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令人欣喜的发展。我国在自然科学许多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也都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绝大部分还是跟踪发达国家的，原始的问题大都是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
　　当今我国科技界发展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文化风气。另一个是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之所以提出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文化是引领我国科技发展的灵魂。现代科学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科学家为求真、求知、追求真理而做出的一种奉献，而不是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现在学风浮躁、学术失范和种种学术不端行为，包括“包装”、抄袭、造假和“走关系”等，损害了科技界在社会上的崇高声誉，阻碍着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科技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便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一个科学的对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目前社会上流行的评价系统建立在发表SCI论文的数量、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的影响因子以及论文被引用次数等量化指标的基础上。这种量化的评价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科研发展的宏观态势，但并不能科学地表达一项研究的质的内涵。以《科学》《自然》这两个刊物为例，它们的影响因子高达 23-30以上，大大高于其他杂志。但许多学术价值高，对科学发展贡献大的研究成果，却并不一定发表在这两种杂志上。例如，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刊登在《物理评论》上，它的影响因子只有 7 左右。
　　其实我与《科学》和《自然》的主编都曾有过深谈，他们都认为中国科技界对这两个刊物的性质有严重的误解。《科学》杂志的前任总编 E. 鲁宾斯坦告诉我，他们选录论文的主要标准是新颖性，至于学术价值的高低则应由相关专家来评定与杂志无关。所以说白了，《科学》刊载的大多是“高级科技新闻”，并不能因它的影响因子高而盲目地提高对有关成果的评价。《自然》杂志前任总编英国约翰·麦道克斯爵士，同样告诉我，中国科技界曲解了《自然》杂志的性质。不久前《自然》的现任主编菲利普·坎贝尔说：“我想给年轻科学家三条信息：第一、给Nature的关注太多了，但有太多的期刊都和Nature一样优秀，Nature并不是一切；第二、年轻科学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期刊拒绝了你，这不代表一切，期刊也会犯错误，任何科研成就都是重要的，所以要继续努力；第三、别把发表论文作为唯一途径。不是论文发表越多，学术成就越高，有很多优秀的科研并没有把发表论文作为目标，它们的目标是应用。”可见，研究工作的质量内涵并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表观的数量来表征。
　　实际上，尽管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众多，如果对相关学科的发展没有在方向、观念、理论或方法等上有重要的实质性的推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贡献，那么文章再多，至多也是一个国外科技界讥讽的所谓“论文机器”，根本谈不上是高水平研究的标志。可是，我们的许多高校或研究所至今还以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等，论“英雄”、发奖金。而且为了争得所谓的第一作者、第一单位，往往搞得研究工作者之间和单位之间不能开展正常的交流和合作，妨碍了不同的学术思想之间开展有益的碰撞，阻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为了提高我们科学研究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不必为达到高的量化指标而花过多的精力，而应该静下心来潜心研究，通过实践发现新现象、发展新思路和新方法，真正做到“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