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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亚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时任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李振亚16岁投军，41岁牺牲，一生身经百战，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中央苏区红军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突破湘江、乌江，四渡赤水，攻占娄山关，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战役；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在英勇悲壮的西征中率部一路拼杀，与强敌殊死战斗，弹尽粮绝被俘后逃脱；抗日战争中，随叶剑英到南岳领导抗日游击战，之后又与曾生赴广东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抗日，随后奉命到海南领导抗日、开创五指山中心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区党委委员，兼任中共琼崖西区地委书记、第一总队队长兼政委，在“陵万战役”向敌展开秋季反攻中，他亲任前线总指挥兼政委。1948年9月28日他率部攻击万宁县牛漏据点，在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时负伤不治，英勇牺牲。一颗百战沙场的耀目将星，殒落海南……
投剪从军小兵，勇护虎将征战
李振亚（1908—1948），原名李伯崇，曾用名李荣、李崇。1908年中秋节之夜，李振亚出生于广西藤县金鸡镇大坟村盘蛇岭一个农民之家，取名伯崇。父亲李得水、母亲李静兰，生育有4个儿子。李振亚8岁时父母双亡，兄弟一起便随祖父李有材生活。祖父见李振亚聪明伶俐，认定将来几个兄弟中只有他才是李家的希望，便勒紧裤带送他到村上的私塾念书。但好景不长，李振亚只读了两年多私塾，祖父便再也无力供他念书，只好辍学回家放牛和干些轻农活。
1923年，15岁的李振亚只身离家到七八里外的金鸡圩一家小饮食店打杂工。不久转到裁缝店学裁缝，由于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很快便掌握了全套的裁缝技术，他做的衣服精工细致、款式新颖，人人称赞，四乡八邻称他为“金铰剪”。1925年2月，原“讨袁护国军”俞作柏部第一营营长李明瑞率军经过金鸡圩时，见李振亚精明能干，收为勤务兵，取名“李荣”，从此李振亚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军旅生涯。
李明瑞（1896—1931）原桂系将领，中共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领导人。广西北流人。1918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炮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在桂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随俞作柏部移防容县、半溪，升任营长。1923年夏，俞作柏部奉命移防梧州，并与奉孙中山命担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黄绍竑部队合作，将旧桂系沈鸿英驻梧州之冯葆初部一旅全部缴械消灭。1924年，配合“讨贼军”将广东入侵梧州之陈天泰部消灭。1925年1月，俞部配合友军讨伐沈鸿英，李明瑞在中路攻蒙山，击败沈军主力，各路友军也同时获胜。沈鸿英在桂无法立足，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
1925年2月初，李明瑞率部配合“讨贼军”，讨伐旧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卢德洋旅，由梧州出发藤县，将其全旅缴械消灭，敌酋黄超武投降。2月中旬战事结束，李振亚跟随李明瑞部回师梧州。3月初，李部联合友军进攻陆荣廷驻桂江口之陆云高师，将之全部击溃，敌将王赞斌、蒙志、梁潞篙等投降。此役缴获兵舰、枪械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李明瑞因此役大获全胜，升任团长。李明瑞挥军西进，乘胜攻打旧桂系老巢南宁，陆荣廷闻迅逃回老家武鸣。李明瑞率部一路追击，由武鸣继续进攻陆荣廷部在那马、都安之蒙仁潜、陆福祥、林俊廷等旧桂系残部。那马一役，李明瑞亲临前锋指挥，一敌将举枪从后射击，李振亚瞧见，急将李明瑞扑倒，自己却肩中一枪。此一役，蒙仁潜潜逃、陆福祥受重伤、刘日福投降、林俊廷远走贵州，陆荣廷由此兵败人散，逃往上海。
这年3月上旬，云南军阀唐继尧见陆荣廷兵败，便以“建国联军”名义，组织10万大军分两路入桂，企图联合陈炯明，合谋出兵两广，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组织南方政府。滇军南路以龙云为总指挥进占南宁，李明瑞率部与友军仅2000多人，直捣南宁郊外的昆仑关，双方展开血战，滇军失利退守南宁。3月下旬，龙云见在广西已无胜利把握，便自动撤走，李明瑞率部追至太平与之决战，获战利品甚多，率军回驻南宁。10月，李明瑞奉命率部与广东陈铭枢部联合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大破敌主将苏廷有，攻克广东高州、茂名、化县、合江等处。
1926年1月，李明瑞由钦州班师回桂驻南宁。该年夏，北伐战争开始，广西北伐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率4个旅参加战斗。李明瑞初任第一旅旅长（无师长编制），不久改任第二旅旅长，五六月间从南宁经柳州、桂林向湖南进军。在北伐战争中，李明瑞率部参加贺胜桥和德安等战役，被誉为“虎将”，并由旅长擢升师长、副军长。
在李明瑞这一系列的血战搏杀中，李振亚始终追随左右，跟着李明瑞南征北战，浴血拼杀，几次在危难中不顾安危挺身护主，由此深得李明瑞喜爱，亲切地叫他“亚弟”，并将一些战斗要领讲授给李振亚。1927年12月，李明瑞回到南宁，他有心培养李振亚，此时正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二期（比照黄埔军校第五期）开学，李明瑞便把19岁的李振亚送入军校学习。
参加百色起义，转战到达苏区
1929年3月至6月期间，爆发第一次“蒋桂战争”，李明瑞、俞作柏和杨腾辉不满李宗仁、白崇禧专权，遂倒戈投蒋，蒋介石即调李、俞、杨率军回攻入桂，主政广西，新桂系“三大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避居国外。李明瑞掌握广西军权后，派遣李振亚先到广西警备队第四大队任副官，后转到广西教导总队任队副。
李明瑞、俞作柏主政广西后，因政治面貌左倾，并引入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在广西活动，于是仅3个月后，蒋介石即出兵广西，驱逐李、俞，广西政局陷入混乱。而杨腾辉、周祖晃、尹承纲为首的桂军军官则追随重新主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明瑞被逼率部撤退至左、右江地区，其后与邓小平等共产党在桂西建立共产党根据地。这年的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红八军，李明瑞任总指挥。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张云逸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李振亚参加了起义，任总指挥李明瑞的副官。 百色起义后不久，地方反动武装乘我主力他调之机，反扑县城。当时，李振亚没有随主力部队转移，而是留在百色县城。反动武装倚着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地向县城扑来，李振亚看到身边留守县城的兵员不多，便决定采取“以虚击实”与敌作战。他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周旋，一时硬打，一时迂回诱敌再打，经过几天的战斗，终于将攻入县城的反动武装击退。李振亚的指挥才能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受到了部队长官的赞扬。由于李振亚作战勇敢，上进心强，加上部队里共产党员的行为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开始信仰共产党，开始向中共组织靠拢。1929年12月底，经过严格考验，李振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先后担任过第二纵队第二营副官、红七军总指挥副官、第五十八团副官等职。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于桂、黔、粤、湘、赣五省边境，为时大半年，行程6000多公里，历经大小百余战。在如此艰苦的征途中，军队的给养是非常困难的，但给养又是必须的。可以说，没有给养，部队就没有战斗力。当时李振亚任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团部副官，主管后勤工作。给养这副重担就这样压在了他的身上。
李振亚深知肩上的重担和困难，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乐观的、积极的心态去完成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每次部队出发前，或者是作战前夕，李振亚必定认真地预先做好各项战备物品的准备工作。如有关的枪支、弹药、米袋、食盐，乃至炊事员的铁锅、战士的草鞋和雨具等小事，也件件落实，半点也不疏忽。正是有了李振亚这种负责的精神，全团的供给一直正常，没有发生一次非正常供给事故。在转移伤、病员方面，在武器供给方面，李振亚也十分机智灵活，多次躲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受到了部队首长的公开表扬。除此之处，李振亚还发动指战员为群众担水、砍柴、打扫卫生等，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军民关系融洽，对保证部队的供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团指战员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好副官”。
1931年4月，李振亚与红七、红八军将士们经过转战桂、黔、粤、湘、赣五省，历时9个多月，行程6000多公里，终于到达湘赣苏区，百战余生的2000多名将士在永新县和苏区中央红军会合后。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前委的领导下，红七军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配合红二十军和湘赣独立一师牵制敌人的部分兵力，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主力的一部分，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不幸的是，这年的10月，李振亚的首长李明瑞在江西雩都“肃反”中被错杀（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在这两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李振亚均表现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长征开路先锋，反对分裂遭监
1932年1月，李振亚因作战勇敢，组织纪律性强，被选入瑞金红军学校第二期指挥系进修学习5个月。由于他身经大小数十次战役，又有战斗经验和军校学历，结业后即留校任教官，兼任营长。9月，中央军委把瑞金的红军学校分别建成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李振亚调到公略步兵学校任第一营营长。李振亚在学校任职期间，处处以身作则，既是教员又是指挥员。他理论联系实际，言传身教，不仅在课堂上授课，而且还经常带领学员到野外演习，还曾率领学员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办学时间虽然较短，但李振亚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被评为模范军事教员。学校为各军团培养了数百名军事指挥员。
1934年秋，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夕，为了适应长征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革命根据地的4所红军学校改编为“红军干部团”，由陈庚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李振亚任第一营营长。
在长征路上，干部团一直担负着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重大任务。长征部队从赣西南取道粤北，进入湖南，李振亚所率领的第一营担任开路先锋，负责侦察敌情、打击土匪、清除障碍的任务。在湖南越过第三道和第四道封锁线时，湖南道县的地方反动武装“挨户团”常常来袭击，每次都是李振亚亲自率领一营阻击和消灭敌人。有一次，“挨户团”占领了红军前进的要道，阻挡了我军前进的步伐。李振亚接令后立即率领一营向敌人发动攻击，经过激战，很快便把敌人消灭了，使干部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安全地到达桂北宿营地。在与桂系守敌血战湘江时，李振亚率一营负责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安全通过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在天上有飞机轰炸，地面有敌人夹击的情况下，李振亚机智勇敢地指挥作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使中央军委纵队顺利地突破湘江。在此后的抢渡乌江、四渡赤水、攻占娄山关、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的战役中，李振亚都亲历战场，且屡立战功。
1935年元旦，红军干部团到达贵州猴场。正当大家准备放松一下欢度新年时，干部团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修架乌江浮桥。当时既无器材，又无工具。李振亚接受任务后，立即率领大家到群众家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动员群众献出煤油桶、竹竿、门板等作为架桥的材料。由于发动工作做得细，加上群众对红军的热爱，结果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便收集到数百个油桶和很多竹竿、门板。接着，经过全团指战员两天的奋战，终于把乌江浮桥架好，让红军主力部队乘胜攻占了遵义城。接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的军事指挥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1935年1月28日，红军来到川东南的土城时，遭到四川军阀郭勋祺的“模范师”堵截，妄图阻止我军北渡赤水。中央军委命令干部团配合红一、三军团作战，尽快消灭阻敌。此役，李振亚奉命率领一营从正面攻击敌人。敌人占据的山头延伸出3道山梁，李振亚和丁秋生政委率领部队从中间一道山梁向敌人冲锋。由于地形不好，部队两侧暴露，既受到正面敌人的拦阻射击，又受到左右两道山梁敌人的火力侧射，战斗非常激烈残酷。李振亚手持驳壳枪，与战友们一起战斗在第一线，身上的背包也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几个洞，幸而没有伤及身体。 红军主力完成北渡赤水后，朱德总司令即发出了阻击部队撤退的命令。此时，由于地形不利，一营在进攻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想在与强敌激战中撤退也不容易。李振亚对丁秋生说：“你带部队后撤，我带一个排掩护！”说完便指挥留下的一个排战士投入更加残酷的战斗，掩护主力撤退。当他完成任务后历尽艰难与营部会合时，全排仅剩下几名战士。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李振亚禁不住放声痛哭。
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向我军发出了速渡金沙江的指示。当干部团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时，中央就派来一位领导同志向他们传达命令：干部团必须于5月4日上午夺取南岸皎平渡口，准备船只抢渡金沙江。接到命令后，宋任穷政委亲自率领干部团三营第九连——先遣连，首先抢占了皎平渡口，接着立即寻找船只，抢渡金沙江。当时，李振亚率领一营担任全团渡江的掩护任务，让全团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干部团渡过金沙江后，为了保证全军安全渡江，总参谋长刘伯承命令干部团迅速奔袭通安州。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占领了这个高地，就可以控制皎平渡口。在通往通安州的路上要经过一个狭口，敌人在此重兵把守。陈庚团长从一营里抽调了几十人组成尖刀排，命令参谋长毕士梯和蒋耀德带领战士去攻占这个狭口。当尖刀排攻下了狭口后，陈庚率领的团部主力也迅速赶到了。陈庚命令李振亚带领一营，迅速去攻占通安州右侧的小高地。接到命令后，李振亚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带着全营官兵向小高地冲去。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一营顺利地占领了小高地。接着全团向通安州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冲锋，经过全团官兵的勇猛拼杀，干部团胜利地占领了通安州。这次战斗，共歼敌600多人，生俘了敌团长1名，为掩护中央红一方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
渡过金沙江后，军委组织中央红军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策应西岸红军夺取泸定桥。1935年5月25日，在刘伯承、聂荣臻指挥下，红一师一团夺取了安顺场后便开始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干部团随一师之后，也赶到这里渡河。大渡河河面较宽，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加上渡船又少，往返一次需40多分钟。此时，刘湘、刘文辉、杨森的川军增援部队即将赶到，薛岳、周浑元等国民党中央军追击部队也快到了。在这种情形下，全军要想在这里渡河，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刘、聂当即决定，必须火速巧夺泸定桥。于是命令二师沿江左边北进，已经过河的一师沿江右边配合二师夹江北进。干部团的任务是接替一师的防务，掩护兄弟部队执行任务。正在这时，刘湘、刘文辉、杨森的增援部队一个先头旅赶到了，形势十分危急。为此，上级指示干部团至少要在此地坚守一天。干部团即把这个光荣且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一营。
营长李振亚接受任务后，立即与政委丁秋生进行了敌情研究和迎敌部署。李振亚在战前动员会上镇定自若地号召全营指战员：“同志们，不要怕，敌人虽然比我们多，但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看，这里地面狭窄，只有一条小路，敌人再多兵力也是伸展不开的，我们迅速筑好工事，坚守阵地，一定能够顶住来犯的敌人！”他的敌情分析和战前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全营指战员的士气，大家立即紧张而有序地修筑工事。工事刚刚修筑完毕，敌人便冲到面前了。
敌人仗着人数多，加上武器精良，不断地向一营的阵地发起攻击。而一营则在李振亚的正确指挥下，利用有利的地形和高昂的士气，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是异常惨烈的，李振亚的腿部也中了敌人的子弹，但他依然忍着疼痛，指挥大家继续战斗。他们一连打退了敌人的数番进攻，出色地完成了坚守一天的任务，掩护了大部队顺利地通过泸定桥。
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到达四川的天全。休息了几天后，便翻过大雪山——夹金山，于1935年6月16日，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对部队的领导和建制等方面作适当的调整，李振亚调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8月上旬，中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李振亚调任左路军（后称西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后任第三十三军参谋长。
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发觉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攻占天险腊子口。
10月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后，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李振亚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遭到监禁，后经广大指战员积极斗争，才免遭杀害。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西征红军在浴血死战大小数十役后惨遭失败，精锐殆丧，李振亚负伤后与数百名战友因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李振亚在敌军解押途中乘隙逃脱，艰辛辗转一个多月回到延安。不久经政审合格，调到抗日军政大学任第三大队第五中队长兼教官，1937年8月调到八路军总部任高级参谋。
受命奔赴华南，扩大琼岛武装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津、沪、宁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1938年10月下旬，随着日军新攻势的展开，广州、武汉两重镇又接连沦陷，抗战形势异常严峻。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于1938年10月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并邀请了朱德参加。会上，朱德向蒋介石提交了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赞同。同年11月25日，蒋介石于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当即确定在南岳开办这一训练班。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些军事干部到南方工作，开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1月初，李振亚改用回原名“李伯崇”（李振亚投军后一直用“李荣”，此时用“李伯崇”、“李崇”，赴琼崖时始改用“李振亚”），以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身份，随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及工作人员30多人赴湖南衡山，参加国共两党联合举办的“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1月24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布成立。蒋介石兼“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叶剑英任中将副教育长，李涛、边章伍任少将教官，李振亚、薛子正、吴奚如任上校教官，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兼任国际问题讲座的主讲人。不久，汤恩伯调往河南前线，李默庵受陈诚指定继任教育长。李振亚主讲游击战术课，他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赢得了学员的一致好评，并得到李默庵的赏识。李默庵是李明瑞的深交，为了提携和笼络李振亚，遂举荐擢升他任少将教官，并将委以重任。
叶剑英觉察出李默庵的深层图谋，将此事密报中共中央。7月，第一期学员刚毕业，李振亚即奉命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指令他赴广东开展游击战争。9月初，他到达广东后，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派他到东江纵队任东江抗日军政委员会参谋长。不久，他与邬强一起到第四战区曾生领导的新编大队，以公开合法的番号在惠阳县坪山沙博村开办游击训练班。李振亚任训练班主任。期间，李振亚认识了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王春红。
王春红是马来西亚的华侨。1939年，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人民、海外侨胞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马来西亚的爱国华侨纷纷响应号召，迅速行动起来，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不少青年结伴回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也有许多青年加入了吉隆坡“惠侨救乡会”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当时，王春红正在吉隆坡知知港“群英学校”任小学教师，为了参加抗日战争，她毅然辞掉了教师工作，于1939年4月报名参加了官文森先生独资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这个队共有7个队员，都是女青年，王春红任队长。王春红与李振亚结婚后，立即把她的马来西亚出国护照烧了，以此表达她的抗日决心，一心和李振亚生死与共、并肩战斗。不久，王春红在李振亚的引导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中央决定派李振亚和王春红到琼崖独立总队工作，李振亚将“李伯崇”改为“李振亚”，王春红改名“王超”。经过数天的潜藏与奔波，他们终于带着电台来到了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的驻地——澄迈县美合村，受到了琼崖独立总队长冯白驹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李振亚和电台的到来，犹如给琼崖独立总队安上了两支翅膀。从此，琼岛的武装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
到达美合抗日根据地后，李振亚被任命为琼崖独立总队参谋长，王超被安排在总部机关政治部搞报务工作。不久，因国共关系破裂，琼崖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逆流”。琼崖特委决定派李振亚到琼文地区去，带领第一支队牵制、打击敌人。当时，王超正怀着第一个孩子，身体很虚弱，非常需要李振亚的照顾，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只能握手话别。
1941年5月，在随特委总部辗转途中，王超的产期到了，组织便把她安排在琼中县黎母山王家保鲁村待产。因为王超是外来的妇女，按当地的风俗是不能在他们的房子里生产的，黎族王家几兄弟便为她在村外的树林底下搭了一间草寮。在王大妈的照料下，王超产下了她和李振亚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由于当时每天只有两顿稀饭，营养不良，导致奶水严重不足，孩子出生后两个月便夭折了。
1942年2月，历尽艰难的王超终于见到了她日夜思念的李振亚，两人只过了一段短暂的生活，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才又得以短暂团聚。
1942年11月，李振亚奉命带领短枪班开往陵（水）保（亭）地区活动。他们又得分手了，当时王超已怀孕9个月。1943年1月，王超在六连岭上产下了她和李振亚的女儿李桂荣。9月，组织调王超回总部工作。由于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带着孩子很不安全，组织上动员王超把孩子交给当地农民代养。这样，王超便把9个月大的孩子交给农民李明熙代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44年之久。直到1987年9月，王超才在海南万宁县山根乡找到名叫李桂荣的女儿。母女俩除了抱头痛哭外，就是无限怀念已经离开她们的亲人李振亚了。在与李振亚的战友生活中，王超三度孕育，一流产一夭折，李桂荣是李振亚留下的惟一亲骨肉。
游击神出鬼没，敌寇闻风胆寒
1941年3月9日，琼崖总部接到情报，国民党保安第七团从隔海的徐闻运来一批枪支弹药等物资，藏在文山县锦山乡山雅村附近海边的灌木林里，组织决定由李振亚率队前往夺取。
李振亚马上带着第一支队1个中队及特务连，趁着黑夜急行军，在凌晨2时赶到了目的地。由于敌人正在休息，只有两个哨兵站岗，李振亚命令队伍一枪不发地捕捉了哨兵后，顺利地夺得了子弹5万发、手榴弹1000多枚以及其他物资一批。既及时补充了我军的给养，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3月12日拂晓，顽军保安团第七团第八连和第五连分两路从罗蓬坡和咸割坡向我驻地进犯，李振亚负责率领第一支队打击敌第八连的任务。把敌第八连团团围住后，李振亚一面指挥战士们狠狠地打击敌人，一面从一位战士手中拿过一支三八式步枪，向着距离100米外的敌人射击。只见他弹无虚发，一连击毙了几个敌人。整个战斗仅仅半个钟头，便全歼了来犯的敌八连，缴获捷克轻机关枪2挺，长、短枪30多支，手榴弹20多枚。罗蓬坡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狂妄叫嚣“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独立队”的气焰，坚定了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敌的信心。
李振亚在琼崖8年，一直分管军事工作。8年中，他不但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胜利地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斗，而且对琼崖纵队各个阶段的工作方针、斗争策略、部队政治工作以及后勤工作建设，都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他十分重视干部培训，刚到琼崖便主动协助特委办好琼崖公学，并建议创办军政干部学校，有计划地培养干部。1941年夏，李振亚兼任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政委，培训了300多名干部，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琼崖地区各级党政军的骨干。 李振亚在主持军政干校工作期间，正值日伪军向琼崖根据地大举“扫荡”。他除了担负教学任务，还兼任第三支队队长，指挥部队和干校的部分学员与敌军作战数十次。有一次，经过周密侦察，他定出巧计，在各中队里挑选出11名战士，化装成“顺民”混进送粮行列，突袭日军兴隆据点，歼敌取胜。1942年夏，李振亚指挥第三支队两次伏击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毙伤敌官兵70多人，缴枪40多支。李振亚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善于出奇制胜，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使“扫荡”的敌寇闻风丧胆。
1945年1月，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扩大、巩固中心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指示，决定派庄田、李振亚率领3个主力大队，向白沙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部队在当地起义武装和黎、苗族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接连拔除了白沙县外围顽军的一批据点，歼敌100多人。7月，李振亚兼任新组建的挺进支队支队长，率部继续向白沙县腹地进军。他和政委符荣鼎带领第一大队昼伏夜行，远道奔袭合口，全歼顽军的教导连，尔后兵分三路，击溃敌守备第二团，拔除了一些据点。8月中旬，我军解放了白沙县13个乡，建立了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为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立下了头功。
百战沙场骁将，英魂长留万宁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便派国民党正规军第四十六军到海南岛进行“接收”，不断挑起武装冲突，向我根据地步步进逼。1946年2月至11月，琼崖纵队就接连粉碎了敌军的3次“清剿”，歼敌4000多人，攻克圩镇据点40多个。1947年2月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拟稿签发命令，任命李振亚为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
1947年1月，国民党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琼崖“清剿指挥所”改组为“清剿指挥部”，蔡劲军任指挥官，下设3个自卫总队、21个自卫大队、64个自卫中队、255个自卫小队，对琼崖纵队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清剿”，被我军挫败后，又于3月开始实施第二次“清剿”。
敌人为了打败挺进支队，派出素称“悍将”的保六团团长杨开东率军向我挺进支队逼进。敌人武器精良，并有1000多人，挺进支队在装备上、人数上均处于劣势，李振亚却认为我军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只要指挥得当，集中优势兵力，造成局部以多打少的局面还是可以的。李振亚于是对部队进行了部署：由“坚持队”队长符维坚带领善于打防御战的“坚持队”诱敌深入，利用工事作依托，坚守风脚村，拖住敌人不放，配合运动进攻的主力歼灭敌人；善于打进攻战的“争光队”由中队长李英豪带领，隐蔽在距离风脚村西侧约1公里的高地丛林中待机出击；“奋斗”、“远征”、“胜利”3个中队由李振亚亲自率领，隐蔽于风脚村西南侧约1公里的登高岭、加质岭地域，为打击敌人的主力，随时出动歼灭敌人。
4月28日早晨5时许，杨开东派出了其最精锐的两个连分三路向我军驻地风脚村进犯。挺进支队在李振亚正确的指挥和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带动下，经过大半天的战斗，于下午2时左右便把来犯的敌人全部歼灭。此仗，共歼敌两个正规连，毙、伤敌200多人，缴获电台1部，轻机关枪3挺、重机关枪1挺，六○炮3门、步枪200多支、子弹一批。杨开东部遭到重创，率领残兵败将仓惶逃窜。
1948年9月中旬，琼崖区党委作出决策：集中第一总队第一支队，第三总队第七、九支队，第五总队第十三、十五支队等5个支队，发动秋季攻势，大规模歼灭岛上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组成了前线指挥部，琼纵第一副司令员李振亚为前线总指挥，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符荣鼎为政委，纵队参谋处长符振中为参谋长。
秋季攻势开始后，李振亚亲率部队在保亭誓师，经陵水一路横扫万宁，连克中兴、兴隆等7个敌顽据点，歼敌150多人，缴枪100多支。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李振亚非常振奋和开心，准备于9月27日一举拔除最后一个敌顽据点牛漏圩。
27日下午，乌云低垂，秋风萧瑟，细雨迷蒙。李振亚穿着一件日本军用雨衣，来到万宁县牛漏圩外了解第三总队第七支队包围牛漏敌据点的情况。当负责指挥的同志正要向他汇报情况时，他摆摆手说：“还是到阵地看看再说吧。”
李振亚来到距离敌据点不到100米的我方前沿阵地，看到机枪手抱着一挺崭新的白朗宁机枪，心一动，便抓过来侧靠一棵木棉花树，打了几个点射进行火力侦察。不料，敌人突然从碉堡的一个隐蔽射孔里吐出一串火舌，一颗罪恶的子弹穿过了李振亚的左胸，李振亚当场昏迷了过去。28日凌晨，李振亚终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了，年仅41岁。
李振亚牺牲的消息传来，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立即命令前线指挥部将他的遗体装入棺材送回司令部所在地白沙县毛贵；同时电令李振亚的爱人王超在4天内赶到司令部。
接到命令后，前线指挥部派王家芳等8名战士护送，雇来民工8个人一轮抬着灵柩急归。经过7天7夜急行军，才把李振亚的遗体送到司令部。当李振亚的遗体送到司令部时，王超已经哭着等了3天了，当她哭着要打开棺材最后见李振亚一面时，被同志们拉开了，并告诉她说这是第7天了，不要见了。就这样，她连自己丈夫的最后一面也无法见上。
中共琼崖区党委，琼崖民主政府，琼崖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干部为李振亚烈士开过追悼会后，冯白驹、王超、李英敏、陈任生、刘秋菊等同志便自己动手把李振亚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尖峰岭脚下塘岸村边的毛阳河畔。他们在棺材上覆盖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墓碑前敬上了一束艳丽的山稔子花，并开枪为他送行。
1948年10月5日，中共琼崖区党委作出关于追悼李振亚同志的决定。
1948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同志于围攻牛漏市战役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损失，特致悼念，并望转示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为坚持解放琼崖而奋斗，以记念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
1984年，藤县人民政府投入资金100多万元在县城东郊兴建东山烈士陵园，并于李振亚牺牲40周年（1988年）时竣工。陵园内建立有一座李振亚烈士大理石雕像和一座高22.5米、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以资后人纪念。1992年，万宁县（今万宁市）人民政府在李振亚牺牲的牛漏镇东侧修建了李振亚纪念园，园内建筑有纪念碑、李振亚将军全身铜像、南天阁和纪念亭。园正中竖立李振亚将军全身铜像，高3.2米，铜像底座正面大理石上刻有宋任穷题写的“李振亚同志”5个大字。
投剪从军小兵，勇护虎将征战
李振亚（1908—1948），原名李伯崇，曾用名李荣、李崇。1908年中秋节之夜，李振亚出生于广西藤县金鸡镇大坟村盘蛇岭一个农民之家，取名伯崇。父亲李得水、母亲李静兰，生育有4个儿子。李振亚8岁时父母双亡，兄弟一起便随祖父李有材生活。祖父见李振亚聪明伶俐，认定将来几个兄弟中只有他才是李家的希望，便勒紧裤带送他到村上的私塾念书。但好景不长，李振亚只读了两年多私塾，祖父便再也无力供他念书，只好辍学回家放牛和干些轻农活。
1923年，15岁的李振亚只身离家到七八里外的金鸡圩一家小饮食店打杂工。不久转到裁缝店学裁缝，由于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很快便掌握了全套的裁缝技术，他做的衣服精工细致、款式新颖，人人称赞，四乡八邻称他为“金铰剪”。1925年2月，原“讨袁护国军”俞作柏部第一营营长李明瑞率军经过金鸡圩时，见李振亚精明能干，收为勤务兵，取名“李荣”，从此李振亚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军旅生涯。
李明瑞（1896—1931）原桂系将领，中共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领导人。广西北流人。1918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炮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在桂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随俞作柏部移防容县、半溪，升任营长。1923年夏，俞作柏部奉命移防梧州，并与奉孙中山命担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黄绍竑部队合作，将旧桂系沈鸿英驻梧州之冯葆初部一旅全部缴械消灭。1924年，配合“讨贼军”将广东入侵梧州之陈天泰部消灭。1925年1月，俞部配合友军讨伐沈鸿英，李明瑞在中路攻蒙山，击败沈军主力，各路友军也同时获胜。沈鸿英在桂无法立足，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
1925年2月初，李明瑞率部配合“讨贼军”，讨伐旧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卢德洋旅，由梧州出发藤县，将其全旅缴械消灭，敌酋黄超武投降。2月中旬战事结束，李振亚跟随李明瑞部回师梧州。3月初，李部联合友军进攻陆荣廷驻桂江口之陆云高师，将之全部击溃，敌将王赞斌、蒙志、梁潞篙等投降。此役缴获兵舰、枪械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李明瑞因此役大获全胜，升任团长。李明瑞挥军西进，乘胜攻打旧桂系老巢南宁，陆荣廷闻迅逃回老家武鸣。李明瑞率部一路追击，由武鸣继续进攻陆荣廷部在那马、都安之蒙仁潜、陆福祥、林俊廷等旧桂系残部。那马一役，李明瑞亲临前锋指挥，一敌将举枪从后射击，李振亚瞧见，急将李明瑞扑倒，自己却肩中一枪。此一役，蒙仁潜潜逃、陆福祥受重伤、刘日福投降、林俊廷远走贵州，陆荣廷由此兵败人散，逃往上海。
这年3月上旬，云南军阀唐继尧见陆荣廷兵败，便以“建国联军”名义，组织10万大军分两路入桂，企图联合陈炯明，合谋出兵两广，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组织南方政府。滇军南路以龙云为总指挥进占南宁，李明瑞率部与友军仅2000多人，直捣南宁郊外的昆仑关，双方展开血战，滇军失利退守南宁。3月下旬，龙云见在广西已无胜利把握，便自动撤走，李明瑞率部追至太平与之决战，获战利品甚多，率军回驻南宁。10月，李明瑞奉命率部与广东陈铭枢部联合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大破敌主将苏廷有，攻克广东高州、茂名、化县、合江等处。
1926年1月，李明瑞由钦州班师回桂驻南宁。该年夏，北伐战争开始，广西北伐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率4个旅参加战斗。李明瑞初任第一旅旅长（无师长编制），不久改任第二旅旅长，五六月间从南宁经柳州、桂林向湖南进军。在北伐战争中，李明瑞率部参加贺胜桥和德安等战役，被誉为“虎将”，并由旅长擢升师长、副军长。
在李明瑞这一系列的血战搏杀中，李振亚始终追随左右，跟着李明瑞南征北战，浴血拼杀，几次在危难中不顾安危挺身护主，由此深得李明瑞喜爱，亲切地叫他“亚弟”，并将一些战斗要领讲授给李振亚。1927年12月，李明瑞回到南宁，他有心培养李振亚，此时正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二期（比照黄埔军校第五期）开学，李明瑞便把19岁的李振亚送入军校学习。
参加百色起义，转战到达苏区
1929年3月至6月期间，爆发第一次“蒋桂战争”，李明瑞、俞作柏和杨腾辉不满李宗仁、白崇禧专权，遂倒戈投蒋，蒋介石即调李、俞、杨率军回攻入桂，主政广西，新桂系“三大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避居国外。李明瑞掌握广西军权后，派遣李振亚先到广西警备队第四大队任副官，后转到广西教导总队任队副。
李明瑞、俞作柏主政广西后，因政治面貌左倾，并引入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在广西活动，于是仅3个月后，蒋介石即出兵广西，驱逐李、俞，广西政局陷入混乱。而杨腾辉、周祖晃、尹承纲为首的桂军军官则追随重新主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明瑞被逼率部撤退至左、右江地区，其后与邓小平等共产党在桂西建立共产党根据地。这年的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红八军，李明瑞任总指挥。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张云逸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李振亚参加了起义，任总指挥李明瑞的副官。 百色起义后不久，地方反动武装乘我主力他调之机，反扑县城。当时，李振亚没有随主力部队转移，而是留在百色县城。反动武装倚着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地向县城扑来，李振亚看到身边留守县城的兵员不多，便决定采取“以虚击实”与敌作战。他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周旋，一时硬打，一时迂回诱敌再打，经过几天的战斗，终于将攻入县城的反动武装击退。李振亚的指挥才能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受到了部队长官的赞扬。由于李振亚作战勇敢，上进心强，加上部队里共产党员的行为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开始信仰共产党，开始向中共组织靠拢。1929年12月底，经过严格考验，李振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先后担任过第二纵队第二营副官、红七军总指挥副官、第五十八团副官等职。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于桂、黔、粤、湘、赣五省边境，为时大半年，行程6000多公里，历经大小百余战。在如此艰苦的征途中，军队的给养是非常困难的，但给养又是必须的。可以说，没有给养，部队就没有战斗力。当时李振亚任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团部副官，主管后勤工作。给养这副重担就这样压在了他的身上。
李振亚深知肩上的重担和困难，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乐观的、积极的心态去完成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每次部队出发前，或者是作战前夕，李振亚必定认真地预先做好各项战备物品的准备工作。如有关的枪支、弹药、米袋、食盐，乃至炊事员的铁锅、战士的草鞋和雨具等小事，也件件落实，半点也不疏忽。正是有了李振亚这种负责的精神，全团的供给一直正常，没有发生一次非正常供给事故。在转移伤、病员方面，在武器供给方面，李振亚也十分机智灵活，多次躲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受到了部队首长的公开表扬。除此之处，李振亚还发动指战员为群众担水、砍柴、打扫卫生等，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军民关系融洽，对保证部队的供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团指战员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好副官”。
1931年4月，李振亚与红七、红八军将士们经过转战桂、黔、粤、湘、赣五省，历时9个多月，行程6000多公里，终于到达湘赣苏区，百战余生的2000多名将士在永新县和苏区中央红军会合后。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前委的领导下，红七军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配合红二十军和湘赣独立一师牵制敌人的部分兵力，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主力的一部分，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不幸的是，这年的10月，李振亚的首长李明瑞在江西雩都“肃反”中被错杀（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在这两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李振亚均表现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长征开路先锋，反对分裂遭监
1932年1月，李振亚因作战勇敢，组织纪律性强，被选入瑞金红军学校第二期指挥系进修学习5个月。由于他身经大小数十次战役，又有战斗经验和军校学历，结业后即留校任教官，兼任营长。9月，中央军委把瑞金的红军学校分别建成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李振亚调到公略步兵学校任第一营营长。李振亚在学校任职期间，处处以身作则，既是教员又是指挥员。他理论联系实际，言传身教，不仅在课堂上授课，而且还经常带领学员到野外演习，还曾率领学员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办学时间虽然较短，但李振亚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被评为模范军事教员。学校为各军团培养了数百名军事指挥员。
1934年秋，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夕，为了适应长征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革命根据地的4所红军学校改编为“红军干部团”，由陈庚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李振亚任第一营营长。
在长征路上，干部团一直担负着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重大任务。长征部队从赣西南取道粤北，进入湖南，李振亚所率领的第一营担任开路先锋，负责侦察敌情、打击土匪、清除障碍的任务。在湖南越过第三道和第四道封锁线时，湖南道县的地方反动武装“挨户团”常常来袭击，每次都是李振亚亲自率领一营阻击和消灭敌人。有一次，“挨户团”占领了红军前进的要道，阻挡了我军前进的步伐。李振亚接令后立即率领一营向敌人发动攻击，经过激战，很快便把敌人消灭了，使干部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安全地到达桂北宿营地。在与桂系守敌血战湘江时，李振亚率一营负责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安全通过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在天上有飞机轰炸，地面有敌人夹击的情况下，李振亚机智勇敢地指挥作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使中央军委纵队顺利地突破湘江。在此后的抢渡乌江、四渡赤水、攻占娄山关、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的战役中，李振亚都亲历战场，且屡立战功。
1935年元旦，红军干部团到达贵州猴场。正当大家准备放松一下欢度新年时，干部团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修架乌江浮桥。当时既无器材，又无工具。李振亚接受任务后，立即率领大家到群众家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动员群众献出煤油桶、竹竿、门板等作为架桥的材料。由于发动工作做得细，加上群众对红军的热爱，结果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便收集到数百个油桶和很多竹竿、门板。接着，经过全团指战员两天的奋战，终于把乌江浮桥架好，让红军主力部队乘胜攻占了遵义城。接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的军事指挥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1935年1月28日，红军来到川东南的土城时，遭到四川军阀郭勋祺的“模范师”堵截，妄图阻止我军北渡赤水。中央军委命令干部团配合红一、三军团作战，尽快消灭阻敌。此役，李振亚奉命率领一营从正面攻击敌人。敌人占据的山头延伸出3道山梁，李振亚和丁秋生政委率领部队从中间一道山梁向敌人冲锋。由于地形不好，部队两侧暴露，既受到正面敌人的拦阻射击，又受到左右两道山梁敌人的火力侧射，战斗非常激烈残酷。李振亚手持驳壳枪，与战友们一起战斗在第一线，身上的背包也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几个洞，幸而没有伤及身体。 红军主力完成北渡赤水后，朱德总司令即发出了阻击部队撤退的命令。此时，由于地形不利，一营在进攻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想在与强敌激战中撤退也不容易。李振亚对丁秋生说：“你带部队后撤，我带一个排掩护！”说完便指挥留下的一个排战士投入更加残酷的战斗，掩护主力撤退。当他完成任务后历尽艰难与营部会合时，全排仅剩下几名战士。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李振亚禁不住放声痛哭。
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向我军发出了速渡金沙江的指示。当干部团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时，中央就派来一位领导同志向他们传达命令：干部团必须于5月4日上午夺取南岸皎平渡口，准备船只抢渡金沙江。接到命令后，宋任穷政委亲自率领干部团三营第九连——先遣连，首先抢占了皎平渡口，接着立即寻找船只，抢渡金沙江。当时，李振亚率领一营担任全团渡江的掩护任务，让全团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干部团渡过金沙江后，为了保证全军安全渡江，总参谋长刘伯承命令干部团迅速奔袭通安州。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占领了这个高地，就可以控制皎平渡口。在通往通安州的路上要经过一个狭口，敌人在此重兵把守。陈庚团长从一营里抽调了几十人组成尖刀排，命令参谋长毕士梯和蒋耀德带领战士去攻占这个狭口。当尖刀排攻下了狭口后，陈庚率领的团部主力也迅速赶到了。陈庚命令李振亚带领一营，迅速去攻占通安州右侧的小高地。接到命令后，李振亚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带着全营官兵向小高地冲去。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一营顺利地占领了小高地。接着全团向通安州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冲锋，经过全团官兵的勇猛拼杀，干部团胜利地占领了通安州。这次战斗，共歼敌600多人，生俘了敌团长1名，为掩护中央红一方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
渡过金沙江后，军委组织中央红军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策应西岸红军夺取泸定桥。1935年5月25日，在刘伯承、聂荣臻指挥下，红一师一团夺取了安顺场后便开始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干部团随一师之后，也赶到这里渡河。大渡河河面较宽，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加上渡船又少，往返一次需40多分钟。此时，刘湘、刘文辉、杨森的川军增援部队即将赶到，薛岳、周浑元等国民党中央军追击部队也快到了。在这种情形下，全军要想在这里渡河，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刘、聂当即决定，必须火速巧夺泸定桥。于是命令二师沿江左边北进，已经过河的一师沿江右边配合二师夹江北进。干部团的任务是接替一师的防务，掩护兄弟部队执行任务。正在这时，刘湘、刘文辉、杨森的增援部队一个先头旅赶到了，形势十分危急。为此，上级指示干部团至少要在此地坚守一天。干部团即把这个光荣且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一营。
营长李振亚接受任务后，立即与政委丁秋生进行了敌情研究和迎敌部署。李振亚在战前动员会上镇定自若地号召全营指战员：“同志们，不要怕，敌人虽然比我们多，但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看，这里地面狭窄，只有一条小路，敌人再多兵力也是伸展不开的，我们迅速筑好工事，坚守阵地，一定能够顶住来犯的敌人！”他的敌情分析和战前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全营指战员的士气，大家立即紧张而有序地修筑工事。工事刚刚修筑完毕，敌人便冲到面前了。
敌人仗着人数多，加上武器精良，不断地向一营的阵地发起攻击。而一营则在李振亚的正确指挥下，利用有利的地形和高昂的士气，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是异常惨烈的，李振亚的腿部也中了敌人的子弹，但他依然忍着疼痛，指挥大家继续战斗。他们一连打退了敌人的数番进攻，出色地完成了坚守一天的任务，掩护了大部队顺利地通过泸定桥。
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到达四川的天全。休息了几天后，便翻过大雪山——夹金山，于1935年6月16日，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对部队的领导和建制等方面作适当的调整，李振亚调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8月上旬，中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李振亚调任左路军（后称西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后任第三十三军参谋长。
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发觉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攻占天险腊子口。
10月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后，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李振亚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遭到监禁，后经广大指战员积极斗争，才免遭杀害。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西征红军在浴血死战大小数十役后惨遭失败，精锐殆丧，李振亚负伤后与数百名战友因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李振亚在敌军解押途中乘隙逃脱，艰辛辗转一个多月回到延安。不久经政审合格，调到抗日军政大学任第三大队第五中队长兼教官，1937年8月调到八路军总部任高级参谋。
受命奔赴华南，扩大琼岛武装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津、沪、宁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1938年10月下旬，随着日军新攻势的展开，广州、武汉两重镇又接连沦陷，抗战形势异常严峻。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于1938年10月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并邀请了朱德参加。会上，朱德向蒋介石提交了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赞同。同年11月25日，蒋介石于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当即确定在南岳开办这一训练班。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些军事干部到南方工作，开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1月初，李振亚改用回原名“李伯崇”（李振亚投军后一直用“李荣”，此时用“李伯崇”、“李崇”，赴琼崖时始改用“李振亚”），以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身份，随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及工作人员30多人赴湖南衡山，参加国共两党联合举办的“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1月24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布成立。蒋介石兼“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叶剑英任中将副教育长，李涛、边章伍任少将教官，李振亚、薛子正、吴奚如任上校教官，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兼任国际问题讲座的主讲人。不久，汤恩伯调往河南前线，李默庵受陈诚指定继任教育长。李振亚主讲游击战术课，他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赢得了学员的一致好评，并得到李默庵的赏识。李默庵是李明瑞的深交，为了提携和笼络李振亚，遂举荐擢升他任少将教官，并将委以重任。
叶剑英觉察出李默庵的深层图谋，将此事密报中共中央。7月，第一期学员刚毕业，李振亚即奉命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指令他赴广东开展游击战争。9月初，他到达广东后，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派他到东江纵队任东江抗日军政委员会参谋长。不久，他与邬强一起到第四战区曾生领导的新编大队，以公开合法的番号在惠阳县坪山沙博村开办游击训练班。李振亚任训练班主任。期间，李振亚认识了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王春红。
王春红是马来西亚的华侨。1939年，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人民、海外侨胞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马来西亚的爱国华侨纷纷响应号召，迅速行动起来，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不少青年结伴回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也有许多青年加入了吉隆坡“惠侨救乡会”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当时，王春红正在吉隆坡知知港“群英学校”任小学教师，为了参加抗日战争，她毅然辞掉了教师工作，于1939年4月报名参加了官文森先生独资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这个队共有7个队员，都是女青年，王春红任队长。王春红与李振亚结婚后，立即把她的马来西亚出国护照烧了，以此表达她的抗日决心，一心和李振亚生死与共、并肩战斗。不久，王春红在李振亚的引导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中央决定派李振亚和王春红到琼崖独立总队工作，李振亚将“李伯崇”改为“李振亚”，王春红改名“王超”。经过数天的潜藏与奔波，他们终于带着电台来到了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的驻地——澄迈县美合村，受到了琼崖独立总队长冯白驹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李振亚和电台的到来，犹如给琼崖独立总队安上了两支翅膀。从此，琼岛的武装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
到达美合抗日根据地后，李振亚被任命为琼崖独立总队参谋长，王超被安排在总部机关政治部搞报务工作。不久，因国共关系破裂，琼崖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逆流”。琼崖特委决定派李振亚到琼文地区去，带领第一支队牵制、打击敌人。当时，王超正怀着第一个孩子，身体很虚弱，非常需要李振亚的照顾，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只能握手话别。
1941年5月，在随特委总部辗转途中，王超的产期到了，组织便把她安排在琼中县黎母山王家保鲁村待产。因为王超是外来的妇女，按当地的风俗是不能在他们的房子里生产的，黎族王家几兄弟便为她在村外的树林底下搭了一间草寮。在王大妈的照料下，王超产下了她和李振亚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由于当时每天只有两顿稀饭，营养不良，导致奶水严重不足，孩子出生后两个月便夭折了。
1942年2月，历尽艰难的王超终于见到了她日夜思念的李振亚，两人只过了一段短暂的生活，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才又得以短暂团聚。
1942年11月，李振亚奉命带领短枪班开往陵（水）保（亭）地区活动。他们又得分手了，当时王超已怀孕9个月。1943年1月，王超在六连岭上产下了她和李振亚的女儿李桂荣。9月，组织调王超回总部工作。由于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带着孩子很不安全，组织上动员王超把孩子交给当地农民代养。这样，王超便把9个月大的孩子交给农民李明熙代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44年之久。直到1987年9月，王超才在海南万宁县山根乡找到名叫李桂荣的女儿。母女俩除了抱头痛哭外，就是无限怀念已经离开她们的亲人李振亚了。在与李振亚的战友生活中，王超三度孕育，一流产一夭折，李桂荣是李振亚留下的惟一亲骨肉。
游击神出鬼没，敌寇闻风胆寒
1941年3月9日，琼崖总部接到情报，国民党保安第七团从隔海的徐闻运来一批枪支弹药等物资，藏在文山县锦山乡山雅村附近海边的灌木林里，组织决定由李振亚率队前往夺取。
李振亚马上带着第一支队1个中队及特务连，趁着黑夜急行军，在凌晨2时赶到了目的地。由于敌人正在休息，只有两个哨兵站岗，李振亚命令队伍一枪不发地捕捉了哨兵后，顺利地夺得了子弹5万发、手榴弹1000多枚以及其他物资一批。既及时补充了我军的给养，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3月12日拂晓，顽军保安团第七团第八连和第五连分两路从罗蓬坡和咸割坡向我驻地进犯，李振亚负责率领第一支队打击敌第八连的任务。把敌第八连团团围住后，李振亚一面指挥战士们狠狠地打击敌人，一面从一位战士手中拿过一支三八式步枪，向着距离100米外的敌人射击。只见他弹无虚发，一连击毙了几个敌人。整个战斗仅仅半个钟头，便全歼了来犯的敌八连，缴获捷克轻机关枪2挺，长、短枪30多支，手榴弹20多枚。罗蓬坡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狂妄叫嚣“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独立队”的气焰，坚定了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敌的信心。
李振亚在琼崖8年，一直分管军事工作。8年中，他不但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胜利地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斗，而且对琼崖纵队各个阶段的工作方针、斗争策略、部队政治工作以及后勤工作建设，都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他十分重视干部培训，刚到琼崖便主动协助特委办好琼崖公学，并建议创办军政干部学校，有计划地培养干部。1941年夏，李振亚兼任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政委，培训了300多名干部，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琼崖地区各级党政军的骨干。 李振亚在主持军政干校工作期间，正值日伪军向琼崖根据地大举“扫荡”。他除了担负教学任务，还兼任第三支队队长，指挥部队和干校的部分学员与敌军作战数十次。有一次，经过周密侦察，他定出巧计，在各中队里挑选出11名战士，化装成“顺民”混进送粮行列，突袭日军兴隆据点，歼敌取胜。1942年夏，李振亚指挥第三支队两次伏击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毙伤敌官兵70多人，缴枪40多支。李振亚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善于出奇制胜，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使“扫荡”的敌寇闻风丧胆。
1945年1月，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扩大、巩固中心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指示，决定派庄田、李振亚率领3个主力大队，向白沙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部队在当地起义武装和黎、苗族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接连拔除了白沙县外围顽军的一批据点，歼敌100多人。7月，李振亚兼任新组建的挺进支队支队长，率部继续向白沙县腹地进军。他和政委符荣鼎带领第一大队昼伏夜行，远道奔袭合口，全歼顽军的教导连，尔后兵分三路，击溃敌守备第二团，拔除了一些据点。8月中旬，我军解放了白沙县13个乡，建立了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为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立下了头功。
百战沙场骁将，英魂长留万宁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便派国民党正规军第四十六军到海南岛进行“接收”，不断挑起武装冲突，向我根据地步步进逼。1946年2月至11月，琼崖纵队就接连粉碎了敌军的3次“清剿”，歼敌4000多人，攻克圩镇据点40多个。1947年2月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拟稿签发命令，任命李振亚为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
1947年1月，国民党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琼崖“清剿指挥所”改组为“清剿指挥部”，蔡劲军任指挥官，下设3个自卫总队、21个自卫大队、64个自卫中队、255个自卫小队，对琼崖纵队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清剿”，被我军挫败后，又于3月开始实施第二次“清剿”。
敌人为了打败挺进支队，派出素称“悍将”的保六团团长杨开东率军向我挺进支队逼进。敌人武器精良，并有1000多人，挺进支队在装备上、人数上均处于劣势，李振亚却认为我军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只要指挥得当，集中优势兵力，造成局部以多打少的局面还是可以的。李振亚于是对部队进行了部署：由“坚持队”队长符维坚带领善于打防御战的“坚持队”诱敌深入，利用工事作依托，坚守风脚村，拖住敌人不放，配合运动进攻的主力歼灭敌人；善于打进攻战的“争光队”由中队长李英豪带领，隐蔽在距离风脚村西侧约1公里的高地丛林中待机出击；“奋斗”、“远征”、“胜利”3个中队由李振亚亲自率领，隐蔽于风脚村西南侧约1公里的登高岭、加质岭地域，为打击敌人的主力，随时出动歼灭敌人。
4月28日早晨5时许，杨开东派出了其最精锐的两个连分三路向我军驻地风脚村进犯。挺进支队在李振亚正确的指挥和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带动下，经过大半天的战斗，于下午2时左右便把来犯的敌人全部歼灭。此仗，共歼敌两个正规连，毙、伤敌200多人，缴获电台1部，轻机关枪3挺、重机关枪1挺，六○炮3门、步枪200多支、子弹一批。杨开东部遭到重创，率领残兵败将仓惶逃窜。
1948年9月中旬，琼崖区党委作出决策：集中第一总队第一支队，第三总队第七、九支队，第五总队第十三、十五支队等5个支队，发动秋季攻势，大规模歼灭岛上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组成了前线指挥部，琼纵第一副司令员李振亚为前线总指挥，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符荣鼎为政委，纵队参谋处长符振中为参谋长。
秋季攻势开始后，李振亚亲率部队在保亭誓师，经陵水一路横扫万宁，连克中兴、兴隆等7个敌顽据点，歼敌150多人，缴枪100多支。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李振亚非常振奋和开心，准备于9月27日一举拔除最后一个敌顽据点牛漏圩。
27日下午，乌云低垂，秋风萧瑟，细雨迷蒙。李振亚穿着一件日本军用雨衣，来到万宁县牛漏圩外了解第三总队第七支队包围牛漏敌据点的情况。当负责指挥的同志正要向他汇报情况时，他摆摆手说：“还是到阵地看看再说吧。”
李振亚来到距离敌据点不到100米的我方前沿阵地，看到机枪手抱着一挺崭新的白朗宁机枪，心一动，便抓过来侧靠一棵木棉花树，打了几个点射进行火力侦察。不料，敌人突然从碉堡的一个隐蔽射孔里吐出一串火舌，一颗罪恶的子弹穿过了李振亚的左胸，李振亚当场昏迷了过去。28日凌晨，李振亚终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了，年仅41岁。
李振亚牺牲的消息传来，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立即命令前线指挥部将他的遗体装入棺材送回司令部所在地白沙县毛贵；同时电令李振亚的爱人王超在4天内赶到司令部。
接到命令后，前线指挥部派王家芳等8名战士护送，雇来民工8个人一轮抬着灵柩急归。经过7天7夜急行军，才把李振亚的遗体送到司令部。当李振亚的遗体送到司令部时，王超已经哭着等了3天了，当她哭着要打开棺材最后见李振亚一面时，被同志们拉开了，并告诉她说这是第7天了，不要见了。就这样，她连自己丈夫的最后一面也无法见上。
中共琼崖区党委，琼崖民主政府，琼崖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干部为李振亚烈士开过追悼会后，冯白驹、王超、李英敏、陈任生、刘秋菊等同志便自己动手把李振亚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尖峰岭脚下塘岸村边的毛阳河畔。他们在棺材上覆盖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墓碑前敬上了一束艳丽的山稔子花，并开枪为他送行。
1948年10月5日，中共琼崖区党委作出关于追悼李振亚同志的决定。
1948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同志于围攻牛漏市战役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损失，特致悼念，并望转示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为坚持解放琼崖而奋斗，以记念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
1984年，藤县人民政府投入资金100多万元在县城东郊兴建东山烈士陵园，并于李振亚牺牲40周年（1988年）时竣工。陵园内建立有一座李振亚烈士大理石雕像和一座高22.5米、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以资后人纪念。1992年，万宁县（今万宁市）人民政府在李振亚牺牲的牛漏镇东侧修建了李振亚纪念园，园内建筑有纪念碑、李振亚将军全身铜像、南天阁和纪念亭。园正中竖立李振亚将军全身铜像，高3.2米，铜像底座正面大理石上刻有宋任穷题写的“李振亚同志”5个大字。