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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认为分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但随着需求型经济时代的来临，一种以“融合”为名的新经济模式正在逐渐兴起，这种变迁具有必然性，并且给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的贸易带来了新的发展趋势，包括贸易基本形式的演进、贸易得利的均衡分配以及贸易功能充分发挥。为适应此趋势，我国应该协同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竞争优势，建设跨越国界的“大流通”，
关键词：分工；融合；贸易；大流通
一、从分工到融合的理性分析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分工深化是解释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线索，也是劳动力效率之所以上升的根源。但是，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种新的提升经济效率的模式正在形成，它突破了边界的束缚。使要素与要素之间、产品与产品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也即形成了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如果将迄今为止以分工为基础的时代称为“斯密时代”，那么有着融合趋势的时代就是“后斯密时代”。
1、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是各经济主体对于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的一种确认，是“理性人”最大化自身所拥有财富的收益的选择，是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这一经济运行基本准则的体现。按照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标准，我们可以将分工的具体进程做以下四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是分工的初级阶段，发生于相对宏观的产业体系之间，也即三次大分工的进行。随着农业从游牧业的分离、手工业从农业的分离，以及商业从手工业的分离，维系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三大主要产业体系已经形成，构成了最基础的分工体系。
第二阶段是分工的中级阶段，发生于相对微观的产业部门之间。根据不同资源禀赋所导致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动力，李嘉图的“酒与布”模型便是很好的诠释。在现代社会。产业部门间的分工已经逐渐延伸到产业内部，从“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包括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从“产业间贸易”发展到“产业内贸易”。
第三阶段是分工的高级阶段，发生于微观的产品内部。即所谓的“产品内分工”。这也是技术进步条件下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必然趋势，是资源禀赋优势进一步明确的结果。一架波音飞机的制造。需要70个国家来共同完成，通过信息化途径实现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实现细化的任务分解和多进程同步管理。
第四阶段是分工的预期阶段，发生于更为微观的要素内部。被称为“要素内分工”。这一名词的提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可，主要是因为“要素”的定义难以统一。目前主要的观点认为，要索内分工实际上就是中间产品的分工，某些不具备生产成品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中间产品的制造来参与国际分工。
在分工各阶段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比较优势”的思想始终贯彻于分工的深化进程之中：二是贸易始终与分工紧密相联，并随着分工的深化而不断扩大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因为越是细致的分工，越是专业化的生产，就越是需要扩大与其余分工主体的联系(盛洪，1992)。
2、融合是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分工已经向要素内深化的趋势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它源于分工，却不同于分工，但同样有着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作用。这种模式可以被命名为“融合”，与分工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趋势相反、它是从要素融合到产品融合，再到产业融合，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趋势。
要素融合是指将不同的生产要素融入传统的生产流程之中，使之产生新功能、新用途。其根源在于持续的创新。例如，手机刚一出现时的功能仅限于通话，但目前的手机已经融合了媒体播放、网络登录、游戏娱乐等多种功能。
产品融合是指原本相互独立的产品结合到一起，形成功能的多元化。这相当于要素融合的高级形式：要素融合的新产品的多元化功能仅只是存在，难以上升到“专业化”的高度；产品融合并不妨碍“专业化”的实现，各种功能均会有优于独立产品的表现。从发展趋势和速度上来看，手机、多媒体播放器、便携式电脑等电子产品有望最先达到这一阶段。
产业融合是“融合”在目前的最高阶段。不仅有技术创新的需求，在制度与组织方面同样具有创新需求。这与旧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不同，不是盲目求全，而是在垂直融合与水平融合，突破了产业边界与企业边界，以更加灵活地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例如，包括金融业、工业、商业在内的不同企业跨越不同地域和产业部门，为了同一个市场目标联合在一起，在融合中实现分工。即通常所谓的“敏捷化制造”，或者更为高级的“虚拟企业”、“动态联盟”。
3、需求型经济是融合产生的根源。融合不是对分工的否定，而是在分工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延伸。大量融合型创新产品和新兴企业的出现，就像交叉性学科弥补跨越学科领域的研究空白一样，弥补了大量跨越产业部门的需求的空白，相当于根据这些原本难以满足的融合型需求专门定制了产品、建立了企业，是更高层面上的分工深化。
实际上，从分工到融合的发展，有着必然性的根源，那就是需求型经济时代的来临。在供给型的经济时代，供给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大部分消费者受技术水平、经济状况、收入条件的制约，没有选择的主动权；在需求型的经济时代，需求的“拉动”作用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随着技术的发展、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对既有的供给现状产生不满，促使和“逼迫”了新型企业与产品的出现。
因此，融合就是一种顺应时代变迁的趋势，围绕着需求的满足这一中心而存在，在要素与要素之间、产品与产品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融合，而由此产生的新要素、新产品、新产业，又是针对更细化的领域的新分工。这种新分工与传统分工不同，不是内部的不断深化，而是跨越了固有的界限，通过创新实现外部的不断拓展，将原本模糊的需求，在融合中明确为实际的供给。总之，随着供给型经济向需求型经济的过渡。从分工到融合的发展已成必然。
二、融合条件下的贸易发展新趋势
1、贸易基本形式的新发展。贸易可以被理解为交换的集合，而交换即为贸易的最基本形式。在现代社会，交换已经跨越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而是向着“交易”的方向发展，运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并辅以信贷杠杆、金融工具，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行为，扩展到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通过分析融合条件下交换主体、交换规模和交换作用的变化，即可判断出融合条件下贸易基本形式的新发展。
交换的参与者是遵循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各经济主体，互为供给方和需求方。在融合条件下，一些比较优势相雷同的经济主体将被迫退出交换，而融合了多种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经济主体将成为交换的主要参与者，并提升交换质量，增加交换所得。
交换的规模包括交换的参与者数目、交换的频率和交换的单位总量。这三点与分工深化呈正向关系。由于融合 可被理解为更高层次、更细化的分工的体现。因此一方面会有融合中形成的新要素、新产品、新产业加入到交换当中，一方面交换的频率和交换单位总量都会因为新交换对象的兑现而提升和增加。因此，融合将扩大交换的规模。
交换的作用等同于贸易的作用，是最基础的调节供求矛盾的方式。在融合条件下，由于时代经济特征的演变。交换的作用主要向需求方倾斜。更加突出了其反馈需求变化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在参与交换的各经济主体中，势必会因为分工的深化而出现专门承担交换功能的中间性组织。那么。这一中间性组织如何参与融合以及如何在融合中充分地发挥以交换联结供求的作用，理应成为关注的重点。
2、贸易得利分配方式的新发展。贸易的目的非常直接，即为贸易得利。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或者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得利都是相互间进行贸易的根本目的。
这里就存在一个贸易得利分配方式的问题，因为利益的分配方式会决定合作方式，直接关系到贸易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融合条件下，产业间的融合能够产生一种称之为“虚拟企业”或“动态联盟”的跨越地域和产业部门的新型组织，为贸易得利的分配方式带来了新的发展。
实际上，分配利益所得就是在“利己”和“利他”之间获得一个平衡。虽然“理性人”时刻以“利己”为根本准则。但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来看，“利己”与“利他”并不矛盾。因融合而产生的“虚拟企业”由数个成员企业组成，互相之间往往没有任何产权上的联系，所以契约约束对其非常重要，尤其是关系到其存在稳定性和存在时间的利益分配契约，会直接影响“虚拟企业”的解散与否。
通过以贸易价格为关键变量的简单博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融合条件下的贸易得利分配可以存在同时兼顾“利己”与“利他”的次优解，虽然仍无法满足贸易双方同时的利益最大化。但相较其余的均衡解而言。这一结论无疑有了更多的帕累托改进。不过，达成此次优解的前提是，贸易的参与者，也即“虚拟企业”的参与者。必须将为对方做出的妥协和让步明确为契约的约束。在贸易发生之前，就以此约束为行为准则。类比现实中的贸易，就相似于WTO中的种种仲裁原则及法律条文。
3、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是“大流通”。由于融合是需求型经济时代的产物，所以贸易的功能在其中显得格外重要。不仅要具有媒介交换、时空调节、促进生产、满足消费的传统作用，还要能够对需求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并力求达到引导和激发需求的目的。因此，结合贸易与其它产业部门间的融合情况，我们可以将贸易的发展新趋势以“大流通”的定义进行概括。
流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其狭义理解就是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在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移动的过程，而广义理解则是上述的“大流通”，是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内的社会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的过程。但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其具体表现形式均与贸易一致。即通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移动。将供给与需求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只是二维平面的相交曲线，那么流通或贸易就是在三维平面联结供求的中间环节(晏维龙，2002)。
在融合条件下，跨越国界的贸易随着参与者结构的升级、规模的扩大、利益分配方式的理论改良。以及调节供求功能的格外凸现。已经超越了贸易的最初定义。它承担了如上所述的“四流合一”的职能，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融合，将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各经济主体全部囊括进来，在以需求为核心的经济时代中起着主导作用。
所以，在融合条件下去理解和判断贸易的发展新趋势，就必须上升到广义的“大流通”的高度。从引导社会经济循环的角度进行研究。
三、我国适应贸易发展新趋势的对策建议
1、从参与分工到参与融合。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即正式加入了国际分工进程之中，但由于技术、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在大部分产业只能固守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处于分工的低端。获利颇微，只能以数量弥补质量，但又因此引起大量的贸易摩擦，并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因此，我国迫切地需要摆脱被动承受分工的旧有模式。而加入到主动融合的创新模式中来，运用多种要素、产品及产业的融合，从“比较优势”进化到“竞争优势”，一方面增加国际贸易得利，一方面使自己区别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避免劳动力成本的恶性竞争。实际上，由于贸易独特的多元融合性质，我国可以考虑在贸易环节的竞争优势的确立，因为就“微笑曲线”来看，从流通环节获得的利益，完全不逊色于技术环节，零售龙头“沃尔玛”雄踞于500强的榜首就是典型的例证。
2、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这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论题，发展中国家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就是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向技术和资本禀赋的发展。就我国的基本国情而言。发展出动态比较优势并非不可能。但在一定阶段内不会是一个涉及所有产业部门的发展，势必有轻重缓急之分。另外，技术的优势培育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但对某些产业来说，相对更为便利的制度和组织改进，也有着不亚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贸易产业正有着这样的特性。因此，将资本倾斜于贸易产业的扶植，并辅以制度和组织的创新，将会在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培育中另辟蹊径。
3、协同三大优势建设“大流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有三大优势的发挥和运用必不可少：比较优势——从静态向动态的发展；后发优势——对发达国家技术溢出和外部效应的借鉴和学习：竞争优势——确立不雷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有利于国际竞争的优势。我国的“大流通”建设也是同样如此，从初级的贸易功能上升到高级的流通功能，必须要三大优势的互相协同。比较优势的发挥以上已经有过论述，特别强调流通制度与组织的创新，切勿“唯技术论”；后发优势的发挥则要通过“干中学”得以实现，尤其要关注发达国家大型零售超市和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经验，因为这是最贴近市场需求的中间组织；竞争优势的发挥实际上是最终的优势整合，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均已具备的前提下。只要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大流通”的建设就会在从分工到融合的进程中水到渠成。
关键词：分工；融合；贸易；大流通
一、从分工到融合的理性分析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分工深化是解释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线索，也是劳动力效率之所以上升的根源。但是，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种新的提升经济效率的模式正在形成，它突破了边界的束缚。使要素与要素之间、产品与产品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也即形成了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如果将迄今为止以分工为基础的时代称为“斯密时代”，那么有着融合趋势的时代就是“后斯密时代”。
1、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是各经济主体对于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的一种确认，是“理性人”最大化自身所拥有财富的收益的选择，是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这一经济运行基本准则的体现。按照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标准，我们可以将分工的具体进程做以下四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是分工的初级阶段，发生于相对宏观的产业体系之间，也即三次大分工的进行。随着农业从游牧业的分离、手工业从农业的分离，以及商业从手工业的分离，维系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三大主要产业体系已经形成，构成了最基础的分工体系。
第二阶段是分工的中级阶段，发生于相对微观的产业部门之间。根据不同资源禀赋所导致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动力，李嘉图的“酒与布”模型便是很好的诠释。在现代社会。产业部门间的分工已经逐渐延伸到产业内部，从“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包括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从“产业间贸易”发展到“产业内贸易”。
第三阶段是分工的高级阶段，发生于微观的产品内部。即所谓的“产品内分工”。这也是技术进步条件下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必然趋势，是资源禀赋优势进一步明确的结果。一架波音飞机的制造。需要70个国家来共同完成，通过信息化途径实现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实现细化的任务分解和多进程同步管理。
第四阶段是分工的预期阶段，发生于更为微观的要素内部。被称为“要素内分工”。这一名词的提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可，主要是因为“要素”的定义难以统一。目前主要的观点认为，要索内分工实际上就是中间产品的分工，某些不具备生产成品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中间产品的制造来参与国际分工。
在分工各阶段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比较优势”的思想始终贯彻于分工的深化进程之中：二是贸易始终与分工紧密相联，并随着分工的深化而不断扩大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因为越是细致的分工，越是专业化的生产，就越是需要扩大与其余分工主体的联系(盛洪，1992)。
2、融合是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分工已经向要素内深化的趋势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它源于分工，却不同于分工，但同样有着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作用。这种模式可以被命名为“融合”，与分工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趋势相反、它是从要素融合到产品融合，再到产业融合，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趋势。
要素融合是指将不同的生产要素融入传统的生产流程之中，使之产生新功能、新用途。其根源在于持续的创新。例如，手机刚一出现时的功能仅限于通话，但目前的手机已经融合了媒体播放、网络登录、游戏娱乐等多种功能。
产品融合是指原本相互独立的产品结合到一起，形成功能的多元化。这相当于要素融合的高级形式：要素融合的新产品的多元化功能仅只是存在，难以上升到“专业化”的高度；产品融合并不妨碍“专业化”的实现，各种功能均会有优于独立产品的表现。从发展趋势和速度上来看，手机、多媒体播放器、便携式电脑等电子产品有望最先达到这一阶段。
产业融合是“融合”在目前的最高阶段。不仅有技术创新的需求，在制度与组织方面同样具有创新需求。这与旧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不同，不是盲目求全，而是在垂直融合与水平融合，突破了产业边界与企业边界，以更加灵活地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例如，包括金融业、工业、商业在内的不同企业跨越不同地域和产业部门，为了同一个市场目标联合在一起，在融合中实现分工。即通常所谓的“敏捷化制造”，或者更为高级的“虚拟企业”、“动态联盟”。
3、需求型经济是融合产生的根源。融合不是对分工的否定，而是在分工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延伸。大量融合型创新产品和新兴企业的出现，就像交叉性学科弥补跨越学科领域的研究空白一样，弥补了大量跨越产业部门的需求的空白，相当于根据这些原本难以满足的融合型需求专门定制了产品、建立了企业，是更高层面上的分工深化。
实际上，从分工到融合的发展，有着必然性的根源，那就是需求型经济时代的来临。在供给型的经济时代，供给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大部分消费者受技术水平、经济状况、收入条件的制约，没有选择的主动权；在需求型的经济时代，需求的“拉动”作用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随着技术的发展、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对既有的供给现状产生不满，促使和“逼迫”了新型企业与产品的出现。
因此，融合就是一种顺应时代变迁的趋势，围绕着需求的满足这一中心而存在，在要素与要素之间、产品与产品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融合，而由此产生的新要素、新产品、新产业，又是针对更细化的领域的新分工。这种新分工与传统分工不同，不是内部的不断深化，而是跨越了固有的界限，通过创新实现外部的不断拓展，将原本模糊的需求，在融合中明确为实际的供给。总之，随着供给型经济向需求型经济的过渡。从分工到融合的发展已成必然。
二、融合条件下的贸易发展新趋势
1、贸易基本形式的新发展。贸易可以被理解为交换的集合，而交换即为贸易的最基本形式。在现代社会，交换已经跨越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而是向着“交易”的方向发展，运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并辅以信贷杠杆、金融工具，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行为，扩展到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通过分析融合条件下交换主体、交换规模和交换作用的变化，即可判断出融合条件下贸易基本形式的新发展。
交换的参与者是遵循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各经济主体，互为供给方和需求方。在融合条件下，一些比较优势相雷同的经济主体将被迫退出交换，而融合了多种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经济主体将成为交换的主要参与者，并提升交换质量，增加交换所得。
交换的规模包括交换的参与者数目、交换的频率和交换的单位总量。这三点与分工深化呈正向关系。由于融合 可被理解为更高层次、更细化的分工的体现。因此一方面会有融合中形成的新要素、新产品、新产业加入到交换当中，一方面交换的频率和交换单位总量都会因为新交换对象的兑现而提升和增加。因此，融合将扩大交换的规模。
交换的作用等同于贸易的作用，是最基础的调节供求矛盾的方式。在融合条件下，由于时代经济特征的演变。交换的作用主要向需求方倾斜。更加突出了其反馈需求变化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在参与交换的各经济主体中，势必会因为分工的深化而出现专门承担交换功能的中间性组织。那么。这一中间性组织如何参与融合以及如何在融合中充分地发挥以交换联结供求的作用，理应成为关注的重点。
2、贸易得利分配方式的新发展。贸易的目的非常直接，即为贸易得利。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或者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得利都是相互间进行贸易的根本目的。
这里就存在一个贸易得利分配方式的问题，因为利益的分配方式会决定合作方式，直接关系到贸易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融合条件下，产业间的融合能够产生一种称之为“虚拟企业”或“动态联盟”的跨越地域和产业部门的新型组织，为贸易得利的分配方式带来了新的发展。
实际上，分配利益所得就是在“利己”和“利他”之间获得一个平衡。虽然“理性人”时刻以“利己”为根本准则。但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来看，“利己”与“利他”并不矛盾。因融合而产生的“虚拟企业”由数个成员企业组成，互相之间往往没有任何产权上的联系，所以契约约束对其非常重要，尤其是关系到其存在稳定性和存在时间的利益分配契约，会直接影响“虚拟企业”的解散与否。
通过以贸易价格为关键变量的简单博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融合条件下的贸易得利分配可以存在同时兼顾“利己”与“利他”的次优解，虽然仍无法满足贸易双方同时的利益最大化。但相较其余的均衡解而言。这一结论无疑有了更多的帕累托改进。不过，达成此次优解的前提是，贸易的参与者，也即“虚拟企业”的参与者。必须将为对方做出的妥协和让步明确为契约的约束。在贸易发生之前，就以此约束为行为准则。类比现实中的贸易，就相似于WTO中的种种仲裁原则及法律条文。
3、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是“大流通”。由于融合是需求型经济时代的产物，所以贸易的功能在其中显得格外重要。不仅要具有媒介交换、时空调节、促进生产、满足消费的传统作用，还要能够对需求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并力求达到引导和激发需求的目的。因此，结合贸易与其它产业部门间的融合情况，我们可以将贸易的发展新趋势以“大流通”的定义进行概括。
流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其狭义理解就是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在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移动的过程，而广义理解则是上述的“大流通”，是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内的社会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的过程。但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其具体表现形式均与贸易一致。即通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移动。将供给与需求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只是二维平面的相交曲线，那么流通或贸易就是在三维平面联结供求的中间环节(晏维龙，2002)。
在融合条件下，跨越国界的贸易随着参与者结构的升级、规模的扩大、利益分配方式的理论改良。以及调节供求功能的格外凸现。已经超越了贸易的最初定义。它承担了如上所述的“四流合一”的职能，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融合，将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各经济主体全部囊括进来，在以需求为核心的经济时代中起着主导作用。
所以，在融合条件下去理解和判断贸易的发展新趋势，就必须上升到广义的“大流通”的高度。从引导社会经济循环的角度进行研究。
三、我国适应贸易发展新趋势的对策建议
1、从参与分工到参与融合。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即正式加入了国际分工进程之中，但由于技术、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在大部分产业只能固守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处于分工的低端。获利颇微，只能以数量弥补质量，但又因此引起大量的贸易摩擦，并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因此，我国迫切地需要摆脱被动承受分工的旧有模式。而加入到主动融合的创新模式中来，运用多种要素、产品及产业的融合，从“比较优势”进化到“竞争优势”，一方面增加国际贸易得利，一方面使自己区别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避免劳动力成本的恶性竞争。实际上，由于贸易独特的多元融合性质，我国可以考虑在贸易环节的竞争优势的确立，因为就“微笑曲线”来看，从流通环节获得的利益，完全不逊色于技术环节，零售龙头“沃尔玛”雄踞于500强的榜首就是典型的例证。
2、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这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论题，发展中国家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就是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向技术和资本禀赋的发展。就我国的基本国情而言。发展出动态比较优势并非不可能。但在一定阶段内不会是一个涉及所有产业部门的发展，势必有轻重缓急之分。另外，技术的优势培育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但对某些产业来说，相对更为便利的制度和组织改进，也有着不亚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贸易产业正有着这样的特性。因此，将资本倾斜于贸易产业的扶植，并辅以制度和组织的创新，将会在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培育中另辟蹊径。
3、协同三大优势建设“大流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有三大优势的发挥和运用必不可少：比较优势——从静态向动态的发展；后发优势——对发达国家技术溢出和外部效应的借鉴和学习：竞争优势——确立不雷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有利于国际竞争的优势。我国的“大流通”建设也是同样如此，从初级的贸易功能上升到高级的流通功能，必须要三大优势的互相协同。比较优势的发挥以上已经有过论述，特别强调流通制度与组织的创新，切勿“唯技术论”；后发优势的发挥则要通过“干中学”得以实现，尤其要关注发达国家大型零售超市和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经验，因为这是最贴近市场需求的中间组织；竞争优势的发挥实际上是最终的优势整合，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均已具备的前提下。只要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大流通”的建设就会在从分工到融合的进程中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