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的膝关节炎犯了，周一我带他去医院检查。老人家行走困难，我们一步一挪地走到公交车站准备乘公交。通勤时段人多，老父腿脚又不灵便，我们挤了三次才终于艰难地上车。闷罐一样的公交车里，我们俩被牢牢挤在门口动弹不得。老父不能长时间站立，不到一站地，就已大汗淋漓。我很急，想着到下一站就下车，无论如何先找地方让他坐会儿。不想，快到第二站时，我身边的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惊慌地喊起来，说他的钱包不见了。售票员确认了半天，得知确实是在车上丢的，而且大家脚底下都没有，便让他报警，又招呼司机停车。车停了。男人掏出手机报警。然后我们就被告知，都不能下车，等警察来处理。这下车里炸了锅，全车人都急了，七嘴八舌地说，上班要迟到了，赶不上火车了，好多急事等着办呢……我更急，眼看老父满头大汗要撑不住了。我们纷纷要求先下车，但售票员态度坚决，说她既无权搜身，也无权开车门，只能请大家谅解。然后她一边安抚大家，一边号召附近的年轻人给老父让个座。旁边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老父费力地挤过去，总算坐下了。我长舒一口气，道谢后不再说话——就算说也没人听得见，因为几十个人都在指责中年男人没照看好自己的东西，耽误了大家时间，他一个人连累了一车人。那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外乡人，穿一件破旧褪色的黄背心，皮肤粗糙黢黑，一看就是做体力活的。他被困在风暴中心，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用不太好懂的西北方言跟大家解释，说昨天刚领的工钱，三千多块钱不是小数目，都怪自己不小心，对不起大家了。但急火攻心的乘客们根本听不进他的解释，指责抱怨声不绝于耳。
　　十分钟了，还不见警察来。有人开始踹车门，有人说要跳窗户出去，有人威胁说耽误了事要让丢钱包的男人赔偿损失。这时，售票员大姐说话了，她说：“大家体谅一下，设身处地想一想，要是你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活，工资全丢了会是什么心情。人都不容易，谁都有倒霉为难的时候，今儿咱赶同一辆车上了，咱就该帮他分担。人得有这点品德，不能光考虑自己。今儿你替别人想，明儿就有人替你想。”
　　被這么一说，乘客们安静了许多，大声指责渐渐变成小声抱怨。很快，警察到了，趴在窗口跟丢钱包的男人交流，商量怎么处理。说了好一会儿都没结果，人们又开始躁动，要求下车。还是售票员经验丰富，她一边安抚众人，一边号召大家再看看自己周围，再找找那个钱包。结果，话音刚落，一个小姑娘就在车座底下发现了那个钱包。小姑娘单纯，举着钱包说：“是这个吗？”中年男人一看，激动得话都说不清了，一个劲地点头说：“是我的，就是我的。”打开一看，钱一分没少。事情圆满解决，警察走了，车继续开。
　　我和老父在医院门口下了车。他问我：“刚才的事你怎么看？”我说：“大家早上都赶时间，很多人急躁可以理解，但大多数人都只想着自己，也确实让人心寒。要不是售票员坚持原则，这钱包恐怕就找不回来了。”老父说：“所以关键时候，就需要有人站在公义这边，尤其是有决策权的人。他心里要有公道，别人再怎么非议，也要坚持顶住，不让那些无辜、弱势的人受伤害。”
　　王蒙以前说过，要是让整个楼的人投票，表决是否把某家的电视搬走充公给大家看，那么可能除了那家人，全楼的人都会同意，但这显然不公平。所以这种时候，就得有个说了算的人站出来主持公道，这个人太重要了。
　　当我们有決策权时，就必须为了弱者而坚持原则。沉默很容易，顺水推舟也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迎合自己的利益也容易，只是世界会因此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