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2030年的经济结构可以用“五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来概括。其中，工业化最快到2020年就基本实现。2030年再往后就是第四步到2050年，就是20年，我们从一个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过渡到一个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到202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十二五”规划期间不仅是国民经济全面小康目标实现的关键时期，同时是体制改革的攻坚时期。基本上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市场化体系基本上构建完了。
从中国经济周期来看，十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转换的时间长度，中国经济周期一般波动是五年一个周期，就是热闹它热闹五年，冷它冷五年。所以你从这个热闹再到冷再回来，大概十年。有一个现象的观察是，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来，基本上逢二就开始火，逢八就开始冷。像1978年那时候濒临国民经济崩溃，1988年通货膨胀加剧，连着三年国民经济调整，1989年、1990年、1991年极其困难；然后再过十年，1998年三年通缩，1999、2000年、2001年，一直到2002年物价上涨率都在2%以上；再过十年，2008年金融危机一冲击，中国连续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从2008年一直到2009年的第一季度，实际上是跌到了低谷，经济增长率才6.2%，2007年我们是13%，2008年第一季度是10.6%，第二季度是10.2%，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转年第一季度是6.2%，连续15个月往下掉。中国经济逢二就开始热闹，1982年，中国经济开始火，1983年、1984年，特别1984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很厉害的。然后是1992年到1994年，以及2002年到2007年的高速增长。
另外这十年显然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十年。中国这十年，包括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市场化。其实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拐点上，就是今后中国的体制改革有两个大的拐点。一个拐点是什么？就是市场化的重点从构建商品市场转向构建要素市场，现在很多中国的问题体制解决不了，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要素市场不发达，包括资本市场，现在融资难问题出现了等等，其实是资本市场欠发达。再一个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土地财政等等，实际上是土地市场要发育起来，而土地要素没有市场化，所以这些问题就很难用行政摆平。而劳动纠纷多，农民工受到制度歧视等等，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的有序性和公正性有问题。产权纠纷、知识产权等问题，表明专利市场没有发育起来。所以，像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等，包括企业产权这些都是要素。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失灵得不到微观基础的支撑，是因为这个微观基础上的要素市场欠发达。所以现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把商品市场化完成了，后面是要进一步所谓攻坚，解决要素市场化的问题了，这是一个转折。
再有一个体制改革变化的转折就是改革的难点，它从构建市场的规模、扩大市场作用、用市场替代计划、扩大市场数量方面，转向了改善市场的质量，就是完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的公正性，今后的反垄断、解决无序竞争问题，可能越来越成为中国市场化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总之，为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作一个总结，它就是，在经济发展方面，2010年是中国的一个发展段落的结束之年。在体制方面，2010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中国经济：2010年经济发展令人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伟：2010感触最深的经济发展，就是保增长没问题，全面超出，无论是十年的目标，还是“十一五”的目标；但是，调结构有问题，这个结构的矛盾越来越凸现了，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讲内需外需结构失衡，内需中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严重影响到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它不仅影响公平的目标，同时影响效率目标了。在产业结构当中，工业化水平明显地高于现代服务业发展，就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然后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当中以城市化率作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是一系列的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回过头来它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中国内需不足，表面看起来是内需不足，其实本质上是结构问题，是供给问题。为什么有这一些的结构矛盾？核心是什么呢？效率低，才有了这些结构矛盾。为什么过于依赖外需，是因为内需不足。为什么内需不足，是因为没有投资机会。为什么没有投资机会，是因为创新率低。创新率低就麻烦了，技术创新率低没有新产品开发，有钱不知道投什么，投资就导致了重复建设。
同时，制度创新力低，中国企业即使有了需求，也达不到有效需求，民营中小企业解决不了市场抵押担保，解决不了融资市场运行的公平性。它即使有投资需求，社会也不承认。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即使有资金但技术创新水平低，新产品开发和新投资领域发展迟缓，难以形成有效投资。中国没有超越供给创造需求的时代。中国工业化没有完成，城市化没有完成，中国需要发展与创新的空间大极了。
中国经济：2010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表现如何？
刘伟：现在投资需求2010年1到9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24.4%，这个数字不低了。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强劲，超过30%。2010年又增长了24%以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大概在13.5%左右。从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最低的年份增长率没有低于24%。我估计2010年可能在25%左右。投资需求差不多能拉动中国经济增长4到5个百分点，表现还是很强劲的。
2010年，中国强调扩大内需，主要强调扩大消费需求。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下来增长不到15%。2010年前三季度公布出来的数据是18%以上，而第四季度的数据不会往下掉，2010年全年下来我们估计应该在18%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大概3到4个百分点。
2010年，出口需求反弹是比较猛的，在2009年负的17%左右的情况下，今年肯定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但是这个高的增长它对经济拉动的真实增长要有一个折扣。如果2010年出口能达到正的增长20%左右，那它就有可能拉动两个百分点。如果说是考虑到2009年基数比较低，它的真实拉动作用绝对量会有所折扣的话，那我想一个百分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说今年的三驾马车拉动增长率是百分之8到10之间。
所以，我为什么说假定中国经济今年达到9%的增长率，就是我们预计三驾马车作用下来是在百分之8到10之间。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10%的增长率一点儿不出于意外，是在我们政策预期的目标里的。2010年，三驾马车表现还是可以的，投资强劲，消费稳中有升，出口明显回升。
中国经济：请问，2011年以及“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是什么？
刘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就从发展本身来说，我觉得还是一系列的结构矛盾的解决，是主要的目标，或者主要的任务。这个结构问题首先是内需和外需失衡，而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破坏太大。
其次，在内需方面，内需中确实过于依赖投资了。我们也知道，世界一般的经济增长如果10个百分点的话，7个百分点是靠消费需求增长的，3个百分点是靠投资拉动的，一般是三七开，我们是倒三七。就是我们七个百分点是靠投资，三个点大概是靠消费。而投资其实到一定程度它排斥消费，同一笔钱用于投资不能用于消费，但你只要资源是有限的话，你投资到了一定的增长点它对消费就是个排挤了。我们算过这个帐，就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如果是在23.5%以下，投资需求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大概放慢接近0.6个百分点左右。而超过23.5%之后，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还增加，它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速大概就下降了0.9%，就差不多一对一了。到了30%以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还在增加的话，每增加1%，这个消费需求就不是增速放慢了，是绝对负增长。2010年，中国扩大投资的增速和由此导致的消费需求的增速的放慢，基本上是抵消掉的。这个就要高度注意。
第三，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它会在影响公平的同时影响效率。进入新世纪以来2003年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超过0.45的，逼近0.5了，它同时损坏了效率，就是它会使有效需求不足。现在，居民收入增长最慢，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
第四个结构矛盾就是产业结构当中的，现代服务业落后。2005年现代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当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40.8%，不到41%。我们一年增长0.6个百分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五年提高3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就是今年应该达到43.8%的样子，就接近44%，现在很勉强就这个指标，是非常勉强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极为严峻。
最后是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2009年城市化率是46.6%，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是全球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同时，中国的城市化里面还是有些泡沫的，因为我们含了一亿多进城民工，农民工没有市民化，而只是随着进了城市。我们算过一个经济上的帐，3.3个农民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4.5个农民的购买力、消费力相当于一个市民。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如果按47.4%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于40%多一点的人口，这是个扭曲，也是难点。
因此，“十二五”中，我们要通过关键创新能力解决结构问题，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要创新分配制度、财税制度等等，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同时，要克服内需不足，除了直接刺激需求的短期宏观管理政策之外，实际上要深入到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真正要活跃提高供给能力，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就是创新问题，这个恐怕是“十二五”规划的难题所在。
在经济区域政策方面，“十二五”期间准备进一步加强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到了关键时刻了，然后进一步振兴东北地区，然后现在开始实施中原崛起，就是中部崛起。中国经济从到由局部地区的带动为主进入到全面地推进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区域战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很多的地区优势和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像长吉图、环渤海、天津滨海新区、北京中关村、山东黄三角生态经济圈国家战略。
问题在于，中国不愁增长速度，愁的是我们是以什么代价获得。这就回到了一个发展方式上，发展方式的转变核心是什么？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移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就是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其实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主要就这两块。所以，“十二五”期间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主题。
中国经济：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经定调，一个是积极，一个是稳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伟：货币政策，我们讲现在是稳健的，实际上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上去。因为对稳健那个词我们并不陌生，2003年到2007年我们当时采取了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叫做稳健的货币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解读是什么呢？从2003年的7月开始，其中信贷开始上调法定存款金率0.5个百分点。到2008年的上半年，已经调到了17.5%，17.5%就是什么？比1994年都高，1994年通货膨胀24.1%，紧缩银根是一个很坚定的目标政策导向的时候，这个数值是13%。同时，在存贷款基准利率方面，我们到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一年期基准利率达到了7.47%，贷款基准利率7.47%。因此，我们解读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持续紧缩的，并且它是属于渐进式的紧缩，它不是一下提很大，它一点点地紧缩，但它持续不断地这么去调，这就是稳健的。就是说它是在紧缩，但是它是逐渐地在紧缩，每一步上调的利率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坚定的方向。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信货币政策是在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紧缩的时期，我赞同这个政策的主张。
为什么呢？中国从2008年下半年扩大内需的一揽子措施出去了很多钱。08年下半年新增贷款大概4.9万亿，09年大概是9.6万亿，2010年的1到6月份出去了大概是4.6万亿，再加上4万亿的财政投资。这些钱出去以后，它在中国一般通常是半年以上到两年左右开始表现为通胀，这些钱如果是进入实体经济，它最后在一系列的传递之后，大概08年年底出去的钱，最迟到今年年底才要表现通胀压力。09年出去的这些钱，它大概到明年会表现通胀压力。今年上半年的钱到2012年的上半年，将会释放出来了。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未来一两年里中国要做好应对通货膨胀的长期准备。这个压力是长期的。但是有这个长期压力，我们别担心也别怕，第一，通货膨胀现在来临这个长期压力，是在政策的作用范围之内的；第二，只要这种通胀压力同时伴随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就不怕，因为增长速度高的话就意味着失业率不高。所以通胀率高一点，压力不太大，就说明社会承受力强。现在我们倒是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些钱它没进实体，它只留在虚体经济当中。在虚体经济当中怎么办呢？这些钱开始炒，然后金融符号化，今天绿豆、明天大蒜，后天石头，它在流通领域，要么它在股市上，要么在楼盘上。货币政策开始进入稳健的紧缩，把流动性上收，但是力度不要太大，为什么呢？一个要上收，因为流动性进入太多，但是力度不要太大。危机没有过去，紧缩得太大了，可能严重影响增长，那失业可能就比较高了。所以兼顾到这两个，这个货币调整政策我觉得是对的，而且我2009年下半年就主张货币开始收。如果2009年下半年就开始收的话，今年就不用这么密集地出招。
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它意味着方向不变，财政支出的增大和财政收入的减税方向应该是不变的，但是力度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弱。为什么呢？从财政支出政策来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红线了，财政赤字2009年9500亿，财政赤字的红线是不能超过GDP的3%，2009年GDP是不到34万亿，3%是一万亿左右，2009年的财政赤字是按9500亿安排的。所以，你说更加积极，是积极不到哪儿去，这是财政赤字到了红线了。在债务方面，中国还比较安全，但你要知道我们债务安全是什么意思？是指国债比例不大。但要把地方债算进去就麻烦了，可能最后促成政府的财政风险。
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尽量不要双紧或者双松，需要采取一种松紧搭配的方式。因为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如果双紧和双松，不是在危机特别严重，或者失衡特别严重的时候，你两个手段同时紧，或者同时松，可能就因为宏观调控的引入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经济的大起大落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