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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归化异化之争一直以来就是翻译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归化策略长期以来以其通顺流畅透明的风格占据了翻译的主流，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而异化策略虽经译界提倡和推扬，却从来不是翻译的主要趋向。究其原因，主要有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本文以中国翻译研究为背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从历史、作者的目的、译者的意图、受众的接受等几个方面分析异化翻译策略边缘化的原因，进一步揭示翻译的文化性实质，理清归化异化策略的辩证关系，为正确处理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 异化翻译归化翻译边缘化翻译
1.引言
归化异化长久以来就是翻译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归化翻译是以一种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采用目的与文化认可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努力使译文通顺、流畅，适合更多的目的语读者。这种翻译策略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到现在仍然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他们首先考虑的都是译文是不是通顺、流畅、透明，合乎译入国语言的文化和语言规范。而对那些不合乎这些标准的译文则置之不理或者压根不读，甚至撰文批评这些文字花里胡哨，充满异国风情。
异化翻译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尽可能多地在译文中保持原作的风味，使原作的异国情调得以延续，有时候为了让读者领略到原作的原汁原味，甚至会采用一些极端的翻译方法，不惜采取不符合目的语的文化语言规范。劳伦斯·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尽力表达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同和差异。在《译者的隐形》这本书中，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可能会达到凸显译者身份地位的作用，并且对欧美文化中心和文化进行消解。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和翻译家极力推崇异化翻译，认为异化翻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本族语（目的语），然而在现实的翻译和读者中，异化翻译的效果很不理想，许多的译者和读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抵抗这种译文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异化翻译的方式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虽然许多的文献和著作把归化和异化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很多的译者和读者只认可归化的翻译方式和策略，把译文通顺、流畅、透明奉为至上标准，而对那些不合乎这个标准的译文一概封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历史现状、文化认同和读者的接受等层面上。
2.异化翻译的历史现状
文化的差异是异化翻译的前提。19世纪初异化翻译在德国兴起，到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一直也没有停止。虽然翻译理论的研究依然在朝前继续迈进，但是归化异化之争依然贯穿于整个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之中。施莱尔马赫在演讲中提出异化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朱安博，2009：7）。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导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引导作者靠近读者。1995年美国学者L.Venuti在《译者的隐形》中定义了这两种方法为异化/归化。Venuti是异化派翻译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译”的概念，指出翻译的风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语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异”。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1999：192—193）在讨论异化翻译时，他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
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地批评了归化法，并大力提倡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文中力举的过分归化的表现和分析可以说促使我国翻译界对中国的文学翻译方法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1995年，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翻译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在此后几年中，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曾先后对异化和归化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异化和归化，从而发表异化译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改革开放期间，不仅翻译理论界对异化译法有了新的认识，而且目前翻译界在承认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哪一个是主流之争，这可参考孙致礼教授的《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和蔡平的《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两文。甚至现在有学者还认为：“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的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成为译语的一部分，看不出异质的因素了。”（蔡平，2002：39—41）
在翻译界，异化翻译历来都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呼声和提议，但是这样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一篇译文不可能只是归化或者异化翻译，肯定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归化翻译的主导地位使得异化翻译一直以来处于受人冷落不被重视的地位。
3.异化翻译的文化认同
翻译的目的就是使得目的语读者得到与原语读者大致相同的文化认同。这也是奈达动态对等的原则。实际上在翻译中异化翻译很少得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同，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读者对译文存在质疑，这无可厚非。并非每一个读者都会认同译者。异化翻译在语言和文化上不可能像归化翻译那样通顺、流畅，有可能和目的语的习惯表达和文化不是很一致，但是并不影响正常的交流。翻译也是一种交际行为，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可以完成交流活动。异化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陌生感，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策略，即选择能够体现源语文化特征的语言对术语进行翻译，通常采用音译或生造词汇的方法，让译文读者了解目的语文化，将源语文化移入目的语文化以丰富目的语文化及其表达方式。
翻译的“求同”与“存异”是不相互矛盾的。长时间以来，归化翻译的主导性地位使得异化翻译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地位。尤其在文化认同上，异化翻译始终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原语文化不认可，经过翻译的原语，虽然是用接近于原语文化和语言的异化翻译，但是毕竟不是原语，得不到原语的支持。而目的语文化更是不接受这种洋味十足，充斥异国情调的翻译，这种情况使得异化翻译处于尴尬的境地。虽然有好多的学者和译者主张异化翻译，甚至还有学者指出“归化——翻译的歧途”（刘英凯，1987），主张异化，可是在大众的文化认同里，异化翻译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文化和心理上的支持。目的语读者要么选择归化的译本，要么质疑异化的翻译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
如果跨文化交际仍然以目前这种速度发展，归化等翻译策略在汉译英传播交流中就继续占主导地位。即便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若要让讲英语的本国人理解、欣赏并且接受以完全异化的语言符号包装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这还将遥遥无期（陈刚，2006：43—47）。同样，在英译汉的传播交流中，归化也将继续占主导地位。要让不懂英文的大部分中国读者认同英语文化，异化翻译是肯定办不到的，只有用通顺和流畅的汉语才能够实现交流的目标。
4.读者对异化翻译的接受
陈刚教授的论文已经指出归化翻译还是一种主要趋势和整体策略。“归化”策略之所以可行、有效，其重要因素就在于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跨文化翻译即交流，跨文化交流即目的。如何使翻译有效，“只有异域文化不再是天书般地外异，而是能够在鲜明的本土形式里得到理解时，交流的目的才能达到”。“因此，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它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韦努蒂，2004：359）。跨文化翻译之主要功能，就是传递文化的相异性，而有效的传递方法或手段以“归化/本地化”居多。
异国文化要为目的语文化接受，文化归化/本地化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汉译英和英译汉同样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中国读者不可能全部接受充满异国情调的英译汉作品或者全部采用“欧化”句式的作品。英语国家的读者也不可能全部接受异化翻译的汉语作品，“归化”策略虽然仍是中文作品英译的主要策略，但是就算外国读者也未必青睐以异化策略或归化策略为主的译作本身。
译者期望自己的译作得到读者和社会的承认是非常自然的要求，被翻译的作品只有被读者接受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译作进入与读者发生关系的接受过程，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根据接受美学，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创作的“文本”，“文本”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而是有读者的接受和创造，作品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于是，只要英语国家的读者不认可，就简单地归结为翻译策略出了问题，那到底是“异化”不够，还是“归化”过度呢？换言之，接受美学的上述观点略显主观，取消文学作品（包括翻译文学作品）的客观性绝对不利于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评论的健康发展（陈刚，2006：43—47）。
汉语中的许多字翻译成英文，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的程度都是很有限的。“江湖”一词翻译成英文有多种译法，如：brotherhood（兄弟会），underworld（地下社会），jianghu（江湖）。这几种译法读者都能接受，接受的最好的估计还是“jianghu”这个译法。英语国家的读者可能对汉语的“江湖”不是很了解，而采取的异化的翻译方法也不可能把汉语的文化明白地告诉读者。因此英文引入“jianghu”这种翻译，大部分读者很难接受。当然，读者对“brotherhood”，“underworld”这两种译法的接受程度可能要大于“jianghu”这种翻译。归化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接近于目的语读者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习惯，容易在文化和心理上达到认同。
读者对异化翻译的接受也是长期以来异化翻译处于边缘地位的重要因素。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使得读者不可能自如地选择阅读和交流。翻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有效地沟通和交流，而归化翻译往往最有效，因此在读者选择翻译文本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接受程度和交流沟通的有效性。作为最大限度保留原语文化和语言的异化翻译在这一点上远远不及归化翻译。
5.结语
翻译是实践的一个过程，需要创造和思考。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也需要创造和思考。归化异化的讨论持续了一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结论。归化翻译的主导地位和异化翻译的边缘化也只是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原因。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归化异化翻译的研究会有更深入的理论支撑。不是说这两者是相互割裂的，应该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看待。这两者是亦此亦彼的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如果任何时候任何个人割裂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或独立静止地看待这两者的关系，那么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中就不会有任何新的发现和创造。
参考文献：
［1］朱安博.归化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7.
［2］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58-64.
［3］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9）：24-26.
［4］孙致礼.翻译的异化和归化［J］.山东外语教学，2001，（1）：32-35.
［5］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6］陈刚.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本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43-47.
［7］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5）：39-41.
［8］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关键词： 异化翻译归化翻译边缘化翻译
1.引言
归化异化长久以来就是翻译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归化翻译是以一种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采用目的与文化认可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努力使译文通顺、流畅，适合更多的目的语读者。这种翻译策略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到现在仍然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他们首先考虑的都是译文是不是通顺、流畅、透明，合乎译入国语言的文化和语言规范。而对那些不合乎这些标准的译文则置之不理或者压根不读，甚至撰文批评这些文字花里胡哨，充满异国风情。
异化翻译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尽可能多地在译文中保持原作的风味，使原作的异国情调得以延续，有时候为了让读者领略到原作的原汁原味，甚至会采用一些极端的翻译方法，不惜采取不符合目的语的文化语言规范。劳伦斯·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尽力表达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同和差异。在《译者的隐形》这本书中，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可能会达到凸显译者身份地位的作用，并且对欧美文化中心和文化进行消解。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和翻译家极力推崇异化翻译，认为异化翻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本族语（目的语），然而在现实的翻译和读者中，异化翻译的效果很不理想，许多的译者和读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抵抗这种译文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异化翻译的方式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虽然许多的文献和著作把归化和异化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很多的译者和读者只认可归化的翻译方式和策略，把译文通顺、流畅、透明奉为至上标准，而对那些不合乎这个标准的译文一概封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历史现状、文化认同和读者的接受等层面上。
2.异化翻译的历史现状
文化的差异是异化翻译的前提。19世纪初异化翻译在德国兴起，到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一直也没有停止。虽然翻译理论的研究依然在朝前继续迈进，但是归化异化之争依然贯穿于整个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之中。施莱尔马赫在演讲中提出异化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朱安博，2009：7）。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导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引导作者靠近读者。1995年美国学者L.Venuti在《译者的隐形》中定义了这两种方法为异化/归化。Venuti是异化派翻译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译”的概念，指出翻译的风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语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异”。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1999：192—193）在讨论异化翻译时，他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
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地批评了归化法，并大力提倡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文中力举的过分归化的表现和分析可以说促使我国翻译界对中国的文学翻译方法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1995年，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翻译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在此后几年中，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曾先后对异化和归化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异化和归化，从而发表异化译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改革开放期间，不仅翻译理论界对异化译法有了新的认识，而且目前翻译界在承认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哪一个是主流之争，这可参考孙致礼教授的《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和蔡平的《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两文。甚至现在有学者还认为：“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的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成为译语的一部分，看不出异质的因素了。”（蔡平，2002：39—41）
在翻译界，异化翻译历来都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呼声和提议，但是这样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一篇译文不可能只是归化或者异化翻译，肯定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归化翻译的主导地位使得异化翻译一直以来处于受人冷落不被重视的地位。
3.异化翻译的文化认同
翻译的目的就是使得目的语读者得到与原语读者大致相同的文化认同。这也是奈达动态对等的原则。实际上在翻译中异化翻译很少得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同，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读者对译文存在质疑，这无可厚非。并非每一个读者都会认同译者。异化翻译在语言和文化上不可能像归化翻译那样通顺、流畅，有可能和目的语的习惯表达和文化不是很一致，但是并不影响正常的交流。翻译也是一种交际行为，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可以完成交流活动。异化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陌生感，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策略，即选择能够体现源语文化特征的语言对术语进行翻译，通常采用音译或生造词汇的方法，让译文读者了解目的语文化，将源语文化移入目的语文化以丰富目的语文化及其表达方式。
翻译的“求同”与“存异”是不相互矛盾的。长时间以来，归化翻译的主导性地位使得异化翻译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地位。尤其在文化认同上，异化翻译始终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原语文化不认可，经过翻译的原语，虽然是用接近于原语文化和语言的异化翻译，但是毕竟不是原语，得不到原语的支持。而目的语文化更是不接受这种洋味十足，充斥异国情调的翻译，这种情况使得异化翻译处于尴尬的境地。虽然有好多的学者和译者主张异化翻译，甚至还有学者指出“归化——翻译的歧途”（刘英凯，1987），主张异化，可是在大众的文化认同里，异化翻译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文化和心理上的支持。目的语读者要么选择归化的译本，要么质疑异化的翻译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
如果跨文化交际仍然以目前这种速度发展，归化等翻译策略在汉译英传播交流中就继续占主导地位。即便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若要让讲英语的本国人理解、欣赏并且接受以完全异化的语言符号包装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这还将遥遥无期（陈刚，2006：43—47）。同样，在英译汉的传播交流中，归化也将继续占主导地位。要让不懂英文的大部分中国读者认同英语文化，异化翻译是肯定办不到的，只有用通顺和流畅的汉语才能够实现交流的目标。
4.读者对异化翻译的接受
陈刚教授的论文已经指出归化翻译还是一种主要趋势和整体策略。“归化”策略之所以可行、有效，其重要因素就在于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跨文化翻译即交流，跨文化交流即目的。如何使翻译有效，“只有异域文化不再是天书般地外异，而是能够在鲜明的本土形式里得到理解时，交流的目的才能达到”。“因此，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它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韦努蒂，2004：359）。跨文化翻译之主要功能，就是传递文化的相异性，而有效的传递方法或手段以“归化/本地化”居多。
异国文化要为目的语文化接受，文化归化/本地化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汉译英和英译汉同样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中国读者不可能全部接受充满异国情调的英译汉作品或者全部采用“欧化”句式的作品。英语国家的读者也不可能全部接受异化翻译的汉语作品，“归化”策略虽然仍是中文作品英译的主要策略，但是就算外国读者也未必青睐以异化策略或归化策略为主的译作本身。
译者期望自己的译作得到读者和社会的承认是非常自然的要求，被翻译的作品只有被读者接受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译作进入与读者发生关系的接受过程，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根据接受美学，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创作的“文本”，“文本”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而是有读者的接受和创造，作品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于是，只要英语国家的读者不认可，就简单地归结为翻译策略出了问题，那到底是“异化”不够，还是“归化”过度呢？换言之，接受美学的上述观点略显主观，取消文学作品（包括翻译文学作品）的客观性绝对不利于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评论的健康发展（陈刚，2006：43—47）。
汉语中的许多字翻译成英文，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的程度都是很有限的。“江湖”一词翻译成英文有多种译法，如：brotherhood（兄弟会），underworld（地下社会），jianghu（江湖）。这几种译法读者都能接受，接受的最好的估计还是“jianghu”这个译法。英语国家的读者可能对汉语的“江湖”不是很了解，而采取的异化的翻译方法也不可能把汉语的文化明白地告诉读者。因此英文引入“jianghu”这种翻译，大部分读者很难接受。当然，读者对“brotherhood”，“underworld”这两种译法的接受程度可能要大于“jianghu”这种翻译。归化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接近于目的语读者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习惯，容易在文化和心理上达到认同。
读者对异化翻译的接受也是长期以来异化翻译处于边缘地位的重要因素。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使得读者不可能自如地选择阅读和交流。翻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有效地沟通和交流，而归化翻译往往最有效，因此在读者选择翻译文本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接受程度和交流沟通的有效性。作为最大限度保留原语文化和语言的异化翻译在这一点上远远不及归化翻译。
5.结语
翻译是实践的一个过程，需要创造和思考。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也需要创造和思考。归化异化的讨论持续了一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结论。归化翻译的主导地位和异化翻译的边缘化也只是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原因。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归化异化翻译的研究会有更深入的理论支撑。不是说这两者是相互割裂的，应该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看待。这两者是亦此亦彼的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如果任何时候任何个人割裂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或独立静止地看待这两者的关系，那么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中就不会有任何新的发现和创造。
参考文献：
［1］朱安博.归化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7.
［2］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58-64.
［3］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9）：24-26.
［4］孙致礼.翻译的异化和归化［J］.山东外语教学，2001，（1）：32-35.
［5］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6］陈刚.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本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43-47.
［7］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5）：39-41.
［8］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