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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境社会稳定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紧密联系。问卷调查显示，在直接与越南北部接壤的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当国家所实施的边境政策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边境民族的物质需求抑或文化诉求时，滇越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意识都会得到逐渐增强。滇越边民基于国家惠边政策所培养起来的双重心理，往往通过其极具鲜明族群文化特征的群体生活行为充分表现出来，激励着滇越边民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序边境社会秩序。
[关键词]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社会稳定
[作者]谷家荣，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陈晨，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6-0067-007
一、问题与方法
边境民族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极易引发形式多样的矛盾冲突，对民族国家稳定有序的边疆社会形态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通常来讲，边境民族在地域空间上距离国家中央政权组织比较遥远，边境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国家主流文化存在一定差距，边民容易产生心理疏离感。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源自同一个地方的共同居住，部分是基于以特殊方式理解特殊地方的认同。现有的民族认同有赖于人类生物本性之间关系的性质，其中的生物性既包括种族和血缘的，也包括土壤和国土的。民族认同是特定形式的集体认同。在滇越边境，滇越边民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常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如果国家在制定边境政策过程中对边民的多样性文化认识不充分，所实施的边境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和满足边民的物质利益或文化诉求，那么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意识就很难得到整合，容易引发直接影响国家边疆安全和整体社会利益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合法性的认同往往会产生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以及被结构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它们社会实践中会再生产出合理化的结构来支配群体认同的社会形态。本文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直接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县抽取调查对象，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三方面开展实证研究，借以识探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创建和维持有序社会秩序的深层文化基础。
从社会学问卷调查研究的理论意义上讲，问卷调查研究过程中，如果抽取的样本量越接近观察总体，则在进行假设检验研究时所产生的误差就越小，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准确，但实际调查过程中，人们往往受多种资源条件的约束，因而不可能获取足够大的样本量。就本项研究而言，为了尽可能地满足样本的代表性，课题组分别在滇越边境地区的云南文山州富宁、麻栗坡、马关以及红河州河口、金平、绿春和元阳7个边境县，选择了苗族、傣族、彝族、壮族等10个民族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整群抽样方法原则，从中抽取395个受访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形式进行实证研究。所调查的地西北、翻坡、红岩村、金厂、金水河、联防村、龙凤村等20多个村寨，都是跨境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跨国流动到越南是当地边民较为普遍的生活现象。问卷统计显示，在所有抽取的样本对象中，苗族、傣族、哈尼族、汉族、拉祜族、苗族、瑶族、彝族及壮族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1.6%、6.1%、0.8%、9.1%、4.3%、13.4%、32.9%、7.3%和11.4%。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是瑶族，占到总人数的32.9%。此外，本次调查的395位受访者，其性别、年龄和职业结构都呈相对理想的正态分布状态，有利于有效开展假设检验研究。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和女性分别为72.2%、27.8%的比例，男性人数差不多是女性人数的2.6倍；从年龄构成上看，被调查者年龄大多在20岁-40岁之间，差不多达到80%的比例。被访人群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14岁，年龄极差值达到69岁，平均年龄35.75岁。从职业构成上看，有职业记录的人数为385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最多，共有172人，占总人数的43.5%；其次是干部群体，共有147人，占总人数的37.2%；人数最少的是企业职工和宗教人士，这两类人群只占总人数的1%左右。
本研究将受访者主要分为村民和干部两种类型来进行问卷调查。第一类是普通村民问卷调查。主要根据村落聚居、民族构成、人口规模等方面的情况，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先优选出20多个自然村，然后再以民族构成比例发放问卷。在进行具体问卷调查时，课题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作灵活处理。如：考虑到边境民族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个别人甚至无法用汉语交流）的情况，调查组成员先在每个村里优选出5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培训，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协助来克服调查过程中的语言障碍。问卷统计显示，受访对象中初小文化的有61人，占总人数的15.4%；文盲层次的人数为12.4%；完小学历层次的人数为13.4%。这三种学历层次的人总共占到41.2%的比例，基本上都是滇越边境民族地区的普通村民。如果受访对象能读写基本的汉语言文字，就让村民自己填答问卷。就村民问卷调查而言，由于课题组成员亲自参与，问卷回收率保持到了95%以上，除去部分选项缺失或前后相互矛盾的作废问卷，村民调查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样本量。
第二类是地方干部问卷调查。相对于地方边民，地方工作干部的文化素质普遍都比较高，很多都可以用双语甚至多语言交流，所以这部分问卷基本通过受访者自填式来完成。问卷统计显示，在全部有文化程度记录的受访人群中，人数最多的是大专文化，共有91人，占总人数的23%。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地方有正式工作的干部群体。但考虑到地方干部工作繁忙，调查问卷难以保证完全能够回收，所以在问卷发放的时候，课题组把这部分人的样本量适当放大一些，通过县、乡、村层级，分别从县政府、乡政府及村委会党政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中抽取调查对象。
这两类调查问卷虽然在提问方式、语言表述等一些方面有一定的差别，但本质内容都是基本一致的，主要从影响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两个大的方面来设置问题。主观指标以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三个层次为“虚线”，纵向调查滇越边境民族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心理；客观指标则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民族政策、群体性事件等多个方面，调查滇越边境民族社会稳定的现状。力求通过对客观社会事实的调查了解，结合滇越边民的社会文化心理，找准影响边民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通常讲，地方干部是国家边境政策制度的宣传者和执行者，课题组结合边境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客观背景，围绕地方干部对国家边境政策制度的认识、贯彻和实施情况，详细调查地方干部稳定和发展边境社会的各种创新做法及其相应的经验启示。普通村民是边境民族社会的生活主体，一些作为边境地区魅力型的人物，他们的观念意识及其社会行为很大程度地左右着地方边民群体。因此，通过这两类问卷调查，本文获得了比较客观的样本数据，样本代表性强，样本值和总体值误差小，调查研究结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滇越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状况。 二、滇越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现状
（一）边境民族心理及文化特征现状
跨界民族的产生是各人类集团之间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渐模糊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界线日益分明这两个大趋势交互影响的结果。在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边境民族的心理及其族群文化特征都具有相似性。问卷统计显示，在关于“本民族语言与境外民族相同的地方”问题方面，受访对象对“语言、节庆、生活习惯、生活水平、宗教信仰和其他”六个方面的选择，所占比例分别为28.5%、24.7%、22.1%、5.5%、13.3%和5.9%。其中，中越两国边境民族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最大，相似性仅占5.5%的比例。其实，这与中国和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有直接关系。从整体上讲，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快于越南，因此中国边境民族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会优越于越南边民。但滇越跨境民族生居模式的改变，并没有根本弱化边境民族的族群认同意识。在语言、节庆、生活习惯及宗教信仰方面，这些要素是最明显的族群文化特征，问卷统计显示，中越两地边民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调查统计数据较为均匀地分布在20%-30%之间。越南北部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不如中国，越南边民的生活普遍比中国边民贫困，这些客观的社会现实，使跨国流动成为越南北部边境民族惯常性的生活行为。问卷统计显示，在所有受访者和境外亲戚朋友保持联系方式的基本状况中，平时走访的人数占到56.4%，超过一半的比例。其他方面的生活走往，如节日探访的占14.3%，参加婚葬的占18.0%，祭祖的占4.5%。可见，滇越边境民族语境外亲戚朋友主要通过平时的生活走往来保持着亲密联系。同时，节日探访及婚姻、葬礼的时候，边民来往也相对比较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越两国政府都进行改革开放，中越两国边贸发展迅速。国家建设意志的改变，对滇越边境民族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您是否到境外做过生意”的问题，问卷统计显示，受访者到境外做过生意的仅占15.7%。可见，受中越国家政策制度的影响，在中越两国关系改善之后，边境民族到异国从事商业买卖活动的人群已占相当大的数量。过去，滇越边境民族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原因而外流到国外的现象也是曾经出现的。20世纪50至70年代末期，滇越边民因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滇越边境民族为了满足生存甚至生命需求而迁移到越南北部。因民族国家政治因素而导致的问题，在滇越边境各民族之间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共性。问卷统计显示，关于“本民族与本地区其他民族在政治方面差异程度”的问题，认为差异不大的人群占到80%以上。边境民族并不会因为不同的民族身份而获得不同的政治待遇。
滇越边境民族由于生活在中国和越南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民族心理和文化特征上具有相似性，但民族群体之间的跨境交往仍然受多种因素制约。问卷统计显示，关于“您认为制约您与境外本民族交往的障碍”问题，边民认为主要障碍是边境制度、交通原因以及经济收入。其中，边境政策制度被边民认为是影响民族交往的最大制约因素，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占41.1%的比例。这也说明当地人非常关心两个国家的边境政策制度，都希望中越两国在减少这个制度障碍方面有所作为。边民认为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有利于两国边民正常交往，而滇越边境地区的交通条件较差，它严重影响了当地人与境外本民族的社会交往，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到29.6%的比例。经济收入被边民认为是影响跨境交往的第三大障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数占20.4%。而在边民看来，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因素对边民交往的影响甚微，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数只占3.4%的比例。
（二）边境民族社会稳定现状
边境民族社会秩序受多种因素影响。问卷调查时，在问及关于“周边国家有哪些事情会影响到你们的正常生活”问题时，边民认为贩毒、战争活动和口岸政策是主要因素。滇越边民经济贫困，贩毒是影响边境社会的主要因素。问卷统计显示，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周边国家贩毒活动已影响到边民正常生活，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占23.1%。此外，多数边民认为，战争是影响生活最主要的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占到36.9%，超过样本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周边国家战争活动对当地人影响范围程度较深，战争因素加剧了滇越边民的生活困境。截至2010年，云南文山州内的8个县仍属国家级贫困县。2007年，文山州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达到1704元，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边远山区的人没有解决温饱。贫困面广和贫困程度深是文山边境县少数民族群众的共同特点，尤其是沿越南边境5公里左右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条件很难得到改善。在滇越边境民族地区，战争在过去还使许多滇越边境民族丧失国民身份，沦落为没有任何国家归属的“难民”。在滇越边境地区调查，当问及“如果有机会您将选择什么民族”时，66.3%的人都回答愿意做一个中国人。这是滇越边境民族尤其是“难民”群体最普遍的心理愿望。
问卷统计显示，云南边境民族对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持比较高的满意度。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74.2%的人对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感到满意，不满意的人数仅占16.2%。因此对于边民来讲，即便有机会到越南居住，他们现在也根本不会搬迁的。田野调查中，关于“如有机会您愿意搬迁到周边国家居住吗”的问题。问卷统计显示，在所有的受访者中，持愿意搬到周边国家居住的人数仅占11，8%，而不愿意搬到周边其他国家居住的人数却高达88.2%。持愿意搬迁到越南居住的人群，主要是受近年越南边境民族政策制度的影响。关于“搬迁到周边国家居住的原因”问题，问卷统计显示，“好赚钱、好找对象、医疗条件好、教育条件好、本民族受尊重、自由参加宗教活动、其他”几个选项的比例分别为25.5%、8.5%、12.3%、9.4%、13.2%、12.3%、18.8%。当代背景下，好赚钱成为搬迁周边国家居住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本民族受尊重以及医疗条件好、教育条件好、好找对象。当然，这些因素具有地区性特点，云南边民现在的生活环境优于越南，但从纵向社会历史对比看，越南自革新开放以来实质性推进和发展边疆建设，有效培养了边民的国家认同意识。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所有调查对象中，认为本民族与本地区其他民族在经济方面差异很大的占到了45%的比例，接近一半；认为有些差异的占36.7%；没有差异的占11.6%。相对而言，滇越边民由于缺乏较为强烈的对比意识，边境民族整体性贫困在影响边境社会稳定方面并没有各民族在经济发展差异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严重。但边境地区差异性的经济发展水平突出存在极易使边境民族产生不平衡心理，不利于和谐边疆社会建设。 滇越边境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受多种主客观因素制约。在关于“民族经济发展主要受哪些因素制约”的问题进行调查统计分析时，边民认为受资金、交通、技术和文化水平因素影响的比例分别为19.9%、18.4%、17.8%、17.8%。当然，从最为普遍意义上讲，地方边境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还受资源、政策方面的影响，在今后本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应该重视边境地区的交通设施建设，努力提高边境民族的科技水平。问卷调查时，当问卷“您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对你们民族给予更多的帮助”问题时，被访者都希望政府在经济扶持、传承民族文化、边境自由通行方面给予更多帮助，持这些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9.2%、23.5%、17%。另外，希望政府在境外通婚并获得合法身份方面给予本民族帮助的人数有11.8%，希望政府给予在境外学习经文帮助的人数有6.7%，在人才培养、民族语言方面，滇越边民也期望得到实质性帮助。边境民族的这些心理诉求，都需求民族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政策制度才有可能达到理想效果。
三、滇越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原因分析
（一）边境民族自豪感与社会稳定交叉分析
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较强。关于“作为本民族的成员是否感到自豪”，问卷统计显示，受访者中感到自豪的占84.8%，感到不自豪的仅占2.9%，其他10.2%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而关于“对本民族的自我评价”问题，被访者多数选择“勤劳”、“好相处”、“诚实”和“团结”等正面评价，分别占30%、19.5%、20%和25.6%，滇越边境地区民族对自身评价很高。另外，问卷统计显示，受访者对民族关系和邻里关系的满意度较高，分别占81.7%、83.7%，这说明滇越边境民族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并对其他民族也有积极的认同意识。这种心态成为抵制民族分裂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最有力的保证。
为了考察民族意识与边境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本文以395位受访者为样本，对“对本民族是否感到自豪”和“对民族关系的满意”、“对本地信仰他教的态度”进行交叉分析。问卷统计显示，“对本民族是否感到自豪”和“对民族关心的满意”之间卡方检验呈显著相关性，对本民族的自豪感显著影响其对本民族的民族关系的满意度。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
表1中的卡方值和sig值是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做相关性分析所得出的卡方检验结果。理论上讲，皮尔逊卡方值越大，sig值越小，表明卡方检验的显著度水平越高。此表中，皮尔逊卡方值为33.0112，sig值小于0.05，表明卡方检验具有高显著度水平。这说明滇越边民对本民族的自豪感会明显影响其对民族关系的满意度。
为了更好地分析研究滇越边境民族心理，本文还对“您对本民族是否感到自豪”和“您对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进行了交叉性分析。相关统计数据，见表2。
统计显示，此表中的皮尔逊卡方值为28.935，sig值小于0.05，表明卡方检验具有高显著度水平。这说明滇越边境民族对本民族的自豪感明显会影响到其对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滇越边民具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
（二）边境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交叉分析
滇越边境民族的文化宽容度高，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其他民族加入你的信仰宗教群体”和“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时，被访者中持反对态度的人数仅为5.8%和23.4%。这非常有利于滇越边境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共同创建和谐稳定的边疆社会。为考察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对“宗教信仰”和“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这两个指标进行交叉分析。相关统计数据，见表3。
统计显示，此表中的皮尔逊卡方值为302.735，是一个比较大的值，sig值明显小于0.05，表明卡方检验具有高显著度水平。这说明滇越边境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其对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
本文为了更好地分析研究边民心理与社会稳定问题，还对滇越边境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对本民族信仰他民族宗教的态度”进行卡方检验。相关统计数据，见表4。
统计显示，此表中的皮尔逊卡方值为407.302，是一个非常大的值，而sig值明显小于0.05，这表明卡方检验高度显著，说明滇越边境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其对本民族信仰其他民族宗教的态度这两个指标之间呈显著相关性，滇越边境民族的宗教信仰会明显影响到其对本民族信仰他族宗教的文化心理。
四、结语
滇越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社会秩序的创建和维持始终交织着边境民族和民族国家这两个主体要素。从边境民族来讲，由于生活在不同民族国家边境地带，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制定实施的边境民族政策都会影响到边民的族群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直接主导着边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极易生活化为极具民族特性的族群文化特征。从民族国家来讲，任何性质的民族国家实体基本上都希望通过其边疆政策制度的有效实施，建构起一个各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发展的有序环境，从而维护民族国家实体的整体利益。其实，国家的惠边意愿本身也是地方边疆民族群体的共同愿望，然而在国家边疆治理发展的具体政策实践过程中，很多时候往往因为刚性坚持纯国家主义的治理逻辑，而程度不同地偏离边境民族群体的物质需求或文化诉求，尤其是交由地方乡镇干部直接“代理”的政策实施，在缺乏相应的科学监督体系的情况下，极容易滋生类型多样的“既得利益群体”，真正应该得实惠的边民群体被抛开，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将会大大弱化。其实，对多民族的存在及其认同的承认，决定了多元社会必须承认民族集体利益诉求的正当性，我们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协调平衡多民族之间的利益，把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建立在“正和博弈”的基础之上，让所有的民族都可以通过共在和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获得好处。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滇越边境民族地区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与滇越边民的文化心理及族群文化特征均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国家边境政策直接影响着滇越边民的心理认同意识，强烈的族群凝聚力和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能够十分有效地调动滇越边民参与和创建有序边境社会和维护国家边疆利益的积极主动性。如果民族国家能科学制定并有效实施较大程度地满足边境民族群体物质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多重复合需求，那么稳定有序的边疆社会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付广华]
[关键词]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社会稳定
[作者]谷家荣，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陈晨，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6-0067-007
一、问题与方法
边境民族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极易引发形式多样的矛盾冲突，对民族国家稳定有序的边疆社会形态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通常来讲，边境民族在地域空间上距离国家中央政权组织比较遥远，边境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国家主流文化存在一定差距，边民容易产生心理疏离感。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源自同一个地方的共同居住，部分是基于以特殊方式理解特殊地方的认同。现有的民族认同有赖于人类生物本性之间关系的性质，其中的生物性既包括种族和血缘的，也包括土壤和国土的。民族认同是特定形式的集体认同。在滇越边境，滇越边民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常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如果国家在制定边境政策过程中对边民的多样性文化认识不充分，所实施的边境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和满足边民的物质利益或文化诉求，那么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意识就很难得到整合，容易引发直接影响国家边疆安全和整体社会利益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合法性的认同往往会产生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以及被结构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它们社会实践中会再生产出合理化的结构来支配群体认同的社会形态。本文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直接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县抽取调查对象，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三方面开展实证研究，借以识探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创建和维持有序社会秩序的深层文化基础。
从社会学问卷调查研究的理论意义上讲，问卷调查研究过程中，如果抽取的样本量越接近观察总体，则在进行假设检验研究时所产生的误差就越小，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准确，但实际调查过程中，人们往往受多种资源条件的约束，因而不可能获取足够大的样本量。就本项研究而言，为了尽可能地满足样本的代表性，课题组分别在滇越边境地区的云南文山州富宁、麻栗坡、马关以及红河州河口、金平、绿春和元阳7个边境县，选择了苗族、傣族、彝族、壮族等10个民族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整群抽样方法原则，从中抽取395个受访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形式进行实证研究。所调查的地西北、翻坡、红岩村、金厂、金水河、联防村、龙凤村等20多个村寨，都是跨境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跨国流动到越南是当地边民较为普遍的生活现象。问卷统计显示，在所有抽取的样本对象中，苗族、傣族、哈尼族、汉族、拉祜族、苗族、瑶族、彝族及壮族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1.6%、6.1%、0.8%、9.1%、4.3%、13.4%、32.9%、7.3%和11.4%。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是瑶族，占到总人数的32.9%。此外，本次调查的395位受访者，其性别、年龄和职业结构都呈相对理想的正态分布状态，有利于有效开展假设检验研究。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和女性分别为72.2%、27.8%的比例，男性人数差不多是女性人数的2.6倍；从年龄构成上看，被调查者年龄大多在20岁-40岁之间，差不多达到80%的比例。被访人群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14岁，年龄极差值达到69岁，平均年龄35.75岁。从职业构成上看，有职业记录的人数为385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最多，共有172人，占总人数的43.5%；其次是干部群体，共有147人，占总人数的37.2%；人数最少的是企业职工和宗教人士，这两类人群只占总人数的1%左右。
本研究将受访者主要分为村民和干部两种类型来进行问卷调查。第一类是普通村民问卷调查。主要根据村落聚居、民族构成、人口规模等方面的情况，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先优选出20多个自然村，然后再以民族构成比例发放问卷。在进行具体问卷调查时，课题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作灵活处理。如：考虑到边境民族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个别人甚至无法用汉语交流）的情况，调查组成员先在每个村里优选出5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培训，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协助来克服调查过程中的语言障碍。问卷统计显示，受访对象中初小文化的有61人，占总人数的15.4%；文盲层次的人数为12.4%；完小学历层次的人数为13.4%。这三种学历层次的人总共占到41.2%的比例，基本上都是滇越边境民族地区的普通村民。如果受访对象能读写基本的汉语言文字，就让村民自己填答问卷。就村民问卷调查而言，由于课题组成员亲自参与，问卷回收率保持到了95%以上，除去部分选项缺失或前后相互矛盾的作废问卷，村民调查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样本量。
第二类是地方干部问卷调查。相对于地方边民，地方工作干部的文化素质普遍都比较高，很多都可以用双语甚至多语言交流，所以这部分问卷基本通过受访者自填式来完成。问卷统计显示，在全部有文化程度记录的受访人群中，人数最多的是大专文化，共有91人，占总人数的23%。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地方有正式工作的干部群体。但考虑到地方干部工作繁忙，调查问卷难以保证完全能够回收，所以在问卷发放的时候，课题组把这部分人的样本量适当放大一些，通过县、乡、村层级，分别从县政府、乡政府及村委会党政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中抽取调查对象。
这两类调查问卷虽然在提问方式、语言表述等一些方面有一定的差别，但本质内容都是基本一致的，主要从影响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两个大的方面来设置问题。主观指标以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三个层次为“虚线”，纵向调查滇越边境民族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心理；客观指标则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民族政策、群体性事件等多个方面，调查滇越边境民族社会稳定的现状。力求通过对客观社会事实的调查了解，结合滇越边民的社会文化心理，找准影响边民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通常讲，地方干部是国家边境政策制度的宣传者和执行者，课题组结合边境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客观背景，围绕地方干部对国家边境政策制度的认识、贯彻和实施情况，详细调查地方干部稳定和发展边境社会的各种创新做法及其相应的经验启示。普通村民是边境民族社会的生活主体，一些作为边境地区魅力型的人物，他们的观念意识及其社会行为很大程度地左右着地方边民群体。因此，通过这两类问卷调查，本文获得了比较客观的样本数据，样本代表性强，样本值和总体值误差小，调查研究结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滇越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状况。 二、滇越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现状
（一）边境民族心理及文化特征现状
跨界民族的产生是各人类集团之间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渐模糊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界线日益分明这两个大趋势交互影响的结果。在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边境民族的心理及其族群文化特征都具有相似性。问卷统计显示，在关于“本民族语言与境外民族相同的地方”问题方面，受访对象对“语言、节庆、生活习惯、生活水平、宗教信仰和其他”六个方面的选择，所占比例分别为28.5%、24.7%、22.1%、5.5%、13.3%和5.9%。其中，中越两国边境民族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最大，相似性仅占5.5%的比例。其实，这与中国和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有直接关系。从整体上讲，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快于越南，因此中国边境民族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会优越于越南边民。但滇越跨境民族生居模式的改变，并没有根本弱化边境民族的族群认同意识。在语言、节庆、生活习惯及宗教信仰方面，这些要素是最明显的族群文化特征，问卷统计显示，中越两地边民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调查统计数据较为均匀地分布在20%-30%之间。越南北部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不如中国，越南边民的生活普遍比中国边民贫困，这些客观的社会现实，使跨国流动成为越南北部边境民族惯常性的生活行为。问卷统计显示，在所有受访者和境外亲戚朋友保持联系方式的基本状况中，平时走访的人数占到56.4%，超过一半的比例。其他方面的生活走往，如节日探访的占14.3%，参加婚葬的占18.0%，祭祖的占4.5%。可见，滇越边境民族语境外亲戚朋友主要通过平时的生活走往来保持着亲密联系。同时，节日探访及婚姻、葬礼的时候，边民来往也相对比较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越两国政府都进行改革开放，中越两国边贸发展迅速。国家建设意志的改变，对滇越边境民族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您是否到境外做过生意”的问题，问卷统计显示，受访者到境外做过生意的仅占15.7%。可见，受中越国家政策制度的影响，在中越两国关系改善之后，边境民族到异国从事商业买卖活动的人群已占相当大的数量。过去，滇越边境民族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原因而外流到国外的现象也是曾经出现的。20世纪50至70年代末期，滇越边民因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滇越边境民族为了满足生存甚至生命需求而迁移到越南北部。因民族国家政治因素而导致的问题，在滇越边境各民族之间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共性。问卷统计显示，关于“本民族与本地区其他民族在政治方面差异程度”的问题，认为差异不大的人群占到80%以上。边境民族并不会因为不同的民族身份而获得不同的政治待遇。
滇越边境民族由于生活在中国和越南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民族心理和文化特征上具有相似性，但民族群体之间的跨境交往仍然受多种因素制约。问卷统计显示，关于“您认为制约您与境外本民族交往的障碍”问题，边民认为主要障碍是边境制度、交通原因以及经济收入。其中，边境政策制度被边民认为是影响民族交往的最大制约因素，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占41.1%的比例。这也说明当地人非常关心两个国家的边境政策制度，都希望中越两国在减少这个制度障碍方面有所作为。边民认为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有利于两国边民正常交往，而滇越边境地区的交通条件较差，它严重影响了当地人与境外本民族的社会交往，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到29.6%的比例。经济收入被边民认为是影响跨境交往的第三大障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数占20.4%。而在边民看来，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因素对边民交往的影响甚微，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数只占3.4%的比例。
（二）边境民族社会稳定现状
边境民族社会秩序受多种因素影响。问卷调查时，在问及关于“周边国家有哪些事情会影响到你们的正常生活”问题时，边民认为贩毒、战争活动和口岸政策是主要因素。滇越边民经济贫困，贩毒是影响边境社会的主要因素。问卷统计显示，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周边国家贩毒活动已影响到边民正常生活，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占23.1%。此外，多数边民认为，战争是影响生活最主要的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占到36.9%，超过样本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周边国家战争活动对当地人影响范围程度较深，战争因素加剧了滇越边民的生活困境。截至2010年，云南文山州内的8个县仍属国家级贫困县。2007年，文山州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达到1704元，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边远山区的人没有解决温饱。贫困面广和贫困程度深是文山边境县少数民族群众的共同特点，尤其是沿越南边境5公里左右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条件很难得到改善。在滇越边境民族地区，战争在过去还使许多滇越边境民族丧失国民身份，沦落为没有任何国家归属的“难民”。在滇越边境地区调查，当问及“如果有机会您将选择什么民族”时，66.3%的人都回答愿意做一个中国人。这是滇越边境民族尤其是“难民”群体最普遍的心理愿望。
问卷统计显示，云南边境民族对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持比较高的满意度。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74.2%的人对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感到满意，不满意的人数仅占16.2%。因此对于边民来讲，即便有机会到越南居住，他们现在也根本不会搬迁的。田野调查中，关于“如有机会您愿意搬迁到周边国家居住吗”的问题。问卷统计显示，在所有的受访者中，持愿意搬到周边国家居住的人数仅占11，8%，而不愿意搬到周边其他国家居住的人数却高达88.2%。持愿意搬迁到越南居住的人群，主要是受近年越南边境民族政策制度的影响。关于“搬迁到周边国家居住的原因”问题，问卷统计显示，“好赚钱、好找对象、医疗条件好、教育条件好、本民族受尊重、自由参加宗教活动、其他”几个选项的比例分别为25.5%、8.5%、12.3%、9.4%、13.2%、12.3%、18.8%。当代背景下，好赚钱成为搬迁周边国家居住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本民族受尊重以及医疗条件好、教育条件好、好找对象。当然，这些因素具有地区性特点，云南边民现在的生活环境优于越南，但从纵向社会历史对比看，越南自革新开放以来实质性推进和发展边疆建设，有效培养了边民的国家认同意识。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所有调查对象中，认为本民族与本地区其他民族在经济方面差异很大的占到了45%的比例，接近一半；认为有些差异的占36.7%；没有差异的占11.6%。相对而言，滇越边民由于缺乏较为强烈的对比意识，边境民族整体性贫困在影响边境社会稳定方面并没有各民族在经济发展差异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严重。但边境地区差异性的经济发展水平突出存在极易使边境民族产生不平衡心理，不利于和谐边疆社会建设。 滇越边境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受多种主客观因素制约。在关于“民族经济发展主要受哪些因素制约”的问题进行调查统计分析时，边民认为受资金、交通、技术和文化水平因素影响的比例分别为19.9%、18.4%、17.8%、17.8%。当然，从最为普遍意义上讲，地方边境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还受资源、政策方面的影响，在今后本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应该重视边境地区的交通设施建设，努力提高边境民族的科技水平。问卷调查时，当问卷“您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对你们民族给予更多的帮助”问题时，被访者都希望政府在经济扶持、传承民族文化、边境自由通行方面给予更多帮助，持这些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9.2%、23.5%、17%。另外，希望政府在境外通婚并获得合法身份方面给予本民族帮助的人数有11.8%，希望政府给予在境外学习经文帮助的人数有6.7%，在人才培养、民族语言方面，滇越边民也期望得到实质性帮助。边境民族的这些心理诉求，都需求民族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政策制度才有可能达到理想效果。
三、滇越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原因分析
（一）边境民族自豪感与社会稳定交叉分析
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较强。关于“作为本民族的成员是否感到自豪”，问卷统计显示，受访者中感到自豪的占84.8%，感到不自豪的仅占2.9%，其他10.2%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而关于“对本民族的自我评价”问题，被访者多数选择“勤劳”、“好相处”、“诚实”和“团结”等正面评价，分别占30%、19.5%、20%和25.6%，滇越边境地区民族对自身评价很高。另外，问卷统计显示，受访者对民族关系和邻里关系的满意度较高，分别占81.7%、83.7%，这说明滇越边境民族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并对其他民族也有积极的认同意识。这种心态成为抵制民族分裂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最有力的保证。
为了考察民族意识与边境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本文以395位受访者为样本，对“对本民族是否感到自豪”和“对民族关系的满意”、“对本地信仰他教的态度”进行交叉分析。问卷统计显示，“对本民族是否感到自豪”和“对民族关心的满意”之间卡方检验呈显著相关性，对本民族的自豪感显著影响其对本民族的民族关系的满意度。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
表1中的卡方值和sig值是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做相关性分析所得出的卡方检验结果。理论上讲，皮尔逊卡方值越大，sig值越小，表明卡方检验的显著度水平越高。此表中，皮尔逊卡方值为33.0112，sig值小于0.05，表明卡方检验具有高显著度水平。这说明滇越边民对本民族的自豪感会明显影响其对民族关系的满意度。
为了更好地分析研究滇越边境民族心理，本文还对“您对本民族是否感到自豪”和“您对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进行了交叉性分析。相关统计数据，见表2。
统计显示，此表中的皮尔逊卡方值为28.935，sig值小于0.05，表明卡方检验具有高显著度水平。这说明滇越边境民族对本民族的自豪感明显会影响到其对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滇越边民具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
（二）边境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交叉分析
滇越边境民族的文化宽容度高，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其他民族加入你的信仰宗教群体”和“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时，被访者中持反对态度的人数仅为5.8%和23.4%。这非常有利于滇越边境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共同创建和谐稳定的边疆社会。为考察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对“宗教信仰”和“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这两个指标进行交叉分析。相关统计数据，见表3。
统计显示，此表中的皮尔逊卡方值为302.735，是一个比较大的值，sig值明显小于0.05，表明卡方检验具有高显著度水平。这说明滇越边境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其对本民族信仰其他宗教的态度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
本文为了更好地分析研究边民心理与社会稳定问题，还对滇越边境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对本民族信仰他民族宗教的态度”进行卡方检验。相关统计数据，见表4。
统计显示，此表中的皮尔逊卡方值为407.302，是一个非常大的值，而sig值明显小于0.05，这表明卡方检验高度显著，说明滇越边境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其对本民族信仰其他民族宗教的态度这两个指标之间呈显著相关性，滇越边境民族的宗教信仰会明显影响到其对本民族信仰他族宗教的文化心理。
四、结语
滇越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社会秩序的创建和维持始终交织着边境民族和民族国家这两个主体要素。从边境民族来讲，由于生活在不同民族国家边境地带，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制定实施的边境民族政策都会影响到边民的族群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直接主导着边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极易生活化为极具民族特性的族群文化特征。从民族国家来讲，任何性质的民族国家实体基本上都希望通过其边疆政策制度的有效实施，建构起一个各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发展的有序环境，从而维护民族国家实体的整体利益。其实，国家的惠边意愿本身也是地方边疆民族群体的共同愿望，然而在国家边疆治理发展的具体政策实践过程中，很多时候往往因为刚性坚持纯国家主义的治理逻辑，而程度不同地偏离边境民族群体的物质需求或文化诉求，尤其是交由地方乡镇干部直接“代理”的政策实施，在缺乏相应的科学监督体系的情况下，极容易滋生类型多样的“既得利益群体”，真正应该得实惠的边民群体被抛开，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将会大大弱化。其实，对多民族的存在及其认同的承认，决定了多元社会必须承认民族集体利益诉求的正当性，我们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协调平衡多民族之间的利益，把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建立在“正和博弈”的基础之上，让所有的民族都可以通过共在和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获得好处。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滇越边境民族地区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与滇越边民的文化心理及族群文化特征均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国家边境政策直接影响着滇越边民的心理认同意识，强烈的族群凝聚力和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能够十分有效地调动滇越边民参与和创建有序边境社会和维护国家边疆利益的积极主动性。如果民族国家能科学制定并有效实施较大程度地满足边境民族群体物质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多重复合需求，那么稳定有序的边疆社会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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