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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祥问：“这书会不会有盗版？”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笑道：“盗不出来，咱自己印都这么艰难，盗版能怎么做啊？”
继2010年在台湾出版后，任祥编著的《传家》今年3月下旬发行了简体中文版，首印一万套。4月初该书在实体书店和网店上开始断货。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每天被催得脑门冒汗”。但盗版商也无机可乘，要呈现这一套书，成本实在太高，全彩页，大量双跨页和图片，先线装再胶装，用最好的纸张，台版为哑粉纸，大陆版为纯质纸。任祥希望书要与内容的美感相符。《传家》共分春、夏、秋、冬四册，以“气氛生活”“岁时节庆”“以食为天”“匠心手艺”“齐家心语”“生活札记”为脉络，囊括了中国文化、艺术、教育、饮食、服饰、处世、养生、传统节日、有机蔬菜的种植等内容。
该书在台湾出版时，任祥带领一个专业团队花了五年时间去设计、制作和印装。大陆版编务统筹张立宪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简体版在台版基础上照猫画虎，都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完全与商业无关的项目，我希望人人皆可传家。”任祥说。
“哪天回家会不会看到
一只乳牛在院子里”
事实上，多年以来任祥都想做这一套书，“述说中国人生活中的美与智慧”。
早年曾游历多个西方国家，她了解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糟糕。“中国城”（唐人街）都是“脏、乱、差”。任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很不喜欢外国人认为的，只能在博物馆才能看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或者他们在中国城看到的，就以为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是无所不在的精致，我要‘血洗’外国人对Chinatown的恶质印象。”
而编著《传家》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她的儿女陆续去美国读书，将面临西方文化及价值体系的直接冲击，“我要清楚地告诉儿女，中国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让他们认识自己。”
任祥把女儿送到美国，一回台湾就开始书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她写成语部分时，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成语，跟壁纸一样；她写鸡蛋时就养起了母鸡，还搭配了一只公鸡每天早上打鸣；她写豆腐时，自己磨豆子；她写蔬菜，便在露台种植各式各样的青菜。任祥的老公姚仁喜后来打趣地回忆道：“我真担心什么时候她写到牛奶，哪天回家会不会看到一只乳牛在院子里。”
“我倒没考虑过养牛，但真的想过养羊。”任祥笑着回忆自己当初的疯狂行为。她认为，自己要写的东西，前提是存在于真实生活当中，比如各种食物自家厨房都能做得出来，如此才能传承下去。所以整套书中的食物、礼品几乎都出自她的亲手制作，再由她和台湾著名摄影师刘振祥拍摄。而一些事情用文字表述起来太复杂，她便以图表或漫画的形式呈现，“比如我将牛肉面做法的七个步骤用了图画。”
除此之外，她还去农家、餐馆进行采访，在台北张大千故居找张大千的女儿介绍四川泡菜，然后再回家自己做菜验证。有时同一个菜要拍七八次照才算成功，而一些外景，仅仅为了拍一组照片来呈现就得花大量精力去搭建，“每拍一组厉害的照片，我都会累倒，躺个好几天。”任祥说。
所有的内容都亲力亲为，或者叫上自己设计公司的同事，或者叫上一帮学生，大伙一起来做手工。在写到“中国女性服饰”的主题时，任祥查阅大量资料，将历朝历代的服饰选取23种演变，将每种服饰的领子、袖口、绑带、上衣、外挂等具体尺寸均标画出来，并请服装设计老师将这些衣服依照台湾名模林志玲的身材缝制出来。而读者也可以依照尺寸去剪裁。
本职是珠宝设计师的任祥称，自己并不是职业作家，逻辑性不强，“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到处撒网。”最后，这张大网撒到完全理不清头绪，家里也堆满各种实物。做建筑师的丈夫姚仁喜“指点迷津”，把内容分类，四个季节就四本书，每本书六大板块。
本来她只是想跟自己的孩子“唠叨”一番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最后却做成了作家龙应台口中的“美的百科全书”。而她自己最看重的一部分既是“齐家心语”，里面有自己的家庭故事，更将中华文化的底蕴铺陈其中，包括了诗词、戏剧、出版、谚语、成语等。
“那时背诵《世说新语》，
觉得那完全是个无聊的东西”
“今天能做出这一套书，跟小时候在金山农场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接触土壤，喜欢自己种菜、做各种手工，跟土地的感情在很小时候就有了。”任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现在到大陆出差，每天还要打电话回台北，关心菜园子的情况。
上世纪50年代末，任祥出生在台北的金山小镇。直到长大成人，任祥才逐渐从外人口中和各种文献中得知自己父母与大时代的故事。父亲任显群是台湾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担任台湾“财政厅厅长”和台湾银行董事长，被誉为“台湾统一发票之父”，而其母亲顾正秋师从梅兰芳，是著名京剧青衣，从上海到台北演出均万人空巷。
1955年任显群的族叔以匪谍案被判刑，而任显群作为担保人也牵连入狱，1958年出狱后逐渐退出政坛，到金山安家，随后又经营蔬菜水果的百货公司。任显群不跟年幼的任祥说实话，开玩笑说，“你们妈妈是一条蛇，所以我们住在《白蛇传》中的金山寺。”
但在台湾，流传更广的一种“八卦”说法是李敖、陈文茜等认为的：1950年顾正秋在台北开唱，场场爆满，戏迷中不乏政坛人物。蒋经国在追求顾正秋的过程中败给了任显群，所以导致后者的牢狱之灾，任出狱后，夫妻俩不得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在1960年代初，任显群和顾正秋几乎过着隐居的荒野生活，任祥回忆，“周围连个邻居都没有，都是自己种地。”
作家白先勇说，“任祥对传统文化之特别敏感，其来有自。”很大程度，任祥受到了顾正秋的美感教育，平时的言谈举止都被要求有礼数，连穿拖鞋走出声音都要挨打。任祥很早也观看了母亲在台上的京剧表演，学过京剧、古筝、绘画，但她读中学时最喜欢还是弹吉他、唱歌，1978年曾推出专辑《唱吧，新民歌》，成了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早期歌手之一。她后来的真正职业却是珠宝设计，因广泛的涉猎而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女”。
但年轻时的任祥并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她回忆说，自己中学时是全班倒数第一名，“那时背诵《世说新语》，觉得那完全是个无聊的东西。”直到婚后，自己要教育孩子了，她在复杂的家庭背景中，才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
因为父母均是来自大陆，任祥从小家教严格，“没少挨过打，没少罚过跪”，丈夫姚仁喜更大程度上接受的日式教育，因为公公出生于日据台湾时期，20岁才学中文，如今她自己的孩子又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任祥说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做文化上的比对，在比对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与智慧自然浮现出来。
“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生活”
“家庭在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任祥说，如今我们望子成龙太过心切了，“上小学时就想着将来读哈佛等名校，不然就不是成功的人生”，而学校教育美感丧失的同时面临排山倒海的娱乐、商业讯息，传统文化的优势很容易被淹没。
她举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如今的年轻人跟长辈打招呼都是直接的‘hello’，告别时也是直接的‘bye’就了事。”几乎连问候长辈的话都省略了，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传家》正是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去普及传统文化，“我以一个急切的母亲口吻去告诉孩子们，那些原本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传统”。
任祥在第四本“冬”的部分讲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指出台湾升学制度带给学生的压力，以及父母望子成龙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她到大陆时，发现这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庭与学校本应“分工合作”，达到最佳效果，但往往并不理想。该篇文章，任祥用20页的篇幅整理了台湾地区和美国在基础教育上（中小学）的对照。
要对比中西的教育体系，这将是更为庞大的主题，任祥说，“我只是丢下一块小石头，让更多的人去思考被激起的浪花。”她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导演这套书的人，并不是书中的完美女性，事实上很多内容也是“现学现卖”。
而整套书，除绘画、音乐和舞蹈没写进去外，几乎涵盖了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任祥至今比较遗憾的是，“在写面食时自己没去山西，竟然也敢写，实在汗颜。”她说，迟早还得去山西看看老太太们究竟是怎样处理面食的。当和记者聊起水煮鱼，任祥又两眼放光，“具体是怎样做的？”
很多人都问任祥，“你同时还在上班，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传家》这套书，或者过那样一种生活？”有一种误解是，书中体现的生活是很慢的，甚至是奢侈的，任祥更正道，“现代人总说时间不够，但并没有自问时间花哪里去了，比如说每天都去耍微博、看电视。其实我们的传统都体现在生活细节中。”
2009年末，任祥捧着基本完稿的《传家》去拜访南怀瑾。南怀瑾翻阅着书稿，感觉到惊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处于不古不今、不中不外的转变中”，任祥竟然做着“一般人漠不关心，却与中国人生活最为切要的大事”。
顾正秋称女儿任祥是一个“花头很多的孩子”，但当《传家》的样稿送到其手上时，她意识到，任祥“这回是玩认真了”，就像是一个记者，采访对象有两个，“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生活”。
继2010年在台湾出版后，任祥编著的《传家》今年3月下旬发行了简体中文版，首印一万套。4月初该书在实体书店和网店上开始断货。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每天被催得脑门冒汗”。但盗版商也无机可乘，要呈现这一套书，成本实在太高，全彩页，大量双跨页和图片，先线装再胶装，用最好的纸张，台版为哑粉纸，大陆版为纯质纸。任祥希望书要与内容的美感相符。《传家》共分春、夏、秋、冬四册，以“气氛生活”“岁时节庆”“以食为天”“匠心手艺”“齐家心语”“生活札记”为脉络，囊括了中国文化、艺术、教育、饮食、服饰、处世、养生、传统节日、有机蔬菜的种植等内容。
该书在台湾出版时，任祥带领一个专业团队花了五年时间去设计、制作和印装。大陆版编务统筹张立宪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简体版在台版基础上照猫画虎，都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完全与商业无关的项目，我希望人人皆可传家。”任祥说。
“哪天回家会不会看到
一只乳牛在院子里”
事实上，多年以来任祥都想做这一套书，“述说中国人生活中的美与智慧”。
早年曾游历多个西方国家，她了解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糟糕。“中国城”（唐人街）都是“脏、乱、差”。任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很不喜欢外国人认为的，只能在博物馆才能看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或者他们在中国城看到的，就以为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是无所不在的精致，我要‘血洗’外国人对Chinatown的恶质印象。”
而编著《传家》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她的儿女陆续去美国读书，将面临西方文化及价值体系的直接冲击，“我要清楚地告诉儿女，中国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让他们认识自己。”
任祥把女儿送到美国，一回台湾就开始书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她写成语部分时，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成语，跟壁纸一样；她写鸡蛋时就养起了母鸡，还搭配了一只公鸡每天早上打鸣；她写豆腐时，自己磨豆子；她写蔬菜，便在露台种植各式各样的青菜。任祥的老公姚仁喜后来打趣地回忆道：“我真担心什么时候她写到牛奶，哪天回家会不会看到一只乳牛在院子里。”
“我倒没考虑过养牛，但真的想过养羊。”任祥笑着回忆自己当初的疯狂行为。她认为，自己要写的东西，前提是存在于真实生活当中，比如各种食物自家厨房都能做得出来，如此才能传承下去。所以整套书中的食物、礼品几乎都出自她的亲手制作，再由她和台湾著名摄影师刘振祥拍摄。而一些事情用文字表述起来太复杂，她便以图表或漫画的形式呈现，“比如我将牛肉面做法的七个步骤用了图画。”
除此之外，她还去农家、餐馆进行采访，在台北张大千故居找张大千的女儿介绍四川泡菜，然后再回家自己做菜验证。有时同一个菜要拍七八次照才算成功，而一些外景，仅仅为了拍一组照片来呈现就得花大量精力去搭建，“每拍一组厉害的照片，我都会累倒，躺个好几天。”任祥说。
所有的内容都亲力亲为，或者叫上自己设计公司的同事，或者叫上一帮学生，大伙一起来做手工。在写到“中国女性服饰”的主题时，任祥查阅大量资料，将历朝历代的服饰选取23种演变，将每种服饰的领子、袖口、绑带、上衣、外挂等具体尺寸均标画出来，并请服装设计老师将这些衣服依照台湾名模林志玲的身材缝制出来。而读者也可以依照尺寸去剪裁。
本职是珠宝设计师的任祥称，自己并不是职业作家，逻辑性不强，“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到处撒网。”最后，这张大网撒到完全理不清头绪，家里也堆满各种实物。做建筑师的丈夫姚仁喜“指点迷津”，把内容分类，四个季节就四本书，每本书六大板块。
本来她只是想跟自己的孩子“唠叨”一番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最后却做成了作家龙应台口中的“美的百科全书”。而她自己最看重的一部分既是“齐家心语”，里面有自己的家庭故事，更将中华文化的底蕴铺陈其中，包括了诗词、戏剧、出版、谚语、成语等。
“那时背诵《世说新语》，
觉得那完全是个无聊的东西”
“今天能做出这一套书，跟小时候在金山农场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接触土壤，喜欢自己种菜、做各种手工，跟土地的感情在很小时候就有了。”任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现在到大陆出差，每天还要打电话回台北，关心菜园子的情况。
上世纪50年代末，任祥出生在台北的金山小镇。直到长大成人，任祥才逐渐从外人口中和各种文献中得知自己父母与大时代的故事。父亲任显群是台湾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担任台湾“财政厅厅长”和台湾银行董事长，被誉为“台湾统一发票之父”，而其母亲顾正秋师从梅兰芳，是著名京剧青衣，从上海到台北演出均万人空巷。
1955年任显群的族叔以匪谍案被判刑，而任显群作为担保人也牵连入狱，1958年出狱后逐渐退出政坛，到金山安家，随后又经营蔬菜水果的百货公司。任显群不跟年幼的任祥说实话，开玩笑说，“你们妈妈是一条蛇，所以我们住在《白蛇传》中的金山寺。”
但在台湾，流传更广的一种“八卦”说法是李敖、陈文茜等认为的：1950年顾正秋在台北开唱，场场爆满，戏迷中不乏政坛人物。蒋经国在追求顾正秋的过程中败给了任显群，所以导致后者的牢狱之灾，任出狱后，夫妻俩不得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在1960年代初，任显群和顾正秋几乎过着隐居的荒野生活，任祥回忆，“周围连个邻居都没有，都是自己种地。”
作家白先勇说，“任祥对传统文化之特别敏感，其来有自。”很大程度，任祥受到了顾正秋的美感教育，平时的言谈举止都被要求有礼数，连穿拖鞋走出声音都要挨打。任祥很早也观看了母亲在台上的京剧表演，学过京剧、古筝、绘画，但她读中学时最喜欢还是弹吉他、唱歌，1978年曾推出专辑《唱吧，新民歌》，成了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早期歌手之一。她后来的真正职业却是珠宝设计，因广泛的涉猎而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女”。
但年轻时的任祥并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她回忆说，自己中学时是全班倒数第一名，“那时背诵《世说新语》，觉得那完全是个无聊的东西。”直到婚后，自己要教育孩子了，她在复杂的家庭背景中，才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
因为父母均是来自大陆，任祥从小家教严格，“没少挨过打，没少罚过跪”，丈夫姚仁喜更大程度上接受的日式教育，因为公公出生于日据台湾时期，20岁才学中文，如今她自己的孩子又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任祥说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做文化上的比对，在比对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与智慧自然浮现出来。
“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生活”
“家庭在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任祥说，如今我们望子成龙太过心切了，“上小学时就想着将来读哈佛等名校，不然就不是成功的人生”，而学校教育美感丧失的同时面临排山倒海的娱乐、商业讯息，传统文化的优势很容易被淹没。
她举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如今的年轻人跟长辈打招呼都是直接的‘hello’，告别时也是直接的‘bye’就了事。”几乎连问候长辈的话都省略了，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传家》正是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去普及传统文化，“我以一个急切的母亲口吻去告诉孩子们，那些原本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传统”。
任祥在第四本“冬”的部分讲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指出台湾升学制度带给学生的压力，以及父母望子成龙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她到大陆时，发现这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庭与学校本应“分工合作”，达到最佳效果，但往往并不理想。该篇文章，任祥用20页的篇幅整理了台湾地区和美国在基础教育上（中小学）的对照。
要对比中西的教育体系，这将是更为庞大的主题，任祥说，“我只是丢下一块小石头，让更多的人去思考被激起的浪花。”她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导演这套书的人，并不是书中的完美女性，事实上很多内容也是“现学现卖”。
而整套书，除绘画、音乐和舞蹈没写进去外，几乎涵盖了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任祥至今比较遗憾的是，“在写面食时自己没去山西，竟然也敢写，实在汗颜。”她说，迟早还得去山西看看老太太们究竟是怎样处理面食的。当和记者聊起水煮鱼，任祥又两眼放光，“具体是怎样做的？”
很多人都问任祥，“你同时还在上班，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传家》这套书，或者过那样一种生活？”有一种误解是，书中体现的生活是很慢的，甚至是奢侈的，任祥更正道，“现代人总说时间不够，但并没有自问时间花哪里去了，比如说每天都去耍微博、看电视。其实我们的传统都体现在生活细节中。”
2009年末，任祥捧着基本完稿的《传家》去拜访南怀瑾。南怀瑾翻阅着书稿，感觉到惊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处于不古不今、不中不外的转变中”，任祥竟然做着“一般人漠不关心，却与中国人生活最为切要的大事”。
顾正秋称女儿任祥是一个“花头很多的孩子”，但当《传家》的样稿送到其手上时，她意识到，任祥“这回是玩认真了”，就像是一个记者，采访对象有两个，“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